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資產階級生理學
蘇聯解體後公共衛生的坍塌
此時，莫斯科已成為一座空城。人還是有的，五十分之一的居民還留在城裏，但街道已經空了。
它被遺棄了，就像一個衰敗的、失去了蜂後的蜂巢……
幾乎所有的蜜蜂都死了，隻是它們並未意識到，還待在它們守衛過卻已不複存在的聖地。它們散發著死亡和腐敗的氣息。但有幾隻還能動，它們立起來、無力地飛著，落在敵人的手上，卻沒有勇氣一刺敵人而後死去；其餘的都死了，像魚鱗一樣被刷到一邊。養蜂人關上隔板，用粉筆在蜂箱上做一個標記，然後找個時間把它毀掉。
—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1
要麽社會主義者戰勝虱子，要麽虱子戰勝社會主義！
—約瑟夫·斯大林
公共衛生狀況嚴重惡化，乍一看令人難以置信。沒有一個國家在和平時期表現出如此突然的變化。
—弗拉基米爾·什科爾尼科夫，莫斯科流行病學家，1994年
我們所麵臨的是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挑戰！
—俄羅斯醫學科學院的格拉西緬科醫生在杜馬的演講，1997年5月
1982年的秋天，75歲的勃列日涅夫去世時，他的心血管係統已經快不行了。勃列日涅夫曾任蘇聯主席和總理長達18年，而他的血管卻被粥樣硬化斑塊堵住了，導致血液幾乎無法流通。他腹部的主動脈膨脹成了一個巨大的動脈瘤。在經曆過無數次心髒病發作後，他的心髒傷痕累累，節律紊亂，掙紮了多年後最終還是放棄了跳動。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領導人倒下了，這位無所不能的領導人死於長達幾十年的暴飲暴食和煙癮。
此後不到兩年，他的繼任者尤裏·安德羅波夫也殞命了。這位曾經令人敬畏的克格勃（情報機構，全稱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領導人，因總是戴著一副深色眼鏡而聞名。1984年冬天，他被埋葬在克格勃創始人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的旁邊。官方消息稱安德羅波夫死於腎衰竭，實際上，他和勃列日涅夫一樣，讓他殞命的是糟糕的飲食習慣、吸煙和酗酒。
13個月後，73歲的康斯坦丁·契爾年科也被埋葬在紅場。多年的吸煙史和大量飲用伏特加讓他倒下了，致命的病因還有肺氣腫和肝硬化。
1985年3月，政治局最終放棄了把曾在斯大林影響下工作過的人推上權力寶座的做法，轉向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54歲的他相對年輕一些。
這是巨大變革的開始。
戈爾巴喬夫是蘇聯第一位能在其政治生涯中幸存下來的領導人，他沒有死在辦公室或被迫離開，沒有因為致命的身體或精神疾病而殘廢。自公元913年以來，這種事情在俄羅斯曆史上還未曾發生過。
戈爾巴喬夫的身體健康狀況預示著蘇聯領導人的地位提高了，但蘇聯民眾的健康水平卻沒有相應提高。事實上，蘇聯解體標誌著工業化世界和平時期最令人震驚的公共衛生崩潰的開始。對歐洲-斯拉夫體係來說，這將是自14世紀黑死病以來，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最徹底的逆轉。
一
然後，“人口統計學”這個可怕的詞出現了，很明顯，今天的俄羅斯正處於人口災難的前夕：死亡率超過出生率，預期壽命急劇下降，自殺人數不斷上升，每100例活產就有240例流產。
—安德烈·托諾夫，1997年2
有一件值得蘇聯誇耀的事，那就是他們的醫療體係。
在莫斯科執行的一係列大膽的五年計劃中，蘇聯和東歐國家在共產主義世界宣布了一個接一個戰勝疾病的勝利。到1970年，蘇聯將男性的預期壽命從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38歲提高到65歲，女性的預期壽命從43歲提高到74歲。嬰兒死亡率從1917年的每1000名嬰兒有250名死亡，下降到1970年的每1000名嬰兒有20名死亡。
在全球範圍內，這被宣傳為人性關懷的具體表現，而這些成就是由龐大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支撐起來的，所以蘇聯可以宣稱其人均醫生、護士和醫院床位數量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多。3然而，1991年，蘇聯解體後不到一年，曾橫跨12個時區的龐大的世界就突然暴發了一係列流行病，這令全球衛生機構都感到震驚。4
在此期間白喉感染了20萬人，造成5000人死亡；脊髓灰質炎在1991年侵襲阿塞拜疆，1993年侵襲烏茲別克斯坦，1995年侵襲車臣；肝炎突然變得很普遍，以至於被認為是地方性疾病，而不是流行病。1995年，流感肆虐導致烏克蘭政府關閉了一個多星期；1996年塔吉克斯坦有2萬人感染傷寒，然後繼續在當地流行；從1993年至1998年，聖彼得堡4次應對霍亂和痢疾的雙重流行。艾滋病呈指數級增長，預計到2001年僅烏克蘭就將有2萬例艾滋病病人；肺結核、梅毒和淋病緊隨其後。根據國際標準，酗酒、吸毒和自殺在1995年都已達到流行的程度。
甚至兒童腮腺炎也成為一個主要問題，僅從1992年到1994年患病率就上升了30%。
預期壽命下降—例如，從1992到1993年，男性的預期壽命下降了3年。突然之間，在蘇聯解體8年後，人類所知的最龐大的醫療體係也開始陷入混亂。5以往的“人性關懷”轉眼變成了衰頹之象。
在莫斯科，康斯坦丁就是這一景象的具體體現。康斯坦丁是一名身體消瘦的蘇聯士兵，在俄羅斯監獄裏感染，最後死於耐藥性結核，結核菌侵襲了他的肺部、肝髒、腎髒和心髒。在第比利斯，年僅15歲的伊拉克裏·謝羅德佐爾和他的母親擠在一個橙色的電暖器旁，身體虛弱的他感染了耐藥性食肉鏈球菌，這種病菌無情地摧毀了他的身體。
在烏克蘭，一個可以公開出售毒品的社區裏，數百名青少年和年輕人明目張膽地蹲在冰冷的公園裏，共用針頭注射毒品。在敖德薩的街道上，一個14歲的漂亮妓女笑著說她總是使用**，然後向附近的朋友眨眼會意。
在基輔的一家艾滋病診所，可以看到蘇聯衛生保健的另一麵。6一名護士給一名艾滋病陽性的男子采血時，沒有戴乳膠防護手套，用**的食指在注射部位加壓。這種情況在格魯吉亞第比利斯的集市上隨處可見。在那裏，沒有接受過醫學培訓的經濟學學生戈加在一個露天攤位上出售抗生素，指導顧客該吃什麽藥、怎麽吃。
在格魯吉亞茨欣瓦利共和醫院空****的兒科病房裏，當被問及病人的情況時，一個護士像抱著嬰兒一樣拿著一份病曆，一臉鄙夷地問：“你不覺得冷嗎？”“我們讓病人回家了。不管他們的病情有多嚴重，待在家裏都比待在這個沒有暖氣的地方更安全。”在醫院的頂樓，正在做一台疝氣手術。護士用手泵動著呼吸器，麻醉劑滴在病人臉旁的布上。外科醫生快速工作，因為發電機隻給電燈供電15分鍾。
隨著20世紀的結束，這場公共衛生災難的嚴重程度在蘇聯和東歐集團國家中各不相同。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是一場嚴重的地區性災難。7
俄羅斯人口與人類生態學中心的流行病學家弗拉基米爾·什科爾尼科夫和法國國家地理研究所的弗朗斯·梅塞爾在1997年給俄羅斯的一份報告中說：“和平時期沒有任何國家出現過如此突然的變化。”8
1970年，蘇聯的衛生成就深深地觸動了他們的科學家，他們預測到2000年僅俄羅斯就將有1.6億人口。但，事實是俄羅斯人口在20世紀90年代迅速減少，預計到2010年將下降到1.26億～1.4億，這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以來的最低水平。9
但預言家們被愚弄了。1999年，俄羅斯的謀殺率有所下降，但早死率持續攀升。悲觀的預測者在2000年修訂的預測中表示，到2050年，俄羅斯的人口可能隻有8000萬～9000萬，或許是兩個多世紀以來最少的。如果這個糟糕的預言被證明是正確的，那麽俄羅斯的人口將在短短60年內減少，比北半球任何一個社會在人類曆史上所知的減少都要多，包括在戰爭時期。10美國人口統計學家默裏·費什巴赫預測，到2016年，俄羅斯的人口減幅將達到1700萬。11
1917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聖彼得堡出生的男性平均預期壽命為38歲。他們最有可能的死因是該地區頻繁暴發的一係列傳染病中的任何一種。在炎熱的夏天，蚊子傳播瘧疾、黃熱病和腦炎，蜱蟲傳播出血熱，老鼠傳播黑死病。在寒冷的冬天，流感、細菌性肺炎、猩紅熱、斑疹傷寒、肺結核和許多其他疾病席卷了高加索地區的高山小屋、聖彼得堡的豪宅和大草原上的小屋。
而由於在蘇聯時代建立了大量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提供了住房，改善了營養，在十月革命年代出生的男孩的孫輩幾乎可以活兩倍長的時間：1970年出生的俄羅斯男孩平均預期壽命為65歲。
但到了1993年，當第一代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男孩出生時，預期壽命已驟降至58歲。而且這一數字還在不斷下降，1998年秋天預期壽命為57歲，到了聖誕節卻隻有56歲。12
對蘇聯公共衛生規劃人員來說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他們有著像十字軍一樣的狂熱追求，夢想著一個沒有疾病的工人階級當家做主的國家。
“曾經有過廣泛的、不可思議的流行病。”謝爾蓋·波佐羅夫斯基於1997年擔任加馬利亞研究所所長，該研究所被認為是俄羅斯最負盛名的醫學研究中心。“接下來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美國內戰，到20世紀20年代末，數以百萬計的人死於傳染病，尤其是斑疹傷寒。所以統治者（斯大林）提出了一個雄辯的口號：‘要麽社會主義者戰勝虱子，要麽虱子戰勝社會主義。’”
波佐羅夫斯基笑著承認，斯大林的命令得到了有力的執行，但“並不是用民主的方式來完成的”。當時還沒有發明斑疹傷寒疫苗，也沒有能殺死攜帶致命細菌昆蟲的有效殺虱劑。因此，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蘇聯的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命令去澡堂洗澡，他們的衣服和床單都要除虱，有些被感染的房子被燒成灰燼。
第一次席卷蘇聯的公共衛生運動缺乏科學技巧，但熱情和強製行動彌補了這一點。這次運動取得了驚人的成功，成了國際宣傳的熱點。當斑疹傷寒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肆虐的時候，共產主義者卻可以宣稱無產階級的勝利。
斯大林臉上布滿了可怕的傷疤，是他童年時期與天花做鬥爭的印記13，他決定與傳染病鬥爭，全力以赴打造斯大林式的新型公共衛生機構。
他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衛生防疫站網絡體係，幾乎覆蓋了全國每一個村莊。20世紀20年代，蘇聯各地都建立了醫學院和衛生培訓中心，為強大的衛生防疫站培養專家。衛生防疫站擁有類似於克格勃的權力，可以監管醫生，發現醫學和政治上的不正當行為。衛生防疫站圍捕傳染病攜帶者，將他們從社區中找出來隔離，直到他們痊愈或死亡。那些患有諸如肺結核、梅毒、淋病和酗酒等所謂社會疾病的人被公開點名，在工廠和學校受到譴責，還要列出所有可能與他們有過親密接觸的人的名單。
隨著預防和疫苗的發展，大眾要接受衛生防疫站安排的免疫接種。衛生防疫站的領導者一直都是忠誠的共產黨員，而熱心的共青團誌願者則通常被安排去團結無產階級，以實施最新的公共衛生幹預措施。
隨著時間的推移，衛生防疫站、醫院和診所的係統變得非常龐大，成為全國三大就業渠道之一。
在諸如加馬利亞這樣的實驗室裏，工作重點是發明和大量生產抗毒素、疫苗，以及抗生素。二戰後，這些實驗室的角色轉向了所謂的大型生物防禦工廠—相當於蘇聯的製藥廠—大量生產供衛生防疫站使用的材料。
在赫魯曉夫統治的20世紀50年代，最負盛名的生物醫學實驗室，如加馬利亞，像革命前一樣變成了基礎研究中心。科學家們在一個複雜的等級體係中工作，學術人員（相當於高級博士）位居頂層。對他們來說，生活是美好的。他們的辦公室常常被裝修得富麗堂皇；國家雇人給他們提供餐食和茶水服務，給他們提供司機和免費的汽車。
此外，衛生防疫站還建立了5個鼠疫實驗室，專門用於控製和最終消滅鼠疫耶爾森菌及其鼠蚤攜帶者。
到1970年，中央政治局正式設定的目標是徹底消滅蘇聯的所有傳染病。
“當我們開始著手時，我們意識到這些任務很難甚至不可能完成，”波佐羅夫斯基承認，“但在一段時間內，這個目標是鼓舞人心的。”
一種又一種直到最近還在摧殘著蘇聯人民的疾病幾乎被征服了：白喉、天花、霍亂、瘧疾、肺結核、斑疹傷寒、小兒麻痹症、傷寒、百日咳、麻疹、蜱傳腦炎、破傷風—這些疾病都在衛生防疫站的控製之下。盡管他們使用的方法對部分人來說有點壓抑，甚至是殘忍，但是奏效了。“難道這不是重要的嗎？”波佐羅夫斯基說。
“然後到了1991年，”波佐羅夫斯基說到這裏，身體明顯下沉，神情沮喪，“這一變化不僅導致了政治的崩潰，也導致了公共衛生、醫療保健和醫學科學的崩潰。”
首先，華沙條約國家和波羅的海國家擺脫了蘇聯的影響，推翻了他們的舊統治者。後來蘇聯解體，前社會主義共和國分裂成了15個獨立的國家。成千上萬的科學家離開莫斯科和西伯利亞的實驗室，回到了自己的祖國。
“從1993年開始，國家（俄羅斯）停止資助所有的研究補貼。”波佐羅夫斯基說，“從1994年起，國家停止資助該研究所的日常開支，但是薪水照常支付。這是一份可笑的薪水—一個實驗室的負責人每月收入不到100美元……但到了1996年，我們看到了更多的變化—根本沒有薪水。”
波佐羅夫斯基歎了口氣，幾乎說不出話來：“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墓地的守夜人。”
但真正的守墓者是那些統計該地區人口的人們，他們統計的是蘇聯解體後發生的嚴酷變化。波佐羅夫斯基也被包含在這些數據裏。他在接待美國客人的幾周後去世，波佐羅夫斯基的一位同事堅稱他死於“心碎”。
在俄羅斯、烏克蘭、摩爾達維亞和其他蘇聯流行病學家的統計表中，沒有“心碎”的分類，但有“死於心血管疾病”的類別，該數值1991年以後在從波蘭格但斯克的造船廠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港口激增。政治體製的轉變似乎使群眾的心都“碎”了。
俄羅斯杜馬醫學科學院的格拉西緬科醫生用異常強烈的語言總結了這一情況：“我們想讓每個人都明白……這個國家的安全受到了威脅。”14
格拉西緬科列出一係列戲劇性的統計結果：他表示，在1992年，俄羅斯的死亡率是出生率的1.6倍，約有300萬年輕人直接死於衛生保健危機，大約是阿富汗15與車臣戰爭死亡人數總和的10倍。他還說，在過去的幾年裏，有1/3的新兵由於健康原因而不能進入軍隊，而早在1985年，這一數據是1/20。
“換句話說，這種情況是災難性的，”他說，“如果不改變，隻有54%的16歲青少年（男性）能活到領取養老金的年齡。這比一百年前的俄羅斯還要糟糕。”
格拉西緬科將矛頭指向了俄羅斯的醫療體係，將部分責任歸咎於國家：“俄羅斯憲法第41條規定聯邦要保障人民的健康，為人民提供醫療服務。”他繼續說，“是，在聯邦的醫院裏，病人們如果不做手術，他們就會死，而手術費高達5000萬盧布！但是，數以百萬計的公民哪有這麽多錢呢？尤其是當他們的工資被拖欠的時候。此外，1996年聯邦醫院隻收到了46%的預算撥款。這處於金融缺血和財政梗死之間啊！”
委員會呈給總統葉利欽的一份報告中闡述了1997年的女性、家庭和民主問題。公共衛生專家表示，俄羅斯的早死率在1991年和1996年之間可怕地增加了126%，最突出的原因是酒精相關、事故、自殺、創傷、呼吸道感染、常見傳染病、中毒、他殺和車禍的死亡。16
1990年至1994年，俄羅斯男性平均預期壽命減少了6年；1998年俄羅斯-美國聯合研究發現婦女平均預期壽命減少了3年。17在此期間，男性的死亡率翻了一番。
俄羅斯流行病學家弗拉基米爾·什科爾尼科夫和法國科學家法朗士·梅爾和雅克·瓦林合作進行了一係列研究，旨在了解俄羅斯這些統計數據的嚴重性，以及壽命大降是何時開始的。18他們發現，俄羅斯公共衛生的瓦解實際上早在1966年的蘇聯時期就已經開始了，當時的統計人員通過一係列幹淨利落的會計手段掩蓋了部分事實。例如，統計學家改變了衛生領域的目標，根據研究對象的年齡調整數據，這種方式在西方被認為是完全不可取的。19
然而，俄羅斯-法國聯合團隊宣稱1991年之後急劇瓦解的公共衛生係統是實打實的，並“明確表示醫療保健係統不會使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發生任何增長，還會遏製諸如酗酒、藥物濫用和肺結核等‘人為疾病’的高漲”。
當研究人員將俄羅斯的死亡趨勢與法國、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死亡趨勢進行比較時發現，無論是通過預防還是通過治療來控製心髒病，結果顯然都失敗了。在歐洲地區心髒病死亡率比原來的概率下降了50%的時期，俄羅斯的心髒病死亡率卻從1970年的3倍上升到1995年的5倍。而且，這些激增的死亡率從未在官方數據表中出現過。
不過，費什巴赫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隨著世界步入千禧年，費什巴赫度過了他人生的第70個年頭，他整個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致力於在“可惡的謊言”中尋找真相，這些“謊言”發生在蘇聯管理混亂期間以及1991年解體後的俄羅斯，其中有些還標上了統計數據。從1956年開始，費什巴赫先在美國人口普查局工作，後來在華盛頓的喬治敦大學擔任教授，他先後發現了一個又一個隱藏在蘇聯數據中的可怕的謠言、搪塞或欺騙。他對這種探究著了迷，他渴望掌控一個信息領域，就像他無止境地尋找稀有的郵票和無名的岩石一樣。20費什巴赫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自1973年以來，他就一直在蘇聯進行數據搜集之旅。費什巴赫在搜索數據的征程中頑強堅持，嚴謹無誤。
早在蘇聯解體之前，費什巴赫就發現了克裏姆林宮富有創造力的會計師們隱瞞公共健康問題的證據。例如，1964年整個蘇聯的成年人早死率開始上升，從每年每1000名成年人有6.9人死亡上升到1980年的每1000名成年人有10.3人死亡。到1980年，他發現，蘇聯男性和女性之間的預期壽命差距已經超過11年—這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性別壽命差值。在1979年的數據中，他發現蘇聯兒童的麻疹發病率是當時美國兒童的15倍，傷寒發病率是美國的29倍。
1980年，費什巴赫發現蘇聯利用兩種創造性的統計方法來掩蓋嬰兒死亡率的飆升。首先，從1975年開始，他們幹脆停止公布任何嬰兒死亡數據，將嬰兒死亡數歸入死亡兒童這一範圍更廣的類別。後來，在1976年前後，蘇聯人將“嬰兒”重新定義為出生時成熟的新生兒（懷孕28周後），體重超過1000克，身長超過35厘米，出生後至少存活7天。因此，所有的早產兒都被幹淨利落地從記錄中抹去，排除了占美國和西歐嬰兒死亡率大部分的嬰兒群體。
這位在布朗克斯出生的猶太裔烏克蘭移民的兒子，發現了更多顯示整個勃列日涅夫時期公共衛生狀況惡化的跡象，包括該地區的兒童重度營養不良，公立醫院醫療設備和用品極度短缺，到1978年成人酒精相關死亡率是美國的100倍，以及人群中越來越嚴重的心血管疾病問題。
隨著戈爾巴喬夫時代的到來，“開放”給費什巴赫帶來了機會。雖然“真理”並沒有立即浮出水麵，但“開放”為俄羅斯同事提供了接觸的機會和誘人的線索，從而顯現出了“真理”。
隨後，他在冗長的捏造的數據報表中看到了疑點，這促使費什巴赫發問：“既然這麽糟糕，為什麽不是所有人都死了？”
費什巴赫自答：“我的感覺是，他們已經死了。”
當大多數西方人—包括幾十年來一直依賴費什巴赫研究結果的美國政府雇員—都在慶祝蘇聯的終結時，這位戴著眼鏡的喬治敦大學教授卻宣布災難已經降臨。21相應的變化是他辦公室突然出現的海量數據，這些數據成山地堆積著，幾乎要觸到天花板。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若是有一位訪客催促尋找證據，費什巴赫能夠立即從一堆看似亂七八糟的證據中找到並提取出來，而不會把整個數據文件堆弄倒。和其他事情一樣，費什巴赫所看到的秩序對於普通人來說似乎是一片混亂。他在蘇聯廢墟中看到的秩序是災難性的。
“你可以看看這些數字。看到了嗎？”他朝這張報表揮了一拳，問道，“你能從這些數字中得出什麽結論呢？不管他們說得有多麽誇張，你麵臨著的都是一場災難！”
費什巴赫麵對著成堆的嚴峻數據。“看這個。在美國每年大概有200到400人死於酒精中毒，對吧？好，看這個。1994年，5萬俄羅斯人因此而死亡，對吧？好，接著是梅毒。難以置信！從1990年到1994年，10到14歲的俄羅斯女孩感染的人數增加了30倍。看到了嗎？再看看這個。你看，上麵寫著—這是官方文件—你看，上麵寫道：‘38%的嬰兒出生時是正常的。’這是什麽意思？這意味著，在1991年出生的俄羅斯嬰兒中，有62%是異常的。”
根據費什巴赫對俄羅斯人口數據的分析，1992年標誌著一個明顯的轉折，曆史上很少有文明國家能從中恢複過來。這一年，俄羅斯聯邦的死亡人數超過了出生人數。從那以後，差距逐年擴大。22到了2000年1月，俄羅斯的死亡率是其出生率的2.5倍，在某些地區，死亡率竟是出生率的4倍。
費什巴赫預測，未來需要特別關注的主要是15至50歲過早死亡的男性。這些人是富有生產力的勞動力，是該地區未來一代的父輩。在20世紀90年代這些男性的死亡率是同齡女性的4倍，費什巴赫問：“男人在哪裏？”他預測，俄羅斯男性和女性之間的預期壽命差，將從1996年的13.1歲擴大到2010年的17歲。23考慮到大多數死亡都發生在適婚男性身上，費什巴赫預測，隨著女性找不到伴侶、幾乎停止生育，第二次大危機已迫在眉睫。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最嚴峻的2010年人口預測—即俄羅斯人口將回落到1917年的水平—也將無法達到。
1994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譴責該區域性局勢為“一場意想不到的、影響未知的和解決辦法不確定的社會危機……1989年至1993年間積累的‘超額死亡率’比1929年至1933年北美‘大蕭條’造成的‘超額死亡率’要高得多。24整個1989年至1993年間死亡人數約達80萬，這一數字清楚地表明了當前危機的嚴重性。”25
為什麽會發生這樣的噩夢呢？為什麽世界上最大的公共衛生網絡完全崩潰了？
二
俄羅斯內政部今天表示，今年約有4.3萬人死於飲用劣質伏特加。
—法新社，1997年11月28日
生活水平和前政治、行政製度的廢除息息相關，最近與酗酒共同上升的犯罪率，是全麵經濟改革和隨之而來的較低生活水平以及廢除前政治和行政製度的後果。
—什科爾尼科夫、梅斯和韋林，1996年26
喝酒是俄羅斯人的快樂。我們缺之不可。
—基輔的弗拉基米爾，俄羅斯國家創始人，公元10世紀
在莫斯科一個寒冷、潮濕的夜晚，身子骨結實的保鏢手持自動武器，充當哨兵，盯著這座漂亮的18世紀建築的入口。直到不久前，這座建築還是作家協會的駐地，曾被蘇聯著名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使用。
這是莫斯科人熟知的“格裏博耶多夫宅邸”，是以其原貴族主人的姓氏而命名的，它是蘇聯時代所有作家的重要場所。在這裏人們各抒己見：這位作家值得去克裏米亞做一次免費演講；這位“人民公敵”的作者值得去一趟古拉格！在這裏，無產階級的公仆—所謂無階級社會的聲音—享用著其他蘇聯公民鮮能品嚐的珍貴食物。27
隨著蘇聯和共產黨的垮台，國家不再資助富麗堂皇的作家餐廳，所以一家私人公司接管了這裏。到20世紀90年代末，這個曾為政治正確的作家們提供服務的餐廳，變成了莫斯科最優雅的餐廳，有穿著正式晚禮服的服務員、閃閃發光的水晶吊燈、鋼琴演奏家、充足的白鯨魚子醬、供應最好的俄羅斯伏特加、格魯吉亞葡萄酒和亞美尼亞幹邑白蘭地。
當法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在高爾基曾經居住的樓上房間裏舉行私人聚會時，用餐者在大廳裏安靜地享用著美食，一邊啜飲著伏特加，一邊聽著才華橫溢的鋼琴演奏家演奏輕快的肖邦樂曲。
有一組用餐者顯得格格不入。這四人身穿黑色高領毛衣和古馳皮衣，表明他們是黑幫分子，陪伴著一個身著氨綸服裝的年輕女人。這些人喝得很凶，每喝一輪烈性的俄羅斯伏特加酒和格魯吉亞的胡椒酒，他們的語言就變得更粗俗。這群人的胖頭兒以一種誇張的姿態從口袋裏掏出一疊五厘米厚的百元美鈔，在空中揮舞著，讓所有人都看到，並叫嚷著要結賬。一位膽戰心驚的服務員送來了賬單，並告訴他們外幣付款是違法的。
黑幫頭子瞥了那張賬單一眼，便冷笑起來，黑幫分子把服務員按在地上，用握緊的拳頭和尖利的叉子向可憐的服務員打去，動作快得簡直看不到細節。沒有發出什麽聲音，因為喝醉酒的暴徒都是專業人員，所有服務員立刻驚呆了。那位鋼琴演奏家一直在演奏，沒有漏掉一個音符，這家豪華餐廳的大多數顧客似乎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麽。
一群服務員顯然已經習慣了這種醉酒後的鬧事，他們組成了一個“人楔子”，一頭紮進紛亂中，救出失去知覺的同事，然後回到廚房。暴徒們追趕著，廚房的門上了閂。
“我們的甜點就吃這麽多吧。”少數幾個注意到這場紛亂的就餐者嘟囔道。鋼琴演奏家無縫切換到科爾·波特的曲子，暴徒們得意揚揚，又給自己倒了一杯白蘭地，放聲大笑。服務員領班悄悄走到那個強壯的暴徒頭目跟前，低聲說著代表餐館談判的立場。突然—砰！他也倒在地板上，被狠狠地打了一頓。當他向後退爬出去時，那個至今未彈錯樂譜的鋼琴師開始冒汗了，她的眼睛因恐懼而睜得大大的。然而，大多數顧客卻對此毫不知情。
一個得意揚揚的暴徒把酒盤推到他們的桌子上，暴徒五人組高高興興地給自己上了一杯法國陳年幹邑。工作人員為了安全，待在上鎖的門後。那位鋼琴家演奏了格什溫的《藍色狂想曲》。
一名在餐廳外站崗的保安走了進來，故意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移動著他那魁梧的、肌肉發達的身軀。他穿著一套西裝，在他那令人印象深刻的肌肉組織擠壓下，西裝的接縫處似乎要裂開了：他就是俄羅斯的阿諾德?施瓦辛格。暴徒們認出了同行，頓時僵住了，互相交換了幾句話後站起身，朝餐館的出口走去。似乎和平就在眼前。
但突然間，站在餐廳門口鋼琴演奏家背後的黑幫頭目迅速轉身，在保安的臉頰上來回拍打。不出一秒，保安就把一支自動手槍放在了黑幫分子的左太陽穴上。一名黑幫頭目立即把胳膊搭在頭目的肩上，用手槍指著保安。
鋼琴演奏家停止彈奏格什溫，爬出火力射程。一些用餐者最終注意到了這場不斷升級的對峙，他們安靜地把椅子移出了戰線，注視著事態的發展。幾秒鍾過去了，兩個人都沒有放下武器。服務員們從廚房裏探出頭來，集體屏住了呼吸。
突然，一名巴拉萊卡演奏者在為樓上的法國大使館表演時，向人群喊道：“嘿！嘿！嘿！”迎接他的是來自法國觀眾的熱烈跺腳和歡呼。這是一場經典的旅遊表演，就是西方遊客看過不止一次的日瓦戈醫生似的那種表演。保安和暴徒們止住了一波笑聲，找到了一個互相保全麵子的退讓方式，放下了武器。談判開始了，黑幫頭目放開了他的搭檔，拉著他的女朋友，然後又回去品嚐另一輪白蘭地。
當服務員們回到他們的餐桌前時，至少有兩起謀殺案的原因被弄清楚了。暴徒們似乎不喜歡這家餐廳美元兌換盧布的匯率。他們願意在數十名證人麵前，為了一場不到10美元的糾紛而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