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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海曼很謹慎，他收拾好行囊，買好去金沙薩的車票，悄悄地將穆延貝的疑慮告知了僅有的幾個同事。
與此同時，穆延貝和他的技術人員於5月1日抵達基奎特，對病人進行了檢查，並采集了血液樣本。根據實驗室分析，他們立即排除了誌賀氏菌。在離開基奎特的那天，穆延貝確信埃博拉病毒已經再次出現。他將於5月6日把樣本送到安特衛普，然後再立即轉到位於佐治亞州亞特蘭大疾控中心的4級生物危害實驗室（BL-4）。
5月9日，特殊病原體實驗室主任彼得斯收到了血液樣本，在不到10小時的時間裏，他的團隊就確認了這確實是埃博拉。在兩天內，實驗室不僅能夠確認這是埃博拉病毒，而且基奎特的病毒株與19年前在遙遠的揚布庫發現的病毒株在基因上幾乎完全相同。
在整個埃博拉疫情期間，僅有6名科學家組成的骨幹團隊將在疾控中心4級生物危害實驗室中晝夜輪班工作。從5月9日開始，從基奎特和鄰近村莊送來的人和動物的血液和組織樣本如洪水般湧來，使該機構不堪重負。盡管許多（也許是大多數）樣本的埃博拉感染呈陰性，但所有樣本都必須由科學家小心謹慎處理。因為沒有人確切知道病毒是如何傳播的，但他們確實知道埃博拉感染是不可治愈的，因此所有的實驗室工作都是由穿著全身宇航服的科學家完成的。宇航服與呼吸帶相連，將新鮮空氣注入防護裝備。住在亞特蘭大實驗室外的人受到一個類似於俄羅斯套娃的係統的保護，4級生物危害實驗室在另一個更大的建築內，而後者又在另一個建築內。所有這些建築都是密閉的，受到嚴密的安全保護，隻有不到100人可以進入。位於最裏麵的安全級別最高的房間，除了十幾個人和一大群用於研究的動物外，對所有人都是嚴令禁止入內的。
彼得斯的團隊穿著宇航服小心翼翼地開展艱苦的工作。每個人都知道，科學家的任何失誤都可能是致命的，並導致病原體逃脫4級生物危害實驗室的限製，對整個社會構成重大的威脅。
疾控中心特殊病原體實驗室5月9日證實基奎特綜合醫院的血液樣本含有埃博拉出血熱病毒後不久，實驗室主任彼得斯就向疾控中心的高層發出警示，指出他的科研團隊人數太少，工作量過大，極易累到筋疲力盡，從而可能導致嚴重事故。
由於4級生物危害實驗室工作的高度技術性，該機構不可能簡單地從疾控中心的其他部門抽調人員來臨時增補科研團隊，填補因預算削減和國會授權縮編所留下的空缺，因為預算削減和國會授權縮編，使得該實驗室僅剩7名科學家，比以前的人員編製減少了。C. J.彼得斯的工作人員太少了，科學家們都筋疲力盡。20年前，美國疾控中心能夠通過兩個方法抽調一些實驗室來應對此類危機：非4級生物危害實驗室樣本可以送往下一個安全級別的3級生物危害實驗室（BL-3），而一些極其危險的4級生物危害實驗室樣本可以與世界上其他四個最高安全級別實驗室一起分擔。
但在1995年春天，有些4級生物危害實驗室方案不再合理了。例如，在西伯利亞有一個4級生物危害實驗室，是蘇聯科研全盛時期遺留下來的，但它的安全性與俄羅斯公共衛生和科學研究的所有其他方麵一樣，都嚴重退化了。英國的波頓唐生物戰爭設施曾被認為是最合適的，曾在1976年的埃博拉危機中發揮過作用。但是基於對生物戰不斷變化的政治考慮，實驗室經曆了幾輪預算削減，波頓唐沒有達到1995年的4級生物危害實驗室標準。
幾十年來，疾控中心的主要後援是位於巴黎的法國巴斯德研究所。但世界衛生組織官員不願將“熱”樣本直接送到法國實驗室，因為1994年秋天，一名在那裏研究埃博拉汙染血液的科學家感染了埃博拉，這表明那裏存在安全漏洞。
這樣就隻剩下一個可供選擇的4級生物危害實驗室了：美軍馬裏蘭州德特裏克堡實驗室。在那裏，由於國防部尋求減少其在國債中的份額，所以也進行了縮編和預算削減。遺憾的是，雖然疾控中心的彼得斯曾在德特裏克堡實驗室工作，並與那裏的同事保持密切聯係，但他無法說服軍隊設施幫助疾控中心分析埃博拉樣本。21
與此同時，美國疾控中心也不願將非埃博拉工作移交給兩個3級生物危害實驗室，因為這兩個實驗室已有40年曆史，狀況已經嚴重惡化。5年多以前，一個來自聯邦政府以外的檢查小組曾對其進行譴責並敦促整改。
設施的破損非常嚴重，以至於事故頻發。本來導氣管的功能是將生物危害物從實驗室工作台輸送到安全過濾器中，但實際工作時卻反過來了：它們將微生物直接吹到科學家的臉上。結果，在過去的18個月中，至少有3名科學家感染他們正在研究的疾病。
1993年，美國公共衛生服務部向國會申請資金建造一個新的3級生物危害實驗室，約1.1億多美元，在此期間，國會先批撥了8800萬美元。其中除100萬美元外，其餘全部積存在一個指定用途的聯邦賬戶中，等待有足夠的額外資金在亞特蘭大地區購買土地和建造實驗室。22
在全世界都得知基奎特埃博拉疫情暴發後不久，美國國會投票決定取消4000萬美元的累積資金，並將其用於償還退休金國債。參議院投票決定撤銷該基金剩餘的全部8700萬美元。克林頓總統否決了這兩項預算提案，希望能挽回至少4700萬美元的3級生物危害實驗室建設經費。
監督公共衛生服務部和疾控中心預算的國會委員會的共和黨工作人員表示，公共衛生各個方麵的資金狀況“非常不穩定”。正如一位工作人員所說：“這都是一個移動的目標，很難預測。”23
在資助活動方麵最奇怪的變化，也許與世界衛生組織有關。世界衛生組織長期依賴美國的慷慨援助，最初麵對埃博拉危機時，美國的預算不到1萬美元。但是在5月19日，一些歐洲私人公司和基金會提供了200萬美元的特別援助，以支持埃博拉防控工作。對於大多數美國人和歐洲人來說，一種在遙遠的非洲國家暴發的外來疾病似乎與他們毫無關係，尤其是在冷戰後的國家預算危機時期。因此，傳統上為此類公共衛生提供資金的政府最初在埃博拉死灰複燃的情況下都猶豫不決。
“疾控中心是唯一希望。”世界衛生組織特殊病毒司司長詹姆斯·勒杜克堅持認為，他強調了世界對美國設施的徹底的依賴。24
5月10日，海曼帶領世界衛生組織的抗擊埃博拉病毒三人小分隊離開日內瓦，前往紮伊爾。同一天，美國政府正式宣布基奎特疫情為一場災難。在接下來的5天裏，來自法國、比利時、荷蘭、美國、瑞典、加納、津巴布韋和南非的更多疫情防治人員將陸續擁入紮伊爾。為所有這些外國人奠定基礎的是穆延貝、奇帕薩和一個由紮伊爾醫務人員組成的團隊，其中包括當地醫學院的學生和基奎特紅十字會。這些人說著10多種不同語言，代表著3個不同大陸的文化和世界觀，他們將共同麵對公共衛生領域最嚴峻的挑戰—阻止一場流行性疾病的大暴發及其引發的恐慌。在未來6周內，2793份關於埃博拉的英文媒體報道將會輸入Lexis/Nexis數據庫，25世界上每一種主要語言的媒體也都將提交關於疫情發展的每日報道。海曼的媒體預感幾乎馬上就被證明是正確的：公眾健康的狀況確實發生了改變。
但當5月10日穆延貝和海曼第一次坐在基奎特一家廢棄診所的破舊黑膠椅子上評估該市的狀況，並製訂公共衛生戰略時，這一點並不明顯。
“阿菲瓦卡！阿菲瓦卡！”，“他們死了！”哭喊聲響徹基奎特的天空。在基奎特綜合醫院，那些沒有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工作人員都歇斯底裏、驚恐萬分、悲痛欲絕。關於“死神”蘭達-蘭達的謠言幾乎使醫院關閉。基奎特人也許做得對，他們開始寧願病在家裏，也不願死在基奎特綜合醫院。所以隻有20名病人留醫，其中大多數是埃博拉病毒患者。
鎮上的人們得出結論，事實不言自明：所有死去的人都住過當地的某家醫院。每一次疫情暴發，都與手術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鎮上的人說醫生腐敗了，醫生們在殺人。對這一係列醫院內的凶殺案的主要解釋是—鑽石。
世界上大部分的鑽石都儲藏於安哥拉北部和紮伊爾。為了防止偷竊，鑽石工人經常要在輪班結束時脫衣搜身。工人把鑽石從礦場偷運出來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它吞進肚子。有些醫生更喜歡通過腸道外科手術的方式將鑽石取出，而不是幫助走私者通過“自然”的方式排出，從而賺取大筆現金。
在5月的第2個星期，基奎特到處流傳著這樣的謠言：基奎特綜合醫院的醫生不再滿足於賺取鑽石走私者支付的手術費，現在正在殺害病人，並將鑽石據為己有。人們說，醫院裏沒有蘭達-蘭達，有的隻是貪婪。
關於鑽石的說法，對那些真正見過埃博拉患者痛苦流血慘狀的人來說並沒有市場，但這在基奎特非常流行，它不僅嚴重損害了奇帕薩工作人員的信譽，也抹黑了普通醫生的名聲。
士氣低落甚至歇斯底裏的當地醫護人員、充滿恐慌和猜疑的公眾、缺乏幾乎所有必要的公共衛生和醫療資源，以及沒有來自國外的資金，穆延貝和海曼麵臨著一個艱巨的挑戰。
長途跋涉讓海曼和世界衛生組織的馬克·斯岑約夫斯基筋疲力盡，而目力所見則讓他們震驚不已。一般不戴口罩的海曼戴上了一個嚴實的、毫無感情的口罩，他被恐懼壓垮了，盡管以堅如磐石的冷靜麵對混亂的災難是海曼慣用的方法。斯岑約夫斯基20世紀70年代曾在紮伊爾生活多年，從事世界衛生組織猴痘調查工作，他的臉色也同樣蒼白。就連一向開朗的穆延貝也情緒十分低落。
“到處都是血，”海曼後來回憶說，“床墊上、地板上、牆上都是血。嘔吐、腹瀉……我們剛到這裏的時候情況真的很糟糕，猶如世界末日。到處都有人死去，婦女們都在哭，他們正在填平墳墓。我們意識到這裏並不像揚布庫。”
海曼和穆延貝是揚布庫的老兵，他們知道，在1976年國際科學小組抵達紮伊爾時，最初的埃博拉疫情已經逐漸消退。1976年，一些國際團隊成員從未見過埃博拉病例，甚至包括穆延貝—他雖然第一個來到揚布庫，但也是在埃博拉疫情達到頂峰之後才到達的。結果發現，在揚布庫，幾乎所有病例都是通過三種注射器之一傳播的，這些注射器是比利時修女在一家小型教會醫院裏反複使用過的。當修女們死了，醫院關閉後，揚布庫的疫情逐漸平息。這些情況都是1976年國際科學小組回顧性地確定的，在修女們對他們的任務和診所進行自我隔離後，該小組到達了揚布庫。
但這一次在基奎特，海曼回憶說，“我對穆延貝說，‘我們就在水深火熱中。’婦女們坐在這裏，一家接著一家，哭著麵對停屍房。紅十字會的卡車就在這裏，”幾天後，他指著基奎特綜合醫院的人員繼續說：“這些誌願者把屍體直接送到墓地，隻戴著外科口罩。”
這三個人目瞪口呆地看著被埃博拉病毒汙染的血液，從屍體上滴到勇敢的紅十字會誌願者身上。海曼隨後轉向穆延貝說：“我們的首要任務是阻止疫情，其他的一切都是其次。”
海曼、斯岑約夫斯基和穆延貝立即坐下來製訂他們的計劃。斯岑約夫斯基的作用是最明顯的，因為他在以前無數次流行病中發揮了出色作用：後勤。這位40多歲、健壯的美國人在悶熱的、濕度90%的環境下快速走動，似乎不怎麽冒汗，也很少弄髒他那一塵不染的鋼絲框眼鏡。斯岑約夫斯基是一個會多種語言的人，他出生在美國，有波蘭血統，在一個四處漂泊的家庭中長大，在上大學之前就會說多種語言。他精通多種語言，包括紮伊爾方言、法語和基孔戈語，這是一筆寶貴的財富，特別是他隨和的態度和處理複雜問題時的舉重若輕。斯岑約夫斯基的工作是確保所有物資必須到位，衛星電話、傳真機、四輪驅動車輛、安全飲用水、住房、當地地圖、翻譯、紙張、鋼筆和食物等。每一樣在基奎特都是稀缺物品。斯岑約夫斯基過去在世界各地的流行病中的出色表現，證明了這位足智多謀的世界衛生組織負責人完全能夠處理好這些事情，海曼和穆延貝也是這樣認為的，所以在斯岑約夫斯基負責之後，他們不再擔心汽油供應減少，或者喝到會引起霍亂的飲用水，大批正在途中的科學家也不會缺乏被褥。也許缺少睡眠和巨大的壓力曾經困擾了斯岑約夫斯基，但他卻從來沒有表現出來過。
穆延貝是紮伊爾著名的科學家，當然也是領導者。他將確定優先事項，與紮魯瓦政府打交道，並充當抗疫團隊的領頭羊。
海曼幾乎整個成年生活都在為疾控中心工作，但最近卻遭遇了一段厄運。他被疾控中心指派到日內瓦的世界衛生組織工作，過去兩年，海曼一直被安置在艾滋病項目內部一間狹小的沒有窗戶的辦公室裏。他在那裏失寵了，發現自己在太多的政治爭論中處於失敗的一方。他的星光如此徹底地隕落，以至於亞特蘭大有傳言說，海曼在有資格領取巨額政府退休基金之前，他的工作就被終止了。就在得知基奎特疫情流行的前幾周，海曼已經對自己的職業前途感到絕望。
但毫無疑問的是，甚至在日內瓦的詆毀者眼中，海曼是解決埃博拉問題的唯一合適人選。他雖然是美國人，但法語說得很好。這位身材修長，看上去像個孩子的科學家素有在炮火下冷靜、在壓力下不崩潰的名聲。海曼以前曾接觸過埃博拉病毒，並在紮伊爾和其他中非國家待過一段時間。後來，他接受了流行病控製和監測方麵的培訓。49歲的海曼沒有被迫辭去世界衛生組織的職務，這對基奎特人來說是幸運的。
在總幹事中島宏的領導下，世界衛生組織的功能遭到嚴重破壞，由於預算優先事項的變化、工作人員的清洗，以及日內瓦總部普遍不佳的士氣的影響，很多曾經的重要事項都被擱置或廢掉了。海曼並不是唯一一個地位岌岌可危的科學家。到1995年，世界衛生組織沒有應急辦公室，隻有一名負責監測典型熱帶流行病的雇員，完全由疾控中心提供資金。疾控中心的詹姆斯·勒杜克醫生於1995年擔任該職位，主要負責監督世界衛生組織廣泛分布的一係列附屬監測點的實驗室能力。勒杜克的工作生涯專注於研究動物和昆蟲攜帶的微生物，如黃熱病和漢坦病毒疾病，他從未有過監督應對緊急流行病的經驗。
幾乎所有在20世紀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抗擊流行病的牛仔們都早已遠去，他們對中島政權感到失望和沮喪。捐助者也放棄了世界衛生組織，不再相信這個曾經至關重要的機構有遠見、意願或資源來完成它的使命。中島最近因試圖將宗教聖像偷運出俄羅斯而被捕，並聲稱享有外交豁免權，因此受到了很多人的鄙夷。
於是在危機當中揮舞世界衛生組織旗幟的工作落到了一位失意的員工身上。海曼一人扮演幾個角色：外交官、專員、上校和首席流行病學家。讓所有醫生和科學家與他們所任職的機構融為一體發揮作用，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這個團隊最初隻有幾個人，後來發展到超過100名科學家和誌願者。自我意識、語言差異、體製上的權力鬥爭，以及個人文化和科學差異，都必須小心地加以消除，個體也必須得到尊重。
海曼告訴穆延貝，最好是建立一個小型但協調良好的團隊。一大群鬆鬆垮垮各自為戰的科學家肯定會帶來災難。穆延貝表示同意，於是兩人開始著手規劃未來最關鍵的任務。穆延貝將動員當地誌願者並減輕非洲科學家之間的潛在競爭，這是明智的。海曼和穆延貝共同建成了一個強大的領導團隊。
領導團隊的第4位關鍵人員芭芭拉·基爾斯坦博士在團隊組建完第二天從阿姆斯特丹抵達。基爾斯坦博士來自無國界醫生組織，這個總部設在歐洲的人道主義組織在世界各地的數百次危機中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支持，其記錄可追溯到25年前。無國界醫生組織是為了應對另一場非洲危機—1968年被內戰**的尼日利亞的饑荒而成立的。他們的醫生和誌願者被部署到世界各地，應對戰爭、饑荒、暴政或流行病引發的健康危機。無國界醫生組織從一開始就致力於國際救濟組織所不具備的原則：其工作人員在協助平民危機時不尋求政府的許可，鼓勵醫生公開譴責他們認為造成這類災難的政治或經濟條件；而且無國界醫生組織中沒有人被期望終生從事這樣的工作。該組織強烈認為，職業救濟工作者往往會向腐敗的政府妥協太多，或利用地方災難作為其個人聲望上升的階梯。
雖然隻有三十出頭，基爾斯坦卻目睹了比大多數人一生所能遇見的更多的人類悲劇。就在到達基奎特的兩周前，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基爾斯坦結束了她在戈馬難民營中與霍亂和誌賀氏菌做鬥爭的漫長時期。和大多數受過教育的歐洲人一樣，基爾斯坦會說幾種語言，包括荷蘭語、法語和英語。她在壓力下表現得毫無幽默感，保持冷靜和專注。基爾斯坦不知疲倦，就連從她身上滴下的熱帶汗水也沒能讓她慢下來。
基爾斯坦5月11日的到來，對海曼、穆延貝、斯岑約夫斯基三人組來說是一個值得高興的事情。他們都很尊重她為之工作的組織，他們都迫切需要基爾斯坦從金沙薩用包機帶來的物資、車輛和無國界醫生誌願邏輯學家。一到基奎特，基爾斯坦便立即驅車前往基奎特綜合醫院評估情況，弄清楚無國界醫生組織可以如何提供最好的幫助。
“醫院的狀況很糟糕，”幾天後，基爾斯坦說，這是她第一次讓自己放鬆一下，“病人的情緒比較悲傷。工作人員沒有任何保護，他們也沒有因為冒著生命危險而得到報酬。所以我們決定把重點放在醫院衛生和建立隔離病房上。”
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工作人員開始嚐試修複醫院古老的、長期閑置的供水係統，但幾小時後就放棄了。管子被雜草堵塞，腐蝕、生鏽，難以修複。於是他們轉而采用B計劃，在過濾緩存器上安裝一個塑料雨水收集器。
在基奎特綜合醫院的中央院區，無國界醫生組織拉起亮黃色的塑料膠帶，劃定了一條隻有經授權的醫務人員才能越過的衛生警戒線。
穆延貝命令將所有非埃博拉患者從基奎特綜合醫院轉運走，並命令所有其他診所或居民家中的疑似埃博拉病例都由當地紅十字會收治，並立即送往3號院區，即匆忙中指定的隔離病房。
醫院中心走廊的柱子上剛剛拉起了衛生警戒線，就有幾十名家屬聚集在走廊邊上，焦急地盯著3號院區。在警戒線的一側是停屍房，接下來的幾天裏，一個可怕的活動重演著：當護士把一個死去的病人抬進停屍房時，所有的家屬都會緊張地看誰死了，常常會喊：“是誰？”一旦知道了這個人的身份，他的家人就會開始向天堂哀號，喊道：“有人死了！有人死了！”而擠在旁邊的另一個家庭，還正在悼念他們剛剛去世的親人。這種哀號會持續幾小時。3號院區的工作人員和患病的埃博拉患者都能聽到。基爾斯坦立刻意識到，死亡、哀號和壓力已經給醫護人員造成了可怕的影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繼續在醫院辛勤工作，盡管他們沒有工資，而且對同事的去世感到非常沮喪。醫護人員很害怕，睡眠不足，悲痛不已。當地紅十字會的誌願者源源不斷地把病人運進來、把死者拖走埋葬。這些勇敢的基奎特人沒有一個擁有保護裝備，所有人都被嚇壞了，筋疲力盡。至少有三人因為這個英勇行為而被感染。值得注意的是，當誌願者死去時，其他人急切地接替了他們的位置，他們所表現出的勇氣讓基爾斯坦和海曼感到敬佩。
但他們都沒必要死。穆延貝命令所有加入無國界醫生組織的誌願者立即接受控製感染的培訓，而基爾斯坦確保他們每個人都穿戴上擦洗服、橡膠套鞋、長橡膠圍裙、乳膠手套、護目鏡、口罩和發罩。雖然研究小組不知道埃博拉病毒是否可以通過空氣傳播，但對他們來說，接觸病人或死者的血液或體液是非常危險的。海曼和穆延貝推論說，任何在受感染的病人和醫護人員之間設置屏障的措施—比如乳膠手套—都會阻斷傳播。
基爾斯坦也從經驗中知道，精疲力竭、驚恐不安的醫護人員會犯錯誤：針頭打滑、瓶子打碎、手顫抖等，所有這些都為病毒的傳播創造了機會。當她和基奎特的工作人員交談時，她可以看出，他們早就超過了合理的睡眠剝奪和疲勞程度。所以，目前的首要任務是必須使誌願者的日常工作專業化。
更糟的是，醫生和護士每天在前往醫院的途中都要經過一個小墓地，那裏已經擠滿了同事的屍體。一排排的木製十字架坐落在雜草和猴足樹之間，上麵刻著基奎特埃博拉病毒受害者的名字。
基爾斯坦對海曼說：“我去過很多非洲國家，然而相比之下，這令我很震驚。”這是一位剛剛在盧旺達難民營裏待過的女士的有力言辭。但基爾斯坦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奎特的感染控製做法甚至比在戈馬的緊急醫療帳篷裏執行得更糟糕。沒有供應品，基奎特的醫療設施處於疲憊不堪的混亂狀態。
奇帕薩責備基爾斯坦，敦促她看看醫院的貧困狀況和資源的匱乏，他抱怨道：“我們唯一需要的就是我們的大腦。”
基爾斯坦回應說：“那麽就是你們的大腦不能正確思考，你們都需要休息。”
無國界醫生在警戒線內的一小塊草坪上搭起一些帳篷，為工作人員放置床和椅子。她製定了工作時間表，確保所有的醫護人員都有足夠的休息時間和更短的輪班時間，不許再通宵。第一次向工作人員提供了膳食和安全用水。然後，也許是至關重要的，解決薪水問題。為了使情況正常化，基爾斯坦利用無國界醫生組織的資源，讓3號院區的每一個人和停屍房的工作人員都成為她所在組織的雇員，他們的工作時間是有報酬的。隨著例行程序的實施，出現了一種平靜的正常化。因此，埃博拉病毒在醫院的傳播立即停止了。
同樣，無國界醫生組織給紅十字會參與埋葬的人員也提供微薄的薪水，並幫助他們的領導人為他們艱巨的任務製定可管理的工作時間表。人們發現有卡車和一輛推土機在城鎮邊緣建造巨大的墳坑，用於堆放塑料包裹的屍體。
但無國界醫生組織的供應是有限的，能夠滿足基奎特需要的防護裝備和無菌設備要到5月27日才能運到，在此之間，大家都要簡單地湊合著過。5月12日，星期五，基爾斯坦用她的衛星電話與布魯塞爾的無國界醫生總部通話：“請送呼吸器、口罩、乳膠手套、防護服、消毒劑、醫院亞麻布和塑料床墊套、塑料圍裙、基本清潔用品和清潔劑、水泵和過濾器、套鞋、帳篷……”
基爾斯坦知道，能夠阻止埃博拉傳播的並不是科幻片中普及的高科技設備，基奎特需要的是基本的東西—肥皂、防護裝備和安全用水。
從星期五下午到5月15日星期一，海曼的重要成員到達了。菲利普·卡蘭是一位瑞士駐美國醫生。美國疾控中心被授予3號院區的指揮權，並負責埃博拉隔離病房。比利時醫生鮑勃·科勒布雷德斯接管了醫院的急診室，對新來的病人進行篩查，將所有新的埃博拉病例送往卡蘭，其餘病例送往替代醫院。疾控中心的皮埃爾·羅林和阿裏·卡恩醫生與世界衛生組織吉安納爾·羅迪爾博士合作，追蹤該地區所有的埃博拉病例，並找出病毒是如何傳播的。位於約翰內斯堡郊外的南非國家病毒學研究所的羅伯特·斯瓦內普爾建立了一個現場埃博拉實驗室，從醫院的結核病中心複刻而來。來自世界衛生組織津巴布韋辦事處的獸醫歐耶維爾·托莫裏的任務是調查基奎特是否有任何動物攜帶並可能傳播病毒。他的樣本將被斯瓦內普爾進行迅速分析。他們的努力得到了當地一所醫學院，以及美國、歐洲和非洲許多研究機構招募的數十名誌願者的支持。
海曼和穆延貝粗略統計了埃博拉死亡人數，並意識到死亡人數每天都在翻兩番。在與奇帕薩的交談中，穆延貝了解到對金福牟和卡塔迪進行埃博拉手術的傳播情況，以及醫務人員隨後的染病情況。穆延貝在周五的統計中估計—73%的死者是醫護人員。
更令人震驚的是，穆延貝告訴海曼：“這種流行病從3月份就開始了。”整整3個月，顯然已經蔓延到基奎特綜合醫院以外。穆延貝還不知道摩桑哥和附近所有的村莊的情況（將在下星期獲知），但是穆延貝已經知道基奎特的流行病比他19年前在揚布庫看到的更具有爆炸性。雖然許多基奎特難題尚未解決，但穆延貝可以看出，在揚布庫，大多數病例都是由那些重複使用的傳教士注射器引起的，然而在基奎特，這種流行病正從許多不同的方向暴發出來。在揚布庫，這種流行病傳播鏈是從一個單一的莖裏流出來的，沿途隻有很小的分支，但是在5月份的基奎特，似乎有幾個明顯無關的暴發。他們之間的聯係，以及感染這一流行病的門加家族根源等都尚待發掘。
海曼立即著手與羅林和卡恩合作，對一批醫學院學生進行基本流行病學培訓，並製定了監測時間表。周日和周一，小組被派往基奎特的每一個社區，挨家挨戶尋找埃博拉病例。當他們返回總部時，隊員們帶來了活動病例的消息，並派紅十字會去接病患。他們積累越來越多的數據將有助於填充穆延貝繪製的一個快速擴展的感染樹，描繪出誰把埃博拉傳染給了誰。這一切似乎都可以追溯到3月份在基奎特綜合醫院和婦產醫院進行的手術，特別是在金福牟實驗室技術中心進行的手術。應海曼的要求，草圖已通過傳真發給世界衛生組織和衛生部駐金沙薩辦事處。
後來證明，相信金沙薩的酌處權是一個錯誤。
當團隊互動時，他們小心翼翼地不擁抱、不握手、不分享食物或水。為了防止埃博拉病毒的傳播，人們發明了一種新奇的問候方式：在問候中，朋友們用前臂的外側相互拍打，雙手小心地指向自己的胸前，手掌遠離朋友；小組成員在不戴口罩或防護裝備的情況下密切合作，但避免相互接觸；抽取血液和組織樣本時，戴好手套來處理；所有隊員都隻喝斯岑約夫斯基從金沙薩帶來的瓶裝水。
根據他們對該城市的第一次粗略檢查，小組於5月11日通過衛星電話向日內瓦轉送了他們的初步實地報告，此後每天都是如此。紮伊爾政府將基奎特隔離，停止了所有進出該市的貿易和運輸，隻有醫療用品和人員的空運除外。罐頭食品、袋裝米、電池、工具和其他在基奎特市場日常出售的商品幾乎立刻就不見了，商店的貨架也變得空****的。
當時，基奎特當局已經確定了20例經實驗室證實的埃博拉死亡病例和61例被認為是由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出血病例。還有許多疑似病例等待實驗室確認。
5月13日，小組成員從摩桑哥返回，對村莊進行了一次排查，不幸的是，結果證實了穆延貝的擔心是有根據的：病毒已經擴散到基奎特以外。海曼決定擴大監視網，隊員們踏上了顛簸泥路的長途旅行，尋找埃博拉病例。
與此同時，基奎特綜合醫院急診室的病例不斷擁入，通常是由紅十字會誌願者帶著悲痛欲絕的親屬一起進入急診室。比利時的科勒布雷德斯醫生立刻看出，混亂的急診室裏的狀況非常令人擔憂。
幾天後，科勒布雷德斯醫生解釋說：“人們進進出出，埃博拉病例和其他緊急情況混雜在一起，6名急診室護士死於埃博拉。”“我說，‘如果人們隻是在這裏閑逛，我就不能保持這裏處於無菌狀態。’紅十字會帶著所有的防護裝備走開，所以我們帶著保護的殘留物到處跑。所有最好的設備都進了3號院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