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5
“他們到森林裏去了。”一個村婦挑釁地告訴酋長。
“你不該讓他們走，”蒙圖努喊道，“如果他們死了，那是你的問題，不是我的！”
村民們打了起來，拳頭飛舞，在混戰中揚起了一團巨大的塵土，籠罩著這些吵鬧者。酋長的兒子，一個又高又壯的年輕人，衝進塵土中，大喊：“我父親是酋長！當他叫你照顧這些孩子時，你必須照辦！基奎特的人正在死亡。你必須尊重酋長，尊重所有人的生命！”
回到基奎特，國際醫療小組頑強地追蹤埃博拉病例的信息，他們的監控網絡現在已經牢固地建立起來了。到5月19日，在第一批隊員到達後的第10天，疫情控製工作進行得很好，海曼已經開始對疫情控製感到有信心。他的“部隊”已經部署完畢，所有已知的埃博拉病例都在3號院區，調查人員正在附近的村莊進行排查。因此，他說流行病學家可以回到“熱房子”，從幸存者身上采集血液樣本，並研究更大的科學問題。例如，他指出，人們對健康的埃博拉病毒攜帶者一無所知，這樣的人真的存在嗎？他們會把病毒傳染給其他人嗎？很明顯，有些人在埃博拉病毒中幸存了下來，這是為什麽？既然這種疾病沒有治療方法，他們是如何戰勝病毒的呢？
海曼和卡恩決定回到醫院裏尋找流行病的起源：實驗室技術員金福牟的案例。兩人穿過車輛或自行車無法通行的山丘，來到了金福牟年輕漂亮的遺孀身邊。這位寡婦坐在一座矮樹屋外，緊挨著她的姐姐，平靜地回答了科學家們的問題。她的家人沒有人得了這種病，盡管他們在金福牟患病的最初幾天都照顧過他。
突然寡婦的姐夫衝了進來，怒氣衝衝地問卡恩和海曼在幹什麽。
“我們都很好，”他堅持說，“你們來這裏幹嗎？”
海曼平靜地開始回應，但姐夫打斷了他，喊道：“為什麽全世界都在說金福牟引發了這場流行病？我是在廣播裏聽到的，法國廣播電台和美國之聲！”
海曼知道這是真的。可憐的金福牟的名字被全世界廣播了。海曼知道他無法阻止這一切。他傷心地搖搖頭，想取得姐夫的信任，但沒用。海曼和卡恩從這次訪問中除了得知他們的病人的保密性已經被出賣之外，什麽也沒得到。
背叛起源於金沙薩，那裏的政府官員正試圖消除恐慌。
在首都，到處是破舊低劣的建築和坑坑窪窪的道路，充斥著各種謠言。區長伯納丁·蒙古·迪亞卡宣布，應該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來保護大約600萬首都居民：“如果疾病蔓延到金沙薩，那將是一場災難。”他呼籲道，並嚴肅地指出該市的停屍房隻能容納150具屍體。
5月16日，星期二。衛生部秘書長隆揚格拉·邦庫瑪·邦彭達承認了關於“至少兩名埃博拉感染者在金沙薩逍遙法外”的傳言，並下令軍隊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護這座城市。
穆延貝匆忙起草的圖表，把金福牟描繪成了基奎特疫情的中心，這張圖表被神秘地、匿名地散布在金沙薩各地。沒有人因為它的發布而居功，但顯然有人違反了公共衛生的一個基本原則：病人信息保密。穆延貝的圖表記錄了最初醫院感染的所有病人，箭頭從“金福牟”指向幾個名字。幾個小時之內，可憐的金福牟就成了基奎特的“傷寒瑪麗”，從香港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媒體都把他說成是非洲最近一次災難的源頭。
這給他悲痛的家人帶來了災難。鄰居們攻擊這位寡婦，指責她傳播疾病，她被迫帶著孩子逃到基奎特偏遠地區她姐姐的家。在盲目的憤怒中，他的姐夫指責海曼和卡恩不僅誹謗了金福牟，而且誤診了。他聲稱，這名實驗室技術人員不是死於埃博拉，而是死於被基奎特綜合醫院一名凶殘的醫生割破了動脈。
不會有進一步的談話機會了，當然也不會有與金福牟接觸的幸存者的血樣。海曼和卡恩步履蹣跚地回到他們的車裏，他們對金沙薩當局感到憤怒，他們認為是金沙薩當局向媒體公布了穆延貝的圖表。卡恩在車上譏笑和咒罵著。海曼同樣憤怒，但生性較少表露感情，他隻是搖搖頭，平靜地說：“我們在揚庫布沒有出現這種問題，沒有媒體來。現在他們帶著衛星來散布謠言。我們控製不了它。”
海曼開始意識到，公共衛生已經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在危機時刻，科學家的一舉一動都將受到密切關注。現在和將來，電視對流行病的實況報道都是不可避免的。他思索著這對公共衛生的未來可能意味著什麽，這讓他深感憂慮。
與此同時，尼日利亞預防流感流行的老將、獸醫歐耶維爾·托莫裏，他想確定基奎特的動物並沒有傳播病毒。他一開始就在城市裏搜尋猴子、黑猩猩和大猩猩，這些動物被當作寵物或未來可能的收入來源，飼養在全城各處的居民家中。許多動物，特別是大猩猩和黑猩猩，身體狀況令人擔憂，顯然患有多種細菌感染。但沒有動物出現埃博拉症狀。
在寵物主人和疾控中心的斯科特·道威爾的協助下，托莫裏冒著相當大的風險，將這些強壯的動物按住並抽取了血液樣本。當然，這不是智人的近親們所喜歡的程序；這些動物都齜牙咧嘴，隨後還發生了打鬥。很明顯，如果其中一隻動物成功地將牙齒咬進了獸醫的雙手，托莫裏的乳膠手套將被證明是毫無用處的。幸運的是，托莫裏毫發未損，帶著猴子和猿猴的血樣滿載而歸。
血樣分析的任務落到了斯瓦內普爾身上，他每工作10分鍾就必須休息一下，因為在熱帶地區，穿著太空服工作會產生大量汗水和造成手腳麻木。他很快排除了靈長類動物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可能性，並著手尋找其他可能攜帶埃博拉病毒的動物。這位和藹可親的南非人設法招募了當地的誌願者，他們幫助從基奎特的樹上和教堂的鍾樓上誘捕蝙蝠。在接下來的幾天裏，他會在前橋或姆韋姆貝森林裏捕捉到數十種鳥類、蝙蝠、齧齒類動物和昆蟲。
到了5月20日，疫情有所減緩但仍在繼續，基奎特市市長伊格納斯·加塔·馬維塔已經完全不知所措。請願者不斷地聚集在杜維爾酒店，酒店坐落在一個雜草叢生、破敗不堪的舊公園裏，一層是市政廳。馬維塔對國際援助深表感謝，他認為，這一流行病終於得到控製，但現在證明，對於新的問題，即使他盡最大努力也無濟於事。
“這座城市正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這位年輕英俊的政治家解釋道，“人們很難以體麵的價格買到商品。其他地區的商家都不敢來這裏，而那些有貨的商家都在加價。你可以想象人民是多麽痛苦，因為他們是如此的貧窮。發出隔離令是好的，但是他們必須找到解決辦法，否則將會產生可怕的經濟後果。如果不盡快解決，世界也許有它的解決辦法，但我們會挨餓……他們會在基奎特這裏製造另一場危機。”
馬維塔悲傷地指出，埃博拉正在製造數百名孤兒，而基奎特沒有孤兒院。
“這是基奎特所麵臨的最大挑戰。”他總結道。
就在馬維塔向金沙薩的官員施加壓力，要求解除對基奎特的嚴重隔離的同時，海曼和穆延貝感覺很快就能完成他們的首要任務—阻止疫情發展。海曼向疾控中心和世界衛生組織發出通知說，救援人員應該盡快趕到，讓勞累了兩星期的危機救援小組成員回家，得到應有的休息。隨著新病例數量的減少，研究小組集中精力開展了兩項關鍵的科學任務。第一項，是建立遠距離監測係統，重點是繪製疫情的曆史，從加斯帕德·門加開始到最後，記錄清楚誰從誰那裏感染了病毒，以及病毒是如何傳播的。此外，該國家醫療小組將尋找未感染的埃博拉病毒攜帶者的證據。
托莫裏、斯瓦內普爾和道威爾已經開始執行第二個任務，即尋找通常攜帶這種神秘病毒的任何動物、植物或昆蟲。他們認為，要做到這一點，一大批生態專家將不得不對姆韋姆貝森林進行梳理，收集成千上萬個樣本，並通過全麵分類的護理材料運回疾控中心進行4級生物危害實驗室分析。
但是，在認真開展任何此類活動之前，基奎特迫切需要更多的物資供應，特別是醫院和紅十字會需要的防護裝備。5月23日，斯岑尼奧夫斯基似乎是第100萬次通過衛星電話向日內瓦提出請求。但資金短缺、缺乏任何真正應急能力的世界衛生組織，隻是將請求轉給了北美和西歐各國政府。
5月26日，隨著一個新的科學小組的出發，同時在之前的48小時內沒有出現新的埃博拉病例，海曼決定動身回家。他擔心的一個問題是，重要的物資供應還沒到位，如果醫生在沒有進行感染防護的情況下開展治療工作，疫情可能會再次暴發，最後他們所有的不懈努力都將化為烏有。
第二天早上，海曼站在基奎特狹小的停機坪上，冒著酷熱，等待一架飛往金沙薩的包機。他仰望蒼穹，搜尋他經常要求的補給送來的跡象，但沒有成功。他看到的唯一一架飛機，是將帶他飛往金沙薩的飛機。
然而，就在海曼離開幾小時後，一架巨大的“大力神”運輸機笨重地降落在基奎特停機坪上，滿載著來自瑞典的補給品和科學家。在急需的注射器、手套、口罩等物品中，有幾種超級套裝，設計上帶有內置空調裝置。這些都是好萊塢期待看到的裝備，是在疫情接近結束時到達的。
夜晚，海曼在金沙薩的洲際酒店享受了16天來的第一次淋浴，以及接收到瑞典物資供應到達的消息，他用冰冷的普裏莫斯啤酒慶祝。
“我們成功了！”他喜氣洋洋地叫道，“我們打敗了病毒！”
一個月後，美國疾控中心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說，在基奎特疫情期間，296人死於埃博拉，其中79%的感染病例是致命的，1/3的死者是醫護人員。這種流行病在2月至6月間曾幾次消長，海曼剛來的時候，它已經達到了頂峰。8月，所有可能的潛伏期（假設最長的潛伏期為21天）距最後一例埃博拉病例出現，已過了很長時間，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布疫情結束。
世界剛剛鬆了一口氣，病毒就在數百英裏外的西非國家科特迪瓦再次出現。25歲的賈斯特·謝從鄰近的利比裏亞前往科特迪瓦，於1995年12月8日病倒。迪歐·巴拉坎菲替耶醫生曾是穆延貝在基奎特的小組成員，他在幾小時內就發現賈斯特·謝來自利比裏亞的普利波村，那裏還有3名男子患有這種疾病。不久，在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讓發現了第5個病例，是一名同樣來自普利波的婦女。33
科特迪瓦政府立即關閉了與利比裏亞的邊界，暫停了兩國之間的所有貿易。而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人員發現，自己被卷入了持續不斷的內戰紛爭之中，因為普利波位於叛軍軍閥查爾斯·泰勒領導的利比裏亞民族愛國陣線遊擊隊控製的地區。叛軍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允許進行調查。該小組的結論是，疫情僅限於賈斯特·謝的家族。
但那次事件促使人們重新審視了同一熱帶雨林地區此前發生的兩起埃博拉事件。1994年11月，加蓬森林深處的金礦營地暴發了一場小型流行病。34這些營地特別偏遠，位於一個叫作馬科庫的地區，隻能乘獨木舟前往。埃博拉疑似病例被用獨木舟轉移到加蓬一家軍事醫院，在那裏他們立即被隔離，並由身著基本防護裝備的醫生和護士進行專門治療。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對血液樣本進行了分析，首批8例病例中有4例被確認為埃博拉病毒。
經過3年的分析，法國研究人員得出結論，有44人在難民營中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其中28人死於該病。軍隊醫院由於采取了適當的感染控製措施，阻止了病毒的進一步傳播。
這次暴發引起了當地黑猩猩研究人員的興趣，他們注意到4200平方千米的泰熱帶雨林（Tai rain forest）中的黑猩猩大量死亡，該雨林橫跨利比裏亞、加蓬、科特迪瓦和喀麥隆的部分地區。在采礦營地疫情暴發前幾個月，由瑞士動物學研究所科學家克裏斯托夫·伯施領導的一個小組，收集了12隻黑猩猩的屍體（來自一個總量為40隻的群體），並在屍檢中發現這些動物的血液沒有凝固，而且有內出血的證據。科學家們擔心一種可怕的新疾病已經浮出水麵。
在這些黑猩猩屍體解剖完成8天後，其中一位瑞士科學家病倒，被疏散到巴斯德研究所。盡管她被診斷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但她活了下來，標準的感染控製程序防止了病毒的進一步傳播。然而，沒有人能夠確定這位科學家最初是如何被感染的，因為她在整個屍檢過程中都穿著防護裝備。
泰熱帶雨林的兩次疫情引發了科學家們的廣泛猜測，他們認為無論什麽通常攜帶埃博拉病毒的生物都大量存在於該地區，並且與人類有過密切接觸。他們說，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因為這意味著他們可能接近了源頭—埃博拉源頭。
利比裏亞賈斯特·謝事件發生8周後，埃博拉病毒再次出現，這次是在加蓬，發生在先前發生采礦營地事件的馬科庫地區的一個村莊。35偏遠的馬伊布特至少有19名村民受到感染；所有人都立即被隔離在馬科庫醫院，那裏提高了感染控製標準，以最大限度減少傳播。埃博拉的診斷是由法國政府建造的當地最先進實驗室—法國國際醫學研究中心得出的。
一隊國際知名的科學家進入加蓬，他們乘獨木舟艱難地跋涉150千米，來到人口150人的偏遠的馬伊布特。到2月底，該村1/5的人口都疑似感染了這種可怕的病毒。
加蓬政府迅速控製了所有可能與最初的馬伊布特病例有過接觸的人，對他們進行觀察。
在村子裏，研究人員發現孩子們在1月26日發現了一隻黑猩猩的屍體，而最初的10名死亡患者都是在那天晚上吃過黑猩猩屍體的人。加蓬政府在得知黑猩猩與疫情的關聯後，在全國範圍內發布廣播公告，警告市民不要接觸或食用死黑猩猩或死猴子。
到2月19日為止，已有20個病例被確診，其中13例死亡。世界衛生組織成功地進行了幹預，阻止了國際航空公司和鄰國對加蓬實施製裁，軍方對馬科庫地區實施了嚴格的隔離。由於該地區交通不便，即使是在不讓媒體進入的情況下，這樣的隔離措施也很容易實施。世界衛生組織正式讚揚加蓬的努力，稱加蓬政府已采取一切適當措施以限製疫情暴發。
到2月底，有20%的馬伊布特人患病，其中9%的人死亡。但是加蓬政府和當地醫院迅速采取的控製措施阻止了任何進一步的傳播。其中12名死者曾幫助屠宰並食用黑猩猩，其餘的人是照顧最初一批埃博拉患者的親屬。
然後埃博拉再次在加蓬暴發，9個月後在一個叫布埃的地區暴發。
1996年10月間，包括基奎特抗疫老將—羅迪埃和疾控中心邁克·瑞安醫生在內的世界衛生組織團隊在布埃發現了大約50名可疑病例和8例死亡病例。盡管布埃距離馬科庫地區相對較近，但瑞安和羅迪埃仍確信新的流行與先前的馬伊布特的暴發無關。
對當地醫療記錄的審查顯示，在至少10年的時間裏，居住在加蓬泰熱帶雨林周邊的村民每年都有3到9例明確的埃博拉死亡病例。
越來越多的人懷疑這種臭名昭著的病毒的自然棲息地就在那片熱帶雨林裏。海曼從基奎特凱旋後，一直在世界衛生組織內部籌備創建一個新的疾病部門，他開始為在泰熱帶雨林建設一個埃博拉監測站而尋找資金。
1996年，布埃病毒暴發一年後，一名患病的加蓬醫生飛往南非約翰內斯堡，在該市豪華郊區桑頓的一家名為“晨興”的醫院接受治療，接診醫生是阿德裏安·杜塞。病人發現自己住在一個一流醫院裏，設施非常先進和現代化。
醫院隨後沒有診斷出埃博拉，但對這名加蓬人實施了隔離治療，他在兩周內完全康複。11月11日，他的病例仍未得到正式診斷，然後出院了。
但是在1997年11月2日，晨興醫院46歲的護士瑪麗蓮·萊哈娜突然出現頭痛、高燒、白細胞計數升高等症狀。最初，沒有人懷疑萊哈娜的病例與加蓬醫生之間有聯係。後來，感染控製護士格裏·夏普才回憶起萊哈娜在試圖將血液導管插入加蓬醫生時被一根針頭戳中的情景。
隨著萊哈娜病情的不斷惡化，她的同事們竭力想了解：是什麽讓她遭受病痛？又該如何治療她呢？醫院實驗室檢測了以前在南非見到的每一種病原體，發現萊哈娜都呈陰性。11月11日，萊哈娜全身出現瘀點或針孔出血點，看起來像麻疹。實驗室報告說，在萊哈娜的血液中用顯微鏡觀察到典型的問號形式的埃博拉病毒。
當她的診斷消息在醫院裏傳開時，一位醫生大聲說：“我們都要死了！”夏普動情地回憶道。恐慌開始了，不久當地的廣播電台就開始傳播這個消息。第二天，成百上千的家長讓孩子們待在家裏不上學，還有一些家長給孩子戴上口罩，同時囑咐他們上課時要戴上口罩。約翰內斯堡體育和文化活動的出席人數銳減，甚至連非常受歡迎的橄欖球比賽，觀眾也寥寥無幾。
萊哈娜的病引起了特別的注意，因為她的丈夫是一位著名的草地保齡球手，這項運動在南非很受歡迎。她的病情成了全國關注的焦點，約翰內斯堡最大的電台—702電台每天早上在晨興醫院現場直播。在她患病的整個過程中，當地的報紙都詳細報道了她的病情，還有數千名萊哈娜的支持者寫的信和祈禱文。
與此同時，杜塞和夏普開始追蹤每一個與加蓬醫生、萊哈娜或他們的血液和組織樣本有過接觸的醫院工作人員。“這個數字令人難以置信，”夏普先生說，“他們每個人都接受了埃博拉抗體檢測和谘詢。”
與此同時，盡管萊哈娜的同事們擔心會感染埃博拉病毒，但他們發現很難在照顧這位頗受歡迎的護士時一直戴著手套和口罩。許多人都承認自己脫下了防護裝備，在萊哈娜的床邊聊天，試圖讓生病的同事振作起來。同樣，杜塞和夏普發現了無數醫院感染控製不嚴的情況：實驗室事故、人們在實驗室吃飯或吸煙、護理病人的護士不戴手套、廢物處理不當等。即使在明顯危險的危機中，醫護人員也發現很難堅持嚴格遵守感染控製指南。
幸運的是，與萊哈娜接觸的360人中沒有一人的埃博拉感染檢測呈陽性。但在11月24日，萊哈娜去世了，她的腦部充滿了被埃博拉病毒浸透的血液。
“所以即使在一流的現代化醫院裏，你也可能會感染埃博拉病毒。”南非衛生部傳染病秘書長尼爾·卡梅倫說，“晨興醫院是非洲最好的私立醫院。它比許多美國醫院要好，當然比大多數城市公立醫院更好。”36
1996年9月，當世界上大多數埃博拉病毒專家聚集在比利時安特衛普進行交流時，南非的事件還沒有發生。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布基奎特疫情結束已有13個月，西非泰熱帶雨林地區至少發生了3次小規模疫情。已經有足夠的時間讓科學家們收集實驗室和野外的數據，希望能弄清楚出血性絲狀病毒的意義。揚布庫疫情老兵吉多·範德格羅恩在他的熱帶醫學研究所組織了埃博拉病毒研究國際討論會。
幾乎所有抗擊埃博拉疫情的老兵都到場了—見證過揚布庫的元老政治家、基奎特疫情團隊，以及一群從事複雜分子生物學研究或在泰熱帶雨林中尋找埃博拉“蓄水池”的年輕土耳其人。一位興奮的與會者稱其為“埃博拉木材”。然而，除了穆延貝，大多數非洲埃博拉專家都“失蹤”了。這位紮伊爾病毒學家痛苦地解釋說，因為擔心這些非洲人不會返回他們的祖國，比利時政府拒絕給他的同事頒發簽證。穆延貝進一步解釋說，這是比利時阻止非洲移民到它那一小塊歐洲大陸去的典型做法。37
海曼為會議定下了基調，他告訴科學家們，沒有什麽可以讓他們沾沾自喜的。埃博拉疫情於1995年1月在基奎特暴發，全世界直到5月9日才聽說。他列舉了一長串20世紀90年代的公共衛生災難，並指出了一個一貫的趨勢。危機發生在貧窮國家，主要是由於基本的公共衛生問題。38直到事態發展到難以控製的地步，外部世界才知道這些問題。來自富裕世界的資源也很稀少。他說，基奎特的流行病防治工作總共花了350萬美元，其中超過200萬美元來自歐洲公司和人道主義援助團體，隻有100萬美元來自美國疾控中心。海曼堅持認為，“為了使世界為21世紀做好準備，我們需要對世界衛生組織的職能有一個全新的看法。”
如果缺乏相對獨立但與衛生醫療係統相互協同運轉良好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那麽像基奎特埃博拉疫情這樣的事件將會反複出現，甚至延續到21世紀。在20世紀末，世界上沒有幾個貧窮國家擁有真正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相反，他們隻有一個資金不足的醫療保健係統和設在大城市的小型辦公室，官僚們坐在辦公室裏，統計每年全國的死亡人數。
但是，公共衛生基礎設施不能僅僅依靠數字。事實上，這些數字的功能，更多的是用錯誤的反饋為糟糕的施政辯解。
在安特衛普會議召開之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調查了193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有92個國家和地區，即世界上48%的國家和地區，用於衛生相關服務的預算不到10%，39卻需要為40多億人提供服務。相比之下，工業化國家直接用於醫療支出的預算占總預算的12%，美國則是19%。
排在末位的是剛果民主共和國（前紮伊爾），其醫療支出不到預算的1%。在全球範圍內，16%的政府將不到5%的預算用於保護和改善其公民的健康。
海曼警告說，埃博拉病毒和無數生物將永遠是全球生態的一部分，它們總是有機會感染人類。
疾控中心的科學家指出，自1986年以來，出血熱病毒在非洲至少暴發了13次，幾乎每一次的首發病例都是在流行病蔓延很久之後才被發現的。她認為，更好的疾病監測至關重要。
歐盟委員會的米歇爾·普萊切特反駁說：“但是如果根本沒有公共衛生係統，你就無法建立一個監測係統。”他指出，歐盟15個國家對基奎特病毒的暴發反應很差。普萊切特堅持認為，紮伊爾的危機是公共衛生基礎設施的缺乏造成的，但歐洲未能明智地做出反應，也表明了這些富裕國家公共衛生意識的不足。例如，在疫情期間，一些歐洲政府禁止了所有非洲靈長類動物的進口，普萊切特將這一措施稱為“啞巴政策”。畢竟，沒有證據表明埃博拉病毒是從猴子傳染給人類的，也許隻有當人們吃黑猩猩的時候才會傳染，而這當然是歐洲人所譴責的做法。四個國家停止了所有來自紮伊爾的航班，他認為這也是一個愚蠢的舉動。沒有一個歐洲國家再有一個由世界衛生組織認證的4級生物危害實驗室，幾乎所有參與基奎特疫情控製的歐洲人都是在美國疾控中心、無國界醫生組織或世界衛生組織的支持下，而不是在他們自己國家的支持下完成工作的。他總結說，歐洲各國政府不想把錢花在非洲的問題上，而且缺乏明確的、有科學依據的公共衛生領導來指導其國內的埃博拉預防政策。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獸醫研究員弗雷德裏克·墨菲更是直言不諱：“到目前為止，北美和西歐的資金隻是‘象征性的’。是讓我們這些科學家離開政客辦公室的象征性基金。誰來為疫情買單？今天，由於缺乏資金，熱帶疾病的基礎設施還僅僅是20年前的框架。這反映了有關各方的政治敏銳性。”
“那麽誰將成為世界的公共衛生醫生呢？”他問道，“誰是真正的領袖？”二戰後，由於非洲的殖民利益減弱，北美和歐洲對熱帶疾病研究和控製的承諾也隨之減弱。英國、法國和美國，曾經是競技場上明確的領導者，現在都退後了，沒有任何國家或機構再為此負責。用於大多數“熱帶疾病”—更恰當的稱謂應該是“窮國疾病”—的資金幾乎消失了。墨菲哀歎缺乏強有力的領導聲音。
盡管經過數百小時的研究，共收集了5萬多份人體血液，以及動物、植物和姆文貝熱帶雨林昆蟲的樣本，但關於基奎特流行病的未知清單仍然是巨大的。南非的斯瓦內普爾說，傳播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因為疾控中心小組無法解釋基奎特5%的患者是如何接觸到埃博拉的，這可能是空氣傳染嗎？或者，也許是餐具和食物？為了支持後一種假設，斯瓦內普爾透露，他分析了他在基奎特綜合醫院收集的一套被汙染的注射器。一個多月後，他收集了這些病毒，並把它們一直放在32℃的桌麵上，斯瓦內普爾仍能從針頭上收集到活的埃博拉病毒。
這位南非人批評了國際團隊的醫療努力，指出關於埃博拉幸存者免疫反應的數據很少，“所以我們不知道什麽是有效的免疫反應。”這位誇誇其談的南非人堅稱。此外，他在疫情發生後返回基奎特時發現，病人樣本被貼上了錯誤標簽，幾乎所有樣本都是在疫情發生的5月14日至29日期間采集的，對於門加病例或5月14日之前的任何其他感染病例，沒有任何實質性證據。
墨菲還哀歎缺乏可靠的免疫學數據，他指出，“這種病毒的破壞程度和速度讓人不禁要問，為什麽12%的揚布庫感染者能活下來，基奎特有21%？這是你所能想象的任何急性疾病中最令人難以置信的病理圖像之一。”
在國際團隊離開後，基奎特的醫生將埃博拉幸存者的血液輸入8名仍在患病的病人體內，希望這種血液能被證明是有治愈效果的。結果1例死亡、7例存活。實驗成功了嗎？穆延貝認為沒有，他指出，另外有5個急性埃博拉病例後來接受了類似的輸血，但全部死亡。因此，這7名輸血的幸存者能活下來，可能是他們的狀況從一開始就沒那麽嚴重。但是，由於缺乏關於基奎特病例的可靠的抗體和免疫係統數據，因此無法做出準確判斷。
美國陸軍傳染病研究所的彼得·賈林所做的動物研究表明，一旦猴子或豚鼠出現類似埃博拉的症狀，這種抗體輸血就無法成功。
同樣，對於難以捉摸的埃博拉源頭，科學界仍然一無所知。1995年整個夏天，研究人員都待在姆韋姆貝森林裏，地毯式搜尋任何可能讓加斯帕德·門加感染上病毒的東西。一位英國專家說：“在門加的露營地周圍，我們收集了所有爬行的東西。”來自比利時、法國、美國、英國和紮伊爾的科學家對該地區進行了調查。疾控中心和陸軍傳染病研究所投入了大量人力資源來分析這些樣本。
疾控中心4級生物危害實驗室的分析家湯姆·克西亞澤克說：“這是一項很艱巨的工作。但到目前為止，聖杯仍在那裏，有待爭奪。”
私下裏，幾位科學家抱怨巴斯德研究所、疾控中心和陸軍傳染病研究所之間的地盤之爭，它們都希望能爭奪到聖杯。一位研究人員抱怨說，這三個研究所都在囤積他們的樣品和試劑，禁止其他科學家進入。另一位抱怨說，即使他們有了某些發現，也從未與居住在埃博拉流行地區的非洲科學家分享。
然後卡爾·約翰遜醫生，這位領導了揚布庫國際小組的退休疾控中心官員，站起身來，接過麥克風。約翰遜以幾十年突破性的出血熱研究而聞名於世，他是該領域的資深政治家。現在住在蒙大拿州的博茲曼郊外，約翰遜覺得沒有必要拖延時間。他列出了基奎特調查中科學失敗的清單，最後對姆韋姆貝森林的搜索進行了猛烈抨擊：“第一，我想問你們，你們是否在任何一種假設下工作？第二，根據你們的調查，你們是否認為你甚至可以消滅任何物種，包括任何可能的傳染源？”
疾控中心的保羅·賴特懊惱不已：“我和卡爾也有同樣的感受。事實是，我們去那裏是為了盡我們最大的努力。現在看來，那恐怕隻是一次釣魚旅行。”
此外，在門加最初感染後整整6個月，這些小組已經在姆韋姆貝四處跋涉。賴特說，那是一個不同的季節，認為在那麽晚的時候還能找到任何可能的傳染源是不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