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但是在蘇拉特，幾乎沒有市民會被誤導，因為幾乎整個醫療行業，除了當地醫院的護士和醫生，都已經逃離了疫情的樊籠。
有這樣一個例外：9月22日，一個周四的上午，拉爾吉巴·帕特爾醫生焦慮地在市立醫院的大廳裏踱來踱去，心煩意亂。他的妻子杜爾加·瓦提德裏在前一天的傍晚開始流鼻涕。帕特爾說，症狀看起來很輕微，但隨著夜幕降臨，症狀迅速加重，她的喉嚨痛得厲害，已經無法吞咽。
“然後我發現她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帕特爾已經無計可施，他回憶說，“她胸痛，還嘔吐。我帶她去了一家私人醫院接受治療。但是醫院關閉了。當時她正在吐血。所以我就把她帶到這兒來了。”28歲的瓦提德裏剛躺在醫院瘟疫病房的**，帕特爾7歲的兒子和22歲的弟弟也染上了這種疾病。
“作為一名醫生，我對康複很有信心，”帕特爾說，“但當我看到它的恐怖症狀時，我嚇壞了。”
帕特爾的家人要過幾周才能康複，不過謝天謝地，他們都能活到給大家講述1994年那場瘟疫故事的那一天。
在整個醫院裏，心緒不寧的家屬們都描述著類似的症狀，都是以嘔吐、呼吸困難、胸痛、胃痛和發高燒為特征的突發性疾病。他們戴著口罩說話，小心翼翼地避開精疲力竭的醫護人員。為數不多的睡眠不足的醫護人員，偶爾也會有情緒暴發的時候。
沿著通往瘟疫病房的走廊，蒙麵的低種姓婦女穿著色彩鮮豔的紗麗，拖著地板，擦著牆壁，仿佛這樣的清潔能防止耶爾森菌在醫院裏傳播。這間病房被一幅長簾隔開了一半，裏麵有大約80張病床，生鏽的鐵框上白漆已經剝落。女病人在簾子的左邊，男病人在右邊。所有的床位都滿了，還有病人躺在輪**。盡管人群擁擠，但幾乎沒有聲音，因為大多數病人都病得說不出話，甚至不能呻吟。
在厚厚的隔離門後麵，是兩個封閉的房間，裏麵是最危險的病人—那些通過血液和痰液能傳播耶爾森菌的病人。滿懷擔憂的古普塔醫生仍然一次戴著3個口罩，在病人中走動，檢查他們的抗生素、發燒和疼痛情況。他在病床之間蹣跚而行，他已經連續3天沒覺睡了。
接下來的周五，印度開始為此次疫情付出最終且巨大的代價。聯合國安理會要求對印度的鼠疫防控措施進行全麵評估，與此同時，一些國家暗中威脅要抵製印度商品。這使得瘟疫終於被印度總理納拉辛哈·拉奧提上了議事日程。他派衛生部秘書達亞爾前往蘇拉特。達亞爾頭發花白，戴著眼鏡，是衛生部的最高官員之一。他於周五上午飛抵蘇拉特，當天下午返回德裏，他告訴記者和總理拉奧，44名蘇拉特人死於肺鼠疫，另有174人正在接受治療。
達亞爾說：“受疫情影響地區的局勢已經得到了很好的控製。”他還說，蘇拉特衛生官員已經開始在全市範圍內挨家挨戶地進行調查，以主動尋找更多的病例。22
但達亞爾的聲明並沒有消除公眾和世界的恐慌。整個印度都覺得危機四伏，四環素的銷量猛增，藥品供應也迅速減少。為了確保有足夠的藥物用於治療真正需要的病人，印度食品和藥品管理局不得不儲備起四環素來。
周六上午的報紙頭條明確告知印度人，拉奧政府已經正式宣布蘇拉特“被瘟疫襲擊”，並且把軍方的快速行動部隊派遣到了當地，實施隔離措施，阻止大批潛在的鼠疫攜帶者去往這個國家的其他地方。
當身著藍色迷彩戰鬥裝備的快速行動部隊於周六下午抵達時，蘇拉特已經撤離了3/4的人口，也就是大約45到60萬人。批評人士抨擊印度聯邦政府沒有及早采取行動。鐵路局也迫於輿論壓力，開始封鎖蘇拉特，除了卸下醫療用品外，拒絕列車在蘇拉特停留。
國際社會開始關注。世界衛生組織稱印度的疫情是幾十年來最嚴重的。世界各地的權威人士呼籲向民眾提供有關鼠疫的專業知識和建議。
迎接他們的是一陣尷尬的沉默。印度並不是唯一一個中止鼠疫監測項目的國家，印度相信耶爾森菌不再構成威脅。在蘇聯解體3年後，曾經龐大的鼠疫防疫設施陷入了徹底的混亂，不再有歐洲科學家研究耶爾森菌。美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更是尷尬得透不過氣來，因為他們承認，當時隻有一名員工—科羅拉多州柯林斯堡的一名兼職科學家—精通鼠疫。但沒有足夠的鼠疫疫苗庫存，也不可能在半年時間內生產出任何疫苗。
世界衛生組織時任總幹事中島宏博士對此保持緘默。麵對印度的災難，每個國家隻能自己決定如何應對。機場開始對入境的印度飛機進行檢查，有關出台更多限製性政策的傳言也不絕於耳。在德裏，官員們認為，隻要瘟疫仍局限在偏遠的比德和蘇拉特市，這種激烈的國際反應就能被阻止。
但，偏偏不這麽走運。
周末，德裏和巴羅達出現了疑似鼠疫病例。一名鼠疫疑似病人從醫院逃了出去，引發了人們對首都破舊貧民窟的瘋狂搜索。最後也沒有找到。
隨著國際壓力的增加，衛生部部長尚卡拉納德本人於周六前往蘇拉特。在德裏官員的陪同下，尚卡拉納德考察了市立醫院，卻被一群憤怒的蘇拉特人和記者團團圍住，他們要求印度聯邦政府告訴民眾將采取什麽措施來拯救這座城市。尚卡拉納德毫不服軟，他憤怒地向暴民大喊大叫，命令軍隊保護他，然後逃離了這座城市。
與此同時，被遺棄的蘇拉特在來不及打掃的垃圾、饑腸轆轆中垂死的動物和腐爛食物的惡臭中搖搖欲墜。留在蘇拉特的工人實在太少了，無法維持企業運轉。這個在髒亂差中追逐商業利潤的城市裏，至少有4.5萬套鑽石拋光設備閑置著，那麽基本的民用需求得不到滿足也就不足為奇了。
周一早上，局勢失去了控製。全國範圍內使用四環素的現象非常普遍，以至於世界衛生組織發出警告說，印度可能會出現各種對四環素具有耐藥性的微生物。僅古吉拉特邦就發放了1000多萬劑這種藥物。23
“我們正在努力，”古吉拉特邦衛生廳廳長蘇巴什·沙拉德抱怨道，“我們告訴民眾，隻有那些接觸過已知鼠疫病例的人才應該服用四環素，除非有症狀。這將是政府的常態，我們對此非常清楚。”
沙拉德在蘇拉特的市立醫院裏設立了一個指揮所，晝夜不停地協調應對鼠疫的緊急情況，他拍了拍上衣口袋：“我的四環素在口袋裏，還沒吃。”
但是公眾仍然無視政府的公告。一周之內，蘇拉特的四環素消耗了1500萬劑。報紙上全是包括美國和歐洲製造商在內的製藥公司廣告，不僅四環素，而且還有一大堆的抗生素、清潔劑、殺蟲劑和老鼠藥廣告，住在離蘇拉特千裏之外的印度人都會爭相購買這些東西。24
接下來的星期二是印度的世界旅遊日，印度的旅遊人數出現10多年來最大幅度的下降。原定於10月前往印度的旅行團有20%被取消。已經在印度的遊客縮短了他們的行程，紛紛逃離。泰姬陵、果阿海灘、齋浦爾“粉紅之城”和菩提伽耶的山佛等往常極其擁擠的地標性建築都門可羅雀。受影響最嚴重的是那些迎合高端遊客和商務旅行者的度假勝地和酒店，突然間空無一人。25
當經濟部部長們為如何最好地彌補這些損失而絞盡腦汁時，邊遠地區的10個邦相繼宣布，他們都發現了疑似鼠疫病例。
災難性的後果便是：徹底的經濟崩潰。9月28日，星期三，海灣國家（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卡塔爾、阿曼和阿聯酋）禁止所有來自印度的航班、貨物和公民入境。巴基斯坦和斯裏蘭卡—都與印度積怨已深—立即效仿。
孟買股市暴跌，經曆了自1989年拉吉夫?甘地遇刺事件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海灣國家與印度之間的年貿易額以往高達30億美元。此外，約有40萬印度人在海灣地區工作，給家裏匯錢以維持家裏的生計。這種現金流戛然而止，因為海灣國家禁止了所有進出印度的郵政通信—這一舉動肯定不會對控製瘟疫有任何醫學上的幫助，但卻成功地打擊了印度教主導的印度經濟。海灣和印度之間的航班取消了，這些航班以往每天運載1.2萬名乘客。所有印度生產的貨物和電子產品都在伊斯蘭國家的抵製中被禁止入境。
兩天之內，其他重要的貿易夥伴和主要的遊客來源國都關閉了與印度的所有聯係：俄羅斯聯邦、中國、埃及、馬來西亞和孟加拉國。其他大部分沒有完全禁止印度人員、航班和貨物往來的國家，仍堅持對印度來的旅客進行檢查。
9月29日，諾貝爾獎得主特蕾莎修女被迫在羅馬的達·芬奇機場接受體檢。她計劃乘機與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會麵，在飛機起飛時，這位瘦小的修女對其他乘客笑了笑，告訴他們不必擔心瘟疫。
除了發布新聞稿外，世界衛生組織幾乎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來製止這種對印度的國際汙名化：“沒有必要害怕或恐慌……這是一種可以治療的疾病，印度采取的措施完全足以應對。”世界衛生組織已跨越了健康的公共衛生和全球化的恐慌之間原有的合理界限，他們沒有采取什麽行動來減緩人們的恐慌情緒，也沒有遏製來自印度宿敵伊斯蘭國家的抵製聲音。14世紀以來，國際社會在恐懼的重壓下搖搖欲墜，幾乎沒有權威的聲音試圖提醒驚恐的人類，科學早已征服了耶爾森鼠疫菌。
包括該國駐聯合國代表在內的印度內閣於9月29日匆忙開會。彼時，印度已有1463例鼠疫疑似病例，47人死亡—這些死亡病例全部發生在蘇拉特。僅蘇拉特市立醫院就收治了659例鼠疫疑似病例。報告疑似病例的地區包括德裏、西孟加拉邦、拉賈斯坦邦、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幾乎覆蓋了整個印度。在德裏，鼠疫疑似病例已將全印度醫學科學研究所的床位占滿，恐慌導致所有公立學校關閉。地方政府表示，德裏有2人死於鼠疫，孟買有1人死於鼠疫。
部長們向印度全國發出保證：“印度將在3周內擺脫瘟疫。”
但這仍然擋不住疫情對經濟的重創。孟買股市在單日交易中又下跌了77.3點。然而，沒有發現鼠疫病例的地區也麵臨毀滅。例如，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每年10月都來的旅遊團紛紛取消了行程。26
歐洲和北美仍然保持著與印度的貿易和人員往來，但乘客被要求接受體檢。10月1日，印度航空公司101航班上的一名印度乘客因疑似感染鼠疫，27在倫敦希思羅機場被扣留。英國早就不用隔離這種操作了，機場也不再設有隔離室。所以這名男子在機場一間沒有窗戶的房間裏被鎖了好幾小時，有關部門四處緊急尋找合適的隔離設施。這名男子的隔離事件引發了新德裏和英國下議院的政治抗議。五小時後，這名男子（後被證實並非鼠疫病例）被一輛特殊的密閉的傳染病專用救護車從希思羅機場轉運到北威克公園醫院隔離，在那裏等待血液和痰液標本的化驗結果。28倫敦的印度僑民譴責英國的這種行為是種族主義。不管事實真相如何，從醫學角度來看，采取這種極端措施確實說不過去。即使這個不幸的乘客真的感染了細菌，給他的同行乘客分發抗生素也是很好的預防措施，而不是強製監禁。
在華盛頓，這場瘟疫引起了相當大的關注和輿論熱度。雖然美國國務院多次呼籲民眾保持冷靜，人們仍然擔心鼠疫攜帶者可能會隱藏在城市中心得不到治療，從而引發這種可治愈傳染病在美國的暴發。鼠疫很容易用抗生素治療，但官員們對美國急診室的醫生能否正確診斷這種像肺炎的疾病、使用適當的治療和預防措施缺乏信心。一項快速調查結果顯示，90%以上來自印度的航班，無論是直飛還是途經某個歐洲城市中轉後抵達美國，都降落在紐約市的約翰·肯尼迪國際機場。每天大約有2000到3000名來自印度的乘客抵達該機場，其中許多人是居住在紐約的大約10萬印度移民的親屬。
9月27日，美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和紐約衛生局製定了一項措施，旨在迅速檢測鼠疫病例、防止其在紐約傳播。29這項由疾控中心和紐約政府一起醞釀的措施，同時在紐約以外的其他6個城市實施，為控製入境旅客流量，來自印度內陸的旅客隻能通過這些城市的口岸入境。
美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開通了鼠疫谘詢熱線，在9月27日至10月31日間共接到2692個谘詢電話，打電話的都是憂心忡忡的市民，有些甚至歇斯底裏。
在紐約，疫情防控責任落在了該市傳染病部門的新主管瑪塞爾·雷頓博士的身上。年輕的雷頓一頭卷發，頭腦冷靜，受到國內同行的普遍尊敬。
早在一個月前（1994年8月27日），雷頓就收到了疾控中心關於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比德地區暴發腺鼠疫的通報。作為紐約市衛生局傳染病防治科室負責人，雷頓經常收到這類不尋常疫情暴發的通報。大多數海外報道隻引起了一小部分人的關注，對紐約沒有構成真正的威脅。
但到了9月，隨著蘇拉特肺鼠疫病例的蔓延，美國人的擔憂加劇。雷頓特別關注疾病預防控製中心的消息，“印度沒有對（航空公司）出發乘客進行篩查”，這意味著將由乘客目的地所在當局來確定誰是可能的鼠疫攜帶者。
雷頓和同事們準備開展一項雄心勃勃的監測計劃，對每天降落在紐約肯尼迪機場的來自印度的31架航班進行監控，與此同時，向紐約大都會的醫務人員發出警報。衛生專員瑪格麗特·漢伯格博士會見了魯道夫·朱利安尼市長，漢伯格使紐約市長確信，盡管印度離紐約很遙遠，但紐約市仍然存在衛生安全隱患，因為肯尼迪機場是美國主要的入境口岸，接待來自印度內陸的遊客和移民。朱利安尼問為什麽不能簡單地完全禁止來自印度的飛機進入，漢伯格列舉了醫學和邏輯上的原因，采用如此敏感的政治措施會導致安全問題：因為據估計，疫區蘇拉特市已有50萬居民逃離了他們的城市，湧向了亞歐大陸的各個地方—不僅僅是印度；實際上，大多數來自印度的乘客在法蘭克福、阿姆斯特丹、巴黎和倫敦轉機，而不是直接從印度過來，他們仍然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進入美國。此外，漢伯格提醒市長，鼠疫是完全可以用現代抗生素治愈的。朱利安尼這才對漢伯格所在的衛生部門表示支持。
9月27日，雷頓的監測計劃開始實施生效。她與疾控中心位於科羅拉多州柯林斯堡的瘟疫實驗室的科學家們密切合作，製定了一個三管齊下的戰略。首先，她的工作人員開始向紐約大都會的醫務人員發出警報。一份詳細描述鼠疫症狀和體征的特別簡報，傳真到市內102家醫院的急診室和感染控製辦公室，以及鄰近的威斯切斯特、薩福克和拿騷郡的數十家醫院。此外，向在紐約市行醫的2萬名醫生發送了疫情通報，10月8日在皇後區舉辦的印度節慶祝活動上分發一份印地語傳單。
紐約防控的關鍵是在肯尼迪機場采取的措施。疾控中心向所有航空公司發放了有關鼠疫的小冊子，航空公司工作人員預計會最先發現鼠疫的症狀。疾控中心同樣通知了移民局以及美國海關的代表，因為那些機構的雇員—非醫務人員—會日常接觸所有國際旅客。因此，發現可能的鼠疫病例的責任落在了私人航空公司、移民局、海關和美國政府的雇員身上：他們均沒有經過醫學訓練。
“如果有可疑病例，紐約市醫務人員會來到跑道上，”萊頓後來解釋道，“將疑似乘客帶走。其他乘客將繼續留在飛機上，直到確認該乘客是否患病。”
根據美國法律，如果在這樣的航班上確診了鼠疫病例，同機的所有乘客都將被要求接受檢查，向衛生專員提供有關他們未來目的地的詳細信息，保證一周內的隨訪監測能找得到人。
雷頓說：“如果在乘客下飛機之前沒有查出鼠疫病人，那麽再回頭找到這些人將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一架從印度起飛的飛機上確實發現了1例鼠疫疑似病例，雷頓的方案得到了有效實施。但其餘9例疑似病例都是在乘客下飛機後才發現的；其中2個疑似病例分別被敏銳的肯尼迪機場的票務代理和紐約地區的急診室醫生發現。
一名海關工作人員剛剛檢查完一名印度旅客的行李，抬頭就看到紅色**從這位旅客的嘴裏滴落下來。海關工作人員驚慌失措，確信這名印度人在流血，於是向機場的衛生官員發出了鼠疫警報。事後發現，這位印度旅客隻是在嚼檳榔，檳榔會分泌出鮮紅色的汁液，把嘴和牙齒染成火紅色。
但是其他鼠疫疑似患者就沒那麽幸運了—他們本身都患有嚴重的疾病；其中1人死於瘧疾，還有2人得了瘧疾，4人是病毒感染，1人患有慢性肝病，最後1人是得了傷寒。
漢伯格說，幸運的是，這些疑似病例中沒有一例被確診鼠疫，因為這些對疑似病例的處置措施暴露出美國疾病安全網存在若幹缺陷，其中一些可能很難糾正。
洛克菲勒大學的諾貝爾獎得主喬舒亞?萊德伯格表示，這主要是因為來自海外的信息大多是模糊且互相矛盾的。這種現象很普遍，貧窮國家發生的疫情得不到充分的描述，甚至被誤解。在印度的鼠疫病例中，直到來年的2月份，即疫情暴發近6個月後，實驗室才證實鼠疫耶爾森菌是疫情的起因。海外診斷的不確定性讓雷頓和她的同事們感到緊張。她問道，如果他們的整個警報係統針對的是錯誤的病原體，而其他疾病卻不知不覺地溜進了肯尼迪機場，那該怎麽辦？如果印度錯了，不是耶爾森菌的問題，當雷頓所有的資源都被分散，一些危險的病毒溜進了紐約，那該怎麽辦？
指出一個貧窮國家的失敗輕而易舉，但美國在這方麵做得又怎樣呢？疾控中心的魯思·伯克爾曼、吉姆·休斯和格蘭特·坎貝爾回顧後承認美國也存在嚴重的缺陷，美國醫生很多時候無法鑒別鼠疫和其他疾病。大多數美國的醫學院早已不對普通醫學生進行公共衛生和傳染病的培訓，而僅僅麵向未來的專科醫生開設相關的選修課或高級課程。在美國，臨床醫學和公共衛生之間的聯係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從識別出紐約市可能出現的病例到隔離這些患者之間有很長的時間差，因此有可能使大量的人暴露在被傳染的風險中。
對紐約市來說，控製傳播和追蹤繼發性病例（尤其是已經下飛機的旅客）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我們的底牌是有一個龐大的協作體係，可以識別飛機上的每個人，”雷頓說，“但大多數未被發現的潛在病例已經出現在社區裏了。”乘客下飛機後，哪怕是隻發現一例真正的鼠疫病例，也會嚴重占用該市的衛生資源，並迫使漢伯格從其他項目中抽調人員。如果有多個病例，或者這種疾病是病毒性的（無法治療），這種情況會迅速耗盡衛生部門的資源。在紐約，情況並非總是如此：在20世紀早期，鼠疫的控製已經成為常規，並且取得了成功。
在全國範圍內，美國公共衛生安全網發現了13例與印度疫情有關的鼠疫疑似病例：紐約市10例，紐約州的奧爾巴尼1例，美國的其他地方還有2例。疾控中心的官員們堅稱，盡管紐約市衛生局可能不堪重負，但它確實是美國最警覺、最高效的地方機構。
休斯和坎貝爾得出結論說，美國公共衛生係統對海外暴發的疫情早已失去了警惕，印度最近發生的瘟疫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忽視全球微生物威脅，將付出高昂的代價。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