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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結論都是事後得出的。在1994年10月的第一個星期裏，世界上每個國家都進入不同程度的鼠疫警戒狀態，印度成為眾矢之的。
10月，整個印度突然進入了高度緊張的衛生應急狀態。抓老鼠、清洗街道、集中焚燒垃圾，到處散發出嗆人口鼻的腐臭味，彌漫著霧霾。單是蘇拉特，在接下來的幾周內就燒掉了3000噸垃圾，並撒播了數百磅可能根本不需使用的滴滴涕殺蟲劑（因為蘇拉特沒有鼠患和攜帶細菌的跳蚤）。在新德裏，有人在聖雄甘地的巨型雕像的嘴巴上戴了一個巨大的外科口罩。在馬哈拉施特拉邦塔那鎮，一名驚恐萬狀的男子指責那些從古吉拉特邦來到他所在村莊的人是瘟疫的攜帶者，10月2日晚上他甚至謀殺了這3個來訪者，其中最年輕的是一個年僅7歲的女孩。
自一個月前蘇拉特暴發這場瘟疫以來，孟買股市持續暴跌，累計下跌了213點，跌幅達總市值的5%。股市動**反映出商界對政府在危機中的應對治理能力感到日益不安。
“不論是在印度國內還是國外，人們都處在恐慌崩潰的邊緣，”《印度時報》甚至抱怨道，“反而我們的國家和國家領導人似乎都很淡定。難道不應該反過來嗎？坦率地說：印度的未來岌岌可危。”31
10月2日，新德裏聯邦官員公布了令人震驚的最新鼠疫病例數據：據稱，全國共有4059例，其中古吉拉特邦1297例，馬哈拉施特拉邦2105例。公布這些數據的同時，聯邦官員再次呼籲國際社會保持冷靜。
但阿曼以撤僑做出了回應，當時在孟買的所有阿曼公民都被緊急撤離。截至10月4日，周二，官方公布的鼠疫疑似病例為4780例，死亡人數為48人。在舊德裏，一名5歲的兒童被證實死於鼠疫。
隨後，一場知識分子之間的口誅筆伐暴發了，印度一些頂尖的生物學家和醫生相互對立，加劇了積怨已深的相互懷疑和仇恨。
首先，印度國立傳染病研究所—位於新德裏的大型聯邦研究中心—儲存著來自該國鼠疫疑似病人的生物樣本。但是全印度醫學科學研究所也有部分生物樣本。兩所研究機構在一場看似奇怪的地盤爭奪戰中陷入了尷尬。全印度醫學科學研究所拿到的是在德裏發現的疑似病例生物樣本，並拒絕與國立傳染病研究所共享這些血液及唾液樣本，理由是這些珍貴的樣本應該被保管在該所的實驗室裏，如果需要，國立傳染病研究所的微生物學家應該前往全印度醫學科學研究所作研究，而非要求把樣本運去他們那兒。
國立傳染病研究所堅持認為自己才應該是所有耶爾森菌樣品的存儲中心。同時這種不合時宜的自大還導致該所拒絕了美國疾控中心、倫敦衛生和熱帶醫學院以及烏克蘭敖德薩的鼠疫實驗室提供的技術援助。32
國立傳染病研究所臨時設立了一個鼠疫實驗室，建在一座舊煤渣砌塊建築的頂樓上。10月，新德裏酷熱難耐，人畜共患病部的實驗人員在簡陋的條件下晝夜不停地工作。那些訓練有素的微生物學家，其中一些人曾在西方最好的大學裏學習過，使用的設備可能隻在美國高中的教學實驗室裏才能找到。他們穿戴著塑料防護裝備、手套和護目鏡，汗流浹背地工作，沒有空調可以減輕他們的不適。痰和血的樣本在熱帶高溫下的實驗室裏被炙烤著。
在鼠疫控製室，傑恩博士和一組流行病學家努力從全國各個角落蜂擁而至的鼠疫病例報告中追蹤線索。傑恩已經嚴重睡眠不足，他對接二連三的電話、工作人員的詢問和官方的幹擾都很緊張。這位精疲力竭的流行病學家剛說完一句話，另一個問題就冒了出來。對每一個人，他似乎都做出了身體上本能的反應，向後退縮，眯起眼睛，從頭到腳緊張不安。衛生部官員每小時都會向傑恩拋出一個關鍵問題：“這是鼠疫耶爾森菌引起的疫情嗎？所有這些全國範圍內的疾病都是由鼠疫引起的嗎？”
“我們還沒有做過分子流行病學研究。”傑恩氣急敗壞地說。他告訴人們，在蘇拉特暴發的疫情中，對疫情防控至關重要的流行病學調查工作還沒有啟動。“不能因為實驗室發現這種細菌的形態與鼠疫杆菌相似就說這是鼠疫。他們沒說這是瘟疫，隻說是類似。最根本的問題是，在這個關頭，我不可能說這是或者不是鼠疫，這還有待進一步證實。”
但是在新德裏的傳染病醫院裏，泰瓦裏醫生已疲於應對鼠疫疑似病例。在他接診的749人中，大多數隻是單純的憂慮者或患有其他較輕傳染病的人。泰瓦裏把這些病人安置在醫院的普通病房裏。
但泰瓦裏確信有幾例是由鼠疫耶爾森菌引起的。實驗室診斷後來也證實了這一點。
泰瓦裏堅稱：“我們有3個確診病例，都沒有在那個（瘟疫）時期離開德裏的曆史。他們都來自德裏的貧民窟，沒有鼠疫患者接觸史。這是肺鼠疫。我們還有13個疑似患者需要做進一步調查。”
其中1個確診病例是4歲的維賈伊·庫馬爾，他高燒持續4天不退，呼吸困難，頸部劇痛。口罩上邊，露出消瘦的庫馬爾閃爍著的那雙過分驚恐的大眼睛。
瘟疫隔離病房裏，庫馬爾的旁邊躺著22歲的哈裏什。5天來，他一直發燒，咳嗽不止。哈裏什戴著口罩，保護著來病房的訪客，還不時咳嗽幾聲。
“我突然就發燒了，”他用印地語說，“我也不記得周圍有誰生病了。”
大廳對麵，和空無一人的瘟疫病房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另外一個擁擠的病房，泰瓦裏醫生稱之為“恐瘟病房”，“病人們”拒絕離開，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確實患有這種可怕的疾病。
一群年輕的同事也加入了泰瓦裏的陣營，他們堅持認為對鼠疫的恐懼是“愚蠢的”，而且嚴重扭曲了事實。
對於這些瘟疫，全球必須有一個統一的政策。迪內什·古普塔醫生大聲疾呼，他的聲音蓋過了其他醫師的聲音：“不要下禁令！不要關閉國界！”
當德裏傳染病醫院和蘇拉特市立醫院的工作人員十分肯定他們手上有實驗室確診的耶爾森菌感染病例時，國立傳染病研究所卻猶豫不決，他們無法提供確切的流行病學或實驗室證據。在全印度醫學科學研究所，他們仍然抓著樣本不放，也無法解決這一爭議。他們的精力被拴在研究所內部蔓延的戊型肝炎暴發上，當時已有60名員工死亡。
在蘇拉特，4名私人醫生於10月1日宣布，他們有證據證明該市沒有耶爾森菌感染。他們說，這種流行病是由“漢坦病毒”引起的，有時也被稱為“漢塔病毒”，是一種通常在齧齒類動物間傳播的病原體。這份聲明引起了市立醫院勤勤懇懇的醫生們的憤怒，他們在10月3日提供了一筆可觀的獎金給任何能夠證明他們誤診了耶爾森菌感染的人。
這4位關鍵人物（比平·德賽、蘇迪爾·瑪法迪亞、納內什·帕裏赫和巴望·米斯崔）不得不放棄他們的“漢坦病毒”理論，因為有壓倒性的證據表明，這些病人在接受抗生素治療後恢複了健康，而抗生素隻對細菌有效。10月6日，這夥人又提出了一個新的假設：不是鼠疫，是類鼻疽。他們承認：“我們沒有任何病人或他的痰液用於提取標本作為證據，但我們要求有關醫生研究這一理論，並為蘇拉特、古吉拉特邦和全國提供正確的疾病診療方案。”
另一群來自馬哈拉施特拉邦普納的醫學院醫生說，他們所稱的淋巴腺鼠疫病例實際上是由伯克霍爾德菌引起的，這種細菌很少會讓本來健康的人生病。33
來自全印度醫學科學研究所的科學家們最終也趟了這渾水。他們在10月下旬宣布：“從病人身上培養鼠疫耶爾森菌的嚐試失敗了，盡管它不是一種很難生長的微生物。”
他們接著指出，漢坦病毒、類鼻疽病或另一種細菌—鉤端螺旋體病—都有可能是這起瘟疫的病因。然而，他們沒有注意到一個關鍵細節：他們並沒有從手裏的樣本中分離出任何一種上述微生物。
在更深入地研究了各種可能性之後，最初提出伯克霍爾德菌是罪魁禍首的普納地區的醫生們改變了他們的猜想，這些醫生支持假單胞菌才是這場疫情的病原體的觀點。他們聲稱已經從30%被診斷為腺鼠疫的病人的淋巴結中培養出了導致類鼻疽的細菌。
這場鬥爭在醫學上和政治上都利害攸關。如果這些批評和猜忌是正確的，那麽蘇拉特的醫生—政府雇員—就犯了可恥的錯誤，給國家帶來了恥辱和經濟損失。如果這些批評是不正確的，那麽聯邦政府就可以宣稱自己在提醒全世界注意這種流行病方麵做得很好，並擺脫政府在應對疫情時由於公共衛生失敗所遭受的指責。無論發生哪種情況，市立醫院的醫生們都在忙著與疫情做鬥爭，無暇反駁，加之在政府等級體係中地位太低—以至於他們不能有效地介入這場爭論。德裏的科學家們似乎無法變出令人信服的數據，就無法迅速將這場爭論扼殺在萌芽狀態。
類鼻疽是一種在印度內陸罕見的疾病，更常見於東南亞地區。細菌通常通過接觸受汙染的水經由皮膚傷口傳播。即使在東南亞，也沒有關於類鼻疽流行的報道。這種微生物從未被發現在人與人之間傳播。而大多數假單胞菌攜帶者從未發病，而是成了這種通常無害細菌的終生攜帶者。因此，在遭受地震破壞的農村地區，30%的居民的淋巴結裏都有這種微生物，這似乎並不奇怪。但從已知的人類類鼻疽病例來看，如果超過10%的農村人口因暴露於這種病原體而出現類似腺鼠疫的急性症狀，那將是醫學奇聞了。
兔熱病是另一種可能的解釋，它是一種更嚴重的細菌性疾病，其症狀更類似於肺鼠疫，包括發燒和淋巴結腫大。但大多數兔熱病患者也出現了嚴重的皮膚潰瘍，這在比德或蘇拉特患者中沒有出現。此外，這種細菌並不是印度內陸所特有的，通常由蜱類攜帶，而這些蜱類隻在更寒冷的氣候條件下才會被發現，比如北美平原和俄羅斯大草原。
“我希望這些所謂的資深科學家能有時間和國立傳染病研究所實驗室談談，”衛生部秘書達亞爾惱怒地說。“在比德，這無疑是一場鼠疫。我們在患者血清中發現了抗體。毫無疑問，這是腺鼠疫—症狀很明顯。我們已經培養了血液樣本！我們已經分離出了細菌！的確，分子流行病學還沒有研究出來。但是結合所有現有證據—痰液、血液、高滴度、抗體反應—我們強烈認為這就是鼠疫杆菌。”
但是，除了政府的聲明，印度老百姓幾乎什麽都願意相信。在孟買，街頭巷尾開始流傳巴基斯坦的陰謀論。
“看看誰是第一個呼籲抵製印度的人，”他們會意地告訴來訪者，“巴基斯坦！沒有瘟疫。這都是巴基斯坦用來搞垮我們經濟的彌天大謊！”
相反，在加爾各答，老百姓談論更多的是政府的掩蓋行為：“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死於鼠疫，但他們卻瞞報！現在他們說這是別的東西引起的，一派胡言。”
隨著這種不信任和猜忌與日俱增，國立傳染病研究所的信譽不斷下降，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對印度采取懲罰性行動。荷蘭皇家航空公司的飛機在印度降落時，機艙裏灑得到處都是殺蟲劑；朝鮮拒絕給予曾停靠印度水域的任何國籍船隻停泊權；蘇丹將所有來自印度的旅客隔離監禁6天；中國大陸這段時間禁止所有印度人入境；中國香港通知所有印度人，他們將麵臨2天的強製隔離或立即驅逐出境；烏克蘭派武警將100名來自印度的乘客攔住，不讓他們下飛機。
世界對這種完全可以預防和治愈的細菌性疾病表現得那麽不理智，最大的威脅反而來自人類曆史的集體記憶。印度國內的反應自然是混亂、矛盾和不充分的。然而，世界衛生組織直到10月7日才代表印度采取強有力的行動。當天上午，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中島宏與印度政府隨行人員飛往蘇拉特，在市立醫院視察病例，然後返回新德裏召開新聞發布會。引用《國際衛生條例》第11條第3款，中島說他是應海灣國家的要求來評估印度疫情的。
中島說著印度記者很難聽懂的帶有濃重日本口音的英語，批評蘇拉特“所謂的疑似病例和確診病例之間有很大的差距”，並補充，確實有大量的肺鼠疫病例。然後他又加了一句令人費解的話：“我想說，今天蘇拉特確實發生了瘟疫。但如果你比較一下確診病例的數量—192例—在一個有180萬人口的城市裏，我們不能說這是流行。因此我更願意說蘇拉特發生了鼠疫，而非鼠疫流行。”
中島一講話，緊張的氣氛就在記者中傳開了，他們開始竊竊私語。由於不知道印度媒體**不安的原因，中島還在緊張地繼續講著，他的口音越來越重，媒體也越來越感到費解。
“至於實驗室部分，”中島一開始講話就顯得很慌張，“國立傳染病研究所的研究技術很強，但是工作條件很差，所以我建議衛生部部長為他們提供更好的工作條件。實驗室工作量已經開始飽和了，我有點擔心國立傳染病研究所不能繼續勝任此次疫情的檢測工作了。”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嚴厲譴責蘇拉特實驗室設施的質量，建議開展大規模流行病學調查和齧齒類動物監測，並呼籲印度政府積極開展相關科學研究。
關於國際社會對印度的抵製，中島閃爍其詞。他說，世界衛生組織的官方政策不建議采取這樣的行動，但《國際衛生條例》第7條規定，隻有當疫情穩定時間達到病原體的平均潛伏期的2倍時，才能宣布疫情結束，鼠疫的潛伏期為12天。因此，印度的鼠疫流行疫情—盡管連他自己都拒絕承認這是流行—將正式持續到11月。
新聞發布會的現場沸騰了。
“你像愷撒一樣到這裏來宣判嗎！”一位記者喊道。
“你的結論太草率了！”另一個喊道。
“關於這次對印度的抵製，你會對海灣國家說些什麽？”另一個問道，“印度沒有鼠疫？”
“你是個騙子！”記者們齊聲喊道。現場一度失控，緊張的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及其隨從隻能在一片混亂中匆忙離去。
又過了2周，印度的國際困境才算結束。但那時，疫情暴發的代價可謂是災難性的。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安·瑪麗·金博爾博士估計，僅旅遊業和貿易損失就高達13億美元。34這個數字與其他渠道發布的旅遊和貿易損失預估數字相近。35但是，已發布的對印度疫情造成損失的估計數據中，沒有一項考慮到蘇拉特長達2周的紡織和鑽石企業停工的損失、馬哈拉施特拉邦農業生產的損失、抗生素的恐慌性購買支出，以及直接產生的醫療費用。
當然，如果把這些因素考慮在內，粗略估計接近20億美元才似乎合理。但是對於最終造成56人死亡，不到6500人感染，可被抗生素治愈的傳染病而言，這樣的代價實在太大了。36
在所有的鼠疫病區關閉、最後一隻攜帶耶爾森菌的老鼠被消滅之後，印度仍在為其疫情付出著政治代價。這是政府對公共衛生不夠重視釀成的後果。
由於缺乏快速、明確的證據證實鼠疫杆菌對有基礎疾病患者和臨終病人的感染力有多強，而且對兩起獨立的淋巴腺疾病和肺疾病暴發疫情也缺乏明確的流行病學解釋，這就給了陰謀論、被害妄想症和反政府情緒等可乘之機。雖然美國疾控中心最終被邀請對現存的蘇拉特生物樣本進行檢測，並確認了耶爾森菌的存在，但大部分從9月份最初的病例中提取的痰和血液樣本都被銷毀了，原因是蘇拉特或德裏缺乏處理和冷藏設備。因此，無法將每個病例的症狀與耶爾森菌感染的實驗室證據相匹配。這就為那些帶有陰謀論色彩、別有用心的解釋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間。
美國疾控中心對蘇拉特的菌株進行了全基因分析，得出的結論是：這是一種以前從未見過的耶爾森菌菌株。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和俄羅斯的斯塔夫羅波爾鼠疫實驗室的科學家們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盡管該機構隻是簡單地表示，新發現的菌株與他們檔案中的任何菌株記錄都不匹配，但這一發現又引發了新一輪陰謀論。特別是《印度斯坦時報》稱：這是在哈薩克斯坦實驗室製造的新型生物武器，賣給了一個名為“阿查斯”的克什米爾反叛組織雲雲。37這足以促使國防部聲稱要封存所有剩餘鼠疫樣本，並永遠不得用於公共衛生的科學研究。
在1995年中出現“阿查斯”陰謀論之前，世界衛生組織和印度政府曾請求美國疾控中心提供流行病學援助。1994年11月的最後2周，美國官方唯一的鼠疫專家大衛·丹尼斯博士帶領一個流調小組，對蘇拉特、德裏和比德地區的病例進行了流行病學調查。他們的結論是，這次疫情是真實存在的，但無法從大多數樣本中分離出耶爾森菌，部分原因是給病人大量使用抗生素的情況很普遍，所以可能已經銷毀了細菌學證據。然而，1995年3月，在美國疾控中心的協助下，印度國立傳染病研究所公布了在比德和蘇拉特的樣本中發現鼠疫耶爾森菌的確鑿證據。幾個月後，倫敦的中央公共衛生實驗室的研究人員也發表了證據，證明導致類鼻疽病的微生物絕對不存在於此次疫情患者體內，徹底駁斥了1994年10月普納地區那幫醫生們的說法。
就在此次印度疫情準備蓋棺定論之時，美國、法國和俄羅斯研究機構的聚合酶鏈反應（PCR）基因測序報告公布的結果又直接把矛頭指向了美國。PCR測序結果顯示，該菌株的毒力相對較低，並且含有一組獨特的基因，這在鼠疫中是從未見過的。雖然這些基因的作用尚不清楚，但也不足以構成讓人擔憂的理由。俄羅斯方麵的測序結果顯示，該菌株對現有的各種抗生素高度敏感。在上述報告發布的幾天內，美國駐新德裏大使館被包圍了，因為當地科學家和記者聲稱，蘇拉特耶爾森菌神秘的基因片段可能是被人工植入的。他們說，這是基因工程的產物。這些工程師要麽是美國人，要麽，換一種說法，是在美國政府的授意下工作的哈薩克斯坦科學家。美國駐印度大使弗蘭克·威斯納甚至受到了人身攻擊，被指責策劃了整個計劃。
這種邏輯帶有很濃重的陰謀論色彩，並最終偏執地把矛頭指向了美國。38
這個邏輯忽略了微生物進化的基本規律，顯然是漏洞百出的，但這並沒有改變什麽。陰謀論者堅持認為，隻有美國政府擁有足夠的技術來製造這種超級細菌。1995年的夏天，一些印度媒體聲稱，美國正在進行一項大規模的生物武器戰計劃。為了證明這項指控，他們指出當年美國國會撥出3億美元用於生產防禦性生物武器，如研發相關疫苗。
這場愈演愈烈的外交危機提醒人們關注一個對公共衛生來說至關重要且前所未見的問題：生物武器技術。20世紀80年代的技術飛躍，使得恐怖主義在20世紀90年代以之前無法想象的新形式出現成為可能。各國政府必須將自然發生的微生物事件與人為事件區分開來。這讓美國陷入了一個特別危險的兩難境地，因為美國專家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既能製造如此可怕的生化武器，又能證明疫情是否是人為造成的科學家。在蘇拉特菌株的案例中，印度方麵指控這種基因改造細菌要麽是在美國軍方的舊杜格威試驗場製造的，要麽是俄羅斯生物學家馬丁內夫斯基博士在哈薩克斯坦的實驗室裏製造的。印度媒體稱，美國國防部部長威廉·佩裏曾訪問過他的實驗室，現如今馬丁內夫斯基就職於美國國防部，專門研究如何製造進攻性生化武器。
那麽，這麽做的動機是什麽？所謂的生化武器是如何到達蘇拉特的？有人說，美國在蘇拉特飼養豚鼠，在該市測試新的生物感應裝置。但在蘇拉特，人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裝置，它們尺寸巨大，不可能不被注意到，但卻沒有任何蛛絲馬跡被提及。還有人說，披露這些信息的不是別人，正是美國疾控中心的大衛·丹尼斯，就是他，在疫情開始兩個月後，應印度政府的要求，帶領一個小組前往蘇拉特開展調查。
美國駐印度的威斯納大使在這場陰謀中扮演的角色也得到了“證明”，因為他在與中國和印度的條約談判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試圖說服這兩個大國簽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約》（1972年）。用陰謀論的邏輯，表麵上他試圖促成和平，背地裏一定是一個可怕陰謀的主謀，要給印度帶來災難。
這些無中生有的指控令美國非常難堪，而且很容易將人們對印度政府失敗政策和疏忽大意的憤怒轉嫁到美國身上。當鼠疫首次在蘇拉特暴發時，印度媒體曾大聲疾呼政府缺乏必要的公共衛生服務、衛生環境極差、缺乏對鼠疫的監測，以及政府反應遲緩。現在，隨著全國大選的臨近，拉奧在他自己的國會黨內部也非常不受歡迎，很容易順水推舟把矛頭轉向另一個國家。
但印度公共衛生當局還是有很多問題需要回答。
“讓我們的國家吸取些教訓吧！第一個教訓：發展經濟的同時要保證對人民健康有足夠的投入。”雅各布·約翰博士說39，“第二個教訓：傳染病是影響發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因素。消息靈通的遊客來印度前都會接種日本腦炎、甲型肝炎、傷寒和瘧疾的疫苗；他們隨身攜帶了治療賈第蟲病和霍亂的藥物。有些人甚至會帶幾劑狂犬疫苗。難道我們希望這些富有的遊客冒著健康風險來印度旅遊嗎？第三個教訓：傳染病必須通過實驗室方法診斷，而不是通過政府法令。第四個教訓：所有地區都應該有微生物實驗室和微生物學家。第五個教訓：應該持續監測疾病的發生和死亡，以便了解疾病的流行趨勢。”
一位名叫維克·昌德的印度裔學者感到最可怕的事情是，瘟疫期間有大批醫生離開了蘇拉特。40
引發民眾對印度應對本次鼠疫疫情不力最廣泛批評的是貧富懸殊問題，印度窮人的健康狀況和醫療保健與國內一小撮富裕的高種姓精英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官方公布的數據顯示，印度5歲以下兒童中有53%是低體重和生長遲緩，其中21%是嚴重的營養不良41，顯然老百姓基本的衛生需求沒有得到保障。也許最能清晰說明這個國家公共衛生薄弱的地方在於艾滋病疫情的暴發。世界銀行認識到，印度具備迅速傳播這種幾乎100%致命的病毒所必需的一切社會條件，因此在1992年向印度提供了8400萬美元，用於預防艾滋病。6年後，印度當局仍在盤算著該如何使用這筆錢，而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確信，當時印度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數已經超過了墨西哥、美國和加拿大的總和。1998年世界銀行悲觀估計，由於印度控製不力，未能在20世紀90年代初艾滋病病毒主要通過妓女和靜脈吸毒者傳播時作出迅速反應，導致到2000年，因艾滋病發病和死亡，造成了高達110億美元的直接醫療費用支出和勞動力損失，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42到1999年，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確信有150多萬印度人感染了艾滋病。與鼠疫一樣，在印度，艾滋病病毒主要在最貧困的民眾中傳播。批評人士指責說，這一事實充分說明了印度的公共衛生應對能力明顯不足，無論是艾滋病還是鼠疫。
《柳葉刀》雜誌在一篇社論中寫道：“在印度或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成為富人並染上瘟疫的機會，就像鼠蚤從貧民窟的棲息地跳到富人有遠程電子保護的環境一樣渺茫。”“貧民窟的環境和五星級的舒適家居之間相差了一個光年。”43
英國的醫學雜誌將鼠疫列為一種貧困病，並得出結論：這種自然界的報複發生在印度—實際上是在整個地球—正在走向自由市場經濟的時候，究竟是一種巧合，還是一種報應？鼠疫的暴發意味著，窮人的存在非但沒有被社會邊緣化，反而突然衝擊了富人的意識和生活。
印度國內的批評人士不太可能痛批國際社會，而是更傾向於將憤怒直接對準本國的經濟精英和無能的領導人。
例如，埃斯瓦爾·克裏希南說：“如果印度能買得起航空母艦的話，那它完全可以養得起更多流行病學家和他們所需的資源。這隻是一個孰輕孰重的問題。”44
1994年11月，孟買的報界用大量篇幅剖析馬哈拉施特拉邦對比德和蘇拉特疫情的反應，繪製出來的景象並不美麗。公共衛生官員被點名批評玩忽職守、愚蠢和懶惰。但印度媒體自身也很難脫罪，因為一些名聲不太好的媒體肆意誇大了最初的鼠疫威脅，激起了全國的恐慌，幾個月後，又大肆渲染了陰謀論。
與此同時，蘇拉特可憐的婦女們，一隻手抓著她們的紗麗，另一隻手徒手在路邊撒上白色的滴滴涕粉。在一片空地上，卡姆利什·帕特爾監管著另一組婦女，她們奉命將**的雙手伸進一堆堆腐爛的垃圾中，將動物屍體和殘骸翻出來扔進火堆。
在印度，窮人一如既往地自己照顧自己。在11月1日的前4天，世界衛生組織最終建議解除針對印度采取的所有貿易抵製和旅行限製。已經有12天沒有死亡病例，疫情已經正式結束了。
兩個多月來，世界衛生組織一直默許印度被當作國際社會的棄兒。
就在世界衛生組織發表聲明前不久，在疫情明顯得到控製的情況下，一位疲憊不堪的記者登上了英國航空公司從孟買飛往倫敦的飛機。機艙裏到處散發著殺蟲劑的氣味，更多的消毒劑被噴到已經就座的乘客身上和他們的隨身行李上。
長達數小時的濃重化學氣味提醒著乘客，英國很擔心他們把攜帶了耶爾森菌的跳蚤帶入境，這會讓人覺得非常不快。
飛機在倫敦郊外降落後，停在跑道外，沒有停在機艙口。乘客被要求不能離開座位。兩個穿著製服的公共衛生人員登上了飛機，旁邊是一位60多歲健壯豐滿的金發女醫生。
“有人覺得不舒服嗎？”她一邊緩慢地在過道穿行一邊喊道，仔細地打量著每一位乘客。“有人發燒嗎？嗯？頭痛嗎？說胡話嗎？請說出來呀！發燒？”
孟買一個衣著講究的商人被醫生叫醒後說：“隻有傻瓜才會這樣回答。”於是旅客們都哄堂大笑起來。很明顯，飛機上的人都不相信這些措施能阻止瘟疫的發生。
1994年印度暴發鼠疫期間，政府當局、學術界、醫學界和全球民眾對公共衛生的基本信任已被各種可能的方式所破壞。印度公民願意相信他們的政府—地方政府和聯邦政府—會對疾病危機做出迅速反應，得出合理的科學結論，並迅速采取行動，既阻止了疾病的暴發，又平息了恐慌。但，印度當局未能及時做出令人信服的診斷，未能幫助蘇拉特受困的鼠疫救援人員，未能安撫公眾，未能在疫情暴發時提供準確的信息。在獵人和馴獸師準備去尋找瘟疫這隻老虎之前，這隻老虎早已逃出了籠子，對全國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全球權威機構也未能及時應對。世界衛生組織作為科學理性的發聲者，其唯一真正作用在於其發聲能夠超越國際政治，及時為全球社會提供足以信任的指導。但，世界衛生組織的新聞稿和聲明軟弱無力、姍姍來遲，而且受到政治因素的掣肘。世界衛生組織在有政治動機的印度敵對國的挾製下，隻會譴責所有形式的國際恐慌和對印度進行懲罰。世界衛生組織拖拖拉拉，似乎在為一些愚蠢的行為保駕護航，比如海灣國家聯合抵製“攜帶”瘟疫的物品入境，而這些物品清單裏竟然有印度郵票、印度橙子、馬德拉斯絲綢和班加羅爾電腦芯片等，簡直荒謬至極。
在鼠疫的預防和治療技術已經很成熟並在全球推廣了數十年之後，“鼠疫”這個詞仍然讓人心生恐懼。人類不需要什麽新技術來征服鼠疫耶爾森菌，隻需實施非常基本的公共衛生措施即可。然而，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各地的衛生當局並沒有意識到，“鼠疫”這個詞所引起的是來自記憶深處的曆史性影響。也許在他們的辦公室裏，他們通過電話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同行聊天，否認了有關耶爾森菌的流言，因為他們自己知道這是一種可控的、無害的病原體。但他們沒有意識到，這種能輕易用現代醫療技術和藥物控製的病原體所引發的恐慌，可不是能用技術或輕蔑的方式來解決的。
最終，正是這種恐慌在鼠疫暴發期間造成了巨大損失。在隨後幾個月裏，恐慌讓位給它的近親—陰謀論。由於缺乏明確、及時、經過科學驗證的公共衛生聲明，對疾病流行的隱晦解釋總是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放大解讀。陰謀論輕鬆攻破了衛生當局理應在民眾中建立起來的公信力。
這種公信力將很快在地球上另一個遙遠的地方再次受到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