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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加斯帕德·門加去世，家人把他的屍體帶回了家。在那裏，安藤和加斯帕德的弟弟皮埃爾和比洛洛仔細耐心地衝洗這個死去的男人，給他穿上做禮拜的衣服。來自遙遠村莊的門加家族成員來到開棺葬禮上，按照當地天主教徒的習慣，撫摸或親吻加斯帕德的遺體，以便讓加斯帕德迅速進入天堂。通過哀悼的照片可以看出，這個家庭對失去親人深感悲痛，其中一些人甚至趴在加斯帕德的遺體上悲痛不已。
幾天後，加斯帕德的弟弟比洛洛病倒了，他的家人發現，他呈現的症狀和加斯帕德的是一樣的。2月3日，他在基奎特綜合醫院急診室去世。
貝貝·安藤感覺到，自己也因為某種可怕的蘭達-蘭達而病倒，於是把孩子們和他們的姑媽瑪麗·約瑟恩·塞克一起送到恩多博村的祖父母那裏去照顧。然後她也開始出現肛門和鼻子流血不止的症狀。在當地的一家診所，她被誤診為瘧疾，當她吐血時，被誤診為肺炎。和她之前死去的丈夫、弟弟一樣，貝貝·安藤在基奎特綜合醫院的急診室去世。
與此同時，在一天車程之外的恩多博村，貝貝·安藤的小兒子邁克爾·傑克遜·門加（以家族最喜愛的流行歌星的名字命名）病倒了，出現了門加家族很熟悉的一係列症狀：頭痛、發燒、疲勞、抑鬱、厭食、肌肉疼痛、胃痛劇烈、無法吞咽、腹瀉帶血、鼻子流血、嘔吐物帶血、打嗝、眼睛發紅、尿液發紅。總之，他在2月11日失血過多而死。5天後，他的哥哥尤多也跟著離世了。
恩多博是遭受門加家族悲劇影響的6個村莊之一。這些村莊位於基奎特的克維魯河對岸，由一條蜘蛛網般的土路連接起來，四輪驅動車輛幾乎無法通行。在有些路段，道路僅僅是一米寬的小路，是在熱帶草原的草叢中踏出的，是人腳一步步踏出來的。
每個村莊都有自己的特點，一般都聽酋長號令。恩多博的酋長桑圖是一個白胡子、禿頂的男人，雖然他可能還不到50歲，但看上去顯老。當參觀者到達時，桑圖竭力讓恩多博情緒失控的小孩們安靜下來，這些孩子的人數是大人的15倍之多，桑圖隻有猛烈揮動他的棍子，並時不時戳戳他們的後背，才能維持表麵上的秩序。
在村子的中心有一座巨大的長方形茅草建築，邁克爾·傑克遜、尤多，他們的姑姑瑪麗·約瑟恩，以及他們的三個姐妹倫紮、阿辛塔和吉澤爾，在加斯帕德的葬禮後都與祖父母住在這裏。到3月1日，祖父母都死於埃博拉。15
在恩多博，沒有人明白擊倒門加親屬的可怕的蘭達-蘭達。幾個月後，遙遠的基奎特人才給出說明。對於村長桑圖和在這片土地上情緒失控上躥下跳的孩子們來說，門加家族的苦難隻是縈繞在他們生活中的死亡人數的一個更神秘更可怕的版本。畢竟，有些孩子是艾滋病孤兒，隻是艾滋病致死緩慢，而這個蘭達-蘭達在一個星期的時間裏就可以摧毀人的身心。因此，村民們要求將他們一家的屍體埋葬在小鎮外，這樣他們晚上睡覺時，可怕的蘭達-蘭達就無法接近他們。
在統計門加事件死亡人數時，基奎特和各個村莊共有23人參加過加斯帕德葬禮或因照料過加斯帕德而接觸了埃博拉，其中有16人死於這種疾病。令人驚訝的是，每一個出現症狀的門加家族的人最終都死了—令人震驚的100%的死亡率。同樣令人驚訝的是，有幾個門加家族的人顯然從未患上這種疾病。例如，26歲的皮埃爾給他哥哥洗了身體，他不知道他哥哥的身體被充滿病毒的血液和體液浸透了。他還照料著另一個垂死的哥哥比洛洛和嫂子貝貝·安藤。皮埃爾說，他從未出現過頭痛症狀。皮埃爾和加斯帕德的父親英諾森都參加過幾次葬禮，最令人吃驚的是年老無辜的英諾森，他長期患肺結核，是個體弱多病的患者，他幫助安葬了3個兒子、3個兒媳和幾個孫子孫女，但他從未感染埃博拉病毒。
同樣，倫紮、阿辛塔和吉澤爾也觸摸過她們父親的屍體，照顧過她們奄奄一息的兄弟—尤多和邁克爾·傑克遜。當男孩們去世後，姐妹們準備將屍體埋葬在恩多博。當她們的祖父母先後感染埃博拉病毒時，這3個小女孩再次暴露在病毒之下。但是她們從未生過病。姆貝洛家族的成員也沒有感染病毒，他們一直幫助這3個小孤兒，並埋葬了在恩多博去世的所有門加家族的人。
門加的祖父母輩去世後，埃博拉病毒感染的情況就在恩多博村停了下來。為什麽呢？沒人知道。但是，恩多博與可怕病毒的對抗早已結束，人們才知道他們的悲劇根源，或者全世界都知道埃博拉病毒已經在紮伊爾暴發。
加斯帕德葬禮後，門加的親戚們居住的其他村莊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例如，在整潔有序的金普圖·恩塞克村，35歲的羅馬涅·毛田—加斯帕德兄弟尼科·門加的妻子—和她的2個年幼的孩子於2月中旬去世。盡管村民們幫助照料過患病的3人，並掩埋了他們的屍體，但金普圖·恩塞克沒有其他居民感染病毒。到3月份，這些村莊與病毒的鬥爭結束了。幾個月後，當埃博拉在基奎特肆虐時，金普圖·恩塞克的人民不會受到病毒和恐慌的影響。盡管該地區大部分地區都感到恐懼，但金普圖·恩塞克的居民仍然用手掌向上的手勢表達友善，並向陌生人致以姆博特式的問候。
到3月中旬，這一死亡周期已經過去，恩多博、金普圖·恩塞克、恩卡拉、穆科洛、布倫加和伊庫比等村莊得以恢複正常的生活。
然而在基奎特的情況並非如此。在這些村莊裏，隻有朋友和親戚的幫助才能獲得醫療服務，埃博拉病毒未能超越最初的感染鏈，但在基奎特，公共衛生係統一團糟，但醫療診所很多，病毒將覓得好機會。
加斯帕德、比洛洛、和貝貝·安藤都死在基奎特綜合醫院破舊的急診室裏。加斯帕德的姑姑羅莎莉·桑德拉拉也在1995年2月14日去世。
可從後巷進入的一條寬闊的土路與通往基奎特的緊急斜坡通道相接。生鏽、沉重的鋼輪床覆蓋著薄薄的、破舊的塑料墊，散布在該區域周圍，有些躺在醫院地麵的雜草和泥濘之中，或暴露在赤道高溫和傾盆大雨下，而另一些則在頂部通往急診室的煤渣塊綠鬆石遊廊入口下方的坡道上。隨便哪一天，都有數十名病人親屬在這個區域焦慮地來回走動，或坐或躺在輪**，等待生病親屬的消息。
在急診室入口處，一個“討人厭”的病房職員用他的桌子充當障礙物，阻止焦慮的家屬們聚集在已經非常擁擠的醫療區域。當騰出一張急診床並允許另一名患者進入時，他會很盡責地用剛果語和法語的混合語體將患者的名字和症狀輸入到他的日誌中。為了躲避熱帶雨水，病人通常躺在陽台的水泥地上等著看醫生，他們病得很重。其中多數是營養不良的孩子，準確來說是蹣跚學步的孩子，他們的眼睛從發燒的頭上空洞地凝視著。瘧疾、麻疹、細菌感染和腦膜炎是他們的天敵。
體弱的成年人也是這些微生物病菌的主要受害者，這些微生物使他們因患上肺結核而咳出不同程度的血，因罹患艾滋病多年而雙腿瘦弱無力，因瘧疾而發熱接近40度，也許最常見的還是神秘的蘭達-蘭達，讓人突然感到疲勞、發燒、頭痛和不適。
這些病人可以等，病房職員是這樣被告知的。第一優先者是相對罕見的外傷病例或流血的事故受害者，第二優先的是發燒的嬰兒，因為基奎特的每個人都看到過小孩子死得有多快，前一天看起來很正常的嬰兒，第二天就可能變成了屍體。
在陰暗的急診室裏，白天的陽光間接照射著醫生和護士的活動空間，而晚上隻有煤油燈。急診室兩邊靠牆排列著用了幾十年的鋼架床，中間留有一條狹窄的過道。這個地方太擁擠了，以至於醫護人員在病人中間穿行時，彼此之間都磕磕碰碰。大多數病人在疼痛或發燒中注視著靜脈輸液瓶，病人都是通過循環使用的針頭進行靜脈輸液，隨著鹽水、抗生素或抗瘧藥等靜靜地流入病人血液中的，還有針頭上可能殘留的未知微生物。
隔壁小房間裏有個輸液台，斜對著東邊的窗戶。當瘧疾寄生蟲侵入患者的每一個紅細胞時，就意味著他時日不多了。如果患者不能立即獲得數百萬健康的富含氧氣的紅細胞，眨眼間就會死亡。當然，這些“神藥”必須來自一個基因匹配的親屬，否則患者的免疫係統會發生排斥反應，很快就會因過敏反應而死亡。
5歲以下的孩子常常躺在輸血台上接受父母或兄妹的血液。輸液台布滿了幹涸的血跡和鐵鏽，仿佛中世紀的刑架。雖然這是一個短期治療的場所，但舊鋼板也是一個日常的感染源，在這裏，艾滋病、乙型肝炎病毒、惡性瘧原蟲和其他各種微生物，通過未經消毒的針頭或直接從受汙染的捐獻者的血液中傳輸。
由於幾乎完全缺乏資源，醫務人員盡了最大努力。當發電機工作時，注射器和外科用品可以高壓消毒；少量的乳膠手套在使用一天後被清洗和回收；醫院實驗室進行快速檢測，以確定輸血的血型是否匹配，但是他們缺乏能夠快速檢測血液中艾滋病病毒、肝炎或其他病原感染的試劑盒。
外科手術室的供應也同樣缺乏。四五十年前歐洲手術室中使用的那種巨大的圓形高架燈隱約可見於手術台上，但由於“電”是一種珍貴的商品，因此很少供電。通常是陽光透過無遮蔽的窗戶照進來，引導著外科醫生的手。薄薄的衛生貼麵保護了患者、護士、麻醉師和外科醫生免受細菌侵害—布綁麵罩、回收乳膠手套和棉質手術服，這些物品以及手術設備每天都會就地取水衝洗。醫院沒有自來水，也沒有消毒**，取而代之的是醫生在盛有河水的浴盆中擦洗，一般無法獲得可以提供一定衛生條件的肥皂。無法發電，手術器械就靠木柴或炭火進行水煮消毒—因此，班頓杜森林既為消毒提供了燃料，也為基奎特大部分地區的蘭達-蘭達微生物提供了避難所。
住院的病人最後隻能住在指定的一層煤渣磚病房裏，躺在光禿禿的鋼架**。隻有一塊薄薄的塑料墊擋住他們的身體，使他們不受伸出來的鋼鐵傷害。所有的生活用品，如食物和枕頭、床單，都是由親屬提供的。病房是根據基奎特最大的健康需求規劃的。最大的病房是兒科，那裏的母親經常和生病的孩子睡在一起。當青少年麵臨死亡時，新生兒在醫院最密集的產科病房出生，在那裏，準媽媽們常常不得不共用一張雙人床，彼此頭挨著腳斜躺在陌生人旁邊，為她們的新生兒爭搶空間。嬰兒是由不戴手套的助產士接生的，他們在產婦和新生兒的血液中辛勤工作，當他們切開**、剪斷臍帶、進行剖宮產或糾正臀位分娩時，給他們提供工作照明的，通常隻有一盞微弱閃爍的煤油燈。
在醫院的另一邊，獨立於醫院其他部分的區域，是結核病和艾滋病病區，艾滋病和結核病成人患者在那裏備受煎熬。
在連接涼亭的長長的藍色露天走廊盡頭，有兩個小房間，分別是醫院的實驗室和統計室。實驗室裏有兩個隻能在陽光下使用的光學顯微鏡，技術人員在其中一個顯微鏡前彎著腰工作，實驗樣品放在沒有電源的冰箱中，用碎布或棉球塞住的玻璃管放在架子上等待分析。就像大多數醫院同事的情況一樣，實驗室人員沒有任何防護裝置來防止感染，因此被汙染的樣本很容易濺到他們的手、眼、鼻子或血液中。
基奎特第二婦產醫院的情況甚至更糟，該市的大多數嬰兒都是在那裏出生的。3月2日，羅莎莉·聖德拉拉最好的朋友波琳·卡巴拉因血性腹瀉和吐血住進了基奎特第二婦產醫院。8名護士和她的幾個朋友照料著奄奄一息的卡巴拉；沒過幾天，他們都得了同樣的病。3月份，8名醫院員工中有6人死於此病。在她們去世之前—甚至在她們意識到自己生病之前—這些護士和朋友感染了更多的醫院員工、家屬和病人，開始了一連串的死亡，並在4月份從婦產醫院傳播到普通社區。基奎特神秘的蘭達-蘭達正失去控製。
與此同時，在3月份，基奎特綜合醫院的醫生們都忙於處理類似誌賀氏菌細菌感染的病例，而誌賀氏菌是導致血性腹瀉的主要原因。誠然，很少看到誌賀氏菌患者同時出現吐血、流鼻血和牙齦流血，以及眼睛流血。誌賀氏菌通常不會引起這樣的症狀。但在1995年，一種新型的誌賀氏菌出現了。在紮伊爾遙遠的東部，有一個名叫戈馬的多岩石火山地區，隨著成千上萬逃避盧旺達內戰屠殺難民的擁入，戈馬成了鄰國難民的避難所，他們生活在沒有固定住所、食物和安全飲用水的環境中。難民中暴發了霍亂和誌賀氏菌，奪走了數千人的生命。16由於廣泛濫用抗生素，該地區猖獗的誌賀氏菌菌株對所有現有藥物產生了抗藥性。全世界隻有一種藥物對這種新的超級細菌有效果，但是它比該地區使用的任何藥物都貴至少10倍。環丙沙星是一種德國製造的強力第三代抗生素，是中非誌賀菌病患者最後的同時也是完全負擔不起的希望。17
似乎合乎邏輯的結論是：基奎特綜合醫院和第二婦產醫院的流血死亡浪潮是由新的超級誌賀氏菌引起的。蒙嘎拉·基帕薩博士正是這樣想的，為了確認這一猜想，這位擁有公共衛生碩士學位的年輕醫學博士命令第二婦產醫院實驗室技術員卡莎·金福牟從幾個病人身上抽取血樣。18如果這些樣本中含有誌賀氏菌，基帕薩明白必須采取步驟對基奎特的供水進行淨化，以免暴發全麵的痢疾流行病。
36歲的金福牟在4月初完成了他的工作，從包括醫院管理人員金班布（死於27歲）在內的幾名病人身上提取了樣本。然而，金福牟也感染了病毒，可能是被從金班布身上抽出的針頭意外戳中，金福牟從一名醫院雇員變成了病人。
4月10日，金福牟被轉移到基奎特綜合醫院，在那裏，基帕薩的團隊努力要弄清楚這位實驗室工作人員發生了什麽事。金福牟的症狀與其他疑似誌賀氏菌病患者的症狀相同，但有兩個關鍵的例外：他沒有血性腹瀉，但他確實有一個巨大的凸起和膨脹的肚子。在他的醫生眼中，金福牟似乎患上了闌尾炎。
那天，他接受了由尼姆貝醫生主持的闌尾切除手術。但切除他的闌尾沒能改善金福牟的狀況。事實上，在隨後的幾小時裏，他變得神誌不清，肚子脹得更厲害了。醫生們得出結論，他們的第一次診斷是錯誤的：金福牟得的不是闌尾炎，而是由腸傷寒引起的消化道穿孔。
因此，金福牟在4月12日接受了第二次手術以修補他穿孔的腸子。在場的有麻醉師威利·穆巴拉、護士明文尼·拉卡莫約和弗洛勒巴修女（本加梅窮人修女會的歐洲修女）。外科醫生是恩庫庫和布瓦卡，他們在醫學生皮拉·普斯卡斯的密切關注下進行手術。當他們為病人做手術準備時，他們很清楚金福牟是他們的同仁—一名醫務工作者。
恩庫庫一切開傷口，事情就開始變得不對勁了，因為金福牟的腫脹處滿是血，血噴得各處都是。當他們試圖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並拯救他們的同事時，小組成員被金福牟的鮮血淋濕了。由於找不到金福牟的出血點，外科醫生們別無選擇，隻能將這名實驗室技術員的手術切口縫合起來，並將他送回病房。4月14日，金福牟去世了。
在為金福牟做闌尾切除手術的同一天，尼姆貝醫生還為傑拉爾丁·卡塔迪做了手術，卡塔迪是五旬節派著名牧師卡班加的妻子，卡班加是信仰福音派，或者叫“真主就是上帝”派19的信徒。尼姆貝在完成金福牟的闌尾切除手術後，立即對卡塔迪進行了手術。護士安娜·露西璐·曼尼卡薩和讓·金安吉協助尼姆貝，而雷蒙德·卡迪瑪則在手術過程中站崗。
他們都將死去：在這三次手術中，除了一個人之外，所有在場的人都會死去，遭受折磨門加部族同樣的一連串血腥症狀。他們首先會去旅行，然後照顧其他病人，和他們的家人待在一起。第一個生病的是尼姆貝醫生，他於4月20日去世，在給金福牟和卡塔迪做完手術10天後。他的死因記錄為病因不明。
兩天後，在基奎特，醫科學生普斯卡斯和擦洗護士拉卡莫約也死了。
因此，當70歲的弗洛勒巴修女生病時，修道院的成員們就把這位生病的修女交給其他人照顧，他們被告知要把她帶到丹妮拉修女那裏去。丹妮拉修女是一名護士，她在120千米外的摩桑哥鎮的一家天主教醫院工作。在美國天主教救濟會的資助下，摩桑哥有590張床位，比基奎特綜合醫院更大，更幹淨，供應更好。
通往摩桑哥的道路狀況良好，甚至大部分道路都鋪好了。沿途長滿了藍花楹和棕櫚樹，景色十分壯麗，有青翠的山坡、高大的猴莢樹、紅色的黏土，還有絡繹不絕的穿著五顏六色衣服的行人，他們頭上頂著裝滿香蕉、麵包果、玉米和魚的籃子。這條公路穿過恩科河，通往廣闊的草原，草原上天空蔚藍。坐落在草原盡頭的一座小山頂上的摩桑哥傳教團和醫院，為人們提供了來自熱帶酷暑的慰藉。
弗洛勒巴的姐姐很難注意到這一景象，因為弗洛勒巴已經病入膏肓。瑪莉·喬邦妮看到這位意大利修女正在遭受她所見過的最嚴重的出血。弗洛勒巴上了年紀，大量的血從她嘴裏流出。她的舌頭很厚，布滿了瘀斑。她的牙齦、舌頭和嘴唇……都在流血。
4月23日，弗洛勒巴抵達摩桑哥時，隻能用單音節說話，她高燒超過40度。當晚，丹妮拉修女在一旁觀看，弗洛勒巴修女的病情惡化了，她全身出現了紅色、針尖狀的血斑，同時還有一些瘀青樣的斑點，表明她的皮膚下有無法控製的出血。醫生在哪裏注射**或抗生素，出血就會在哪裏開始，而且再也不會停止。
當時，邦納的醫療小組已經在弗洛勒巴修女身上嚐試了5種不同的抗生素，但完全沒有效果。
第二天，4月24日，由於弗洛勒巴的情況看起來毫無希望，而且還有其他急事，丹妮拉修女離開了。她隻和弗洛勒巴相處了幾小時。丹妮拉離開後，邦納努力試圖阻止弗洛勒巴的出血，給這位修女注射了高劑量的維生素K凝血劑。“這太不可思議了，”邦納後來回憶道，“無論我們做什麽，血液根本不會凝固，隻是不停地流血……出血非常廣泛。”
4月25日，弗洛勒巴修女不省人事，血壓驟降，於上午10點去世。
邦納在摩桑哥醫院工作了10年，他驚呆了。大量的出血，且沒有跡象表明弗洛勒巴修女是從基奎特綜合醫院的病人那裏感染的，這兩個問題都令人不安。邦納和同事安妮瑟·瑪紮雅和菲利普·阿卡米圖納醫生討論了這一病例，猜測弗洛勒巴修女的死亡是否是由曾在摩桑哥醫院奪走4名病人生命的同一病原造成的。
阿卡米圖納是一位高個子的年輕紮伊爾醫生，他提到了皮拉·奇卡平度的情況，皮拉·奇卡平度是基奎特綜合醫院的一名男護士學生，他在基奎特病了4天後，於4月3日抵達摩桑哥。
“他的妹夫說：‘哦，是艾滋病。’”阿卡米圖納回憶道。“但是照顧他的妹妹也出現了同樣的症狀。”
就在弗洛勒巴修女彌留之際，奇卡平度的妹妹死了，接著他的母親也死了。他們與這場可怕的疾病的唯一關聯就是他們都參與了對奇卡平度的照料。盡管醫院盡了最大努力，奇卡平度還是在4月14日去世了（他的母親和妹妹也很快就遭殃了）。就在皮拉·奇卡平度因失血過多而死亡的同一天，另一名來自基奎特的患病難民桑布班達·瓦格納來了。3天後，他出現了類似的症狀，然後也死了。
醫生們對這些病例進行了各方麵的討論：他們之間有關聯嗎？是什麽導致了他們的死亡？考慮到摩桑哥醫院的醫護人員沒有手套、口罩或無菌隔離衣，醫院的其他人員會受影響嗎？
在弗洛勒巴修女去世前幾小時，基奎特綜合醫院的另一名生病的護士來到這裏尋求治療，他知道在貧窮的政府醫院裏是不可能獲得有效治療的。25歲的埃卡拉·姆波洛出現了典型的出血症狀，並在抵達後幾小時就死了。他的死亡引發了另外8起病例，全部發生在摩桑哥的醫務人員身上—丹妮拉修女，護理過姆波洛的恩薩卡·文山鄉護士，一名實驗室技術員，多名護士，加上其中一人的妻子，都在4月26日到5月11日之間迅速相繼死亡。
看著文山鄉的病情惡化，對醫院的工作人員來說特別困難，因為病情影響到了他的大腦。他變成了一個狂野的人，神經錯亂地高喊著，指責同事們的種種邪惡，瘋狂地揮舞著雙臂。醫院的工作人員開始感到恐慌，謠言傳遍了附近的村莊。
然後真正可怕的事情發生了。其中一名已故實驗室技術人員的妻子也死於這種神秘疾病。她的房間被擦洗幹淨，床墊被清洗幹淨，兩個多星期沒有人進過房間。然後，20歲的穆潘吉，因為不相關的原因住院，被安置在那個房間裏，躺在那張被認為已清洗幹淨的**。當穆潘吉出現這種可怕疾病的症狀時，邦納和她的同事們變得驚慌失措起來。
穆潘吉的情況被分析透徹。邦納堅稱，很明顯這位年輕女子沒有其他可能的感染源。她可能是從她的床墊上的塑料和泡沫墊上染上了這種病。死神不知怎麽在其表麵上存活了15天。
邦納的同事們威脅著要離開醫院，但頂級醫生為剩下的病人建立了真正的隔離室，並親自照顧文山鄉和其他病人，從而避免了醫院工作人員的棄逃。4月底，39歲的護士讓-皮埃爾·薩布庫蒂當時正在照顧文山鄉，後來也去世了。“這裏沒有人同意處理他的屍體，”邦納說，“後來我來處理了，戴上麵具，穿上長袍，我、阿卡米圖納和瑪紮亞把屍體拿去埋葬。”
當這3名醫生把讓-皮埃爾·薩布庫蒂護士的屍體抬下山去墓地時，嚇壞了的摩桑哥村民抱起他們的孩子逃進自己的家裏，以躲避蘭達-蘭達。當悲傷的醫生們回到醫院時，工作人員宣稱不會進入薩布庫蒂的房間打掃。一名護士在接到去清潔病房的直接命令後辭職了，此後，3位醫生不得不親自完成所有最悲傷的任務：將死者放入棺材，把屍體拖到墓地、埋葬，以及清理死者的房間。
5月11日，恩薩卡·文山鄉去世。當天下午，來自法國的短波廣播報告醫生，造成他們醫院這麽多人死亡的罪魁禍首是一種叫作“埃博拉”的病毒。
這一結論沒有迅速確認。事實上，班頓杜蘭達-蘭達危機的原因直到5月份才確定，也就是第1例埃博拉死亡病例加斯帕德·門加死亡的5個月後。這一診斷既是靠科學，也是靠運氣和命運。
4月份，其他地區的醫院，比如摩桑哥，都暴發了這種奇怪又可怕的疾病，而且總是從基奎特的來訪者開始。死亡的幾乎都是醫務人員。
事實證明，一個這樣的病例至關重要。在距基奎特約180千米的亞沙·邦咖醫院，護士讓·金安吉在基奎特綜合醫院參加了傑拉爾丁·卡塔迪的手術治療，並在術後感染第16天因大量出血死亡。亞沙·邦咖的醫生曾嚐試對金安吉進行所有能想到的治療，包括嚐試凝血和抗生素療法以阻止他的細菌性痢疾，並在金安吉上進行了許多血液和尿液檢查—他的病曆記錄是最多的。
幸運的是，紮伊爾專門研究熱帶醫學的軍醫孔戈洛醫生恰好經過，目睹了金安吉的去世過程。孔戈洛推測，病因可能是埃博拉病毒。孔戈洛是第一個提出這一假設的人，他讀了很多關於埃博拉病毒的書籍和文獻，在4月26日金安吉去世後不久就提出了這一假設。
亞沙·邦咖醫院沒有電話，因此孔戈洛起初不可能通知政府或科學家，他們可能會去證實他這個可怕的假設。他唯一的選擇，是跋涉420千米前往金沙薩，尋找塔姆富姆·穆延貝教授，一個親曆了1976年揚布庫疫情暴發的著名老兵。
同時，在基奎特的奇帕薩醫生非常擔心。他的醫院裏似乎到處都是這種怪異、血腥的疾病，而且大多數病人都是他自己的團隊成員。奇帕薩很絕望，他確信超級誌賀氏菌已經到達基奎特，於是向在金沙薩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穆延貝發出請求，請他們提供更好的抗生素。
到4月底，穆延貝清楚地意識到紮伊爾正在發生可怕的事情。作為紮伊爾的首席科學家，穆延貝是一位很有思想、掌握多種語言的金沙薩大學病毒學家，他的熱情和幽默感很好地平衡了他嚴肅的性格：前一分鍾，穆延貝還會皺著眉頭深思一個難題，下一分鍾，他的眼睛就會調皮地閃閃發光，然後放聲大笑。
接到奇帕薩絕望的請求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阿格尼斯修女發了一封電報。阿格尼斯修女是一位天主教修女，曾在班頓杜擔任藥劑師。她早就退休了，現在住在比利時安特衛普郊外的一個修道院裏。
一聽到孔戈洛軍醫說亞沙·邦咖的病例可能是由他的老仇敵—埃博拉病毒引起的這個結論後，穆延貝立刻收拾行囊，匆匆登上了第一架飛往基奎特的包機。20
與此同時，在比利時的阿格尼斯修女卻進退兩難。穆延貝的電報要求她購買數千劑的環丙沙星，這是一種抗誌賀氏菌的藥物，其昂貴程度遠遠超出了她當前不良經濟狀況所能承擔的範圍。她估計，她需要超過100萬比利時法郎（3.7萬美元）來滿足穆延貝的要求，這是個天文數字。80歲的阿格尼斯修女不知道在哪裏或如何快速獲得這些救命藥，於是拜訪了西蒙·範·聶溫霍夫醫生，給他看了穆延貝的信，並征求他的意見。
範·聶溫霍夫曾在比利時安特衛普的熱帶研究所工作，並曾在紮伊爾工作過。令這位中年佛蘭德科學家感到不安的，不是昂貴得幾乎讓人望而卻步的藥品要求，而是穆延貝匆忙在信上加了一個附言：這可能不是誌賀氏菌，而是埃博拉。穆延貝在與孔戈洛談話後補充了這一條，盡管這位紮伊爾病毒學家還沒有檢測基奎特患者的血液樣本。“埃博拉”這個詞讓範·聶溫霍夫不寒而栗，因為他的一生都受到了這種病毒的影響。當他還是一名年輕的科學家時，他就加入了1976年調查揚布庫埃博拉疫情的國際小組。他了解穆延貝，並尊重這位紮伊爾科學家的直覺。
於是範·聶溫霍夫告知阿格尼斯修女推遲尋找環丙沙星的時間。他征召了另一位參與1976年疫情調查的老兵—美國的大衛·海曼醫生。海曼從疾病預防控製中心借調到世界衛生組織，在位於日內瓦的世界衛生組織艾滋病全球規劃署工作。他的同事剛剛低聲說出埃博拉這個詞，海曼就想立刻收拾行囊，考慮著把世界衛生組織和疾控中心的哪些人員召入他的團隊，和需要做些什麽。
他說，首先他們需要實驗室樣本進行分析。世界衛生組織沒有人願意大聲說出“埃博拉”這個詞，除非他們確信該病毒在19年後再次出現。幾個月前，在目睹了印度暴發鼠疫引起的全球恐慌之後，海曼意識到公共衛生的一個新時代已經來臨。早在1976年，當真正的恐懼籠罩著揚布庫的國際小組時，他們的恐懼還沒有在媒體報道中反映出來，隻有不到10家電訊社報道了這一事件，也沒有廣播報道。當時的科學家們隻能在紮伊爾士兵和驚恐萬分的揚布庫人民的監視下辛勤工作。坦率地說，當時紮伊爾以外似乎沒有人注意到這一事件。
時過境遷。全球媒體對印度疫情的關注如雪崩般高漲，這向海曼發出了警告。還有當時最暢銷的英語書是理查德·普雷斯頓的《血疫》。《血疫》講述了一個令人抓狂的報道—在弗吉尼亞州雷斯頓的一個猴子群體中暴發了埃博拉疫情—引起了國際關注，使公眾的恐懼集中在一種鮮為人知的病毒上的故事。這本書引起了好萊塢的興趣，當海曼從對瑞士的有利的角度思考基奎特局勢時，從裏約熱內盧到東京的電影觀眾正在排隊觀看《極度恐慌》—達斯汀·霍夫曼主演的驚悚片，講述的是假想的埃博拉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