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郭沫若

在毛澤東的遺物中，有一塊歐米茄表。它的外殼呈圓形，直徑4厘米，為機械表，“12”數字下有“OMEGA”（歐米茄）字樣，表帶是棕色牛皮製成的。是一塊不尋常的表。這塊表是重慶談判期間郭沫若先生送給毛澤東的。毛澤東非常珍惜它，一直戴到逝世。這塊手表真實見證了毛澤東後30餘年的革命曆程，也凝聚著毛澤東與國學大師郭沫若先生之間的非同尋常的深厚情誼。

郭老國學大成就

郭沫若是我國現代著名的作家、文學家、詩人、劇作家、考古學家、思想家、古文字學家和著名的革命活動家。原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筆名沫若。清光緒十八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生於四川省樂山縣觀娥鄉沙灣鎮。幼年入家塾讀書，1906年入嘉定高等學堂學習，1914年春赴日本留學，先學醫，後從文。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醫科。這個時期接觸了泰戈爾、歌德、莎士比亞、惠特曼等外國作家的作品。1919年9月開始發表新詩。1921年，與鬱達夫、成仿吾等組織“創造社”。同年8月，第一部詩集《女神》出版。“皖南事變”後，他寫了《屈原》《虎符》等六部曆史劇。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多種國家行政、科學文化方麵的領導工作，同時堅持文學創作，出版了曆史劇《蔡文姬》《武則天》等和多部詩集。他是我國新詩的奠基人，是繼魯迅之後革命文化界公認的領袖。參加革命工作30餘年，為八一南昌起義之核心人物。曆任政務院副總理、全國文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重要職務。

郭沫若的學術文化大體可以如此劃分：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以甲骨文和青銅器等古文字、古器物為基礎，進行中國古代社會研究；30年代後期至40年代中，一麵配合曆史劇創作進行曆史人物研究，一麵縱論先秦諸子思想學說；50年代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社會分期問題和古籍整理方麵，60年代以曆史人物研究與曆史劇創作影響著當時的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領域，在50至70年代的20餘年間沒有間斷過對於古文學、古器物的考釋或研究。

1928年3月郭沫若亡命日本，在從事國外理論與學術文化著作的翻譯過程中，逐漸意識到簡單地把曆史唯物論隻作為純粹的方法來介紹，生硬地玩弄一些不容易理解的譯名和語法，反而會使其在接受與運用上增加障礙。他采用了圍繞“國學”介紹“國學”的做法。同時發現恩格斯《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中“沒有一句說到中國社會的範圍”，便決心以這部名著為“向導”來撰寫“續篇”，在恩格斯所知道的美洲印第安人，歐洲古代希臘、羅馬之外，提供出“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國的古代”。

1928年7月底8月初，郭沫若與古史辨派“不期而同”，從“文籍考訂”入手打開“層累地造成”的《周易》這座神秘的殿堂，寫出《周易的時代背景與精神生產》（後改名《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緊接著又推出《〈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之反映》。兩篇文章，反映了郭沫若對中國古代社會變革的最初認識。在寫作過程中，他感到《易》《詩》《書》中有“後人的虛偽的粉飾”，必須找尋沒有經過後世的影響而“確確實實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種東西”。於是，他邁出“考古證史”的步履，自1928年8月底起，在兩個月的時間裏讀完了日本東洋文庫中所藏甲骨文的著作以及王國維的《觀堂集林》，踏進甲骨文的研究領域，完成《卜辭中的古代社會》這一長篇論文。觀點是根據恩格斯《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摘錄”的，材料則以羅振玉、王國維的甲骨文研究為出發點，綜合考察了殷商社會的生產狀況和組織結構。隨後，又以摩爾根《古代社會》和恩格斯《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為“必須知道的準備知識”，將《卜辭中的古代社會》的基本觀點濃縮出來，寫成《中國社會之曆史發展階段》，西周以前為原始公社製，西周時代為奴隸製，春秋以後為封建製，最近百年為資本製。在結集出版之際，又趕寫了《周代彝銘中的社會史觀》，以青銅器銘文論證西周社會是奴隸社會。1930年3月，論文結集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由上海聯合書店出版。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針對當時的“國故”之爭，在認識上和方法上有著兩大重要突破。其一，“跳出”經史子集的範圍，以地下出土實物為出發點，去認識“古代社會之真情實況”。其二，“跳出”傳統觀念的範圍，引進外來的辯證唯物論觀念。由此，確立起一個全新的“中國古代文化體係”。

盡管《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有“錯誤的結論”，但具體結論的錯誤卻無法掩蓋這樣一個事實，即它是以20世紀20年代最新的思想觀念——唯物史觀為指導，綜合了當時最有代表性的兩大學術派別——古史辨派、考古證史派的最新成果，確立起自己獨特的中國古代文化研究體係，領導了此後的學術文化潮流。

甲骨文、金文研究是郭沫若研究中國古代社會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他曾經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與《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作為古代研究的“三部曲”。前麵說到，他對傳統經典《易》《詩》《書》產生懷疑，因“疑經”轉而對地下出土的實物——甲骨文、青銅器進行研究，很快就在這兩大領域分別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

19世紀末，河南安陽小屯偶然發現甲骨，經古文字學家王襄、王懿榮辨認，確定為殷商文字。羅振玉在此基礎上一麵購求、探采，一麵開始整理，先後拓印編錄了《殷墟書契前編》《殷墟書契後編》等。王國維從羅振玉的著錄出發，開始對卜辭進行綜合比較研究，寫下大量“超越時間、地域”的著名篇章。自1928年起，至1937年，中央研究院先後15次對殷墟進行大規模發掘，總共得甲骨24830餘片。1929年和1930年，河南博物館也有兩次發掘，得甲骨3650餘片。正當中央研究院在安陽進行大規模發掘期間，郭沫若在日本完成了他關於殷墟甲骨文的係統研究，走出一條“讀破它、利用它、打開它的秘密”的路徑。於是，形成“甲骨四堂”——羅雪堂（振玉）、王觀堂（國維）、董彥堂（作賓）、郭鼎堂（沫若）——各展其長的美談。

1928年開始，1931年出版的《甲骨文字研究》，反映的是郭沫若對於甲骨文“讀破它、利用它”的初始階段的水平。“識字”是一切探討的第一步，而且文字本身也是社會文化的一個重要象征。他對甲骨文字的考釋，大多根據字的原始形義，結合文獻中對字的解釋，再參照相關的民俗學資料，納入他對古代社會的基本認識當中。雖然有些考釋尚有不同看法，但就其本身而論，大都能成其為一家之言。

在甲骨學發展近80年的曆史中，有50年取得的成就都與郭沫若的創造性探索密不可分。他的甲骨文研究使甲骨學的發展由草創邁向成熟，並預示著後來推進的基本趨勢。作為“四堂”之一的郭沫若雖然未來得及為《甲骨文合集》寫出“前言”就離世而去了，但他作為主編確實是當之無愧的。

在青銅器銘研究領域，自北宋以來著錄的殷周青銅器多達三四千件，但多數青銅器的年代和來曆不明。1923年，河南新鄭、山西渾源等處發現春秋時期的銅器群。河南洛陽、浚縣、汲縣以及安徽壽縣、山東滕縣等地，也都陸續有銅器被發現。殷墟發掘的商代銅器數量也很多，但被盜出售的也為數不少。其中罕見的大器，又多鑄有銘文，更是研究鑄造時期社會狀況的極有價值的史料。當時，著錄青銅器的名家有羅振玉、劉體智、容庚、於省吾、孫海波、商承祚等。

1929年，為了考古學上有所借鑒，郭沫若翻譯出版了德國學者米海裏斯《美術考古學發現史》（後改譯名為《美術考古一世紀》），把考古學納入“美術的視野”。郭沫若的《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一書是最初的實踐，書中16篇考釋、韻讀、綜合研究的思路和編次，一年以後被他的《兩周金文辭大係》吸收和擴展。

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係》以及增訂成的《兩周金文辭大係圖錄考釋》，改變了以往“以器為類”的著錄方法和孤立考釋器銘的治學傳統，理出兩周青銅器銘的曆史係統和地域分布，首次建立起研究兩周彝銘的科學體係。

郭沫若從器物的形製、花紋入手進行考察，以青銅器的形象求得其曆史係統，以曆史係統與地域分布建立起認識中國青銅器的科學體係，勾畫出其發展輪廓，這一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體現了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的完美結合。

釋讀周代彝銘，確立斷代體係，是要探討兩周社會，因而發掘出若幹重要史實，為研究兩周社會開出了新局麵，這是郭沫若超出其他古文字學家、古器物學家的地方。

郭沫若考察周秦諸子思想，是與其對中國古代社會的認識緊緊聯係在一起的。郭沫若初涉周秦諸子是1921年發表的《我國思想史上之澎湃城》，勾畫了中國遠古曆史的輪廓，設想的“各家學術之評述”，包括老子、孔子、墨子、莊子、惠施等。當他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確立起新的中國古代文化體係之後，1935年年底寫成《先秦天道觀之進展》，不僅注意各派的承傳，更留神相互間的影響和趨同。至20世紀40年代，郭沫若對於秦以前的社會和思想做出係統研究，呈獻出考察周秦之際學術**的“姊妹篇”——“偏於考證”的《青銅時代》和“偏於批評”的《十批判書》，成為其貫通子部諸家學說的代表作。

“蘇活”古書生命是郭沫若一生整理古籍的最基本態度。這一方麵，在他個人的學術研究生涯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從不同領域、不同側麵展示出他在古籍整理方麵的認識與特色、成就和貢獻。

郭沫若選譯《國風》中40首抒情詩給它“換上一套容易看懂的文字”，結集為《卷耳集》出版，使得許多年輕人對於古代文學漸漸發生了研究的興趣。郭沫若認為，不論對於傳統文化還是外來文化，都要“向作品本身去求生命”，弄懂原著。而弄懂原著的關鍵在於使原先頗具生命力的作品通過今譯，能夠在今天“蘇活轉來”。他特意寫了一篇《古書今譯的問題》，強調整理國故的最大目標是“使有用的古書普及，使多數的人得以接近”，並滿懷自信地預言：“我覺得古文今譯一事也不可忽略。這在不遠的將來是必然盛行的一種方法。”後來他更進一步指出，傳統的注釋方法總嫌尋章摘句，傷於破碎，沒有整個翻譯來得那樣的直截了當，並把古書今譯問題提到關係繼承文化遺產的高度。

校勘和詮釋，曆來是整理古籍最為基本、最見功力之處。《管子集校》一書，集中顯示出郭沫若在這方麵的獨特路徑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郭沫若首先是在版本搜集、對勘上下大工夫，總共得17種版本和稿本，從中發現不同的版本係統，為前所未聞的創見。同時，他盡可能無遺地網羅以往校釋《管子》的諸家著述，達42種之多。書中征引古今學者之說，不下110家。全書寫有2000餘條“沫若按”，總字數不下20萬字。其獨特之處大致可以歸納為：以校為主，校注一體；不僅校字校句，而且校節校篇；校釋與辨偽、校釋與斷代結合；運用甲骨文、金文、隸書、草書等新舊文字作校釋；以現代經濟學等學科的思想注入校釋。這種帶有研究性質的校改，將《管子》一書的整理推向了新的高度，被認為是“前所未曾有”的第一部博大精深的批判繼承祖國遺產的巨大著作。

郭沫若是一位兼具詩人氣質和學者博識的文化巨人，因而形成他獨特的思維特點和學術風格。在他的龐大的文化體係中往往貫穿著熱愛詩人的美、崇尚哲人的真的雙重追求，即如他本人所說“以理智為父，以感情為母”。這一特點，反映在他的學術文化研究領域，差不多決定著他的論題選擇、研究路數和所作評價。由感情喜好出發，生出選題興致，求得多種表現形式，或詩、或劇、或文。一旦進入研究境界，在論辯的推動下，定要盡一切努力去尋求證據，非得弄清真相不可，以求得理智的歸宿。

翻檢毛澤東與郭沫若半個多世紀友誼交往的檔案文獻史料，處處閃耀著政治豪情與文化浪漫、革命理想與現實鬥爭、真誠友誼與超人智慧的璀璨光芒。

相逢革命風浪中

1926年3月，大革命的浪潮把毛澤東、郭沫若二人推到了南方革命的策源地——廣州。

1926年3月，經瞿秋白推薦、中共組織的安排，郭沫若出任廣州大學（今中山大學）文科學長。郭沫若和鬱達夫、王獨清於3月18日離開上海，23日抵達廣州後，到碼頭接郭沫若一行的是創造社的元老和幹將、當時在廣東大學擔任教授、同時兼任黃埔軍校軍事教官的成仿吾。

他們先找了一家旅館住下。雖然忙忙碌碌，但是成仿吾沒有忘記把廣州時局的現狀告訴了新來的幾位朋友。把行李安排好之後，郭沫若顧不上休息，就和成仿吾一同到林祖涵（伯渠）家拜訪，這是他們在上海與林祖同接洽的時候早已說定了的。

林伯渠，出生於1886年，湖南臨澧人，早年留學日本，加入過同盟會，是一位革命元老。國共第一次合作時，共產黨人林伯渠擔任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農民部長。在當時的革命隊伍裏，肩負著十分重要的責任。

郭沫若一行人到達林伯渠家時還是上午，林伯渠有事剛出門不久，家裏人讓他們在屋裏坐等，說很快主人就會回來。於是，他們決定等一會兒。

沒想到，在主人的書房裏，還有另一位客人在等候著。那位客人就是來與林伯渠商量工作的毛澤東。

毛澤東此時是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當時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為汪精衛，但汪還擔任著國民政府主席的職務，忙不過來，就向國民黨中央推薦了身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的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

郭沫若等人被引進書房，先已坐等的毛澤東立即十分禮貌地站了起來，主動和他們打招呼。

成仿吾因為到廣州已有些時日，和毛澤東有過接觸，郭沫若和毛澤東卻從未見過麵。但此時此地相會，憑感覺二人都能估計到對方不會是等閑之輩。

客觀地說，那時郭沫若和毛澤東二人，要說對於對方的熟悉和了解，恐怕是郭少於毛，毛多於郭。此前他們互不相識，郭沫若對毛澤東不會沒有耳聞，但印象至多是“一個革命黨人”。毛澤東應該對郭沫若知道得更多，因為當時的郭沫若在文壇上已是人人皆知，遠近聞名。郭沫若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表現，他在詩歌創作上的成就和影響，也令毛澤東仰慕。此刻，他們在林伯渠家見麵，對於雙方，都不能不說是一件快慰平生的事。

毛澤東第一次見郭沫若，其印象如何，因為沒有文獻可考，後人無法揣度。這也許給曆史留下一點遺憾。不過，郭沫若對毛澤東的第一印象卻以當事者回憶錄的形式保留了下來。

郭沫若在事過多年以後，用看來十分平淡，實則飽含深情的筆觸，記述了這次有意義的會見及他對毛澤東的最初印象——1932年6月郭沫若在自傳《創造十年》中生動地描述：

太史公對於留侯張良的讚語說：“餘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吾於毛澤東亦然。人字形的短發分排在兩鬢，目光謙抑而潛沉，臉皮嫩黃而細致，說話的聲音低而委婉。不過在當時的我，倒還沒有預計過他一定非“魁梧奇偉”不可的。

在中國人中，尤其在革命黨人中，而有低聲說話的人，倒是一種奇跡。他的聲音實在低，加以我的耳朵素來又有點背，所說的話我實在連三成都沒有聽到。不過大意是懂到的，所談的不外是廣東的現狀，仿吾在旅館裏早就告訴我們了。

這時正是王明“左”傾路線控製中央的時候，《創造十年》9月出版，10月寧都會議時毛澤東便被解除了紅軍總政委和總前委的職務，被排斥在中央領導之外。郭沫若對毛澤東的稱讚在客觀上無異於是一種道義上的支持。

從郭沫若這段話中，是可以明顯看到這樣幾點的。那就是：第一，郭沫若對毛澤東的第一印象確實非常好，甚至可以說是超過想象的好；第二，郭沫若對毛澤東印象之好，是覺得毛澤東不但文靜儒雅，而且為人“謙抑而潛沉”，不大聲說話，不像有些革命黨人喜歡高談闊論，喜歡動輒教訓人，甚至常常表現出咄咄逼人的氣勢。在郭沫若眼裏，毛澤東和他們完全不同，這不能不讓他印象甚深。

正如郭沫若所說，毛澤東和他談話的內容“不外是廣東的現狀”。從毛澤東這麵看，他認為這對剛剛來到廣州的郭沫若無疑是最應該也最急於知道的。而毛澤東和郭沫若剛剛見麵，就毫無保留地向郭介紹廣州當前的情況，也完全是以革命同誌相待，由此也足以顯出他對郭的尊敬和信任。毛澤東告訴郭沫若，從當前的情況看，“中山艦事件”充分暴露了資產階級右翼的動搖性和叛變革命的極大可能性。他本人早在3月20日之前，就已經預見到了這一發展趨勢，他曾經說過：“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隻是想不到事情發生得這樣快。毛澤東在對當時形勢做了科學的分析之後，一再對郭沫若說：對資產階級右派的反動行為，必須針鋒相對地進行反擊。而且，經過事變的教訓，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應該更堅決地和資產階級右派爭奪革命的領導權，並且積極地爭取農民和士兵群眾，把他們團結在自己周圍。這次事件，雖然資產階級右派遭受到挫敗，但還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提防他們的可能叛變。他的這些看法在當時革命隊伍中並不是人人同意，然而他自信是合乎客觀形勢的，希望得到郭沫若的支持。

當時毛澤東正在廣州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覺得讓像郭沫若這樣有名氣的詩人來講講也不錯。過了幾天，毛澤東就專程來到郭沫若的家裏邀請他，郭沫若欣然應諾。不久，毛澤東便親自陪同他去農民運動講習所作報告。後來，廣東東山青年會邀請毛澤東、郭沫若去做演講，兩人欣然而往，當場各做了一番演說。

同年7月9日，北伐戰爭開始。當國民革命軍攻占武漢後，國民政府也遷都武漢。不久郭沫若身為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秘書長，又奉命從漢口搭船，到江西九江去做政治工作了。

北伐軍占領武漢三鎮不久，廣州國民政府也遷往武漢。毛澤東在武漢任全國農民協會總幹事，主持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工作。郭沫若此時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主持政治部日常工作。根據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的命令，政治部工作重點“偏重在農民運動方麵”，因而他們之間不但在工作上有密切配合，而且在個人友誼上也加深了。許多年後毛澤東還在書信中提到“武昌分手”之事，難忘那段革命友誼。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毛澤東參加了“八七會議”，發動秋收起義上了井岡山，開辟了中國革命“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道路。郭沫若則參加了南昌起義，任起義軍總政治部主任兼宣傳委員會主席，在南下途中入黨，起義失敗後，逃亡香港，後到上海，接著又流亡日本10年，直到1937年7月抗戰爆發後才回到祖國。

相互支持與鼓勵

抗日戰爭時期，郭沫若在中共南方局和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從事抗日文化和統一戰線工作，成為國民黨統治區乃至文化界公認的領袖，革命文化運動的旗手。

毛澤東對於郭沫若的文化工作、學術研究和曆史劇創作，給予極高評價。郭沫若對黨、對毛澤東也發自內心地熱愛和擁戴。他曾宣稱要做“黨的喇叭”，“黨決定了，我就照辦，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

1938年1月，郭沫若在贈於立群詩《陝北謠》中唱道：“陝北陝北太陽紅，救救祖國出牢籠。”表達了對黨、對領袖赤誠的摯愛和讚美之情。

毛澤東多次在講話和信件中對郭沫若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給予祝賀和鼓勵。

1939年7月，郭沫若父親去世後，毛澤東在挽聯中對郭沫若委婉地給予了表彰，說：“哲嗣乃文壇宗匠，戎幕奮飛，共驅日寇，豐功勒石勵來茲。”

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將中國文化革命自“五四”起至抗戰分列四個階段，並充分肯定了郭沫若在第四階段的卓著成就。

1944年1月9日，毛澤東在收到郭沫若的曆史劇《虎符》後，請董必武轉交他給郭沫若的電報，表示慶賀：

收到《虎符》，全篇讀過，深為感動。你做了許多十分有益的革命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祝賀。

同日晚，毛澤東在給楊紹萱、齊燕銘的信中，又再次稱讚郭沫若，說：

郭沫若在曆史劇方麵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麵做了此種工作。

信中的“此種工作”，即毛澤東信中所說的：“曆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曆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複了曆史的麵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麵。”因此，毛澤東對他們表示祝賀。

1944年，郭沫若寫了一篇不但在全國曆史學界，也在革命隊伍中引起強烈反響的長篇史論——《甲申三百年祭》。

這一年，對中國共產黨和全中國人民來說，意味著一個重要的轉折。奪取抗日戰爭的全麵勝利，解放全中國的前景已為時不遠。當時，由共產黨領導的《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雜誌社等組織發表一批紀念明亡300周年的文章，意在用此曆史教訓提醒全黨和全國人民，在勝利時務必保持清醒頭腦，不要犯驕傲自滿忘乎所以的曆史錯誤。

郭沫若應約寫出了《甲申三百年祭》，交重慶《新華日報》發表，自3月19日至3月22日連載了四天。國民黨方麵十分震驚，一些大員指責作者“為匪張目”。郭沫若即理直氣壯地說：“我郭沫若就是要為‘匪’張目嘛！”《中央日報》還專門為此發表了一篇題為《糾正一種偏向》的社論，說郭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戰敗主義和亡國思想”，表示不能“聽其謬種流傳”，要“共同糾正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鬆”。

《甲申三百年祭》很快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和熱情讚揚。毛澤東對李自成原本十分重視，對其領導的農民起義有過高度的評價。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李自成起義。特別是來到陝北後，毛澤東對李自成的事跡表現得更為關心。陝北米脂是李自成的家鄉。當地有位名叫李健侯的人寫了一部曆史章回小說《永昌演義》（1926），毛澤東於1942年見到這部書的手抄本，表現了很大的興趣，認真地把它讀完。當然，這是一本寫作比較粗糙、思想認識也比較淺薄的作品，毛澤東對其評價不可能很高。在毛澤東看來，不能把李自成單單寫成一個品德方麵的英雄，要表現階級鬥爭推動曆史進步的主題思想，挖掘起義所蘊涵的曆史意義。現在，他讀到郭沫若關於李自成的分析，發現這篇文章正是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觀點評價李自成起義的，當然格外興奮，格外重視。

就在讀了《甲申三百年祭》後不久的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的《學習和時局》的報告中，特別提到郭沫若的這篇文章。他說：我黨曆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誌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