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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後，米科洛仍然被他與病毒的戰鬥所困擾。他不停地吃東西以保持強壯，而且態度緊張。盡管心存恐懼，米科洛仍繼續在醫院工作，從肺結核和麻風病人身上采集痰液和血樣。

“我們在沒有保護的情況下測試唾液。我們沒有防護手套和設備，”米科洛說，他聲音緊張，“我們盡一切努力不讓自己站在咳嗽的病人麵前。但對於麻風病人來說，卻沒有任何保護手段。你看，在這裏洗手都很困難，因為我沒有肥皂。”

當訪客向米科洛提供一小瓶殺菌洗手液時，他立即抓住了它，並立即將其隱藏起來以免被同事發現。接下來的10分鍾，米科洛在洗手液藏匿處徘徊，盯著他的同事。確定了他們並沒有發現他的寶藏，米科洛咧嘴一笑。

皮埃爾·門加至今仍能回憶起1995年1月他哥哥加斯帕德的葬禮的情景。他有門加一家聚集在加斯帕德敞開的棺材周圍的照片。

1998年，在他所有的兄弟姐妹中，隻有皮埃爾還活著。他肩負著照顧一大堆孩子的責任—他自己的孩子，加斯帕德的，還有其他已故親屬的孩子。此外，他還要要贍養年邁的、患有結核病的父親。總共加起來，皮埃爾一人要照顧12個人。

失業的皮埃爾說：“我們每天都在尋找食物和金錢。但在基奎特，大家對我們都很好。”

皮埃爾的父親用因患風濕而變樣的眼睛瞪著兒子，反駁道：“別聽起來好像我們沒事，我們在受苦！”

事實上，他們確實是在受苦。門加家族有13人，住在恩達拉路附近一個人跡罕至的溝井裏，家裏隻有兩個編條結構的房間。在這個擁擠的家裏，孩子們的笑聲和哭聲交織回響。下大雨時，黏土場地會被洪水淹沒。大雨之後，潮濕的空氣中充斥著瘧疾蚊子。孩子們都光著腳，衣衫襤褸。

皮埃爾未婚，既要照看所有孩子，又要為生計奔波。在埃博拉疫情期間，皮埃爾將家人死亡的悲痛放在一邊，協助世界衛生組織和疾控中心進行調查。他的服務沒有得到任何報酬。

“從那時候到現在，一切都沒有改善，”說起基奎特和他的家庭，皮埃爾這樣說，“我們又回到了過去的方式。我們在受苦。現在我們很多人都失蹤了。我們隻是希望國際社會能意識到我們在這裏所遭受的苦難。”

在介紹他照顧的眾多孩子時，這位34歲的年輕人顯得不知所措。

“我們一直在供其中一個孩子上學，但由於學費問題，我們無法讓其他孩子繼續上學，否則我們將一無所有。我們想知道我們家的未來會是怎樣的。”

每天早晨皮埃爾都從夢中醒來。夢裏有人給了他足夠的錢去創業，他蓋了一座足夠大的房子，讓所有幸存下來的家人住得舒適，暴風雨時依然幹爽，遠離攜帶病毒的蚊蟲。

他說：“這樣就能消除苦難。”

與此同時，在金沙薩也很難發現有任何改善的情況。

一位西方黃金開發商說：“問題是他們被壓垮了。蒙博托留下了如此大規模的災難，麵對千瘡百孔的現狀，他們隻是不知道從何下手。”

剛果衛生部部長桑吉補充說：“基奎特公共衛生設施的危機並不比全國數百個城鎮的現狀更好或更糟。我們估計，解決這一問題至少需要5.3億美元。我們正在努力尋找這些資金。但是你知道，整個國家預算也隻是7億美元！”

“很明顯，”高大的中年人桑吉冷酷地說，“衛生部門必須與其他部門去爭分這7億美元。”而剛果，就在千禧年到來的前兩年，幾乎沒有20世紀該有的必需品。大多數剛果人沒有用上電、自來水和電話，也沒有鋪好的道路或其他生活必需品。

對於穆延貝教授而言，國家的不幸狀況令人深感痛苦。在殖民時期，他在距離基奎特不遠的班頓杜省長大，嚴格的修女們的授課以拉丁文、古典希臘文、法文和西方人文課程為特色。穆延貝是5個孩子的父親，盡管不斷收到來自歐洲的任職邀請，他仍然選擇留在金沙薩。他利用與歐洲的聯係為金沙薩的研究和臨床工作提供資金，並留有後路，以備需要時可以逃離他心愛的剛果。同事之中，幾乎沒有一個像他這般幸運。

到1998年4月，情況也已經很不妙了，而更糟糕的是，接下來的情況很快會惡化。

5月，反革命活動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各地暴發，因為人們對看似癱瘓的卡比拉政府的失望與日俱增。金沙薩英勇的政治活動分子承受了蒙博托統治下的毆打和監禁，卻發現在“民主”氣氛下情況幾乎沒有得到任何改善。反對派政黨雖然在官方上是合法的，但卻受到嚴重的騷擾甚至恐嚇，以至於當地報紙稱這一時期為黑暗時期。

1998年8月，反叛軍包圍了剛果的主要城市，包括首都。隨之而來的是外國人的大量出走，導致所有的采礦、石油和一般大型企業的運作都停止了。甚至在卡比拉自己的隊伍中也出現了不同意見，因為他的軍隊中分裂出來的派係奪取了飛機、機場和一些城鎮。

到8月底，卡比拉的聯盟已經瓦解。實際上，他的統治隻延伸到金沙薩以外幾千米的地方。本已難堪的經濟再次陷入困境，所有外國投資者都消失了。紮伊爾-剛果民主共和國戰爭有擴大的危險，從非洲各地招來敵人。安哥拉現在支持卡比拉。烏幹達和盧旺達已經改變了他們的忠誠態度，支持以前屬於卡比拉聯盟的圖西族持不同政見者。津巴布韋向金沙薩派出軍事“顧問”。納米比亞空運了21噸的軍事裝備，也支持卡比拉。叛軍切斷了金沙薩的水電供應。

南非總統納爾遜·曼德拉呼籲和平解決。但他被無視了。

到1998年9月，至少有5個非洲國家的軍隊聚集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境內，與卡比拉政府的士兵或叛軍並肩作戰。該國的整個東部都在叛軍、盧旺達、烏幹達的控製之下。

到了10月，由於外國軍隊的支援，卡比拉似乎把叛軍遠遠地趕回了紮伊爾東部，並控製住了局麵。這花費了政府50億美元，使國家的債務接近200億美元。52戰利品歸勝利者，所有支持卡比拉的每一個國家都宣稱擁有剛果的各種石油、礦產和寶石儲備。

在20世紀的最後一年，非洲的軍隊正在動員起來，以決定非洲大陸這個龐大的赤道國家的命運。

1998年11月13日，武裝士兵奉卡比拉之命，進入衛生部部長桑吉的辦公室。桑吉因表現不夠團結而被免職。同時因為公開對新獨裁者無意舉行選舉或建立民主表示了關注，桑吉被捕，使國家和基奎特人民失去了任何衛生係統的領導。

西方人士在討論看似難以解決的非洲問題時，通常會表現得對此嗤之以鼻，但埃博拉對公共衛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他們的認知。如果不采取行動，這種公共衛生危機就會重演，不僅在剛果盆地，也會在有類似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其他地方重演。

很明顯，基奎特的疫情暴發在醫院裏。當地醫院發揮了音響功放係統般的功能，輸入的是微弱的個體病例，輸出的卻是洶湧澎湃的流行病暴發。

在埃博拉疫情暴發的高峰期，沒有什麽比乳膠手套和基本防護裝備更重要的了，再配以頭腦清醒的規劃，就能控製住疫情。那些在北美和歐洲受到青睞的高科技工具不僅在基奎特案例中毫無用處，而且從長遠來看，它們甚至可能被證明是有害的。如果說1998年基奎特士氣低落的醫生們因為買不起乳膠手套而在恐懼中辛苦工作的話，那麽如果埃博拉疫情的控製需要更昂貴的物品，比如瑞典誌願者帶來的帶空調的太空服（雖然為時已晚），他們的恐慌狀態隻會進一步加劇。

在基奎特或地球上任何其他孤立、貧窮的地區，高科技解決方案也不太可能加速對此類危機的診斷和警示。如果基奎特綜合醫院有一部價值1萬美元的衛星電話，一旦發生另一場流行病，它就可以打電話給日內瓦的大衛·海曼，那麽它現在可能就不會再擁有這個設備了。更有可能的是，這款奇特的手機早就被“解放”給了某個目前正在為紮伊爾的未來而戰的將軍了。又或者，它會被班頓杜省省長抓在手裏，坐進那部從基奎特綜合醫院“解放”出來的救護車，往外撥打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