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蘭達-蘭達
埃博拉病毒在紮伊爾的流行證明公共衛生受到腐敗的威脅
人總是保持警覺，以防範那些能竊取靈魂的東西，或者所謂的蘭達-蘭達—那些造成各種厄運、疾病甚至死亡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死亡就是那個光顧我們的冷靜的小偷。
—基巴裏·恩桑加和倫加茲·穆拉拉1
我們是第一批迎接新生命到來的人，從來不相信有如此強大的疾病。但現在的事實是：我們失去了曾經一起工作的兄弟姐妹。我以我們祖先的名義呼籲：把這個邪惡靈魂從我們中間除掉吧，否則我們將無法安居樂業。
—特維拉·西恩圖，基奎特第二婦產醫院護士長2
夜晚的空氣像往常一樣，彌漫著由木頭、蠟、丙烷或廉價汽油等燃料燃燒的爐火的氣味。蒙博托大道旁的幾個備有發電機或是滿電汽車電池的酒吧裏，回**著變調而過度失真的1995年的蘭巴音樂。完全放大的瞳孔，在一片漆黑裏中艱難地辨認著由數百萬隻飛舞的螢火蟲尾光勾勒的形狀；輕柔的腳步聲，暴露了無月之夜人眼無法看見的行蹤—這裏雖然人頭攢動，但黝黑的皮膚將人們隱入無燈的夜色中。
遠處傳來一個婦女的尖叫聲：“阿菲瓦卡！有人死了！有人死了！他是我丈夫！他是我丈夫！”
她繼續仰天長號，用基孔戈語詳述剛剛逝去之人的美德，她那淒厲的哭喊聲，感染了身旁的親屬，他們跟著哭喊了起來。
“有人死了！有人死了！他是我的父親！”
“有人死了！有人死了！他是我的兒子！”
在基奎特的泥濘小徑上，人們停下腳步，轉過耳朵，探聽最新的蘭達-蘭達疫情消息和受害者的名字。在一個還未通電，更沒有報紙、廣播、電視和電話等傳播媒介的城市裏，這樣的深夜叫喊聲，就成了當地的新聞廣播。人們剛要邁開腳步繼續行程，這座未能通電卻情感觸電的城市對麵，便傳來了另一個聲音：
“有人死了！”
蘭達-蘭達。一種叫作病毒的外來物種，一種叫埃博拉的東西。這東西讓基奎特大約40萬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懼。恐懼對他們來說並不陌生：他們不是在蒙博托·塞塞·塞科暴政下生活了30多年嗎？他們對瘧疾、麻疹、艾滋病、結核病和營養不良等引發的死亡，不是習以為常了嗎？
但這次的蘭達-蘭達不同尋常，它比奪去基奎特孩子和年輕人性命的其他疾病更可怕。人一旦感染，便會很快死去—他們先是出現流血症狀，接著是長時間打嗝、在極度痛苦中大叫，甚至發瘋，在驚恐的尖叫聲中冒出一些邏輯混亂的妖言魔語，整個人好像中了邪一樣。
祖先傳下來的古老儀式中，有專門用來驅邪逐魔的—一般來說能夠起效。但這次卻毫不起作用，蘭達-蘭達的魔力太強了。這肯定是一個極其邪惡的人所為。3誰是撒旦教的有力源泉？
謠言四起，到處傳播，但人們隻敢交頭接耳地傳遞消息，以免被邪魔監聽到。隻有充滿耶穌力量的基督教領袖，才敢大聲譴責邪魔。五旬節派傳教士埃洛伊·穆倫加蒙古宣稱，這是撒旦在作祟，上帝允許撒旦在注定要毀滅的基奎特自由遊**，以示懲罰。傳教士宣稱，基奎特已經成為一個現代的所多瑪，到處都是妓女、腐敗、私生子、被遺棄的年老父母和其他罪孽。
人們也從西非浸信會聽說過撒旦的惡作劇。當西非浸信會的教徒染上這種奇怪的新疾病並死亡時，他們的領袖就宣布基奎特已經被上帝無視了。在缺乏真正信徒的大核心的情況下，撒旦甚至可以聲討一小撮虔誠的信徒。由於他的同胞也病了，上帝教會大會的庫特薩·馬耶勒牧師得出了類似的結論：這是上帝對基奎特罪行的懲罰。
隻有天主教會的主教接受了外界的結論，即不存在蘭達-蘭達，那隻是一種可怕的病毒，通過親人之間的接觸而傳播：比如丈夫在生病發燒的妻子額頭上輕吻、孩子手洗了生病兄弟睡過的血跡斑斑的床單、母親用勺子喂她神誌不清的兒子、悲痛的家庭成員虔誠地衝洗他們失血過多而逝去親人的屍體上的血汗等。
那不是蘭達-蘭達，而是一種致命的瘟疫，通過人們之間友善的和表達愛意的行為進行傳播。
這種病毒是以紮伊爾北部的埃博拉河命名的，這條河流經揚布庫，靠近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流行的地點。4盡管那次疫情的死亡人數不到400人，主要是村民和天主教比利時傳教士，但1995年被派往該地區征服神秘疫情的國際科學小組成員，仍然對埃博拉感到敬畏。在1976年疫情暴發後的數年中，在這些國際科學小組成員與其他公共衛生官員的會麵中，揚布庫疫情幸存者將這種致命的絲狀病毒列為一個令人異常恐懼的特殊類別：一小群出血熱病毒，包括馬爾堡氏病以及其他一些疾病，其中大多數僅在20世紀的最後30年才被發現。
埃博拉病毒在西方人士中引起的恐懼，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謎：根據經典的歐洲和美國傳統，凡事隻要能夠被解釋，即使它依然危險甚至致命，也不再會令人感到恐懼。解釋行為減少了西方世界的恐慌。但是，在紮伊爾發現的特殊病毒最後一次暴發已經過去19年時間了，西方科學仍然無法回答有關埃博拉病毒的最基本問題：它來自何方？當不感染人類物種時，它通常生活在哪些動物或植物物種中？它究竟是如何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不管在什麽情況下，它都可以通過空氣傳播、感染沒有與患者進行身體接觸的人嗎？病毒到底有多致命？在1995年，醫生們是否掌握了任何有效藥物或治療方法？
在20世紀結束時，這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迷霧重重。而且，在對難以捉摸的埃博拉病毒缺乏明確認識的情況下，公共衛生能采取的應對措施，還是依賴於百年來科學家、醫生和護士在疫情期間所采用的傳統方法。
在紮伊爾，埃博拉引發恐慌的原因完全不同。對基奎特人民來說，一個事件本身的真相或原因是否能夠被解釋，並不會讓他們感到驚慌失措或引發恐慌，因為30多年來日益殘暴的獨裁統治，使紮伊爾人幾乎失去了對個人命運的掌控意識。他們生活中的重大衝擊，很少涉及由他們個人原因導致的，或其他完全可解釋的情況，而很可能是緣於獨裁者前一天在遙遠的首都金沙薩所說的一句不經意的話。再說，蘭達-蘭達是一個萬能解釋，可以用來解讀生活中神秘的恐怖、死亡、痛苦和創傷等現象。
僅僅是疾病，並不能成為紮伊爾人集體恐懼的根源。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將紮伊爾的兒童死亡率列為第12位，這意味著世界上隻有11個國家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比紮伊爾高。紮伊爾每年出生的嬰兒數僅過200萬，其中44.2萬嬰兒沒能活到5歲生日。5按照嚴格的醫學定義，美國近一半的兒童營養不良，其中45%的兒童發育遲緩。兒童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瘧疾（由於寄生蟲的抗藥性而增加）、營養不良、麻疹和艾滋病病毒。
如果一個孩子活到5歲，大概率來說，他或她會進入青春期。那麽接下來，他或她將麵臨一係列新的威脅：艾滋病、肺結核、謀殺、產婦分娩死亡，6或者瘧疾發作頻繁，梅毒、淋病和衣原體病的痛苦也很頻繁。以獨裁者蒙博托的名字命名的基奎特大道主幹道兩旁，到處都是土屋藥店，提供各種各樣的藥品，從蛇油到過時的抗生素，再到一長串各種疾病的治療藥物，這些疾病已經被認為是赤道區生活的正常組成部分。
不，死亡和疾病本身，並不是基奎特人麵對埃博拉時產生嚴重恐懼的原因。
這種恐懼，是疾病本身及其迅速發展到死亡所引起的。
“我敢說，任何見過埃博拉病例的人，都永遠不會忘記它。”讓-雅克·穆延貝·坦富姆博士說。1976年9月，穆延貝第一次遇到埃博拉病毒，他曾赤手空拳地為那些渾身是血的病人治療。7穆延貝回憶道：“我以前從未見過注射部位血液持續流動，”他形容埃博拉“很奇怪，這種發熱對抗生素或抗瘧藥都沒有反應”。
穆延貝是以科學家和醫生的身份發言的，他在細節上發現了與西方同行類似的擔憂。但在基奎特的中心市場，這個銷售各種熱帶雨林肉類和植物的場所，埃博拉引發了不同的擔憂。
“我現在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祈禱，為的是得到上帝的保護。”魚販基吉拉姆加一邊說，一邊把手掌直立在文身的臉頰旁，抬眼望著雲霧繚繞的白晝。她堅稱，那些死去的人“是被毒死的。我不知道是誰下的毒。這讓我害怕”。
布麗吉特·姆瓦蘭加傷心地重新布置了她的煙熏毛毛蟲貨品，它們鬆脆可口，通常賣得很快。但現在幾乎沒有人買，她說，因為“每個人都害怕。我很害怕”。
往常熙熙攘攘的市場出奇地安靜，往日特有的顧客蜂擁而至的熱鬧早晨也消失了。賣糖的帕斯卡林向同行揮手示意，他們都和她一樣，把貨物擺放在用木箱子臨時搭建的桌子上，挪動起來比較麻煩。這個豐滿的女人因為幽默風趣和善於營造愉快的氛圍，通常會吸引很多人圍在她周圍。但現在帕斯卡林很冷靜，她說，“打招呼是被禁止的。我不跟人打招呼，也不喜歡和別人一起吃飯或分享食物。”
帕斯卡林平時熱愛交際的行為因為埃博拉疫情而受到了限製，她說，埃博拉“迅速地”殺死了她的好朋友威利·恩登巴，基奎特綜合醫院的一名護士。
就在帕斯卡林說話的時候，年輕的花生攤攤主布麗吉特悲傷地點點頭，然後列出了一份名單，名單上的人都是突然死於這種可怕疾病的。當被問及如何應對恐懼時，信奉天主教的布麗吉特低頭看著自己的腳，低聲說：“我隻能祈禱。”
紮伊爾首府金沙薩距離被隔離的班頓杜省很遠，隻能乘坐包機，或在坑坑窪窪的蒙博托公路上驅車三天半才能到達。在它為數不多的幾家酒店的屋頂上，點綴著便攜式衛星天線，酒店的套房裏住滿了臨時新聞機構，會說多種語言的人找到了為媒體翻譯的現成工作，手機在走廊裏嗡嗡作響。一群驚魂未定的記者在金沙薩安營紮寨，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前幾周目睹了盧旺達內戰的恐怖。在這場非洲最殘酷的衝突中，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隊伍，以同樣無畏的冒險精神，在人類與微生物戰鬥的前線大聲疾呼，爭相獲取新聞。即便記者們害怕病毒，他們也沒表現出來，畢竟錯過發稿的最佳時機或被競爭對手打敗，才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
在離媒體營地不遠的地方，還有一群狂熱的人，他們聚集在衛生部秘書長隆揚格拉·邦彭達的周圍。這些官僚、將軍以及獨裁者的骨幹們一邊努力猜測著蒙博托的奇思妙想，一邊努力防範首都出現恐慌情況。政府官員們很清楚洲際酒店頂上的衛星天線的威力，所以他們在維護紮伊爾石油和鑽石儲備的同時，也要竭力維護國家的麵子。
在金沙薩，準確揣摩獨裁者的旨意是一門藝術。如果蒙博托被激怒，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物質存在上，都沒有人能存活很長時間。但這位65歲的獨裁者幾乎沒有提供任何指導。事實上，他已經很少踏足首都，而是更喜歡待在金沙薩東北約750千米的巴多利特，享受安全和不受幹擾的生活。在那裏陪伴他的，是“人民革命運動”的親信和7萬強力紮伊爾軍隊的領導人們。阿諛奉承的人向他們“民主選舉的領袖”鞠躬，這位領袖坐在王座上，手握傳統上授予部落首領的權杖，身穿皇家豹皮。蒙博托從1964年起就大權在握，但他一直戴著深色墨鏡，從不展示其真實麵目。
在那之前，紮伊爾被稱為比（利時）屬剛果，遭受了近400年的殘酷殖民主義、奴隸製和剝削。盡管剛果的麵積是小國比利時的77倍，但從1876年到1908年，剛果一直由一位在布魯塞爾登基的白人國王統治。從1908年開始，這個非洲最大的國家由比利時議會控製，直到1960年。那年，剛果出現了一位大膽的領導人，名叫帕特裏斯·盧蒙巴，盧蒙巴支持非洲民族主義和模糊的社會主義理想，他上任僅幾個月，就對西方國家繼續攫取剛果豐富的自然資源的特權產生了威脅，這些資源包括用於生產核武器的鈷和鈾。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確信，盧蒙巴將為蘇聯打開非洲之門，於是下令暗殺這位剛果國家元首。8促使杜勒斯做出這一決定的，是中央情報局剛果站站長勞倫斯·德弗林從利奧波德維爾（金沙薩的殖民地名）發來的一係列電報。在一份關鍵的電報中，德弗林聲稱“大使館和電台情報確信，剛果正開展著典型的共產黨接管政府的行動……不管盧蒙巴是否真的是共產黨，還是在玩共產黨遊戲來幫助他鞏固自己的力量，剛果的反西方勢力都在迅速增強。對於西方國家來說，想要采取行動避免另一個古巴的出現，所剩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根據杜勒斯和艾森豪威爾總統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直接命令，中情局在金沙薩製造了暴力騷亂，伺機暗殺盧蒙巴，並選定31歲的約瑟夫·蒙博托上校為繼承人。
使用中央情報局研製的生物武器殺害盧蒙巴的兩次企圖均告失敗。中央情報局故意泄露了謀殺盧蒙巴的消息，迫使這位合法當選的國家元首逃離首都，前往遙遠的盧姆布姆巴什。在中央情報局的協助下，蒙博托的軍隊於1961年1月13日包圍並殺害了手無寸鐵的盧蒙巴，並將他的屍體放在一輛汽車的後備廂裏，就像黑手黨對待在黑幫廝殺中被消滅的敵人一樣。
蒙博托奪取了政權，但立即遭到加丹加省和沙巴省武裝力量的抵製。為確保蒙博托政權在1961至1967年的動**歲月中存活下來，中央情報局從古巴空運來一批反共雇傭兵，在以色列訓練了一支由243名紮伊爾士兵組成的精銳部隊，偶爾還會空降美國特種部隊進入戰事激烈地區。比利時也大力支持蒙博托上台，派遣突擊隊帶領蒙博托的部隊鎮壓加丹加省的叛亂。
從一開始，蒙博托就被證明是一個老謀深算的領導人。從外表上看，他穿上了所有傳統的非洲民族主義的外衣。他一副傳統酋長的裝束，混搭著他自己獨特的商務夾克—一種令人窒息的介於印度尼赫魯夾克、中國毛式夾克和歐洲商務厚西裝之間的雜糅風格。這個國家的名字被改成了紮伊爾，這完全是班圖語名字的混合體。1971年，所有紮伊爾人都被勒令更改自己的名字，取消使用了兩個多世紀的基督教稱謂。新領導人把自己的名字從約瑟夫改成了Seko Kuku Ngbendu Wa Za Banga，即“戰勝一切障礙的無敵戰士”。
蒙博托的民族主義外表愚弄了許多泛非主義者，他們認為蒙博托與非洲大陸同時代的人物，如加納的恩克魯瑪、南非的曼德拉和坦桑尼亞的尼雷爾不相上下。
1961年，身患癌症的阿爾及利亞知識分子弗蘭茲·法農在病榻上預言說：“我們的錯誤是認為（西方）敵人已經失去了好鬥性和危害性。如果盧蒙巴擋路，盧蒙巴就消失了……讓我們確保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我們每個人的命運，都是和剛果捆綁在一起的。”
在整個19世紀七八十年代，蒙博托儼然是一個歐洲和美國的現成盟友的形象。他把自己的國家建成一個軍事集結地和訓練場，為非洲各國當局提供幫助，打擊那些一心要推翻政府的叛亂部隊和被認為敵視南非種族隔離狀況的南非遊擊隊陣線：比如與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作戰的安哥拉部隊、與雇傭軍和南非特種部隊作戰的納米比亞西南非洲人民組織、莫桑比克反殖民主義組織莫桑比克解放陣線（Partido Frelimo），以及古巴軍隊在非洲的所有部署等。不過所有這些組織或勢力，最終都在各自的國家取得了權力—有些政權一直持續到20世紀末—這表明，西方陣營的“紮伊爾戰略”是失敗的。
盡管如此，“紮伊爾戰略”的實施還是貫穿了整個冷戰時期，並在20世紀80年代運轉良好。直到克林頓入主白宮，蒙博托才從與西方結盟的暖風中感到了絲絲寒意。
蒙博托樂意充當西方反蘇利益在非洲的代理人，作為交換，這位獨裁者獲得了巨大的權力和個人財富。從1963年到1984年，法國、比利時、南非和美國向這位獨裁者提供了數量驚人的援助—通常是以零利息、無附加條件貸款的形式—以及直接的軍事援助。9
對這位獨裁者來說，比軍事支持更有價值的，也許是西方願意無視蒙博托的**貪婪和腐敗。當西方政府將大量現金投進紮伊爾國庫時，每個人都知道蒙博托政權無法提供合法的票據，因為這些資金幾乎沒被用於他們指定的項目。通用電氣建造的剛果河大壩，其產能足以滿足撒哈拉以南非洲所有地區的電力需求，但由於美國援外維護資金神秘地消失，從未進入電力局的銀行賬戶，大壩宣告破產。道路建設從未啟動，醫院和學校逐漸被毀，蒙博托統治下的剛果，相較比利時殖民時期，醫療衛生和教育狀況更加糟糕。全國僅有42%的人能夠獲得接近安全標準的飲用水，僅有15%的人口能夠獲得公共衛生和垃圾處理服務。整個國家的設施—從電話到機場—沒有一樣能可靠地運行。農業生產很差，食品的分配情況則更糟糕。在一個幾乎完全缺乏基礎設施的國家裏，4230萬紮伊爾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卻不能有任何抱怨，否則就會受到殘酷的鎮壓、遭受酷刑和軍事打擊。
與此同時，北美和歐洲的公司經常向蒙博托及其親信支付巨額“費用”，以換取紮伊爾的真正財富：鈷（占世界儲量的60%，是一種戰略金屬）、銅、鎘、金、銀、鈾、錫、鍺、鋅、錳、石油、鑽石、象牙和橡膠。10雖然紮伊爾的人均收入停滯不前達20年之久，每年從未超過180美元，但蒙博托卻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是比利時境內最大物業的所有者，是法國和瑞士房地產業的主要投資人。
據估計，早在1977年，經過僅僅12年的貪腐和斂財，蒙博托就積累了50億美元的個人財富—與紮伊爾的官方外債數額相當。蒙博托為了確保親信們的忠誠以及個人安全，允許貪汙腐化流向一小群混混，這些混混大多住在他附近的巴多利特。例如：他的叔叔利托去世時，就留下了超過10億美元的資產；1977年，因為試圖將價值600萬美元的鑽石走私到比利時，他的第二任妻子被比利時逮捕。
到埃博拉襲擊基奎特時，獨裁者和他的朋友們已經從紮伊爾人身上盜走了至少110億美元的財富。11自1991年以來，國家銀行一直關閉，當士兵們得知支付給他們的貨幣沒有價值後，他們洗劫了金沙薩。銀行裏沒有現金，也沒有合法的貨幣兌換。黑市是紮伊爾唯一的貨幣係統，在那裏，一張100美元的鈔票可以換來兩個約12千克重的背包，裏麵裝滿了100紮幣和500紮幣的鈔票，每個背包上都印有該國最大的小偷蒙博托的肖像。即使按照這樣的匯率，也很難看出紮伊爾紙幣的價值，因為一箱汽油需要超過2.5厘米厚的500紮幣大鈔，而紮伊爾最高麵值的紙幣就是500紮幣。對於那些熟悉發展中國家貨幣危機的經驗豐富的旅行者來說，到紮伊爾旅行是一個“有趣的貨幣”挑戰，它挑戰了旅行者的口袋、錢包和錢袋所能提供的空間。紮伊爾商人交易時通常攜帶足足30厘米厚的100和500紮幣現鈔，用橡皮筋捆成捆，每捆是5000或20000紮幣，付款方式通常是按捆付款。隻有最微不足道的商品—比如布麗吉特?姆瓦蘭加的煙熏毛毛蟲麵包—才能用麵值100或500的鈔票購買。
正是在這種彌漫全國的腐敗行為和貨幣欺詐的氛圍中，埃博拉病毒在1976年突發後，蟄伏了19年，終於在1995年大行其道。當埃博拉在基奎特再次浮出水麵時，這個國家的公共衛生和醫療基礎設施已名存實亡：每2.4萬人才配備一張病床，全國人口中18歲以下人口占大多數，幾乎沒有**和避孕藥具，等等。艾滋病病毒肆虐，估計有10%的成年人患上了艾滋病。跨國項目SIDA曾是全非洲最具生產力的艾滋病研究中心，但在1991年軍人暴亂期間，該項目的設備被洗劫一空，項目被迫關閉。
最重要的是，紮伊爾的公務員，包括95%以上的醫生和護士，自1991年暴亂以來一直沒有工資。獨裁者年事已高，自鳴得意，甚至不再假裝保持國家現金儲備來支持公務員的薪水：到1995年，蒙博托和他的親信們公然地榨取每一分外匯，並直接存入他們的個人銀行賬戶。
1995年，如果一個紮伊爾人生病，他或她的家人有三個選擇：無視病痛，祈禱這個人能以某種方式應付過去；背負或以其他方式運送病人到教會醫院，並在那裏乞求免費治療；或者，大多數情況下，把病人送到紮伊爾的政府診所或醫院。在外國資助的教會醫院裏，受過西方訓練的醫生使用合理的設備和藥物為病人提供良好的護理。但在民間診所，那裏根本沒有X光機、實驗室檢驗、CT掃描或血壓儀等醫療設施或器械，或者早已破損失效，甚至連溫度計都供不應求，醫生或護士隻能“判”斷而非“診”斷。
診斷結果一出來，政府的醫療保健人員就會告訴病人家屬需要做些什麽來確保病人康複，家屬就會舉全家之力，從家裏和當地的商店搜尋所列必需品：床單、麻醉劑、無菌設備、抗生素、食物、繃帶，等等。通常情況下，無菌設備是最低優先事項，而且坦率地說，這是難以獲得的。相比之下，黑市和私人藥房裏倒是堆滿了各式各樣的藥品，甚至是最先進的廣譜抗生素。
黑市和私人藥房的市場供應非常充足，因為醫院和診所裏的醫生和護士們沒有工資收入或其他謀生手段，為了養家糊口，他們幹脆把運到醫療機構的醫療用品都賣掉。這些用品要麽是衛生部提供的，更多的則是國外非政府慈善機構和宗教組織捐贈的。自1991年以來，從乳膠手套到X光膠片等一切可以出售的東西，都從紮伊爾的醫院和診所裏消失了，到1995年，紮伊爾人已經極不情願用他們的個人物品和服務，來換取醫療用品和保健工作人員的服務。12
有兩件事是清楚的：埃博拉之所以在基奎特蔓延，是因為公共衛生最基本、最重要的要素根本不存在，而在基奎特—實際上在整個紮伊爾—這些緊急情況並未得到解決，因為蒙博托·塞塞·塞科及其親信30年來一直在掠奪國家的金庫。埃博拉之所以在紮伊爾陰魂不散，是因為腐敗和政治鎮壓。這種病毒沒有神秘的力量，也沒有異常的傳染性。幾個世紀以來，埃博拉一直潛伏在非洲中部的叢林中，它的出現需要人類最大的惡習的特別幫助：貪婪、腐敗、傲慢、暴政和冷酷無情。1995年在紮伊爾發生的事情，與其說是當時全世界流行媒體廣泛描述的熱帶雨林恐怖事件，不如說是對紮伊爾民眾健康的可恥漠視甚至是蔑視的必然結果。
加斯帕德·門加·基塔姆巴拉是一名43歲的木炭匠，是“耶和華見證人”成員，還是丈夫以及5個小孩的父親。這些都是他的生命統計數據，加上他住在恩達拉大道附近的一間簡陋的泥磚房裏，房子位於一條充滿危險的陡峭的泥濘小路旁，這條小路時而被雨林植被吞沒，時而在赤道季風期間變成瀑布。所有人都說門加是一個勤勞的人，是一個虔誠的耶和華見證人基督徒，也是一個慈愛的父親。
門加身體強壯，肌肉發達，說明他從事的是強度很大的體力工作。木炭的製造和運輸都是一項艱苦的勞動密集型工作，且現金收入低。門加經常騎自行車或步行去雨林，這片雨林覆蓋了現代基奎特的大部分地區，直到20世紀70年代，之後每年，因為基奎特人對柴火的需求很大，雨林越退越遠。經過20年的砍伐，森林的外圍距離步行要一整天多時間，而去到門加勞作的中心密集地區，則需要3天的時間。
到了那裏後，門加就會紮營，挖大坑，用砍伐的樹木填滿坑，然後把木頭點燃，輕輕埋起來，讓陰燃的熱氣把樹燒成大塊的木炭。經過兩星期這樣的勞作，門加將把沉重的貨物拖回基奎特，賣給缺乏燃料的鄰居。
以相對體麵的價格出售木炭從來都不是難事，因為基奎特幾乎沒有其他的烹飪燃料來源。丙烷和汽油要貴得多，而且供應如此短缺，以至於停在路邊等待加油的車輛經常排成長龍。大多數所謂的加油站，隻不過是一些板條木箱，上麵雜亂地擺放著裝有汽油的瓶子和塑料罐，通常需要30個這樣的瓶子才能加滿1個汽車油箱。毫不奇怪，基奎特幾乎沒有汽車或卡車，大多數人—包括門加—都是用頭頂的方式來搬運物品。
1994年12月，門加在森林深處紮營，離呂韋米河不遠。那裏綠樹成蔭，充滿了新翻土壤和芬芳花朵的氣息。蝴蝶在太陽穿透的區域裏翩翩起舞。茂密的灌木叢中長出了爬滿藤本植物的高大樹木。在有些地方，一種被當地人稱為“Quatre-Vingt”（法語“80”）的植物扼製了所有其他植物的生長，留下了一片片除了雜草之外什麽都不長的地塊。沒有人知道“80”是從何而來的，但它的名字象征著1980年，這一年外來的異族植物突然在班頓杜省遍地開花。這種高大的雜草擠掉了所有本地生長的植物，就像葛根很久以前占領了美國南部深處無人照料的地區一樣。曾經多樣化、充滿可食用動植物的生長被有毒的“80”取代，13隻要有高高的雜草生長，班頓杜野生生物就被迫遷到別處，擠在越來越少的適合本地植物生長的地方。
門加以他自己微不足道的方式為該地區的森林砍伐貢獻力量。他每推倒一棵樹，就為“80”這種機會主義植物創造了一個生長空間。14這種可怕的雜草使木薯、玉米作物以及森林的生長感到窒息。這隻是班頓杜當地人口增長到1995年的數量以來，班頓杜森林所經曆的一長串生態變化中的一個。擁有40萬居民的所謂的基奎特市，不過是一個巨大的村莊，因為它連一點城市基礎設施都沒有。缺少的一個關鍵元素是就業—基奎特沒有工業或大型企業。如果人們留在他們的村莊裏，他們可能會靠土地為生，種植木薯、樹薯和玉米。但是在基奎特，他們的鄉村風格的荊樹小屋一個挨著一個，沒有任何地方可以種植。在沒有城市雇主的情況下，基奎特人別無選擇，隻能黎明起身，長途跋涉到森林裏狩獵野生動物，尋找毛毛蟲、蛇、草藥和其他可出售的物品。每年，人們在森林的邊緣砍伐和推進，使他們的任務變得越來越困難，也延長了他們周期性長途跋涉的距離。
少數足智多謀的幸運兒聲稱對這些砍伐出來的土地擁有所有權，他們種植了小塊的玉米或木薯。他們每天都與入侵的“80”雜草做鬥爭，但通常隻能從適當大小的土地上勉強維持生計。加斯帕德·門加也有這樣一塊土地，位於他通往熱帶雨林的路線上。這塊土地不是經濟收入的來源，而是龐大而饑餓的門加家族的三餐保障。
對門加來說，長途跋涉到森林意味著遠離家人以及數小時孤獨的工作。工地的周圍都是巨大的黑紅螞蟻、瘧疾蚊子、毒蛇、比人手還大的蜘蛛、飛鼠、貓鼬、小羚羊、蝙蝠，偶爾還有猴子。他抓到什麽就吃什麽，晚上就睡在一個臨時搭建的小屋裏，毫無疑問，他還要忍受蟲子的不斷折磨。
1994年聖誕節後不久，門加又載滿新一批木炭，趕回基奎特。沒有人知道發燒、喉嚨痛、疲勞和肌肉酸痛是什麽時候第一次襲擊了這個勤奮的男人。不管門加的病有多重，他別無選擇，隻能向基奎特挺進，因為沿途既沒有避難所，也沒有醫療救助。
當門加到達他位於恩達拉大道的簡陋的家裏時，他已經筋疲力盡，發著高燒。他的妻子貝貝·安藤照顧他，並噓聲趕走了他們最小的兩個兒子—7歲的尤多和2歲的邁克爾。但到了1995年1月6日，門加的發燒溫度猛增，還出現了血性腹瀉。安藤被嚇壞了，帶著門加去了當地的一家診所，在那裏他開始吐血，變得特別虛弱，不能下地走路。診所將門加轉到基奎特綜合醫院，將他安置在3號病房。門加的醫生對他的病情迅速惡化感到很震驚，然後判斷他可能患上了誌賀氏菌引起的痢疾，給他注射了醫院存有的抗生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