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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勒布雷德斯醫生直到5月16日星期二才到達基奎特，他發現所有的物資都已經被卡蘭3號院區或無國界醫生組織認領了。急診室的工作人員正在檢查出血、神誌不清的病人，甚至連保護自己的基本用品，包括口罩和手套都沒有。這位身材高大、緊張不安的比利時人懇求補給，但另外的防護裝備要10天後才能運到。
盡管如此，急診室還是在基奎特給發現的每例腹瀉和發燒病例做著篩查和分流的工作。科勒布雷德斯醫生試圖將自己和醫院急診人員的風險降到最低，但他知道他們都處於巨大的危險之中，而且他努力掩蓋了在接下來的日子裏會在他內心出現的恐懼。
科勒布雷德斯也許不適合做這項工作。就在疾控中心實驗室確認埃博拉是基奎特危機的原因的那天，科勒布雷德斯在安特衛普參加了一位多年朋友和同事的葬禮。這是在他嶽父去世之後發生的。盡管很悲傷，當科勒布雷德斯得知疾控中心的實驗室結果後，他還是急忙主動投入工作。他以前從未在第三世界如此絕望的條件下工作過。但在安特衛普熱帶醫學研究所從事艾滋病研究後，科勒布雷德斯抓住機會參與了一次偉大的冒險，並在此過程中提升了他在比利時科學界治療幽閉恐懼症的地位。
現在他正在盡力抑製一種從他的內髒中湧出的恐懼，這種恐懼威脅著把他推到歇斯底裏的邊緣。當病人們來到急診室時，科勒布雷德斯焦急地檢查著他們流血的鼻子、帶血的腹瀉物、發燒的臉，總是小心翼翼地盡量減少他實際接觸他們的次數。他製定了埃博拉病例的定義，以便在缺乏確證實驗室結果的情況下診斷患者。他拚命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任務上，不讓這種可怕的情況壓倒他。
然而，在經曆了他所經曆過的最大的壓力之後，這位47歲的醫生在幾乎失眠6天之後，突然倒在了輪**。他的身體是鉛灰色的。他的腦子在轉，掙紮著整理思緒，最後得出的診斷結果是—他精神崩潰了。
每個團隊成員都是出於各自的原因來與這種臭名昭著的病毒做鬥爭的，他們與責任、恐懼、同情心、野心和科學好奇心等相互競爭的情緒進行了內心鬥爭。雖然科勒布雷德斯是唯一一個在壓力下徹底崩潰的團隊成員，但每個科學家都有脾氣暴躁、言辭尖刻、精疲力竭或自我懷疑的時候。
5月14日，星期天，23名記者集中了他們的資源，包租了一架笨重的舊飛機，準備從金沙薩飛往基奎特。在基奎特小機場，記者們在裂開的停機坪上著陸後，立即在整個城市散開，尋找埃博拉病例和科學家。憑借老練的駐非洲記者的嫻熟詭計和本能，即使不熟悉基奎特，他們也很快就找到了海曼的團隊和醫院的3號院區。
科學小組完全措手不及。他們沒有人考慮過媒體，這主要是因為非洲的許多流行病和健康危機在北美、西歐或任何其他國家每年的廣播新聞時間中所占的比例很少超過幾分鍾。在印度流行鼠疫期間，隻有少數幾個外國記者前往蘇拉特—媒體的報道大部分來自遙遠的德裏的政府消息來源。科學家們推斷，埃博拉肯定比瘟疫更危險。因此，似乎不太可能有更多的記者出現在基奎特，至少他們是這樣想的。
當然，他們忘記了，自從《血疫》《極度恐慌》以及其他電視、電影和紀錄片之後，埃博拉目前在疾病中具有一定的“威望”。公眾對出血熱病毒和埃博拉在微生物戰士中的特殊可怕地位非常著迷。世界上的每一個主要新聞機構都要麽派遣一名記者到該地點，要麽就是從前往金沙薩的自由職業者那裏購買報道和影片。特別是意大利媒體，由於其本國修女的死亡而充分地關注、報道。
5月14日，科學家、醫生和基奎特的人們在麵對攝像人員、攝影師和記者時，對當時西方主要政治候選人和名人的經曆有了一點了解。
另外3名記者已經在基奎特待了兩天，向海外進行報道，沒有引起埃博拉科學小組的驚愕。26海曼在他的長長的任務清單上增加了新聞秘書的角色，向3名記者展示當地的情況，並確保他們得到記錄疫情發展所需的磁帶、故事和照片。
但就連海曼也被5月14日出現的另外23名記者和攝影師嚇了一跳。當攝像機拍攝到新的墓地、紅十字會收集屍體的隊伍、醫院和流行病指揮所時，他的情緒越來越激動。
在布魯克林出生的阿裏·卡恩站在一旁，目瞪口呆地看著攝製組拍攝他製作的圖表，上麵列出了死者和即將死亡的名單。
“令人發指！”卡恩哭了，“我們貼出了名單以方便我們跟蹤，他們不應該公開的。病人的隱私呢？這些人享有與美國人相同的隱私權。”
卡恩是巴基斯坦移民的兒子，他非常注重禮儀，盡管基奎特天氣悶熱，但他總是穿著正裝襯衫，打著領帶。“這是對基奎特人民的尊重。”卡恩說。如果這樣的著裝在1993年調查新墨西哥州漢坦病毒流行時是合適的，那麽在基奎特也應該是合理的。他希望包括記者在內的所有人都有類似的道德規範和禮儀。
因此，他義憤填膺地站在一旁，眼睜睜地看著攝影師和電視攝像人員拍攝他珍貴的死亡圖表，幾小時後，他又看到病人和哭泣的葬禮參與者未經他們同意被拍攝。他喊道，這樣做是不對的！
卡恩開始討厭媒體。從巴斯德研究所借調到疾控中心的法國科學家皮埃爾·羅林也是如此。
“我討厭記者！”羅林低叱道，“我再也不會接受采訪了。你們是世界上最卑鄙無恥的職業。”
對這群記者最明顯的反感來自瑞士的卡蘭。毫不奇怪，攝影師們想在3號院區內拍攝病人的照片。考慮到病房原本是作為隔離區，而且大多數病人都病得太重而無法表態是否同意，卡蘭表示反對。卡蘭的脾氣變得暴躁起來，大聲喊叫，他朝一名為路透社執行任務的女攝影師打了一拳。目擊者隨後堅稱，雙方都出手了。無論如何，攝影師顯然在爭吵中擦傷了膝蓋，地板可能被汙染了。這至少破壞了感染防範工作計劃方案，不久將返回金沙薩的攝影師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病毒傳播的媒介。27（幸運的是，攝影師沒有被感染，盡管當她離開基奎特時沒有人知道這一點。）
被激怒的醫療隊的一些成員用無線電向金沙薩報告了記者的消息，當天晚些時候，當23人記者小組在黃昏抵達首都時，紮伊爾士兵包圍了飛機。在赤道酷熱的天氣下，記者們被關押在飛機內，首先被告知他們將被無限期隔離。僵持了一小時後，幾個大使館的外交官進行了幹預，使紮伊爾官員相信這些記者可以安全獲釋。28
這一事件促使紮伊爾新聞部更加注意核證細節。這個可能被稱為“賄賂和造謠部”更合適的機構，歡迎用金錢來換取外國人認證，而且很少向任何人—無論是外國人或本國公民—提供任何事情的準確消息，尤其是公共衛生的消息。
該部門距離金沙薩市中心有相當一段距離，位於幾座已有30年曆史的破舊政府大樓之中一棟的19層，那裏僅剩一部功能不太完善的電梯。
雖然新聞部官員強調，從金沙薩和剛果河的窗戶可以看到宏偉的全景，但正是這些辦公室本身最清楚地反映了蒙博托政權的情況。牆壁和天花板上的水漬和蠕動的真菌暴露了這座建築無法抵擋紮伊爾赤道的傾盆大雨，暴露在外的生鏽的水管解釋了為什麽19樓的水龍頭沒有水流出來，坍塌的天花板說明了這座建築的粗製濫造和維修不善。每一麵牆上貼的都是獨裁者蒙博托的照片，這些拍於年輕時期的照片，展示出一副威嚴而傲慢的樣子，標誌性的混搭裝束—皮爾·卡丹眼鏡、勞力士手表、豹皮帽和西式夾克。這些對新聞部工作人員來說毫無意義的東西，卻呈現了一個現代紮伊爾完全現實的形象。
當被要求提供紮伊爾的流行病的有關數據時，新聞官員不知所措。報道真實信息不是他們的專長，欲蓋彌彰才是。但是，盡管隱藏事實可能會消除國內對獨裁者的批評，但這種行動卻會進一步激怒外國記者。
於是疫情信息控製的工作就落到了衛生部頭上。5月15日，衛生部部長姆布·穆鬆在該國最嚴重的國際性醫療災難期間離奇出國，衛生部工作人員也蒙混過關，秘書長邦彭達在金沙薩舉行的一次簡報會上嘲諷了龐大的外國記者團，稱他們的行動“正在將人們置於危險之中”。
“如果不能進行隔離，這個國家將被關閉，”邦彭達說，“如果你去基奎特，你就違反了隔離原則，所以我要重複一遍：如果我們必須拘留一些人，那就會是警察來拘留他們。”
與此同時，金沙薩出現了一個虛擬產業，其目標是盡可能多地獲取外國記者的美元。出租車漲價；想從當地旅館往外撥打電話也突然被要求向總機接線員行賄20美元甚至50美元；房價飛漲，當地餐館的飯菜價格也飛漲。記者之間，尤其是電視網之間的相互競爭升級。機場官員和當地包機公司商談，如果違反衛生警戒線，那麽飛往基奎特的航班交通費和賄賂費將超過2.5萬美元。隨著政府的迷惑甚至是威脅，疾病和死亡的謠言在首都流行，國際媒體和當地的紮伊爾人都在努力區分事實和謠言。
蒙博托飛往金沙薩拜訪美國傳教士帕特·羅伯遜，29數小時後返回遠離基奎特危機的紮伊爾北部。蒙博托發自肺腑地感謝羅伯遜。
在談到該國的埃博拉疫情時，蒙博托說：“我本想去基奎特，但我的醫生禁止我去這個地區。一個酋長的首要責任是團結他的人民，為他的人民而堅強。我的目標是幫助人民，並與所有國際團體合作。”
說完，這位獨裁者感謝了當時在基奎特辛勤工作的國際團隊，並向他的政治支持者羅伯遜表達了滔滔不絕的感激之情，然後就銷聲匿跡了。在疫情擴散的剩餘時間裏，紮伊爾領導人保持隱匿狀態，從未向他的人民發表過任何關心或慰問的話語。
在金沙薩巨大的貧民窟拉賽特，獨裁者的短暫露麵遭到公開嘲諷。當地一家頗受歡迎的報紙《薩隆戈》用一個大膽的標題問道：“埃博拉病毒—血性腹瀉。誰的錯？”修辭性標題的回答是：蒙博托。該報指出，這一流行病毫無疑問是政府中那些固守“舊秩序”和阻礙民主的“煽動者”造成的廣泛的社會和環境“退化”的結果。隨著流行病的發展，即使是在基奎特辛勤工作的科學家也得出結論—紮伊爾流行病的病因至少與生物學的病因一樣，是與政治和經濟相關的。威權主義和腐敗可能沒有催生埃博拉病毒，但它們肯定為其傳播創造了極其肥沃的土壤。
距離疾控中心確認埃博拉病毒侵襲紮伊爾已有一周時間。由於逮捕了兩名疑似病人，金沙薩出現病例的毫無根據的謠言終於被壓製住了，這兩名病人都身體狀況良好，而且病毒呈陰性反應。首都街頭的小販抱怨說，由於隔離政策，他們無法從班頓杜省獲得水果和蔬菜。人們沿著林蔭大道和小巷攔住白皮膚記者，乞求獲得疫情消息，並詢問他們對政府控製埃博拉所做努力的評價。
“基奎特有足夠的科學家嗎？”他們問道。
“政府說的是實話嗎？金沙薩真的沒有埃博拉病例嗎？”
“不要相信政府，它隻會撒謊！”
“世界會拯救我們嗎？”
很明顯，政府在拉賽特或這個陷入困境的國家的任何地方，都沒有一點信譽可言。民眾指望著世界衛生組織和外國人，他們的存在是民眾在這場正在展開的危機中所能看到的唯一安慰。
當時，已有86人死於實驗室確診的埃博拉病毒，還有許多其他疑似病例浮出水麵或死亡。在基奎特，由於不是在醫院而是在家庭中傳播，新一波疫情正在席卷整個小鎮。這支不斷壯大的國際團隊正在關注著最初主要是由醫護人員引起的流行病演變成一種更為普遍的現象。
海曼的當地醫學院學生和外國科學家團隊發現了他所稱的“熱房子”，在這些房子裏，整個家庭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大多數人都死了。
例如，在基奎特的一個交通不便的社區裏，泥濘、車轍叢生的道路上無法行車，一位年輕婦女在她小小的門廊上慢慢地搖晃來回踱步，正在給她的嬰兒哺乳。她目不轉睛地盯著前方。她突然發現自己是她的孩子、十幾歲的妹妹和其他16個孩子唯一的依靠，她驚呆了。
她說，當她的侄女4月份在基奎特綜合醫院剖宮產時，災難就開始了。9天後，新媽媽死於埃博拉。後來，他們的母親曾經照顧過垂死的病人，在女兒的葬禮上突然出現了劇烈的頭痛。家人急忙把她送到當地的一家診所，一位護士診斷出這個問題是子宮傾斜，然後赤手空拳地伸進去為這位失去親人的婦女調整子宮。
一周後，她和護士都死了，她們都是埃博拉病毒的受害者。不久之後，參加葬禮的親戚們都死了，包括那位年輕婦女的父親和另外兩個姐妹。
“他們瘋了。”幸存者說，似乎被它的神秘嚇壞了。在他們接近死亡時，每個埃博拉患者都陷入了無法控製的精神崩潰。
一名國際小組成員問她能否從幸存的婦女和她現在負責的一群孤兒身上提取血樣，她驚恐地跳了起來，喊道：“我的姐妹們胳膊裏紮了針！阿菲瓦卡！他們死了！我媽媽有針！阿菲瓦卡！我父親！阿菲瓦卡！不！我不要！”
對基奎特綜合醫院的恐懼，特別是對那裏的針頭和手術設備的恐懼，當然是正常的，甚至是明智的。國際小組認為，班頓杜省的幾個醫療機構顯然充當了埃博拉病毒傳播的推波助瀾者，將進入該機構的孤立病例演變成了疫情。由於醫院衛生條件差，疫情加重了。因此，地方衛生機構所起的作用與它們的任務完全相反：它們不是在預防流行病，而是把以前在門加家庭內孤立存在的問題演變成了一種流行病。
但是，經過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努力，到5月中旬，醫院內的傳染病傳播已經停止，醫療小組知道埃博拉主要是在所謂的熱房子內繼續傳播。盡管每個人都認為埃博拉病毒利用了人類的利他主義，通過基奎特人的同情心傳播，但這種傳播的確切生物學機製尚不清楚。
晚上，由於一天的工作筋疲力盡，情緒低落的國際醫療小組成員們聚集在基奎特為數不多的幾家餐館之一，這家餐館位於基奎特唯一的酒店—克維魯酒店內。克維魯酒店是以一條將基奎特一分為二的河流命名的，直到不到十年前，這條河流還是熱帶雨林的邊界。就像戰爭中的士兵一樣，科學家們往往會吵鬧，在這樣的場合喝大量的普裏莫斯啤酒。他們常常會猜測當天在調查中看到了什麽。他們不可避免地被吸引到一個關鍵問題上：我們是否確信我們在這一流行病中采取了正確的預防措施？
吃了幾頓當地的魚、香蕉、米飯和辣椒調味的羊肉後，這些男人沉思著致命的出血熱病毒的變化無常。尤其是摩桑哥的病例讓他們感到困擾，因為它表明病毒可以在熱帶氣候的露天地表上連續存活數日。但是邦納醫生的觀察正確嗎？這位不幸的病人感染的源頭是病房本身，還是有其他的可能？他們一致認為，病毒可能是在護理這名婦女的醫護人員傳來的，或者在她的碟子上，或者在飲用水裏。
世界衛生組織的羅迪耶表達了一個共同的擔憂：如果病毒在水井或一杯水中，飲用這些水是否安全？他反思了揚布庫的教訓。羅迪耶回顧了1976年進行的實驗室工作情況，認為有理由懷疑，因為最初的揚布庫樣品包裝不當，運抵巴黎巴斯德研究所時，大多數有機體的狀況已無法進行分析，原本可以讓充滿被病毒汙染了的血液的試管保持低溫的液氮早已融化，病毒在室溫下已經好幾天了。然而，皮埃爾·蘇羅醫生在從這些容器中分離活的埃博拉病毒時沒有遇到任何困難。
羅迪耶總結說，這就要求科學家們對基奎特采取保守的態度，需假設病毒能在熱帶高溫地區繁殖，並能在食物和水中生存。穆延貝一點也不喜歡這個提議：外國人采取預防措施，比如喝從金沙薩運來的瓶裝水，可能是對的，但這些措施對基奎特人來說是不可能的。任何關於被病毒汙染的食物或水的談論隻會加劇已經近乎歇斯底裏的公眾恐慌。30
美國德裏克堡的研究人員—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和疾控中心正在密切研究埃博拉病毒的傳播問題。或許幸運的是，出於限製恐慌的考慮，他們的發現要等到基奎特疫情結束後才能揭曉。例如，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南希·賈克斯博士用猴子證明，吸入霧化的埃博拉病毒可能導致感染和死亡。31疾控中心的4級生物危害實驗室小組在人類皮膚細胞中發現了存在埃博拉病毒的證據，這表明僅僅觸摸就可能導致感染。32這兩項發現加在一起，可能引起國際醫療小組對偶然吸入或皮膚接觸和傳播可怕病毒的恐懼。
然而，根據他們當時所了解的情況，研究小組認為，美國的普遍預防措施（包括護目鏡和橡膠靴）對紅十字會和醫護人員來說可能是足夠的。對於現場實驗室工作人員來說，盡管天氣悶熱潮濕，但穿太空服被認為是明智的。
對於基奎特的居民，挨家挨戶的科普教育提出了兩個防護措施：不照顧高燒或腹瀉的人；不參與處理死者的程序，不給死者洗頭，不舉行開棺喪葬儀式。他們建議，若有家庭成員生病，需有人立即去紅十字會報告。在一個沒有太平間和殯儀館的城市裏，這意味著家庭應該拋棄生病的親人，允許他們的屍體被不潔地埋葬，沒有天主教儀式。穆延貝堅稱，盡管這些措施對家庭成員在情感上造成了痛苦，但這是最有可能成功阻止疫情發展的預防措施。
“有人死了！他是我的爸爸！”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尖叫道。在6個悲傷的弟弟妹妹的簇擁下，女孩的臉上和上衣都浸透了淚水。“他是我的爸爸！”她又叫了起來，把一張死者的照片推到一個路過的陌生人手中。當她的兄弟姐妹號啕大哭，時而抽搐著跳起陣陣死亡舞時，這個心煩意亂的女孩告訴一個外國人她的家庭遭遇了什麽悲劇。
“媽媽得了埃博拉，”她解釋說，並把一張30多歲的豐滿女人的照片遞給來訪者，“他們把她從我們身邊奪走了，他們把她送到醫院。後來爸爸病了，他們把爸爸也帶走了。今天他死在那裏！他死在醫院裏了。阿菲瓦卡！”
聽到致命的“阿菲瓦卡”，其他的孩子加大了他們的哀號，一個看起來大約五歲的男孩，臉朝下倒在他們的小土院裏，迷失在他的尖叫中。
“媽媽頭疼，而且她發高燒，”大孩子繼續說，“她還在醫院。媽媽！爸爸！誰來照顧我們呢？”
幾天來，孩子們自謀生路，看著源源不斷的紅十字會卡車從他們整潔的家駛過，駛向山頂的萬人坑。每經過一輛卡車，他們都擔心這輛車是否載著媽媽或爸爸。他們聽說，剛才那輛可怕的卡車確實經過了，車上有用白色塑料包裹的他們父親的屍體。
孩子們的痛苦聲漸漸退去，最終被一輛紅十字會大卡車深陷泥濘中的車轍的碾壓聲淹沒在山頂上。一群穿著五顏六色的防護服的男人和女人，拿著一排裝屍袋放在卡車**，唯恐車輛的搖晃會把屍體扔到路邊。這樣的事情將是可怕並有失尊嚴的，肯定會引起人群的恐慌，他們須從安全的距離凝視著這令人遺憾的景象。卡車終於擺脫了車轍，開到了一條大約9米寬的深溝邊，溝裏已經堆滿了泥土。兩名紅十字會的誌願者調整了他們齊膝高的歐式橡膠靴子，從卡車車鬥裏跳下，下到坑裏。其他人把沉重的、不祥的白色屍袋傳了下來。這邊一個高的，那邊一個嬰兒大小的和一個中等大小的成人……是那些號啕大哭的孩子的父親的屍體。
坑內的兩名誌願者小心翼翼地接過了屍體，並將它們沿坑底並排放置，其中一些屍體仍流出富含埃博拉病毒的**。然後，第三名男子，背著一個大的金屬背包罐，跳入坑中，用噴嘴對準屍體，用殺蟲劑澆他們。他們的工作幾乎完成了，殺蟲劑被噴灑到所有的誌願者身上，第二層泥土被添加到坑裏，誌願者們返回醫院尋找下一批可怕的“貨物”。
7名誌願者和14名裝備工人在基奎特夜以繼日地勞作，找到病人—把他們送到醫院—用卡車把死者拉起來埋葬。在基爾斯坦發放防護裝備之前，其中3名誌願者已經死於埃博拉，還有2名誌願者正在3號院區掙紮在死亡的邊緣。
紅十字會秘書長卡迪亞塔·文加說：“他們是誌願者，他們是自願這麽做的。政府沒有人要求他們這樣做，是他們自願為別人而死。他們會遵行神所說的去減輕痛苦。”
紅十字和紅新月國際委員會以及任何富裕國家的姐妹組織（如美國紅十字會）都沒有向英勇的基奎特國際醫療小組提供援助。實際上，是誌願者們在當地的企業中尋求一遝遝幾乎一文不值的紮伊爾貨幣，用來為他們的卡車和推土機購買汽油和備用輪胎。當捐款用完時，誌願者們便把手伸向自己幾乎空空的口袋裏。
“誰也幫不上忙，”文加說，毫不掩飾自己的憤怒，“這一切都是我們自己完成的，如果美國紅十字會能看到我們在這裏的處境、我們正在遭受的痛苦、我們需要資金和資源，他們應該看到我們在紮伊爾工作的條件。”
與轉運病患或者屍體的嚴峻任務同樣重要的，也許是大眾科普教育，紅十字會的誌願者們在社區進行了遊說，對這種致命疾病發出了警告。文加說，他們的防護裝備嚇壞了人們。所以誌願者們穿著日常的衣服到處遊說，告訴基奎特人：“看到了嗎？我們和你一樣！別害怕。”
但猜疑、迷信和恐懼依然存在。經曆了如今已司空見慣的葬禮的人群散布了噴灑殺蟲劑的消息，暗示紅十字會正在向他們隱瞞一種神奇的藥水。在海曼、穆延貝和他們的團隊到達10天後，有人來到醫院，報告說他的鄰居剛剛死於埃博拉。因為這個名字不在任何監視名單上，卡恩和海曼跟著紅十字會來到現場。
葬禮正在進行。一個年長、瘦弱的男人茫然地凝視著他已故妻子的敞開的棺材。不幸的是，他親自照顧她，從未送她去醫院治療。像大多數基奎特人一樣，這位變作鰥夫的人害怕醫院。他還將妻子的遺體準備下葬，她是第二個死於埃博拉的家庭成員，第一個是他們成年的兒子。
當身著防護裝備的紅十字會誌願者詢問是否可以移走屍體時，老人顯得茫然，難以理解。他默默地點點頭，當棺材被蓋上，紅十字會誌願者把它抬到卡車上時，一群人尖叫著哭了起來。當卡車緩緩駛離時，老人懇求海曼解釋。這位棱角分明的美國人盡職盡責地用流利的法語解釋了病毒是如何從一個人傳播到另一個人的。然後他問老人是否願意提供他的血液樣本。當醫學院學生諾伯特·拉富魯在老人的手臂上紮了一針時，他沒有退縮，也沒有把目光從海曼那張故意冷淡而平靜的臉上移開。
“你現在能給我一種藥嗎？”老人問道，他意識到自己可能被感染了。海曼傷心地搖了搖頭。這個人雖然隻有50歲，但看上去很老了。他哀怨地轉向圍在他身邊的100多個哀悼者，其中一個喊道：“看看紅十字！不管了！”
那些沒有跟在卡車後麵的誌願者們正在埋葬棺材的房子裏忙著擦洗場地，並在那裏噴灑殺蟲劑。
“為什麽噴房子？”老人問。然後，他抬起雙臂，做好被噴霧的準備，乞求道：“把我也噴吧！噴啊！為什麽不把我噴一下呢？”
海曼耐心地解釋說，殺蟲劑是一種預防措施，以防昆蟲攜帶病毒。他補充說，沒人知道昆蟲是否在埃博拉的傳播中扮演了什麽樣的角色，但如果病毒已經在老人體內，這樣的噴霧劑就不能保護他了。
一位美國攝影師，在沒有征得允許的情況下，拍攝了這位老人目瞪口呆的臉。卡恩悄悄地詛咒那名攝影師。海曼向老人道謝。外麵的人都走了，留下這位目瞪口呆的鰥夫，和一群淚流滿麵的朋友和家人。
對流行病控製的各種努力，民眾還存在另一個誤解，這使得社區裏差點兒爆發一場衝突。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一對男女開車來到班頓杜大學附近的街道，在一所房子前停下，那個精疲力竭、虛弱的女人在車裏等著，而那個男人則大聲喊她哥哥。沒有人回應，於是男子返回去，命令女子下車。她下車後一聲不響地站著，手裏抓著用布條紮好的包裹，那男人卻飛馳而去。她費了好大勁，一瘸一拐地走向房子，中途倒在路上。鄰居們跑去幫助她，但發現她發著燒，很虛弱，神誌不清。她解釋說，她的丈夫在他們位於摩桑哥村的家中死於這種新疾病，現在她正在尋求哥哥的幫助。
但在情緒不斷高漲的社區人群中，沒有人聽說過她的哥哥。她當時神誌不清，應該是找錯地址了。一聽到“埃博拉”這個詞，一個當地的少年便全力衝向紅十字會。當紅十字會誌願者把這名婦女抬上擔架時，人們大喊大叫、爭論不斷。
“你為什麽要把她帶走？”一個女人大聲說，她要求紅十字會讓她把這個生病的陌生人帶回家，“我一定要照顧她！他們會因為這種病殺了她！每一個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他們都會永遠消滅他！”
一個健壯、權威的酋長跺著腳對著他的鄰居，聲嘶力竭地喊道：“如果有人想辯論這件事，我就告他！”
“你們在毀滅我們，”附近的另一個女人大聲反駁道，“你知道這個鎮子很危險！你是這個地區的頭兒，保護人民是你的職責。你為什麽不保護我們呢？”
“我不確定她會不會活著回來，”第一個女人尖叫著，揮舞著拳頭衝著酋長，“大多數從這裏被帶走的人都會死！也許他是在醫院裏得的病呢？”
酋長向紅十字會揮手示意，讓他們趕快離開，然後轉向指責他的人，問那個女人：“你害怕去醫院嗎？”
“人人都在逃避，”她反駁道，“你怎麽能問我這樣的問題？”
當天空變暗時，鄰居們互相叫喊、威脅，對於汙染源，每個人都堅信必是兩者之一：要麽是病人和死者，因此為了社區的利益必須清除；要麽是惡意的醫生聚集病人，故意或無意地用病毒殺害他們。
第一個婦女繼續說：“因為我不是醫生，所以我沒有聽說過任何有關這種病毒的消息。但我聽說這是一種致命的病毒。所以我不敢去醫院，因為我們看到了病源就在那裏。”
當這一地區的爭辯升級、拳頭飛舞的時候，海曼和穆延貝在他們的臨時辦公室裏連夜開會，討論如何處理其他社區的過激行為：他們幾乎把每一個生病的人都送到路邊，由紅十字會來收留，根本不管疾病的性質和病因。讓文加感到憤怒的是，一些基奎特人趁機濫用紅十字會的資源，為死於艾滋病、瘧疾或其他非埃博拉原因的親屬獲取免費葬禮。
在基奎特以外，出現了更大的困難。以金賓加村為例，酋長賈斯汀·蒙圖努實施鐵腕統治，決心用自創的公共衛生措施阻止埃博拉疫情。這位瘦高的酋長告訴一位參觀者，在金賓加已經出現了一些病例，“這種疾病在基奎特被稱為埃博拉。”
在金賓加，當一個村婦去基奎特照顧她生病的兄弟時，這一切似乎就開始了。“她的兄弟死於埃博拉後，”蒙圖努說，“這名婦女回到了她在金賓加的家。”蒙圖努在她的茅草屋裏探望了這位婦女，發現她病了，就命令她立即前往她家附近的英索米村，她照辦了。根據當地傳統，如果婦女以任何方式使其酋長、丈夫、婆婆或長子不高興，她們總是被命令返回出生的村莊。兩天後，她在英索米去世。
在過去的4天裏，奉蒙圖努酋長的命令，把這個生病的女人抬到她父母的村子裏的兩個年輕人，被關進村莊的臨時隔離場中。
“我聽說病毒可以在21天內致病，”酋長準確地說，“所以他們還會在那裏多待17天。”
蒙圖努指著幾百米外的一座茅草屋，威嚴地做著手勢。一個在隔離場附近忙著敲打木薯的年輕女孩開始傻笑，大樓附近的其他孩子也是如此。蒙圖努氣憤地大步走向大樓，發現裏麵空無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