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品讀《楚辭》

毛澤東一生特別欣賞和反複品讀中國古典文學中思想性強而又藝術性高的作品，對於屈原的騷體詩，他更是達到了酷愛的地步。

韶山文化積澱深厚、詩風頗濃，毛氏宗祠牆壁上畫有舜的二妃娥皇、女英事跡的圖像，這些人物都在屈原的作品中出現過。毛澤東從小耳濡目染，當碰到與《楚辭》有關的描寫時，不會感到神秘莫測，而是親切有趣。這也促使他從很早就接觸了屈原的作品。

《楚辭》是我國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由於詩歌的形式是在楚國民歌的基礎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風土物產和方言詞匯，所以叫“楚辭”。《楚辭》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離騷》，後人因此又稱“楚辭”為“騷體”。

西漢末年，劉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輯錄成集。《楚辭》對後世文學影響深遠，不僅開啟了後來的賦體，而且影響曆代散文創作，是我國積極浪漫主義詩歌創作的源頭。

《楚辭》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創作了《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響下，楚國又產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辭》作者。現存的《楚辭》總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傳下來。

宋代黃伯思在《校定楚辭序》中概括說：“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這一說法是正確的。除此而外，《楚辭》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曆史傳說、神話故事、風俗習尚以及所使用的藝術手段、濃鬱的抒情風格，無不帶有鮮明的楚文化色彩。

早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毛澤東就在自己的筆記《講堂錄》中，用工整的小楷抄錄了《離騷》《九歌》全文，在《離騷》正文的開頭上，寫有各節的提要。

1915年5月，毛澤東通過《征友啟事》結識了羅章龍。他們第一次會見，談了二三小時，內容涉及很廣。其中就有對於《離騷》的討論，毛澤東主張對《離騷》賦予新評價。歸後，羅章龍還特意賦詩以記交談之事，題為《定王台初晤二十八畫生》。詩曰：

白日東城路，嫏嬛麗且清。

風塵交北海，空穀見莊生。

策喜長沙傅，騷懷楚屈平。

風流共欣賞，同證此時情。

“策喜”一句，指賈誼的《治安策》；“騷懷”一句，說的便是屈原的《離騷》。

1918年春，羅章龍赴日本留學，毛澤東賦古風《送縱宇一郎東行》送別，詩有“年少崢嶸屈賈才”句，屈原、賈誼並稱，可以看出屈原已成為那批同學學習的榜樣。著名漢學家費德林在《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一書中說，1949年毛澤東率代表團赴蘇聯訪問期間，他任蘇方翻譯。一次，毛澤東與他大談中國古典文學，在談到屈原時毛澤東曾發了一段較長的議論，其中說：“屈原的名字對我們更為神聖。他不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裏。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人。”這當是毛澤東對屈原最高、最全麵的評價。把自己看作屈原“生命長存的見證人”，推崇程度真是有點至高無上了。令人深思的是，毛澤東為什麽此時大談屈原，這披露出毛澤東怎樣的情懷呢？這要從當時新中國麵臨的國際國內形勢來分析。

處於搖籃時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麵臨著重重困難，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隻能與蘇聯站在一邊，爭取蘇聯的支持和援助。而蘇聯領導人此時對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還心懷疑慮，還存有某種程度的大國沙文主義作風。因此，心情複雜的毛澤東在談到屈原時格外動情，民族自信與自尊的情緒也油然而起，進而以屈原傳人自勵與自許。這裏所展示的是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愛國者的深沉情懷。

1951年7月，毛澤東邀請老朋友周世釗、蔣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談中多次稱讚《離騷》“有一讀的價值”。

1957年12月，毛澤東要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把各種版本的《楚辭》，以及有關《楚辭》和屈原的著作盡量收集給他，大約有50種。

1958年，張治中陪毛澤東在安徽視察工作時，毛澤東勸張治中讀《楚辭》時說：“那是本好書，我介紹給你看看。”

1958年，毛澤東讀屈原的著作最勤、感受最多。這一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中說：“我今晚又讀了一遍《離騷》，有所領會，心中喜悅。”1月16日在南寧會議上，他又向與會幹部介紹自己的讀書方法：“學楚辭，先學離騷，再學老子。”1月18日淩晨1點多鍾，突然發現國民黨飛機向南寧方向飛來，全城立即進入防空狀態。警衛人員要求毛澤東進防空洞，以保安全。他卻神情若定，安然處之，揮手說：“我不去，要去你們去。”又說：“蔣介石請我去重慶，我去了，怎麽樣？我又回來了，他還能怎麽樣？現在還不如那時安全嗎？”他讓人點燃蠟燭，聚精會神地讀起了《楚辭》。毛澤東期望盡快改變我國經濟文化的落後麵貌，是年7月1日寫了《七律·送瘟神》二首，比較強烈地反映了他的這個願望，尤以第一首最為顯著，這首詩的後半部分“坐地日行八萬裏，巡天遙看一千河。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毛澤東是以地球為飛行器作巡天之遊，比起屈原的遠遊規模更為壯觀。《離騷》中屈原上天尋求天帝陳述政見以求支持，毛澤東是向出身勞動人民、後來成為神仙的牛郎傾訴悲歡之情，其情懷更為高遠和深廣。毛澤東的這兩首七律以及1961年所寫的《七律·答友人》，可謂“騷體苗裔”。

1958年，毛澤東在審閱陸定一《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時加了一段話，提到“屈原的批判君惡”是其人民性的一麵。第二年，在《關於枚乘〈七發〉》一文中，毛澤東又說：“騷體是有民主色彩的，屬於浪漫主義流派，對腐敗的統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這種提法與毛澤東反對黨內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義現象有關。早在1957年他就提倡寫雜文，以雜文反對官僚主義。在一次會議上談到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這篇小說時，毛澤東說：“為什麽中央附近就不會產生官僚主義呢！中央內部也產生過壞人嘛！”這一時期的毛澤東發自內心地希望能及時揭露黨政機關內正在滋長的官僚主義。

在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中蘇兩國關係開始破裂以後，毛澤東於1961年秋寫了《七絕·屈原》，全詩為：

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

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衝向萬裏濤。

這裏“殺人刀”的比喻顯然是前麵“批判的匕首”的發展運用。不過毛澤東從《離騷》中看出屈原失敗的關鍵在於“昔日之芳草”，“今直為此蕭艾”。部分幹部腐敗變質的事實，不能不引起他的警覺。

1972年是毛澤東調整對外關係、打開中國外交新局麵的一年。這年9月27日，毛澤東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時，以朱熹的《楚辭集注》相贈。這應看作是毛澤東最後一次展示他對屈原的關注。

毛澤東認為自古以來的好詩，都是如司馬遷所說的那樣，處於逆境的人“發憤之所為作也”。對於屈原的創作，司馬遷曾評論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其文約，其辭微，其誌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把屈原的作品價值同他的人生遭際和人格光輝聯在一起來評價。毛澤東很同意司馬遷的觀點，並加以發揮。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屈原如果繼續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正因為開除了‘官籍’，‘下放勞動’，才有可能接近社會生活，才可能產生像《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毛澤東堅定地認為，一個人的經曆、社會地位如何，其處境和命運如何，是否經受磨難，是創作成功與否的重要條件。他認為真學問一入太廟，便為犧牲；詩人作家一旦以精神貴族自居，便喪失藝術嗅覺，也沒了詩的靈魂和本色。真正有創造力和才智的人，總是處於逆境的人。隻有那些身處不平、心裏有火氣的人，才能創作出具有藝術滲透力量的優秀之作。

毛澤東在日常工作中也隨時能聯想到和貼切運用《楚辭》中的詩句。1950年3月10日，毛澤東在勤政殿接受羅馬尼亞首任駐華大使遞交國書。按照周恩來的布置，新中國第一代駐外大使來勤政殿，在八扇紅木屏風後靜觀呈遞國書儀式。此前，毛澤東和周恩來曾接見過這些新中國的第一任大使，並與他們親切交談。當毛澤東走到黃鎮麵前時，好像想起了什麽，問道：“黃鎮，你原來那個名字黃士元不是很好嗎，改它做什麽？”黃鎮答道：“我的脾氣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鎮靜’。”毛澤東說：“黃鎮這個名字也不錯，《楚辭》中說，白玉兮為鎮。玉寧碎而不致其白，竹寧黃而不可毀其節。派你出去，是要完璧歸趙嘍。你也做個藺相如吧。”“白玉兮為鎮”是屈原的《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

1954年10月26日，來訪的印度總理尼赫魯離京到外地訪問，他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辭行。毛澤東當場吟誦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兩句詩後說：“離別固然令人傷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興的事嗎？”

毛澤東對屈原的《天問》，也是愛之頗深。他特別肯定屈原《天問》在唯物主義思想方麵的貢獻。在一次講話中他說：“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義。他的《天對》，從屈原的《天問》以來，幾千年隻有這麽一人作了這一篇。”這同時也肯定了《天問》。

屈原是我國浪漫主義文學風格的創始人，他的大部分詩篇，想象奇特，文筆縱恣，感情激烈，與李白等人的詩歌一起形成了中國浪漫主義風格的優良傳統。而毛澤東對屈原、李白的詩歌十分欣賞，並在創作風格上受其影響。

毛澤東的名篇之一《七律·答友人》前四句：“九嶷山上白雲飛，帝子乘風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即化用了屈原《九歌》的故事。“帝子乘風下翠微”，顯然是由《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變化而來。“斑竹一枝千滴淚”也是化用湘夫人聞帝舜死於蒼梧，十分悲痛，眼淚沾在青竹上，留下點點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

通讀毛澤東詩詞，人們深深地被其氣勢磅礴、神奇浪漫、富於想象的藝術魅力所感染，從中可以窺見《離騷》《九歌》給毛澤東的創作帶來的影響。而毛澤東的創作在某些方麵（如氣勢、胸懷）更勝一籌。

總之，毛澤東的個性特征和創作風格與屈原相類似，這就是毛澤東酷愛屈原和《楚辭》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