毛澤東與馮友蘭

2006年，由百度國學頻道等單位聯合主辦的“我心目中的國學大師評選”活動的評選結果中，著名哲學家、被譽為“現代新儒家”的馮友蘭先生榜上有名。

馮友蘭，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於河南省唐河縣祁儀鎮。父親名台異，字樹候，清光緒年間戊戌科進士。家境殷富，極重教育，堪稱“詩禮人家”。馮友蘭7歲上學，先讀《詩經》，次讀《論語》《孟子》，再讀《大學》《中庸》《書經》《易經》和《左傳》，從頭至尾，反複吟誦，從小就奠定了堅實的國學基礎。

1912年，馮友蘭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預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1919年赴美留學，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曆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係主任。

抗戰期間，馮友蘭任西南聯大哲學係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年末至1949年年初，任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曾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印度德裏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1952年後一直為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

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分別於1931年、1934年完成《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後作為大學教材，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從1939年到1946年的7年間，馮友蘭連續出版了6本書，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新理學》（1937）、《新世訓》（1940）、《新事論》（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過“貞元六書”，馮友蘭創立了新理學思想體係，使他成為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哲學家。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馮友蘭學術思想的轉型期。新中國成立後，馮友蘭放棄其新理學體係，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哲學史。著有《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二冊、《中國哲學史論文集》《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四十年的回顧》和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等書。

馮友蘭先生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毛澤東有著不同尋常的交往，毛澤東對馮友蘭有著頗多的點評。

新中國成立伊始的書信交往

毛澤東與馮友蘭的交往始於1949年10月。

1949年10月1日，馮友蘭參加了新中國的開國大典，當聆聽了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時，他心潮起伏，思緒萬千。幾天後，即10月5日，馮友蘭提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毛主席：

在你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你們為中國人民開辟了一個新天地，為中國曆史開了一個新紀元。這是關係全人類四分之一人的生死榮辱的一件大事，當然（也）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我參加了你在天安門就職的典禮，我感受到近幾日來群眾的歡樂。一切的新氣象以及自北京解放以來的所見所聞，使我深切相信你所說的，中國人民不但是站起來了，並且一個文化的**即將來臨，使中國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姿態出現於世界。

在參加這幾日的慶祝的時候，我於歡喜之中，感覺到十分愧悔，因為在過去我不但對於革命沒有出過一份力量，並且在抗日戰爭時期與國民黨發生過關係，我以前所講的哲學，有唯心及複古的傾向。這些在客觀的社會影響上講，都於革命有阻礙。

各方麵對於我的批評我都完全接受，但是我也要表示，我願意隨著新中國的誕生，努力改造自己，作一個新的開始，使我能跟著你及中國共產黨，於新中國的建設中，盡一份力量。

……我計劃於五年之內，如政協共同綱領所指示的，以科學的曆史的觀點，將我在二十年前所寫的《中國哲學史》，重新寫過，作為一個新編。誠如你所說的，我們不但要知道中國的今天，還要知道中國的昨日。

我願以此項工作迎接將要來臨的文化**，並響應你的號召……

馮友蘭為什麽要寫信給毛澤東呢？

他晚年回憶道：“當時有許多人向毛澤東寫信表態，我也寫了一封。”

開國前後，毛澤東異常繁忙，但他還是很快給馮友蘭寫了回信：

友蘭先生：

10月5日來函已悉。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采取老實態度為宜。

此複。敬頌

教祺！

毛澤東

10月13日

馮友蘭後來回憶說，接到毛澤東回信，他有兩點很意外的感受：其一是，“我不料毛澤東的回信來得如此之快，並且信還是他親筆寫的，當時頗有意外之感”；其二是，“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話‘總以采取老實態度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點反感，我當時想，什麽是老實態度，我有什麽不老實”。多年後，馮友蘭反省道：“經過了30多年的鍛煉，我現在才開始懂得這句話了。”馮友蘭認識到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談何容易”，至於要應用到哲學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困難”，要真正學習並應用馬克思主義，就必得“馬克思主義‘化’了才行”，“這樣的‘化’豈是三年五載的時間所能完成的？沒有這樣的程度，而要重新寫《中國哲學史》，那也不會新到哪裏，充其量也不過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字句生搬硬套而已”。於是，他終於認識到：1949年給毛澤東信中所說的“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在五年之內重寫一部中國哲學史，這話真是膚淺之至，幼稚至極”，“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話、空話、假話。誇誇其談，沒有實際的內容，這就是不老實態度”。

馮友蘭還進一步反思自己走過的曆程，認為：如果我從解放以來，能夠一貫采取老實態度，那就應該實事求是，不應該嘩眾取寵。寫文章隻能寫我實際見到的，說話隻能說我所想說的。改造或進步，有一點是一點，沒有就是沒有。如果這樣，“就可能不會犯在批林批孔時期所犯的那種錯誤”。

毛澤東多次接見和鼓勵馮友蘭

1956年1月14日，黨中央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也號召團結知識分子“向科學進軍”，迅速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技術水平。為了繁榮和發展新中國的科學文化事業，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擴大會議上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中國的知識分子無不歡欣鼓舞，迎來了思想改造後的第一個春天。

馮友蘭作為黨外人士的大知識分子、全國政協委員，在這一時期應邀參加了一係列政治和學術活動，因而與毛澤東有了多次直接接觸和交談的機會。

1957年2月27日至3月1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出席會議的各方麵人士共有1800多人。馮友蘭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列席了這次會議。毛澤東在27日下午的會上，以“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為題發表講話。講話分12個問題，從下午3點一直講到晚上7點，他談笑風生，講得深入淺出，講出了許多新觀點、新思想，深深打動了在場的每個人，會場氣氛非常活躍。

馮友蘭親耳聆聽了毛澤東的精彩報告，這使他不禁聯想起“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指揮若定失蕭曹”的詩詞名句中的周瑜和諸葛亮。馮友蘭充滿欽佩地說：“當然，毛主席的講話是心懷全國，眼觀全球，迥非周瑜、諸葛亮可比。但他確實是在談笑之間，指揮若定，雖然擔負著全國的革命重擔，但又有舉重若輕、若無其事的氣象。”

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研究思想動向和意識形態方麵的問題，認真貫徹“雙百”方針。馮友蘭出席了這次會議，又一次聆聽了毛澤東具體闡述知識分子和“雙百”方針等問題的重要講話。

3月11日晚，毛澤東邀請了包括馮友蘭在內的部分大學負責人在頤年堂座談。此前，馮友蘭發表了《論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一文，其中對孔子說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做了抽象意義和具體意義的新解，認為這句話的抽象意義可以繼承。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一看到馮友蘭進來，就主動地和他打招呼，並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可見，毛澤東已經閱讀過他的文章。會上，毛澤東請馮友蘭發言。馮友蘭提出了一些關於中國哲學史方麵的問題，說：“照現在講法，有些很難講通。”毛澤東說：“那是簡單化了。不可以簡單化。”散會時，毛澤東拉著馮友蘭的手說：“好好地鳴吧，百家爭鳴，你就是一家嘛。你寫的東西我都看。”一番親切的話語，使馮友蘭深受鼓舞。

1957年4月1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的家中請馮友蘭、金嶽霖、賀麟、鄭昕、胡繩、周穀城、王方名等吃午飯。馮友蘭後來回憶說，那天其他客人都先到了，隻有他遲到了。“毛澤東問我說：‘方才找你找不著，你是在上課吧？’我說：‘不是上課。今天是任銳同誌的周年，我上她的墓地掃墓去了。’毛澤東說：‘任銳同誌是孫維世的媽媽？’我說：‘是的。’”任銳早年參加革命，是馮友蘭妻子任載坤的二姐。後來胡繩也到了。毛澤東說：“你們都是打過筆仗的人。”毛澤東問鄭昕是哪一省的人，鄭昕說是安徽的。毛澤東說：“你們安徽出過曹操，曹操是個大人物，他比別人高明之處，在於他認識到糧食的重要。”在上飯的時候，毛澤東說：“我這飯叫四麵八方人馬飯，其中有各種米，還有許多豆類，人、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馬飯。”

馮友蘭後來評價說：“曹操注重糧食的生產，這是眾所周知的，可是把它歸結為一句話，以為這是曹操的特點，這是前人所沒有說過的。這是‘讀書得間’，對於研究曆史的人是一個啟發。”這是馮友蘭初次到毛澤東家吃飯，他感歎道：“毛主席的生活是簡樸的。當時中南海的其他地方，如懷仁堂之類，都經過改建，油漆一新。頤年堂還是很陳舊的樣子……他的起居飲食，看樣子也不過是像一個生活比較優裕的教授一樣，真是書生本色。”

1962年4月，政協全國委員會開大會，馮友蘭在會上就他寫《中國哲學史新編》做了一個發言。4月15日下午閉會時，毛澤東和中央全體領導同誌接見到會的委員，並在一起照相。馮友蘭恰好站在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的座位後麵。毛澤東就座時，看見馮友蘭就拉著他的手說：“你的身體比我的身體好。”馮友蘭說：“主席比我大。”毛澤東說：“不行了，我已經露了老態。”

毛澤東又問了一遍《中國哲學史新編》進展的情況，並說：“你的中國哲學史寫完以後，還要寫一部西方哲學史吧？”馮友蘭說：“我隻能寫中國的，寫西方哲學史的任務已經派給別人了。”毛澤東說：“對於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說到這裏，劉少奇插話說：“你的發言很好，言簡意賅。”周恩來也向毛澤東介紹說：“這一次開會，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銘任老是他的嶽父，孫維世是任老的外孫女，是第三代。”毛澤東點點頭。

這次會見，馮友蘭感覺很好，說：“在這一次談話中，無論是就談話的內容還是談話的態度來說，毛澤東都好像是對待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一樣。”因此，他回家後，情不自禁地賦詩一首：

懷仁堂後百花香，浩**春風感眾芳。

舊史新編勞詢問，發言短語謝平章。

一門親屬傳佳話，兩派史論待衡量。

不向尊前悲老大，願隨日月得餘光。

“文革”中毛澤東保護馮友蘭

1966年6月，史無前例的“**”爆發了。運動一開始，馮友蘭就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成了“牛鬼蛇神”，被抄家，被關進“牛棚”。

然而，1968年11月18日，馮友蘭突然被釋放回家。馮友蘭很想知道為什麽如此寬大處理了自己？

後來有人悄悄告訴他說：“毛主席在一次中央的會上提到你和翦伯讚。毛主席說，‘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隻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翦伯讚是講帝王將相的，我們要想知道點帝王將相的事，也得去找他。這些人都是有用的。對於知識分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

回家後，馮友蘭給毛澤東寫了感謝信，又於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作《蝶戀花·韶山頌》詞一首：

紅日當空耀奇彩，照遍全球，開創新時代。五洲萬國祝壽愷，長領革命向前邁。

辜負期望十九載，反動路線，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隨正路永不怠。

1971年6月5日，謝靜宜到馮友蘭家。“毛主席叫她告訴我說，我給他的信他看見了，謝謝我。毛澤東並且派她向我問候。這使我很受感動。我寫了一封感謝信，還作了一首詩，托謝靜宜轉達。”這首詩是這樣寫的：

善救物者無棄物，善救人者無棄人。

為有東風著力勤，朽株也要綠成陰。

1972年8月，文芷來采訪馮友蘭後，寫成《“朽株也要綠成陰”——馮友蘭訪問記》，收入《中國知識分子近言錄》。

1973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馮友蘭心裏又暗自緊張起來，害怕自己這個“尊孔派”又要成為“眾矢之的”了。後來他又想，自己何必怕呢？隻要和群眾一道“批孔”，這不就沒有問題了嘛。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寫了《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複古與反複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兩篇文章。前文，是在北大哲學係全體師生大會上的發言；後文，是在北大老年教師“批林批孔”大會上的發言。這兩篇文章，在當時“批林批孔”的大背景下果然很受歡迎。

不久，馮友蘭這兩篇文章同時被刊於《北京大學學報》1973年第四期。接著，《光明日報》於12月3、4兩日，予以全文轉載，並特地加了“編者按”。再接著，《北京日報》也轉載了全文及“編者按”。後來，全國各大報刊都紛紛轉載，連馮友蘭自己也被弄糊塗了。

直到1974年1月25日，從謝靜宜在國務院直屬單位“批林批孔”大會上的報告中才“得到一些線索”。馮友蘭回憶道：“謝靜宜說，在有一次會上，北大匯報‘批林批孔’運動的情況，說到我那兩篇文章，毛澤東一聽說，馬上就要看。謝靜宜馬上回家找到這兩篇文章，回到會場交給毛澤東。據說毛澤東當場就看，並且拿著筆，改了幾個字，甚至還改了幾個標點符號。後來就發表了。她可沒有說是毛澤東親自叫發表的呢，還是下邊的人揣測毛澤東的意思而發表的。也沒有說《光明日報》那篇‘編者按’，是誰執筆寫的。無論如何，自從這兩篇文章發表以後，各地的群眾鼓勵我的信蜂擁而來，每天總要收到好幾封……在領導和群眾的鼓勵下，我暫時走上了‘批林批孔’的道路。”“1973年我寫的文章主要是出於對毛主席的信任，總覺得毛主席、黨中央一定比我對。”

毛澤東晚年曾有過一個講話錄音，其中談到馮友蘭。他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是能寫的，他的觀點是唯心論的。”雖然有唯心論與唯物論的分歧，但是從學術的角度來評價人物，毛澤東對馮友蘭卻是很欣賞，所以多次做出正麵的評價，使得馮友蘭“文革”中得到保護。

1976年9月9日，一代偉人毛澤東病逝，舉國哀悼。當晚，馮友蘭作了一首挽詩。詩雲：

神州悲痛極，億兆失尊親。

一手振華夏，百年扶昆侖。

不忘春風教，長懷化雨恩。

猶有鴻文在，燦爛照征塵。

9月18日，在天安門舉行的毛澤東追悼大會上，馮友蘭又作了一首挽詩。詩雲：

紀念碑前眾如林，無聲哀於動地音。

城樓華表依然在，不見當年帶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