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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中心的彼得斯承認：“沒有太多好的計劃。”
最誘人的發現不是來自非洲的心髒地帶，而是來自哥本哈根丹麥皇家獸醫和農業大學一位鮮為人知的植物研究人員。索本·倫茲高博士花了數年時間研究羊茅葉條病毒，這種病毒攻擊歐洲和北美用來喂養牲畜的草類。他有一種預感，病毒是由一種叫作葉蟬的微小飛蟲攜帶到草上的。於是，他培育了一批葉蟬，搗碎它們，並利用強大的電子顯微鏡對細胞樣本進行了清洗。然而他一直沒找到葉條病毒。
“但我確實發現了別的東西，”這位靦腆的丹麥科學家回憶道，“這是偶然的。我看到一些東西，看起來像是絲狀病毒。事實上，我非常興奮。”
研討會上的埃博拉專家們都被倫茲高的照片驚呆了，大多數人都認為這種微生物與埃博拉非常相似，但並不完全相同。盡管如此，這還是引起了疾控中心的吉姆·勒杜克的注意，因為他曾參加過1981年的一次美國運動—紮伊爾北部軍隊搜尋埃博拉源頭。
“村子裏的每個人都在養豚鼠吃，”勒杜克回憶說，“他們給動物喂食這些滿是葉蟬的草。”
1981年，約瑟夫·麥考密克醫生負責美國最高安全的特殊病原體實驗室。他在疾控中心對勒杜克從紮伊爾寄來的豚鼠血液和組織樣本進行了測試。
麥考密克說：“這些動物確實被檢測出埃博拉病毒呈陽性。”但15年前用於驗證埃博拉感染的測試方法經常提供假陽性的結果，因此這類發現的可靠性值得懷疑。
俄羅斯新西伯利亞國家病毒學研究中心的埃琳娜·裏亞布科娃博士做了個實驗，她讓實驗室的豚鼠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剛開始，這些豚鼠似乎產生了抗體。但當她將病毒傳給第8代豚鼠時，一種對豚鼠100%致命的埃博拉病毒出現了。裏亞布科娃說，這可能意味著豚鼠在自然界中很少感染埃博拉病毒，盡管它們可能攜帶病毒。
當然，葉蟬和豚鼠的聯係純屬推測，也沒有人認為歐美葉蟬攜帶病毒，南非國家病毒學研究所的羅伯特·斯瓦內普爾隻對非洲葉蟬進行了少量測試。斯瓦內普爾無法讓葉蟬受到病毒感染，但他能夠讓3種隻在所謂的中非埃博拉帶發現的蝙蝠被病毒感染。40這種病毒能很快在蝙蝠體內複製，但對它們沒有任何有害影響。斯瓦內普爾說，最令人不安的，是在蝙蝠的唾液腺和肺部發現了大量的埃博拉病毒，這表明埃博拉病毒可能通過呼吸途徑，從有翼齧齒類動物傳染給其他動物或人類。
在泰熱帶雨林工作的法國研究人員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觀察路線。皮埃爾·福門蒂博士當時正在研究野生黑猩猩，這些黑猩猩因埃博拉病毒而死亡。大多數黑猩猩的死亡似乎都發生在雨季，此時雄性猿類正在捕食疣猴。福門蒂說，吃猴肉的黑猩猩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概率是不吃猴肉的黑猩猩的5倍。
波士頓奧拉瓦克斯的湯姆·莫納特博士說，他發現另一種致命的出血性病毒拉沙病毒，由西非的棕色乳鼠屬攜帶，通過吸入受鼠尿汙染的灰塵傳染給人類。莫納特在安特衛普會議上說，埃博拉之謎可能很複雜，可能涉及被動物吃掉的昆蟲。這些動物反過來又被人吃掉。或者埃博拉病毒通過叮咬傳染給另一種動物，而這種動物又被另一種動物或人吃掉。
“如果這不是一個複雜的故事，我會非常驚訝。”莫納特總結道。
“是的，”斯瓦內普爾興致勃勃地說，“但這是一個該死的迷宮！”
在1997年和1998年，研究人員繼續他們在泰熱帶雨林的工作。他們在叢林樹冠的高處架設了精心設計的觀測站網絡，從那裏他們可以觀察到黑猩猩的活動。這也許是一個遙遙無期的機會，但科學家們認為，他們可能會目睹一些事情，最終不僅能解開埃博拉之謎，還能解開更大的問題：病毒如何從一個目標物種跳到另一個目標物種，並最終傳染給人類。
在5個泰熱帶雨林國家（中非共和國、喀麥隆、剛果、加蓬和赤道幾內亞），由讓-保羅·岡薩雷斯領導的巴斯德研究所團隊，對各種動物以及當地俾格米部落的人進行了血液測試，以尋找埃博拉抗體的存在。近8%的乳鼠屬大鼠測試呈陽性，這意味著它們曾在某個時候被感染過，攜帶著病毒。更引人注目的是，野豬、豚鼠和狗的抗體陽性率在16%到18%之間。
特別有趣的是對人類的研究結果，結果清楚地表明埃博拉病毒經常感染生活在泰熱帶雨林的人。此外，感染率似乎每年都有不同，這表明，人類暴露於病毒的概率是不確定的。例如，在1979年采集的俾格米人血液樣本中，大約5%呈陽性。1985年，血液樣本中，血清學呈陽性的比例達到35%。41
因此，在剛果盆地和泰熱帶雨林的人類和動物中，埃博拉疫情似乎是罕見的。但對於個體而言，因為經常接觸病毒，所以可能被感染並被病毒殺死，這點超出了人們的普遍認知。
埃博拉並不是最近發現的唯一一種該地區的動物和人類具有抗體的病毒，I型和H型人類嗜T細胞病毒、馬爾堡病毒、1型和2型艾滋病病毒也都存在，並感染除人類外的其他幾個物種。20世紀90年代初，幾個研究小組發現致病性較低的2型艾滋病病毒是一種存在於猴子體內的微生物。2型人類艾滋病病毒毒株與西非地區猴子種群中發現的其他病毒毒株非常相似，以至於科學家們得出結論，這兩種靈長類動物種群正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感染。42這意味著該地區的人們經常接觸猴血，很可能是在屠宰動物或食用時感染，導致2型猴免疫缺陷病毒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引入人類種群，變成2型人類艾滋病病毒。43
1999年，由伯明翰阿拉巴馬大學的比阿特麗斯·哈恩和巴斯德研究所的弗朗索瓦絲·巴雷·辛努西領導的兩個獨立的科學家小組發現，危險得多的1型艾滋病病毒可能也是如此。這種病毒僅見於生活在泰熱帶雨林和剛果盆地熱帶雨林地區的4種黑猩猩中的一種，即非洲中西部黑猩猩。根據對少數幾隻受感染動物的觀察，這種病毒似乎對黑猩猩無害，但對95%以上受感染的人類卻是致命的。
考慮到黑猩猩和人類在基因構成上隻有1.5%的差異，這個結果的確令人吃驚。哈恩認為，對野生穴居蟲的研究可能會揭示免疫學的秘密，這對於尋找有效的治療方法或艾滋病疫苗至關重要。44
但哈恩了解到，自1991年以來，黑猩猩在該地區變得越來越稀少，它們的生態環境和生存狀況都在惡化。這是一個事件的轉折，不僅影響到1型艾滋病病毒的未來，而且影響到所有中非動物病毒的未來。
1991年以前，法國政府對其所有前西非殖民地的貨幣進行補貼，人為地提高其價值。但1991年法國取消了補貼，使非洲貨幣暴跌至其自然價值。一夜之間，這些國家—包括中非共和國、赤道幾內亞、科特迪瓦、喀麥隆和加蓬—的資源，對歐洲投資者來說變得非常有吸引力。資源開發和運輸、勞動力和貨物的成本下降得如此之快，即使是相對低價值的物品，如灌木叢樹，也能獲得利潤。到1992年，幾十家歐洲公司正在以狂熱的速度砍伐該地區的熱帶雨林。45
伐木工人滿懷熱情地在以前無法進入的熱帶雨林地區開鑿道路。一個新的產業—叢林肉類狩獵—在整個地區興起。這種新式狩獵活動，與傳統的為生存而進行的狩獵活動在數量和形式上都有很大差異。這些新的獵人來自當地的城市，他們手持步槍和自動武器狩獵，在城市集市上出售肉食以獲取豐厚的利潤。由於對政治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叢林動物的實際捕殺率和其對當地生態的影響，以及被獵殺的靈長類動物的數量，都成為極具爭議性的問題。46
當爭論和叢林肉類貿易同時膨脹時，猴子和猿類疾病傳染給人類的風險也在默默地發生著變化，對這些動物的捕獵和屠殺使獵人和廚師暴露在大量的靈長類動物血液中。
僅僅接觸一隻死黑猩猩就引發了馬伊布特1996年的埃博拉疫情。對靈長類動物的捕殺升級顯然增加了像艾滋病病毒、人類嗜T細胞病毒、埃博拉病毒、馬爾堡病毒和猴痘病毒這些猴體內的病毒，以及以前不知道的微生物對人類的感染概率。
在紮伊爾，叢林肉類貿易的動力與其說是外國伐木作業，不如說是饑餓。例如，如果沒有姆韋姆貝森林的動物肉食，基奎特的孩子們無疑會遭受更嚴重的營養不良。獨裁者的貪婪是他們的負擔，也是生態的負擔。這也是他們集體憤怒的焦點，這種憤怒隨著蒙博托的統治逐漸上升。
在基奎特疫情結束後不久，紮伊爾醞釀中的內戰活動升溫。在意識到年邁的蒙博托正在失去對紮伊爾軍隊的控製，並與鄰國盧旺達政府達成了有利的協議後，叛軍采取了大膽的行動。多年來，敵對的叛軍組織從沙巴、加丹加和米通巴地區的孤立地區發動小規模戰鬥，與紮伊爾的部隊交戰。不過，在與基伍湖、坦噶尼喀湖以及盧旺達和布隆迪接壤的米通巴山區，出現了一個新的組織，即“解放剛果-紮伊爾民主力量聯盟”。這是一個混合體，由許多不同的反蒙博托部隊和從圖西族人中選出的強硬、老練的殺手組成，這些人自他們的祖國布隆迪和盧旺達的衝突升溫以來，一直流亡在紮伊爾。47
由長期默默無聞的叛軍領袖洛朗·卡比拉領導的新運動以驚人的速度占領了紮伊爾，從該國最東部邊境到大西洋沿岸的城鎮。民眾對獨裁者的憎恨是如此之深，當紮伊爾的軍隊向西逃跑時，叛軍幾乎不必卷入真正的衝突，而隻需要在政府軍的倉皇撤退中打掃戰利品。在歡呼雀躍的人群中，卡比拉的軍隊進入了從盧本巴希到姆布吉馬耶的城鎮。1997年5月，當卡比拉的軍隊包圍首都時，獨裁者蒙博托正在法國與癌症做鬥爭。在統治了紮伊爾長達31年後，蒙博托對紮伊爾軍隊和民眾已不再具有威懾力，意識到這一點後，跟隨蒙博托貪腐政權中飽私囊的那一小撮親信集團逃離了金沙薩，帶著他們能攫取的有價值的東西躲到了歐洲的藏身之處。
卡比拉進軍駐金沙薩，受到了來自拉希特猶太人區的大批歡呼人群的歡迎，也受到了早已厭倦蒙博托政權的西方官員和企業的歡呼，因為獨裁者的腐敗使商業往來和投資活動近乎停滯。
卡比拉控製了一個與美麗的利奧波德維爾（殖民時期金沙薩的名字）判若兩處的首都。懶散的棕櫚樹和九重葛、整潔的林蔭大道和安靜的小酒館都不見了。蒙博托執政的頭幾年裏，外國銀行、企業和外交使團的代表們曾經居住過的那些充滿希望的商業建築也不複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惡臭、腐爛和垃圾堆，大到足以摧毀一個底盤的坑窪、滿大街的乞丐、赤腳的饑餓兒童幫派，以及被雨水浸透、長滿真菌的建築物。
叢林正在重新收回首都，藤本植物、黴菌、雜草和雨林灌木長滿了街道和建築物。就像20世紀50年代科幻小說中的後世界末日景象一樣，人行道被侵略性的樹根和雜草弄得支離破碎，樹木從屋頂上長出，把整座建築變成了一個多層的花盆，泥土隨著午後的雨水翻滾在土路上，露天下水道中肉眼可見的人類排泄物使熱帶空氣充滿惡臭。
卡比拉掌權之日，紮伊爾的外債為140億美元。從字麵上看，國家銀行金庫空空如也。世界銀行估計，修複該國的基本基礎設施—關鍵道路、電話係統、發電機等—將花費45億美元。1996年和1997年，非洲的國內生產總值分別增長了4.6%和3.3%。但紮伊爾的經濟卻出現了倒退，從1990年到1995年下降了8%，僅1997年就下降了6%。48
6月，蒙博托在法國的病榻上去世，卡比拉在金沙薩被請願者、外國顧問和商人包圍，他們渴望達成交易，獲得紮伊爾豐富的石油、礦產和寶石財富。那是一個樂觀的時刻。西方領導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卡比拉表示敬意，但在新領導人的意圖明確之前，他們也謹慎地避免提供現金。到1997年年底，美國繼續保持對卡比拉的友好合作關係，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拜會了卡比拉，稱這位新領導人是“民主的朋友”。
但卡比拉對民主的態度卻並不明朗。這位身強力壯、禿頂的領導人穿著著名的蒙博托西服，有點讓人琢磨不透，他拒絕透露全國大選的日期。修複紮伊爾的衰敗—包括診所、醫院和公共衛生基礎設施—所急需的資金，都沒有從聯合國機構那裏得到，因為麵對剛果東部發生種族滅絕的報道，卡比拉拒絕這些機構進入那裏進行人權調查。
在1998年新的一年開始的時候，紮伊爾的歡欣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不安，人們擔心一個獨裁者會被另一個獨裁者取代。更糟糕的是，新政府表現出來的更多的似乎是對外國人的感激，而不是對本國人民的感激。
在軍事和政治混亂中，另一種猴病從熱帶雨林動物躍升到人類身上：猴痘。盡管1996年2月在卡塔科孔貝地區出現了首例人類感染病例，幾乎正好是在埃博拉從姆韋姆貝森林蔓延一年之後，但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情況和實地調查因戰爭而受到嚴重阻礙。一年後，世界衛生組織的科學家們才有機會親眼看到這一問題，但由於該地區的遊擊隊軍事行動，調查被迫中止。1998年10月，世界衛生組織的科學家們返回該地區，發現這一流行病仍在蔓延，變成了很可能是已知最大的人類猴痘暴發。49
20世紀最大的殺手是天花病毒，在1977年被消滅之前，天花病毒奪去的生命比這個世紀所有戰爭的總和還要多。天花病毒隻感染了人類，通過偶然接觸和空氣傳播。
這種病毒的類型與天花十分相似，因此許多科學家對世界衛生組織關於消滅天花的聲明提出了抗議，他們堅持認為，隻要猴痘還存在於非洲的叢林中，天花的威脅就依然存在。50
新的猴痘疫情令世界衛生組織感到擔憂，因為病毒似乎正在人與人之間傳播，而不僅僅是猴與人之間的傳播。在對整個中非熱帶雨林地區進行的17年的前期調查中，僅發現了476例人猴痘病例，而其中隻有極少猴源傳播超過二代的病例。
但在這場新的流行病中，1996年2月至1998年10月間至少發生了511例人類感染該病的病例，其中一些病例似乎已從最初的猴源傳播了12代以上。
雖然猴痘與天花的聯係讓人擔心，但它對人類來說並不是一種非常危險的疾病，在最近的疫情中死亡人數沒有超過8人。然而，它確實向世界衛生組織說明，該區域的政治和生態危機正在增加流行病發生的可能性，其影響可能遠遠超出已被卡比拉改名為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國家。世界衛生組織當地代表阿卜杜·穆迪醫生警告說，該國的流行病數量是驚人的，信息係統正在迅速崩潰。
故事還沒有結束。
到1998年3月，基奎特40萬居民的生存條件令人吃驚地惡化了。克維魯酒店的廚房和發電機被士兵洗劫一空，水泵、門把手、窗簾、蚊帳、床單，甚至鉛筆和紙張也被搶走。基奎特的每一個行業都反映有貴重物品丟失，丟棄的啤酒罐和裝運的箱子成了被偷的鍋、平底鍋、籃子和手提包的珍貴替代品。街道上行駛的汽車更少了，因為老舊車輛的零部件已經找不到了，士兵偷走了所有東西，從方向盤到火花塞。
1995年，麵值最大的紙幣是500紮伊爾紙幣，購買一根香蕉都需要一大遝的紙幣。1998年最大的貨幣麵值是50萬和100萬紮伊爾紙幣，這些紙幣仍然印有蒙博托的頭像。購買簡單商品所需的堆疊較薄，但它仍然是大富翁貨幣，一文不值，可笑至極。一張麵值10萬紮伊爾的紙幣等值1.1美元。一瓶普裏默斯啤酒售價60萬紮伊爾紙幣。
與剛果民主共和國大部分地區的情況一樣，連接基奎特與其他主要城市的道路在戰爭期間被毀。自1995年的埃博拉疫情隔離以來，貿易就一直沒有機會恢複。對大多數現在被稱為“剛果人”的貿易商來說，由於所有貨物都必須通過船或空運運輸，成本高得幾乎令人望而卻步。以基奎特為例，河運無利可圖。1998年，隻有包機運送貨物，付費搭便機的乘客隻能坐在貨物頂上，或者一邊喝著空乘人員分發的可樂，一邊小心翼翼地在蘇聯舊貨機的包裝箱中穿梭。
盡管軍隊的結構和效忠的旗幟都發生了變化，但1998年持有M-16步槍的士兵仍在與1995年相同的位置站崗。蒙博托大道200多家藥店仍在營業，沒有人願意改變基奎特僅有的幾條鋪好的道路的名字。在基奎特市場上，隨處可見走私的塑料製品和包裝食品，還有從姆韋姆貝森林采集的動植物。
但在政府官員中，隻有國家安全局班頓杜辦公室主任馬卡裏奧斯·馬尼卡薩的職位得以保留。其餘蒙博托時代的官員都被掃地出門，取而代之的是忠於卡比拉的人。
“這個國家現在沒有什麽安寧。”馬尼卡薩悲傷地說，他坐在一間小辦公室的大木桌後麵，沐浴在陽光、悶熱和蚊子的籠罩下。這位安全局局長從來沒有摘下他的黑墨鏡，也不允許拍照，他解釋說：“因為我不想讓中情局知道我長什麽樣。如你所知，我是一名特工，必須保持秘密。”馬尼卡薩先生非常重視他所在地區的安全，他認為自己的責任遠遠超出了通常的安全問題，如陰謀、叛軍、走私和叛亂。他解釋說：“這是因為我負責安全，我認為安全不僅僅是武器方麵的，而是所有方麵的。”
包括疾病。
1995年，馬尼卡薩的妻子露西露是基奎特綜合醫院的一名護士。當不幸的金福牟腹部被切開時，她正在手術室裏，富含埃博拉病毒的血液濺到了包括她自己在內的所有人身上。
馬尼卡薩說：“她是在那個勤務兵生病後第一個手術病例中感染上這種病的。”3年後，當他回憶起那些事情時，仍然感到很僵硬。“她病了3個星期。沒人能碰她，每個人都很害怕，就連我自己也是。在醫院裏也碰不到她。尤其是當我們得知這是一種致命的病毒時。”
露西露·馬尼卡薩花了好幾個星期才恢複身體健康。但是3年過去了，這位30歲的漂亮護士的情緒仍然沒有完全恢複過來。由於她無法理解但卻令她深感困擾的原因，露西露是唯一一個在第1組病例中幸存下來的人。1995年4月至5月間，她一直躺在3號院區裏，看著身邊的同事一個個死去，聽著站在停屍房前悲痛欲絕的家屬的哀號，她確信病毒隨時也會奪走她的生命。
“整整四天，我什麽都沒吃。”在一個濕熱的午後，露西露·馬尼卡薩回憶道，當時她正在一棵樹蔭下放鬆，“我的喉嚨發燙，牙齦疼痛。我大腿上有血跡，還有血性腹瀉。我感到很虛弱。”
馬尼卡薩拍了拍她的五彩全棉裙，摸了摸她的大腿，說：“還有一件事我不懂。我大腿上的血跡時不時就會回來。就像當你撞到什麽東西的時候。很大的瘀傷。那會是什麽？”
馬尼卡薩的親戚們聚集在他們家搖搖欲墜的煤渣磚房子的拐角處，凝視著前來和他們表妹說話的白人婦女。由於對基奎特的生活感到緊張，露西露每天大部分時間都遠離丈夫和兩個孩子，與金沙薩的親戚住在一起。露西露解釋說，雖然她想念家人，但回到基奎特和她的護理工作崗位還是讓人害怕。
“上班需要勇氣，”她堅持說，“條件不好！”
從基奎特坐了40分鍾的飛機，露西露的安全部門負責人丈夫說，他的妻子有無比的勇氣。每次她回到基奎特綜合醫院，他都很擔心。根據雙方的約定，她很少再去基奎特了。
馬尼卡薩堅持說：“可以肯定的是，我們還會有另一場流行病，因為情況沒有改變。”
“當國際社會做出反應時，我們很高興。我們知道是誰來救我們的命。當時的紮伊爾，即現在的剛果，有很大一部分地區可能會被毀滅。”馬尼卡薩繼續說，“在那個時候，整個國際社會都被組織到基奎特來，基奎特成了世界的中心。人們相信，由於這種可怕的疾病，公共衛生設施將得到發展。一些人甚至相信這裏的醫院將成為全國的樣板工程。醫院相信，從那時起，基奎特將發展一個真正的基礎衛生係統。”
馬尼卡薩壓低了聲音，痛心疾首地吐出話來：“但是一切又回到了原點，人們依然在痛苦地尋找藥物和醫療支持。一切都被遺忘了。會不會再次發生？肯定會！沒有變化！”
事實並非如此。變化已經發生，不過是往更壞的方向發展。
1997年，卡比拉任命馬克·卡通加為班頓杜省省長，這意味著這位肥碩的政客和他的妻子科爾內利可以搬進基奎特的兩層省長官邸，並擁有一批傭人和園丁，他們把花邊桌布熨得平平整整，把色彩斑斕的熱帶花園打理得幹幹淨淨。他在班頓杜市有一座類似的人員配備齊全的辦公豪宅。他的隨行人員中有幾位顧問和一位記錄他一舉一動的攝像師。這位政客在鏡頭前氣喘籲籲地解釋說，從長遠來看，埃博拉疫情對基奎特及其鄰近村莊的影響很小。他認為，由他自己策劃的積極有效的政治動員，差不多可以消滅恐懼。
卡通加省長顯然相信基奎特不再需要為這種緊急情況做好準備，他沒收了該地區唯一的一輛救護車，給它上了漆、裝上了沙發，把它征用為自己的辦公用車。1998年，曾將埃博拉患者送往基奎特綜合醫院的救護車，現在成了卡通加的司機駕駛的豪華轎車。
對基奎特人來說，貧窮已經成為一種永恒。一位當地的天主教修女對此做了生動的注釋，她的教團找到了資源，每學期為每個家庭提供一支鋼筆。兄弟姐妹在學校考試時，共用家裏唯一的寫字用具。
當然，正是因為基奎特綜合醫院完全缺乏感染控製和衛生條件，才導致了埃博拉病毒的肆虐，將社區內發生的一係列孤立病例變成了一場嚴重的流行病。一旦病毒進入一個連最起碼的感染控製要素—肥皂和清水—都缺乏的醫院，它就會像火燒幹草的山坡一樣，在病人和醫護人員中迅速蔓延。
世界衛生組織的大衛·海曼說：“這場流行病是由不尊重最起碼健康標準的醫院工作人員造成的。”
這個“缺乏尊重”，主要是由於缺乏選擇。
但在1998年，原本脆弱的基奎特衛生基礎設施的狀況明顯更糟。
1998年，基奎特為數不多的醫療用品比1995年要貴得多，因為僅存的運輸方式是私人飛機網絡。3家新成立的公司憑借二戰後的俄羅斯貨機，每天往返基奎特運送乘客和貨物。飛機上不時會有診斷肺結核的X光片、治療細菌感染的抗生素、治療瘧疾的氯喹、外科手術手套或其他生死攸關的用品。
1997年，皮烏斯·孔戈洛醫生從大約200千米外的邦巴來到基奎特綜合醫院，就任新的院長。盡管同事們警告他不要去，以免在基奎特感染埃博拉病毒，但孔戈洛，這位英俊的金沙薩內科醫生，還是認為這份工作雖然有一定的風險，但這是一個值得的風險。
孔戈洛之所以接受基奎特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際社會對埃博拉疫情的反應帶來了大量設備。“但當我發現那裏完全沒有時，我感到非常驚訝。”
美國疾控中心、世界衛生組織、巴斯德研究所和無國界醫生組織的科學家於1995年5月帶來的所有顯微鏡、淨水器、專用防護裝備、實驗室儀器、測試工具包和一些實驗室設備，到1995年9月卻都不見了。
到1998年，基奎特的基本醫療設施隻有埃博拉疫情暴發前的兩台顯微鏡，這兩台顯微鏡隻能在陽光的輔助下使用。還有一台老化的X光機。其中一個診斷實驗室有一台有著40年曆史的離心機，這是分析準備血液樣本所必需的設備。醫院古老、生鏽的發電機隻提供零星的電力，因此沒有冰櫃來存放血液和組織樣本，也沒有冰箱來安全儲存血樣或對溫度敏感的藥物和疫苗。除非用煤火燒開，否則醫院的水是不能飲用的。夜間分娩，包括緊急剖宮產，都是在婦產科病房3盞煤油燈中的1盞的幫助下進行的。
在外科手術室，也就是3年前露西露·馬尼卡薩感染埃博拉的同一間手術室，每一件設備都被回收利用，從手套到口罩，從手術刀到止血器。孔戈洛說：“被一個接一個地插入體內的設備通常都沒有消毒過，因為我們缺乏燃料來運行發電機，因此也就沒有動力來使用高壓滅菌器，而高壓滅菌器可以對手術器械進行加熱消毒。”
在過去的15個月裏（自內戰以來），基奎特綜合醫院的醫務人員還沒有領到工資。醫院院長恩杜盧不得不裁員30%，留下265名醫生、護士、維修工和其他必要人員。恩杜盧說，自他最後一次收到聯邦政府的設備資金以來，至今已經過去10多年了，醫院欠了很多醫療供應商的債，從技術上講，它已經資不抵債了。
除了人員的因素，基礎設施也是很差的，孔戈洛堅持說：“為了達到最低限度，我們總是不得不做一些臨時的事情。有時候，我們覺得自己好像被犧牲了。”
恩杜盧以及基奎特的其他所有醫護人員都堅持認為，如果埃博拉病毒當時襲擊了醫院，情況會更糟！因為政府沒有采取任何預防措施，醫院沒有收到任何物資材料。
恩杜盧說，所有對1995年疫情做出反應的國際機構都作出了承諾，但沒有一項承諾兌現。
“這是國際人士的慣常行為，”衛生部部長讓-巴蒂斯特·桑吉博士不屑地說，“他們來的時候媒體有很多報道，然後他們離開的時候就好像什麽都沒發生一樣。”51
但不僅僅是國際衛生機構忘記了可憐的基奎特的困境。她自己的官員、公民和醫護人員似乎已經把埃博拉病毒拋在腦後，忘記了3年前國際醫療小組給他們的預防教訓。
班頓杜大學的曆史學教授恩桑加·基巴裏說：“我沒有注意到基奎特人有任何變化，因為基奎特人並不相信是一種病毒入侵。”基巴裏27歲的哥哥蒙博洛死於這場流行病，他寫了一本關於這場危機的曆史書《基奎特的埃博拉病毒：神話、神秘還是現實？》，詳細地介紹了它，他的結論是，盡管所有明顯的科學證據表明埃博拉病毒導致了基奎特的災難，但1998年的大多數民眾仍然認為，296人的死亡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基巴裏回憶說：“最初人們認為這是美國人做的實驗。”隨後蘭達-蘭達的概念風靡基奎特。在附近的文加，有傳言說當地的一位美國傳教士醫生自1960年起就在村裏經營一家醫院，他能把自己變成一隻河馬，在克維魯河上捕魚，做不祥的屬靈行為。由於1995年1月第一個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是耶和華見證會信徒加斯帕德·門加，大多數天主教徒普遍認為，埃博拉疫情是上帝對離經叛道的信仰和行為的懲罰。
所有這些信念，再加上衛生保健係統的困境，共同促成了一個深度的後流行病疫情否認。人們重複著1995年造成埃博拉傳播的做法，包括清洗死亡家庭成員的屍體，讓自己暴露在受感染的**中。在醫院裏，疫情期間所遵循的所有感染控製措施都被迅速放棄。
在基奎特醫院，統計學家埃布瓦拉·丹布瓦拉發現，在疫情期間，恐懼幾乎支配著所有人的行為，尤其是醫護人員。近22%的死亡病例是醫護人員，他指著一遝遝他用手辛辛苦苦繪製的圖表指出，這些圖表描述了這種流行病的死亡人數。但到了1998年，丹布瓦拉斷言：“他們根本不會想到這些了，他們已經忘記了。”
除了幸存者，大多數人都把埃博拉病毒拋在腦後。像露西露·馬尼卡薩一樣，88名埃博拉幸存者中的大多數人現在都通過恐懼的棱鏡看待生活。在基奎特，他們成立了一個俱樂部，每月開會討論他們對致命病毒未來卷土重來的擔憂。
拉斐爾·米科洛在醫院的麻風病和結核病實驗室的抽屜裏放了一堆他與埃博拉的相片。他於4月29日病倒，3天前他埋葬了一位死於該病的朋友。當他痊愈後，醫院的醫生用他的血液作為其他埃博拉患者的抗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