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品鑒古典文學

毛澤東品賞《詩經》

《詩經》是毛澤東一生非常喜愛的古典作品。經考證，毛澤東是西漢傳授《毛詩》的毛萇的後裔。毛澤東從少年到晚年，熟讀《詩經》，隨處靈活引用，多次對《詩經》進行過新穎獨到的品評；在自己的詩詞創作中，他對《詩經》的藝術傳統，也進行了繼承和革新。

毛萇後裔，傳經世家

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毛姓是當地較大的宗族，宗族祠堂懸掛著題為“傳經世家”的匾額。據中國詩經學會會員、今居浙江衢州的毛萇第七十三世後裔毛井根先生多年考證，湖南湘潭韶山毛氏宗族，與他們浙江衢州的毛氏宗族，同奉西漢傳授《毛詩》的毛萇為始祖，都自稱“傳經世家”，毛澤東是毛萇的後裔。

周初分封，文王姬昌第八子叔鄭封於毛國，封地在今陝西岐山，以國為氏，這是毛姓的起源。西周亡，貴族東遷，毛國先後封於今河南宜陽、原陽，春秋時毛伯被狄人俘虜而國亡。第二十二世毛遂依附於齊國孟嚐君，故毛氏一支落籍於齊魯。叔鄭傳第三十九世毛亨，就學於蘭陵荀子習《詩》，因秦焚書坑儒，亨無子，攜侄毛萇至河間，傳《詩故訓傳》。今河間仍有毛公書院、詩經村、君子館等遺跡。

漢興，河間獻王劉德好學修古，征書求賢，聘毛萇為博士，開館傳授《詩經》。漢初傳《詩》有魯、齊、韓、毛多家。唯有毛萇所傳留於後世，今日的《詩經》就是毛萇所傳的《毛詩》。

毛公的後人在河間詩經村居住到魏晉時代，由於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不願忍受異族的統治，毛氏離鄉南遷，其中主支輾轉遷至浙江衢州。宋朝時衢州毛氏分出一支遷至江西。元明之際江西毛氏中有人參軍平定雲南，由明朝封賞在湖南湘潭做官，在明清數百年間繁衍成韶山衝一帶的毛姓宗族。衢州、江西、湘潭三地的毛氏祠堂都懸掛“傳經世家”匾額，他們同出於毛公一係，有宗牒族譜記載始末。

毛澤東雖出身在農民家庭，但與當時中國大多農家不同的是，由於家庭的文化傳統，他與兄弟們達到學齡都被送去讀書。他們的名字（澤東、澤民、澤覃）也是按照族譜製定的輩序起的。毛氏宗祠門聯“注經世業，捧檄家聲”，毛震公祠聯“聲馳捧檄，編衍傳經”，乃至“風雅詩宗，廉潔世望”等題詞的含義和由來，毛澤東當然是知道的。

家族奉傳《詩經》的毛萇為始祖，而塾學又以《詩經》為必讀讀本，兼之喜愛詩文，所以，毛澤東從幼年起便熟讀《詩經》，以後在工作和社會交往中也時常引用或評論，直到晚年還能默寫和背誦。

毛澤東對《詩經》的引用和品評

毛澤東從少年時期到考入長沙的湖南省立師範學校，《詩經》一直是他喜歡閱讀的古典文學作品。

1913年，毛澤東在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就讀時，在他的《講堂錄》裏，就記載了這樣的句子：

農事不理則不知稼穡之艱難，休其蠶織則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風》陳王業之本，《七月》八章隻曲詳衣食二字。

這是毛澤東對《豳風·七月》詩旨的理解。“陳王業”之說，是《詩經》的傳統說解，兩千年《詩經》學的不同學派，《毛詩序》《毛詩正義》、朱熹《詩集傳》、方玉潤《詩經原始》對這篇詩的解說基本一致。

毛澤東吸取了“王業之本”的傳統說解，又簡明概括地總結為“《七月》八章隻曲詳衣食二字”，即治理天下（王業）要以解決人民衣食問題為根本。

1915年秋天，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他向長沙各學校的學生發出一份《征友啟事》，這份啟事有200多字，文中有“效嚶鳴之求，步將伯之呼”的句子，結尾處又引用《詩經·小雅·伐木》中的詩句：“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伐木》原詩三章，引文在第一章：“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穀，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同年9月23日，毛澤東在致蕭子升（蕭三）信也說：

近以友不博，則見不廣；少年學問寡成，壯歲事功難立。乃發內宣，所以效嚶鳴求友聲……

1915年11月9日，毛澤東不滿長沙壓製思想自由的環境和就讀的師範學校的守舊課程，寫信給去北京師大任教的原師範學校教員黎錦熙先生說：

弟在學校，依兄所教言，孽孽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縛，終見此非讀書之地。意誌不自由，程度太低，儔侶太惡。有用之身，寶貴之時日，逐漸摧落，以衰以逝，心中實太悲傷。昔日朱子謂“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誠不能為古人所為，宜為其所誠；然亦有“幽穀喬木”之訓。如此等學校者，直下下之幽穀也。必欲棄去，就良圖，立遠誌，渴望兄歸，一商籌之。

此信中的“幽穀喬木”，化用自《詩經·小雅·伐木》中的“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穀，遷於喬木”。幽穀是深穀，喬木是高大的樹木。詩以嚶鳴起興。毛澤東用於比喻要從束縛自由的深穀飛向高聳的喬木，到廣闊的天地去尋求誌同道合的戰友，賦予了詩句全新的含義。

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在致周世釗信中說：

像吾等長日在外未能略盡奉養之力的人，尤其發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之痛。

這裏引的是《詩經·小雅·蓼莪》裏的句子，貼切地表達了毛澤東為尋求真理而不能在父母身邊盡孝的歉疚之情。

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同哲學工作者的談話中，對《詩經》有一番評述：

司馬遷對《詩經》品評很高，說詩三百篇皆古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大部分是風詩，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聖賢。“發憤之所為作”，心裏沒有氣，他寫詩？“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屍位素餐”就是從這裏來的。這是怨天，反對統治者的詩。孔夫子也相當民主，男女戀愛的詩他也收。朱熹注為**奔之詩。其實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寫君臣。五代十國時蜀國的韋莊，有一首少年之作，叫《秦婦吟》，是懷念君王的。

從毛澤東對《詩經》的這段評論中，可以看出以下幾層含義。

其一，毛澤東肯定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從古人的著述總結出“發憤著書”這一創作理論。毛澤東讚同這個創作理論。他說:“心裏沒有氣，他寫詩？”這與西方詩論“憤怒出詩人”是一致的。毛澤東引《魏風·伐檀》詩為例，結論說：“這是怨天，反對統治者的詩。”這與孔夫子“興觀群怨”說的“怨”字是一致的。

其二，毛澤東提出風詩“是老百姓的民歌”。司馬遷說“詩三百篇皆聖賢發憤之所為作”，這句話曆來很難解，因為《國風》160篇之中有許多怨刺詩、民俗詩、愛情婚姻詩，包括被道學家朱熹之類斥責的“**詩”，怎麽能說是“聖賢所為作”呢？毛澤東四兩撥千斤地說“老百姓也是聖賢”，這樣就講通了。“老百姓的民歌”，不專指勞動人民，包括當時社會各階層的群眾，從不在朝做官的小貴族、自由民到販夫走卒。這個說法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其三，毛澤東對孔子選編《詩經》的思想做了一些肯定。他說：“孔夫子也相當民主，男女戀愛的詩他也收。”再結合上文，孔夫子也收了“怨天，反對統治者的詩”。不也是民主嗎？毛澤東在這裏說的“民主”，當然不是現代的政治概念，隻是說孔子很少封建禮教的死腦筋，不反對男女戀愛，也同情和支持老百姓反對“屍位素餐”的統治者。其實在孔子時代，還沒有男女嚴防的禮教。《國風》的詩是那個時代的反映，編選這樣的詩而且配樂，是為了“觀風俗，知民情”，是孔子“興觀群怨”的“觀”字的體現。反對害民、虐民的統治者，是孔子仁政思想的核心，編選這樣的詩篇也能夠對統治者起到諷勸和警戒的作用。

其四，毛澤東不同意朱熹的“**詩”之說。朱熹的《詩集傳》把《國風》中男女歡愛之詩稱為“**奔之詩”，他的再傳弟子王柏更進一步統稱其為“**詩”，掄起板斧從《詩經》中刪除。這是在宋代興起的封建禮教作怪，明顯是基於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家的立場。毛澤東是不同意這種評價的。毛澤東指出《詩經》中收集的有關男女戀愛的詩，有的是“借男女寫君臣”的。雖然從文學批評史上看，在這一點上有爭議，但從《詩經》以後的詩歌創作來看，也確實存在著一個借男女寫君臣的比喻模式。況且毛澤東對此也沒有說全部都是，而是說“有的是，有的不是”，可見他的評論是非常謹慎和客觀的。

毛澤東對《詩經》的愛好和活用一直伴隨到晚年。在權延赤所著的《紅牆內外》中記載了這樣一則饒有趣味的故事：

1965年夏，毛澤東去北戴河開會，姚淑賢當時是毛澤東專列上的服務員。列車啟動以後，毛澤東在客廳裏忽然立住腳，對所有的工作人員說：“今天是禮拜六噢，你們還沒有約會？”

大家都微笑搖頭。但姚淑賢聽到這話後，身子一熱，產生出一種溫暖的感覺，那是女兒在父親身邊才會有的感覺，所以就忘乎所以地冒出一句：“有。我有。”

毛澤東含著微笑逗趣地問：“跟什麽人約會？”

姚淑賢靦腆地說：“跟男朋友。”

毛澤東著急地說：“哎呀，糟糕。攪了你們的好事。你通知他了嗎？”

“沒有。”姚淑賢答道，“沒事的。他知道我常有任務，會理解的。”

毛澤東搖搖頭嘀咕著說：“久了會出誤會的，不要因為我而影響你們。”

姚淑賢很後悔說實話，讓主席替她擔心。

晚上，當姚淑賢給主席送去削好的鉛筆時，主席若有所思地望著她，目光一閃，忽然說：

“小姚，你等等。有個東西你拿回去給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會生氣了。”

毛澤東拿出一支鉛筆，鋪開一張白紙，開始伏案書寫，原來是一首古詩。詩曰：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

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姚淑賢接過詩反複讀了兩遍，大致明白了意思，不由得臉紅，並小聲對毛澤東說：“主席，我們有紀律。凡是帶字的東西都必須上交。”

“你為什麽那麽老實？現在又沒有誰看到，我是不會打小報告的。”毛澤東幽默地擠一擠眼，笑笑，做個手勢，說，“藏起來，帶給他。”

毛澤東書寫的這首古詩，是《詩經·邶風·靜女》中的一章。《靜女》這篇詩，就被朱熹指責“**奔”，也是要被王柏砍掉的“**詩”。毛澤東抄下來送給戀愛中的青年，可見他是喜愛這首詩作的。

後來姚淑賢從北戴河回到北京，便把毛澤東手書的這首詩交給男朋友看，並講了失約的原因。她的男朋友很激動，囑咐她一定要好好為毛主席服務。

1973年7月17日，毛澤東會見美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博士，在談話中說到《詩經》的曆代注疏和“詩無達詁”的問題。他說：“《詩經》是兩千多年以前的詩歌，後來做注釋。時代已經變了，意義已不一樣。這或許是‘詩無達詁’的意思吧！”

毛澤東這段評論，提出了《詩經》闡釋學的一個大問題：由於時代不同，人們對許多作品的意義會有不同的理解，從而做出不同的闡釋。“詩無達詁”，本來是西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一句話。毛澤東學《詩經》是讀過各家注釋的，他注意到由於時代變化而產生不同解釋，這是曆史唯物論的觀點。

毛澤東對《詩經》藝術經驗的借鑒與革新

作為現代偉大詩人，毛澤東的詩詞創作對《詩經》藝術經驗也有所借鑒和革新。

1957年，毛澤東為《詩刊》的題詞是“詩言誌”三個字。這三個字初見於《尚書·堯典》：“詩言誌，歌永言，律和聲。”何謂“誌”？東漢學者鄭玄注：“詩所以言人之誌，意也。”《史記·五帝本紀》引作“詩言意”。“意”，指懷抱、情感等心靈的活動。詩就是把內心的思想感情通過生動的語言形式表現出來。先秦諸子著述中普遍認同“詩言誌”，如《莊子·天下篇》：“詩以道誌。”《荀子·儒效篇》：“詩言是其誌也。”《左傳·襄公十七年》：“詩以言誌。”所以朱自清稱“詩言誌”是中國古代詩論的“開山的綱領”。

毛澤東的詩詞創作為“詩言誌”賦予了新的內涵，即他用詩詞抒無產階級革命之情，言無產階級革命之誌。毛澤東把這個綱領用作《詩刊》的題詞，是對我國社會主義詩歌創作的普遍要求。

“《詩經》學”有“六義”之說：風、雅、頌是《詩經》的三種詩體，賦、比、興是《詩經》的三種藝術表現方法。古人從《詩經》305篇的藝術經驗中總結出賦、比、興三種表現方法，為中國兩千多年的詩歌創作所繼承和發展。

1965年7月，毛澤東在與陳毅元帥談詩的一封信中說：

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興是不能不用的。賦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謂“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也有比、興。“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

毛澤東談論賦、比、興，雖是分別引自朱熹在《詩集傳》中所作的《葛覃》《螽斯》《關雎》三詩的解說，卻有他獨創的見解：

其一，從形象思維的角度，認為賦、比、興三者是不能不用的表現方法。要用形象思維，就必須用比、興，不然，大白話沒有形象、意蘊，便不成為詩。

其二，賦之用，是在鋪陳直敘中運用包括比、興在內各種修辭技巧，如《北征》就是賦體，但並不直白。

其三，毛澤東主張賦、比、興酌而用之，因三者各有特長，各有各的用途。

這個觀點與南朝的鍾嶸《詩品序》所言是一致的：“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鞠蔓之累矣。”鍾嶸指出，若隻用比、興，含義隱晦難明，文字不能流暢易曉。又如劉勰所說：“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一首詩如要多處加注才能讓人明白，那太難讀了，也就不易傳播。但是若專用賦，則容易產生平直散漫，或者文繁意少，淡然寡味。

從鍾嶸到毛澤東，都主張賦、比、興三者酌而用之。毛澤東的詩詞就是賦、比、興酌而用之的。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與時俱進，抒革命之情誌，創造了充滿新的時代精神的光輝詩篇。他賦、比、興並用，以當代自然暢曉的語言，創作了意象飛動、韻味深長、含蘊無窮又氣勢磅礴的詩詞，達到了高超的藝術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