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說與毛澤東的領袖風格

美國著名學者施拉姆多年從事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研究，著作甚豐，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譽。以創作傳記《毛澤東》為發端，他相繼發表了一係列有影響的毛澤東研究力作，提升了西方毛澤東研究的整體水平。施拉姆說：毛澤東懂得群眾支持的重要以及動員群眾的方法，他“帶有強烈通俗文學特點的領導風格使他和農民有比較密切的關係”，“增加了他對大部分人民的吸引力”。

毛澤東那豐富的古代文史知識背景、形象的思維方式、鮮明生動的語言表達習慣，使他同古典小說有一種天然的聯係，賦予他特殊的領袖風格。作為政治和思想領袖，毛澤東在古典小說方麵的深厚素養，使他樂於活用古典小說中一些典型的人物和故事，把自己的思想、意誌、策略，通俗地傳播給他的戰友、下屬、戰士和人民，其說服力和感染力是異乎尋常的。在毛澤東漫長的革命生涯中，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

1939年7月7日，是盧溝橋事變爆發兩周年紀念日，華北聯大在延安舉行開學典禮，校長成仿吾請毛澤東作報告。毛澤東在演講中說：“當年薑子牙下昆侖山，元始天尊贈了他杏黃旗、四不像和打神鞭三樣法寶。現在你們出發上前線，我也贈給你們三樣法寶，這就是：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在這裏，毛澤東引用《封神演義》第三十八回“薑子牙二下昆侖”的故事，借古喻今，十分精練地將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經驗概括成“三件法寶”，風趣幽默，引譬生動，給即將奔赴抗日前線的師生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他們到抗日前線如何開展工作指明了方向。

1963年9月28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國際形勢時，毛澤東說：我總相信《紅樓夢》的作者借小說人物的口說的一句話，“大有大的難處”。這句話把劉姥姥嚇得冷了半截。現在美蘇兩國確實很困難，他們到處碰釘子。不要忘記這一點。也是《紅樓夢》寫的，冷子興講賈府衰敗下來了，賈雨村不信，說我到榮國府街上看過，還不錯。冷子興便說，虧你還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蟲，死而未僵”，死了，但是沒有倒……

像這樣，對古典小說名著，從場麵到對話，從情節到結構，從人物到主題，毛澤東都爛熟於胸，沉澱在他的意識深處，外化為信手拈來、渾然天成的語言素材。毛澤東深深懂得這些老少鹹宜、雅俗共賞的小說故事情節在思想宣傳上的潛移默化的作用。

“小說”這一稱謂，被正史大家說成是源自先秦的“雜家”者流。一個“雜”字，便輕飄飄地把它排除在經史子集的文化殿堂門外，被世人目為消愁解悶的“閑書”。正統的文人士大夫自然不屑一為，隻有那些落魄不得誌的才子才去營構。小說的“翻身”，是“五四”新文學運動才開始的。

中國古代小說的成長，大致經曆了五個階段：

一、先秦兩漢期間是中國古代小說的萌芽時期。這一時期雖然沒有出現成型的小說，但在神話、寓言故事、先秦散文、史傳文學中孕育小說因子。我國上古神話散見於《山海經》《淮南子》等書中，如《女媧補天》《精衛填海》《後羿射日》《大禹治水》等，此中都孕育後世小說的胚胎。春秋戰國期間產生和成長的寓言故事，是短小精幹而又富於嘲諷性的文學範式，它的形象性、故事性和意義性成為中國古代小說形成的重要因素。

二、魏晉南北朝期間是中國古代小說初步形成時期。這一時期的小說被稱為筆記小說。其時小說產量很大，作家浩繁，分多種門類，影響最大的是“誌怪小說”和“誌人小說”。

誌怪小說，指記述神鬼等各類怪異故事的小說，其代表作是東晉幹寶的《搜神記》，此中影響較大的作品有《李寄斬蛇》《幹將莫邪》《牛郎織女》《董永》（天仙配故事由此嬗變而來）、《東海孝婦》（竇娥冤以此為底本）。誌人小說，記述人物的瑣屑的異事逸聞，又稱逸事小說。較完備的風行至今的隻有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它記述是秦末至東晉士族階層的異聞逸事，意蘊豐富，語言樸素、精練、蘊藉、逼真。魏晉南朝小說雖“粗陳大概”，但它為唐傳奇的產生準備了條件，開辟了筆記小說的先路，為後世的小說創作提供了大量原始素材。

三、唐五代期間是中國古代小說的成熟時期。這一時期的小說被稱為“唐傳奇”。唐傳奇是指唐代風行的文言短篇小說。它遠繼神話傳說和史傳文學，近承魏晉南北朝誌怪和誌人小說，成長成為一種以史傳筆法寫奇聞異事的小說體式，多取材於現實生活，反映社會矛盾，注重人物性格刻畫，情節奇特，描寫生動，尤其擅長虛構藝術，富有浪漫色彩。唐傳奇是“有意為小說”，因此在創作手法上較六朝誌人的偏重寫實增強了虛構性，較六朝誌怪的偏重記述傳聞，增加了再創作性。作家真正開始了自覺地進行藝術想象和藝術創造，而且在藝術構思、情節結構上，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唐傳奇是中國文人有意識地創作小說的開始，是中國文言小說發展史上的一次飛躍，標誌嚴格意義上的小說文體的正式形成。代表作品有：沈既濟的《任氏傳》、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李朝威的《柳毅傳》、蔣防的《霍小玉傳》、白行簡的《李娃傳》、元稹的《鶯鶯傳》等。

四、宋元時期是我國古代小說的又一重大發展期。宋元話本小說的出現，是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這是中國最早的白話小說，標誌中國古代小說發展進入一個全新階段。話本始於唐代，盛於宋元。它是當時“說話”藝人演講、說唱故事所用的底本。宋元話本小說是市民的小說，它從市民的立場、觀點來反映社會中的矛盾，突破了六朝小說和唐代傳奇描寫社會上層或非現實情節的局限，把作品的接受對象擴大到社會各階層，反映了現實社會的各層次矛盾衝突。代表作有：《碾玉觀音》《錯斬崔寧》等。

五、明清時期是中國古代小說的繁盛時期。這一時期，長篇和短篇、白話和文言，都得到長足的發展，曆來被後人稱為名著的小說，多產生於此時期。其主要形態有擬話本和章回小說。擬話本是明代文人模擬宋元話本形式而創作的短篇白話小說。擬話本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著重描繪了市民階層中的商人、手工業者和妓女等的生活及心態。代表作如馮夢龍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章回小說是我國古典長篇小說的唯一形式，是由宋元話本發展而來的。其特點是將全書分為若幹章節，稱為“回”，少則十幾回、幾十回，多則百餘回。每回前用兩句對偶的文字標目，稱為“回目”，概括本回的故事內容。明代成就最高的章回小說是“四大奇書”——《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這也是毛澤東一生最喜歡的幾部小說。到清代，古典小說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都達到了新的高度。就文言短篇小說而言，清初產生了我國文言小說的頂峰之作《聊齋誌異》；就長篇章回小說而言，清中葉出現了我國諷刺文學的集大成之作《儒林外史》和我國古典小說藝術的最高峰——《紅樓夢》。

中國古典小說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經驗，在人物形象塑造、情節結構、語音藝術等方麵，都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為我國人民所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

古典小說既為“雜家”之言，自然較少去“宗經”、“載道”、“征聖”，較少去言修治齊平者們的“雅潔”情誌，而是用“擺龍門陣”的方式去講述些野史趣聞和怪異之事。於是在流傳之間，漸漸成為普通大眾的文化娛樂形式，更多地反映了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態、情感願望和價值取向。

毛澤東終生喜歡古典小說，重視其地位和作用；毛澤東在講述、解析、類比、活用古典小說的故事和人物的過程中，也塑造了自己平易、幽默、風趣的領袖氣質和深得人心、極富感召力的領袖魅力。

跟毛澤東幹革命、加入革命隊伍的絕大多數人是農民和工人，他們所受的教育極其有限，並不懂得高深抽象的學問，不可能深研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對鬥爭形勢的感知也是直觀樸素的，他們的素養大多由具體的生活經驗、下層的民俗傳統積澱而成。把這樣一支隊伍升華鑄造成為高度自覺的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使他們一方麵確確實實地感到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的政策、理論是代表他們利益的，一方麵又要從理性的高度認識到這些政策、理論的馬克思主義真理性，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毛澤東作為農民出身的革命領袖，作為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家，作為把馬克思主義通俗化、大眾化的宣傳家，這方麵確實有著天才的、罕見的才能。他通過通俗小說文學的故事情節、人物形象及其特色語言，能很快和來自底層的工農兵群眾之間產生共鳴，從而能把一個個“敏感”乃至“劍拔弩張”的問題坦坦然然、輕輕鬆鬆地表述出來；能把一個個不易使人們接受的思想、主張、觀點，變得讓人們容易接受；能把一個個目前不宜說透徹的問題，啟發人們心領神會地去感知、理解；能把一個個因為講得太多反而容易忽視的一般道理，凝固成人們永遠忘不掉的形象和故事；能把一個個頭緒繁多的複雜問題的精髓，提綱挈領地抽剝出來……

當毛澤東把古典小說作為對群眾進行宣傳教育的工具、素材的時候，他不會像“掉書袋”的文學理論家那樣，把小說作為既定的文學客體來考證和解讀，他的目的是用以說明他在實踐中提出和需要解決的方方麵麵的問題，諸如武鬆打虎之於鬥爭精神，周瑜掛帥之於幹部政策，西天取經之於目標一致，賈府衰敗之於美蘇困境，劉備取西川之於團結地方幹部，等等。當他如數家珍地談起這些人物和情節時，他同古典小說的聯係是自由活潑的。他不想評小說，也不是從政治角度談小說，而是借小說喻政治，取其一點，古為今用，以他特有的靈氣、敏銳和語言，把古典小說讀活，用活，讀出新意境，用出新效果；在活讀活用古典小說的過程中，毛澤東獨特的領袖風格早已讓他的聽眾如醉如癡，深受感染。

抗戰勝利之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學者傅斯年被國民參議會推舉為“訪問延安代表團”的五名代表之一。傅斯年和毛澤東“五四”前後曾在北大相識。在延安的窯洞裏，他們單獨在一起暢談了一夜，天上地下都談開了。談到中國的小說，傅斯年發現毛澤東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結論：“毛澤東從這些材料裏去研究農民心理，去利用國民心理的弱點。”

毛澤東研讀古典小說，固然是為了研究農民的心理特點，但立場不同的傅斯年說錯了一句話，毛澤東不是為了“利用國民心理”，而是為了引導國民心理。試想，如果不深入研究農民心理，不因勢利導，引導國民心理，去爭取革命的勝利，毛澤東能成為中華民族的偉大領袖嗎？這不能不說是毛澤東的過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