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趙樸初

1958年6月30日,毛澤東接見了胡達法師率領的柬埔寨佛教代表團,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趙樸初陪同會見。於是,毛澤東利用等待客人機會,興致勃勃地問趙樸初有關佛教問題。

趙樸初的回答給毛澤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後來他指著趙樸初對旁人說:“這個和尚懂得辯證法。”

趙樸初的佛教慈善路

趙樸初生於1907年11月5日(清光緒三十三年農曆十月三十日),是卓越的佛教領袖、傑出的書法家、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安徽省安慶市人。

1911年,趙樸初隨父母遷回老家太湖縣寺前河居住。乳名“小開”,譜名“榮續”,號“樸初”。5歲開始在家塾裏讀書,接受傳統國學教育。

1920年,13歲的趙樸初離開了他童年生活的太湖縣寺前河,來到中國最繁華的城市上海。1922年春,趙樸初插班考入蘇州東吳大學附中。1926年,趙樸初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東吳大學。在所有的大學課程中,趙樸初特別愛聽江南才女蘇雪林的詩詞課。幼年私塾已有基礎,加上名師的指點,使他在詩詞學業上大有進展。

趙樸初的表舅關之曾以同知(相當於地方政府廳一級長官)身份,做上海道尹袁樹勳的幕僚,是同盟會會員,搭救過孫中山先生。1921年,關之走上佛教道路,1922年發起成立佛教居士林,這是全國第一個居士林團體。同年,創辦淨業社。1927年,淨業社遷入上海覺園。

淨業社是上海江浙佛教聯合會下屬單位,趙樸初在這裏做秘書,收發報紙,起草文件。關之對趙樸初要求很嚴。第一次看到趙樸初起草的文字時,關之皺著眉頭,一邊拿筆批改,一邊婉言批評:“你的國文很好,毛筆字也好,但佛教有佛教的門徑,你要多看佛書。”從此,趙樸初開始研究佛經。

1929年4月,中國佛教會成立,關之被選為九人常委之一。從此,趙樸初和全國高僧大德的接觸更加頻繁了。年輕的趙樸初在這樣一個佛化氣氛裏,不知不覺也走上了慈悲為懷、普度眾生的道路。

1935年秋天,一代高僧圓瑛法師在上海興辦圓明講堂,經他介紹,趙樸初皈依佛門,成為在家居士。

在圓明講堂,趙樸初接觸了卷帙浩瀚的佛經。在經卷和高僧的影響下,趙樸初將自己在私塾和東吳大學所學的國學知識,融會貫通到佛學中去;他的詩詞和書法造詣,也與日俱進了。

1934年至1936年間,中國佛教會改組,圓瑛任會長,趙樸初仍在會中任秘書,他同時又在後來成立的中華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工作。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戰後,趙樸初積極進行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動員和掩護300多名青壯年奔赴前線,千方百計地救濟、安置難民。上海淪陷後,他冒著生命危險,克服重重困難,積極與新四軍聯係,把經過培訓的千餘名中青年難民,分批送往皖南新四軍總部,其後陸續送往蘇南、蘇北等地參加抗戰。

1938年,趙樸初參加了職業界救亡組織上海益友社並擔任理事長,參加了上海各界人士抗日統一戰線組織“星二聚餐會”及其核心組織“星六聚餐會”,積極宣傳抗日主張,團結愛國人士,開展秘密鬥爭。

1941年,趙樸初通過李恩浩與陶希泉促成,由盛幼安出資,編輯出版大藏經和翻譯巴利文藏經。請持鬆、芝峰、夏丏尊、黃幼希組成《大藏經》編委會,趙樸初擔任總務,刊印出版了《普慧大藏經》。

1949年,為迎接上海解放,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通過趙樸初聯絡各界人士成立上海臨時聯合救濟會,趙樸初任總幹事。任務是收容戰區難民,維護地方治安,接收國民黨扔下的傷兵及散兵遊勇並給予看管,防止他們擾亂社會。地下黨組織決定,由趙樸初出麵將美國援華的全部物資接收過來,以補充臨時救濟委員會的物資不足。如此艱巨任務,趙樸初都完成得很出色。解放後,在“三反”中,經過清算和核查,所有經濟賬目和物資收支都一清二白。中共上海地下黨的負責人張執一在回憶中說,他把這件事向周恩來總理匯報時,周恩來高度評價趙樸初說“解放前做救濟工作的人,做到這樣是很難得的。這個人要重用”。

1949年秋天,趙樸初從上海到北京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見到了在會議上致開幕詞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這是趙樸初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在10月9日全國政協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當選全國政協主席,趙樸初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和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委員。

在此之前,趙樸初四叔之子、堂弟趙榮聲曾於1937年春天去延安,受到毛澤東的接見。趙樸初叔父趙恩宏之子、著名京劇演員趙榮琛,曾在抗戰時期的重慶為毛澤東專門演出過。

毛澤東批示:“發揚佛教優良傳統”

1952年11月4日至5日,中國佛教協會發起人會議在北京召開。趙樸初是發起人之一,並為中國佛教協會發起人會議做了大量的籌備工作。會上決定成立中國佛教協會籌備處,由趙樸初擔任籌備處主任。會後發表了《中國佛教協會發起書》。

195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會議在北京舉行。來自西北、西南、東北、華中、中南、內蒙以及西藏和雲南邊境地區,包括漢、藏、蒙、滿、苗、維吾爾等七個民族的活佛、喇嘛、法師、居士代表120人出席了會議。趙樸初居士在會上作了《中國佛教協會發起經過和籌備工作的報告》;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汪鋒作了時事報告;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到會講了話。會上通過了趙樸初起草的,經過李維漢審閱,並報呈毛澤東主席批示同意的《中國佛教協會章程》。這個章程中“發揚佛教優良傳統”之句,是毛澤東親筆加上的。會上經過協商,選舉產生了中國佛教協會第一屆理事會。選舉圓瑛為會長,趙樸初當選為副會長兼秘書長。

中國佛教協會的成立,實現了中國佛教三大語係、四眾弟子的空前大團結。中國佛教界許多有識之士長期向往追求的理想變成了現實。趙樸初居士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

趙樸初從1953年起擔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1980年擔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同時他還擔任中國佛學院院長、中國藏語係高級佛學院顧問、中國宗教和平委員會主席。作為新中國一代宗教領袖,他把佛教的教義圓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之中;圓融於維護民族和國家的尊嚴,捍衛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促進祖國和平統一與世界各國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偉大事業之中。

作為現代佛教大德,趙樸初一生倡導“人間佛教”。他總結了中國佛教兩千多年來的曆史經驗教訓,從理論到實踐,解決了當代佛教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重大問題。趙樸初說:“人間佛教的基本內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攝、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廣大行願。《增一阿含經》說:‘諸佛世尊,皆出人間,’揭示了佛陀重視人間的根本精神。《六祖壇法》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闡明了佛法與世間的關係。佛陀出生在人間,說法度生在人間,佛法是源出人間並要利益人間的。我們提倡的人間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就會自覺地以實現人間淨土為己任,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崇高事業貢獻自己的光和熱。”

可以說,趙樸初倡導的“人間佛教”,是對毛澤東“發揚佛教優良傳統”的批示的落實和具體化。

毛澤東賞識趙樸初的三首散曲

趙樸初還是享譽海內外的詩人。他的詩詞曲曾結集出版過《滴水集》《片石集》《趙樸初韻文集》。趙樸初詩詞曲表現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嫻熟的韻律技巧,曾受到過毛澤東的賞識。

1952年國慶節,在觀看全國各少數民族代表在中南海懷仁堂表演的節目後,柳亞子先生即席填詞《浣溪沙》獻給毛澤東。毛澤東填《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詞,回贈柳亞子:

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人民五億不團圓。

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於闐,詩人興會更無前。

毛澤東詞公開發表後,趙樸初也和詞一首:

銅鼓蘆笙響徹天,輕裾長袖舞翩躚,歌聲齊唱大團圓。

民德如今敦友愛,軍威海外又喧闐,五星旗指萬夫前。

這是趙樸初在新中國寫詞之始,對他後來發展成為詩詞大家,有“開山”之作用。

20世紀60年代,中國最痛恨的是美帝國主義、蘇聯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簡稱“帝、修、反”。在“帝、修、反”中首當齊衝的當權者是“三尼”:美國總統肯尼迪、蘇共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印度總理尼赫魯。那時的世界格局,意識形態紛爭十分激烈,亞、非、拉美反殖民的獨立運動的浪潮洶湧,蘇、美兩國則以世界兩大陣營主宰自居,試圖以兩國間的交易支配世界。

1963年7月14日,蘇共中央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公開攻擊中國共產黨,挑起了中、蘇兩黨意識形態的大論戰。從9月開始,中共開始連續發表評論文章,抨擊蘇共公開信。毛澤東認為,蘇共領導已經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新老殖民主義同流合汙,是世界被壓迫民族和人民更危險的敵人,因此,要同他們“鬥一萬年”。

1963年11月,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身亡。正在參加全國政協第三屆四次會議的趙樸初,聽到消息後想:肯尼迪死了,物傷其類,尼基塔·赫魯曉夫該傷心了,於是揮筆寫下一首《尼哭尼》:

[禿廝兒帶過哭相思] 我為你勤傍妝台,濃施粉黛,討你笑顏開。我為你賠折家財,拋離骨肉,賣掉祖宗牌。可憐我衣裳顛倒把相思害,才盼得一些影兒來,又誰知命蹇事多乖。

真奇怪,明智人,馬能賽,狗能賽,為啥總統不能來個和平賽?你的災壓根是我的災。上帝啊!教我三魂七魄飛天外。真是如喪考妣,昏迷苫塊。我帶頭為你默哀,我下令向你膜拜。血淚兒染不紅你的墳台,黃金兒還不盡我的相思債。我這一片癡情嗬!且付與你的後來人,我這裏打疊精神,再把風流賣。

其中“馬能賽,狗能賽,為啥總統不能來個和平賽”,揭露的就是美、蘇勾結,充當國際領袖。

沒過多久,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姚溱在趙樸初家中看到了這首曲子,認為寫得很好,就拿走了。當時姚溱正在由康生牽頭的“中蘇論戰寫作組”裏,康生從姚溱處看到曲子後,便送到毛澤東主席那裏。毛澤東一看很喜歡,說:“你別拿走了,這個曲子歸我了。”康生的真實目的,並不是覺得曲子寫得好,而是認為趙樸初把嚴肅的反修鬥爭庸俗化,以顯示其政治嗅覺的敏銳;但他見毛澤東喜歡,馬上看風使舵,投毛澤東所好,直接找到趙樸初說:“以後有什麽新作,可要給我啊!”

半年後,尼赫魯去世。印度在1960年中印邊界製造武裝衝突後,赫魯曉夫曾發表聲明,偏袒印度;1962年印度向中國發動大規模武裝進攻後,蘇聯成為印度最大的軍火供應者。中共與蘇共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白熱化後,1964年3月31日,中共發表了“八評”蘇共公開信——《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赫魯曉夫對尼赫魯的死,自然也會有兔死狐悲之感。於是,趙樸初又揮筆寫了《尼又哭尼》:

[哭皇天帶過烏夜啼] 掐指兒日子才過半年幾,誰料到西尼哭罷哭東尼?上帝啊!你不知俺攀親花力氣,交友不便宜,狠心腸一雙拖去陰間裏。下本錢萬萬千,沒撈到絲毫利。實指望有一天,有一天你爭一口氣。誰知道你啊你,灰溜溜跟著那個尼去矣。教暗地心驚,想到了自己。人生有情淚沾臆。難怪我狐悲兔死,痛徹心脾。而今後真無計!收拾我的米格飛機,排練你的喇嘛猴戲,還可以合夥兒做一筆投機生意。你留下的破皮球,我將狠命地打氣。偉大的、真摯的朋友啊!你且安眠地下,看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呼噫嘻!

這首曲子,與前曲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一脈相承,妙不可言。這首曲子很快傳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非常喜歡,讀了又讀,愛不釋手。

1964年10月14日,勃列日涅夫等把赫魯曉夫趕下了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新疆羅布泊試爆成功。赫魯曉夫下台後,蘇共新領導向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訪蘇的周恩來總理表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對中國問題上,他們和赫魯曉夫沒有一絲一毫的差別。針對這一立場,11月21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揭露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執行“一條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反複研讀社論後,趙樸初又寫了《尼自哭》:

[哭途窮] 孤好比白帝城裏的劉先帝,哭老二,哭老三,如今輪到哭自己。上帝啊!俺費了多少心機,才爬上這把交椅,忍叫我一筋鬥翻進陰溝裏。哎喲啊咦!辜負了成百噸的黃金,一錦囊妙計。許多事兒還沒來得及:西柏林的交易,十二月的會議,太太的婦聯主席,姑爺的農業書記。實指望,賣一批,撈一批,算盤兒錯不了千分一。哪料到,光頭兒頂不住羊毫筆,土豆兒墊不滿沙鍋底,夥伴兒演出了逼宮戲。這真是從哪兒啊說起,從哪兒啊說起!說起也稀奇,接二連三出問題。四顧知心餘幾個?誰知同命有三尼?一聲霹靂驚天地,蘑菇雲升起紅戈壁。俺算是休矣啊休矣!眼淚兒望著取下像的宮牆,嘶聲兒喊著新當家的老弟,咱們本是同根,何苦相煎太急?分明是招牌換記,硬說我寡人有疾。貨色兒賣的還不是舊東西?俺這裏尚存一息,心有靈犀。同誌們啊!努力加餐,加餐努力。指揮棒兒全靠你、你、你,耍到底,沒有我的我的主義。

很快,這首曲子經由康生之手,又傳到了毛澤東的案頭,毛澤東讀後自然又大加讚賞一番。

1965年年初,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將訪華,毛澤東說:“柯西金來了,把這組散曲公開發表,給他當見麵禮。”

毛澤東將三首散曲原來的標題《尼哭尼》《尼又哭尼》《尼自哭》,分別改為《哭西尼》《哭東尼》《哭自己》,又寫了“某公三哭”四個大字作為總標題,讓《人民日報》發表。

1965年2月1日,這三首散曲見諸《人民日報》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早晚新聞和首都報紙摘要節目中,接連幾天予以播出。文學作品得如是待遇,還是破天荒頭一遭。一下子,這三首曲子震動了文壇,轟動了全國。趙樸初的名字一時風靡海內外。

以毛澤東的雄才大略,麵對美蘇交易,各方麵壓力,他不是也有輕描淡寫的“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嗎?這同趙樸初散曲中“西柏林的交易,十二月的會議”,“土豆兒墊不滿沙鍋底”何其相近!在毛澤東,是政治偉人履險自若的瀟灑;在趙樸初,是三界外淩虛俯瞰的達觀透徹。這正是毛澤東對趙樸初的散曲大為欣賞的原因。

趙樸初也是享譽國內外的書法大師。他的書法,清俊灑脫,秀美潤澤,每幅作品都能體現出嚴謹、沉穩、力到、意到、神到,在一波一碟、一提一轉之間仿佛妙手點化,盎然耀眼。當代書法大家啟功先生說:“樸翁擅八法,於古人好李泰和、蘇子瞻書,每日臨池,未曾或輟,乃知八法功深,至無怪乎書韻語之罕得傳為家寶者矣。”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主席逝世。這天,正是中秋月正圓之時(農曆八月十六)。聽到廣播裏一陣陣揪心的哀樂聲音,趙樸初仰望中天,憂心忡忡,萬般感慨,湧上心頭。當晚,趙樸初作《毛主席挽詩》兩首:

忽播哀音震八方,人間方望晚晴長。

悲逾失父嗟無怙,杞不憂天賴有綱。

永耀寰瀛垂訓誨,群遵正道是滄桑。

亂雲揮手從容渡,萬古昆侖聳鬱蒼。

當年立誌拔三山,終見神州奮翮翰。

更譴風雷驅鬼蜮,普教天地為回旋。

人心早有豐碑在,真理爭從寶藏探。

滿月中天瞻聖處,遺言永憶助登攀。

趙樸初談毛澤東傳承國學的功績

趙樸初對毛澤東十分敬仰,他曾訪問延安和韶山,瞻仰毛澤東的舊居窯洞和誕生地。

1987年春天,趙樸初在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院演講《詩歌及其與佛教關係漫談》,談到毛澤東的詩詞改革思想:

記得在1965年間的一天,陳毅同誌找我到他家閑談,他告訴我說:毛主席同他講過,中國的文藝改革詩最難改,大約需要50年的時間。時間過得很快,轉瞬22年過去了。當時在聽到陳毅同誌轉述這些話時,我心裏想這一輩子是看不見新的詩歌的改造成功。過去20餘年時間再來想,毛主席的估計是正確的,是有道理的。其實這也不僅是毛主席、陳老總的看法,在1950年郭沫若同誌就在一篇文章中談過。他說新詩的形式在今天仍然在探索的途中。1953年鄭振鐸同誌也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中國詩的形式到現在還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還處在一個摸索的階段。到1983年丁芒同誌在一篇文章中說:“我國的新詩還沒有從內容到形式發展到同舊詩最相稱甚至超過它的程度。摸索、探索已經有60多年了,到現在還在摸索、探索。”從50年代到80年代已經有30多年時間了,事實說明毛主席所說的詩歌改革需要50年的時間是不算長的,甚至還有可能更長一些。我不知道毛主席那句話是什麽時候講的,就以陳毅同誌告訴我的1965年算起,也有22年過去了,那麽還有28年時間。28年時間能夠把詩歌改革問題解決,能夠完成詩歌改革,就還需大家努力,努力,再努力。據我看,詩歌的改革首先需要從進行詩歌創造的人在思想認識上要取得一致,那麽,就是說我們要尊重我們的傳統,民族詩歌的傳統,不可輕視和忽視這個傳統。

在這次演講中,趙樸初還談到毛澤東在傳承國學上有兩大功績:

一個是保存了中醫,他指出中西醫應當結合,這個方向是很正確的,假如沒有毛主席的指示,那麽中醫中藥到今天就會有絕滅的危險,更談不上發展了。許多年來,中醫中藥事業遭到很大厄運,遭到一些人的輕視,而正是有了毛主席的指示才得以保護、挖掘和發展,現在有許多西方人都認識到中醫藥的寶貴價值,向我們學習中醫藥學。毛主席還有一個功績就是保存了我們傳統的詩歌。毛主席自己寫的都是古典詩詞,而且指出我們的方向就是古典詩和民歌相結合的方向。我認為這個說法也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