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
在整個蘇聯地區，謀殺、自殺、車禍和酒精中毒事件的發生數量都創下了曆史紀錄，不論是優雅的幹邑白蘭地、普通的伏特加酒還是更常見的廉價劣質私酒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西伯利亞烏蘭烏德外，城市垃圾堆的下風處建了一個村莊。52名成年人和8名兒童生活在一片10層樓高、散發著惡臭的垃圾堆形成的人工森林裏。這群流浪的西伯利亞人在地上挖了一些洞，大約3.66米深、3.05米寬，即使是在被冰雪覆蓋的嚴冬，他們也隻能生活在那裏。
木梁支撐著他們的地下房屋，房屋裏排列著從附近的垃圾堆裏撿來的物品。這些居民沒有自來水、電、暖氣，也沒有新鮮的食物，營地的非官方領導人尼古拉·康斯坦丁諾維奇說。大多數人被騙出了自己在城裏的房子，在房產私有化的時候被勸說賣掉房子，但他們太過天真，急於賺快錢，沒有意識到自己房子的真正價值。康斯坦丁諾維奇解釋說，烏蘭烏德人無法用他們得到的微薄的錢買新房子，最終無家可歸。
70歲的亞曆山大突然把頭探出地麵，看到陌生人就躲回他的小屋裏。康斯坦丁諾維奇消除了亞曆山大對警察到訪的恐懼，這位上了年紀的退休老人出現在人群中，呼吸中帶有濃重的暮色之光，向來訪者打招呼。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會在這裏結束一生，”亞曆山大說，“我們本應生活在工人的天堂裏。好吧，我是一個工人—但我的天堂在哪裏？”
白天，孩子們的工作是在臭氣熏天的垃圾堆裏尋找可出售的物品，他們要從生活在那裏的凶惡老鼠的爪子裏搶東西，並拿去兌換成現金。這是一項令人厭惡的任務，亞曆山大流著淚說：“這太讓我心碎了。”但孩子們每天都會乖乖地拎著裝滿東西的袋子回來。
然後，成年人輪流乘坐巴士進入城市，尋找食物—包括賴以生存的麵包和酒精。
“不要把我們想得那麽壞，”亞曆山大的鄰居—中年的莉娜哭喊道，她的臉因為多年的酗酒而變得通紅，“我們住在地下，但我們不是殺人犯。我們隻能喝酒了。”
早上9點，沉悶的莫斯科，34歲無家可歸的尼古拉·葉利紮羅夫正在排隊等待領取工作許可證，他是有犯罪前科的人。12個月以來，他每個工作日都在排隊等待領取工作許可證。一天，他在宿醉中迷了路，昏躺在莫斯科的某個地方，結果被搶劫了。竊賊搶走了葉利紮羅夫最值錢的東西—莫斯科的居住證和工作許可證。葉利紮羅夫的藍眼睛流著淚，說：“沒有這些，我沒法有一個家，我也沒法找一份工作。自那（搶劫案）以後，我就一直在跟該死的官僚主義打交道。”
無論他前一晚上在怎樣的破房子裏瑟瑟發抖，在喝下一瓶高度的伏特加後，葉利紮羅夫都會再次排隊“與官僚主義打交道”，乞求新的證件。
在莫斯科普希金廣場地鐵站，一個中年醉漢試圖闖入一個隻能出不能進的旋轉門，他被門撞了出來，頭朝下地摔在鋪著瓷磚的地板上。他半昏迷地躺了幾分鍾，這時一群14歲左右的男孩正喝著高度雞尾酒，大聲地嘲笑著這個“肮髒的老醉鬼”，踢向那個倒在地上的人。醉漢不清楚發生了什麽，掙紮著爬了起來。男孩們站在一邊，笑喊著：“來吧，老頭兒，你能行的，走！”醉漢再一次向那個錯誤的方向走去，又碰壁了，而且又一次撞到了頭。男孩們圍住他，準備再來一場嘲弄，但當他們意識到這一次醉漢真的失去了知覺時，就沒了興趣。
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公共場合的醉酒已經變得很普遍，以至於讓人們不確定什麽是現實：是清醒的眼睛所看到的穩定，還是熙熙攘攘的行人所看到的搖擺不定、模糊不清？從波希米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滿目瘡痍的老工業城市裏，失業的人不再憧憬自己的未來，他們每天生活在酒精營造的世界裏，得過且過。
酒精引發的暴力和自我毀滅在東歐國家並不罕見。但1991年之後，情況變得更加極端和危險。正如人工流產和其他基本公共衛生指標的情況一樣，從蘇聯時代開始，酗酒及其相關傷害的增加已成為一種趨勢，這種趨勢在1991年之後愈加明顯。
例如，1999年在俄羅斯出生的嬰兒剛剛超過120萬，而死亡人數卻超過了210萬。任何一個死亡人數比出生人數大得多的國家，其人口出生率必定會大幅下降。人口減少的部分原因是出生率的急劇下降，而驚人的人流率又反過來促進了該地區人口的減少。
這一趨勢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蘇聯製造的避孕用品質量很差。**28、子宮帽和其他安全的避孕方法實際上是沒有用的，蘇聯生產的避孕藥比西方生產的藥品含有更高的激素水平，因此而導致了更多可怕的副作用（包括心髒衰竭）。
所以蘇聯和東歐的婦女接受人流作為她們控製生育的主要方式。在蘇聯國家經營的診所裏，每年人流的數量持續上升，1988年達到了722.8萬例，即每有1個新生兒就有1.2例正式登記的人工流產。29
1995年，位於第比利斯的卓達尼亞人類生殖研究所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格魯吉亞婦女在26歲之前平均經曆了10至12次人流，危險的非法人流手術量比官方登記的正規醫院人流手術量多出2倍。盡管格魯吉亞經濟稍有改善，人流率隨之下降，但該研究所發現，僅1996年，這個550萬人口的國家就有2.5萬例合法人流和至少5萬例非法人流。
阿奇爾·霍馬蘇裏澤斷言：“我遇到過經曆了30多次人流手術的婦女。我所見過的最高齡的是一位69歲的婦女，她告訴我她流產了60次。”作為格魯吉亞和蘇聯計劃生育方麵的主要專家，霍馬蘇裏澤負責向日內瓦的世界衛生組織提交生育率和人流數據。在20世紀80年代末，世界衛生組織的計算程序拒絕了他的報告，因為一名婦女人流次數超過20次的數據超出了程序編製的範圍。
霍馬蘇裏澤解釋說，盡管這些數字可能令人震驚，但他理解和同情這些婦女，有兩個原因：首先，“我對她們的存在感到驚訝。她們如何工作、如何擁有**？為什麽她們不討厭自己的性伴侶？我還是不明白—不僅是格魯吉亞女性，俄羅斯女性也是如此。我深表同情。”
霍馬蘇裏澤解釋說，她們的生活不僅充滿了經濟困難，而且還充斥著暴力、經常喝醉的男人。她們告訴霍馬蘇裏澤，女性的性行為往往不是出於自己的意願，而且即使在雙方情願的情況下，性行為也很少是愉快的。在俄羅斯、愛沙尼亞和烏克蘭，當被問及她們是如何忍受像妓女一樣的殘酷生活時，她們通常會說：“婚姻本身不是比這更糟糕嘛。”
雖然也有些女性是重度酗酒者，但在某些地區，酗酒者絕大多數都是男性。伏特加酒在俄羅斯的消費水平，促使男人對他們的妻子、女友、孩子犯下令人震驚的暴行，甚至導致他們的自殺。
在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領導蘇聯的6年裏，保守估計，他挽救了該地區50多萬人的生命—但這並不是由於他做出的任何軍事或政治決定。
1983年，戈爾巴喬夫得知蘇聯人平均每年消耗3升純乙醇，他非常震驚，於是利用鎮壓手段，發動了一場全麵的反酗酒戰爭。倉庫被毀，非法賣家被判入獄，伏特加的價格被人為抬高，警察可以自由逮捕公然喝酒的人。
但在1988年，運動失敗了，戈爾巴喬夫成為自己政治改革的意外受害者。一夜之間，酒精重新奪回了高地，以至於極具民族主義色彩的總統候選人弗拉基米爾·日裏諾夫斯基籌集了競選資金，銷售自己品牌的伏特加，並在標簽上把自己打扮成弗拉基米爾·列寧。
據估計，戈爾巴喬夫在3年內挽救了60萬人的生命，1988年，酒精中毒、肝硬化和酒精引發的暴力事件的總死亡率降至179人/10萬人，這是1965年以來從未出現過的。30
但在蘇聯解體後，人均酒精消費量躍升了600%，與酒精相關的死亡率也隨之上升。1995年的政府數據顯示，每10萬人中有近500人死於酒精中毒，而1995年美國與酒精有關的死亡率僅為77/10萬人。311989年至1993年，俄羅斯的酒精性精神病病例增加了550%。
地區性暴力，尤其是針對女性的暴力，隨著男性酗酒的增加而增加。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1999年的數據，該地區多達10%的婦女指出，她們至少遭受過一次嚴重到需要住院治療的毆打，約20%的已婚婦女抱怨經常遭受毆打。
據估計，俄羅斯80%的男性都是酒鬼，1999年，他們平均每天喝600克酒，也就是每周喝大約3升伏特加。俄羅斯男性酒精中毒的死亡率大約是美國的200倍。32
費什巴赫認為，俄羅斯人不僅比過去喝得更多，而且還喝得更危險。在莫斯科市場上銷售的伏特加或威士忌可以是任何東西，從100度純伏特加到“劣質私釀酒”、剃須水，甚至是常見的航空燃料。而且大部分的酒都是裝在可打開的、不密封的瓶子裏出售的，這使得飲酒者會一口氣喝完所有的酒。
“不僅是攝入量高，也確實如此，”費什巴赫表示，“他們喝酒的方式是這樣的：每天早上在辦公室休息時間開始，一直到晚上都在喝伏特加。”
在該地區，工作時喝酒是一種社會各階層的習慣，甚至在衛生保健工作者中也是如此。
在莫斯科的一家醫院裏，一名訪客被邀請參加周日上午10點醫生們舉行的一場白蘭地派對。在北極城市塔爾納赫，四名心內科醫生在午餐時間喝下了一瓶香檳和幾輪白蘭地—他們說，這是休息時間的常規。在基輔一家醫院的醫生休息室裏，外科醫生們一邊做手術，一邊喝著伏特加來放鬆自己。波希米亞的一名私人醫生自豪地展示了他辦公室裏擺著的品種繁多的酒，大多數都是作為支付醫療服務的報酬而得到的。
盡管還沒有達到後蘇聯時代的水平，這種形式的濫飲在該地區也具有曆史意義。“俄羅斯人喝酒，本質上是為了忘卻自己，消除生活的單調，讓自己暖和起來，”在勃列日涅夫時代，亨德裏克·史密斯寫道，“酒精能使他們逃避現實，熱切地擁抱酒精。”33
兩條俄羅斯習俗加重了這個問題：一是伏特加酒瓶一旦打開就必須喝完；第二，一小杯伏特加必須一口喝完。在男性群體中，違反任何一條習俗都會被認為是對主人的無禮和侮辱，而且是缺乏男子氣概的表現。
鮑裏斯·洛格納博士是愛沙尼亞最大的毒物控製中心的負責人，該中心位於愛沙尼亞首都塔林。在戈爾巴喬夫競選期間，洛格納說，這個國家每年大約有120人死於酒精中毒。1995年，僅塔林就有400人死於酒精中毒。
洛格納表示：“這裏沒有全國性的酒精政策。”他的言論招來了整個蘇聯陣營的抱怨，“正如你所看到的，到處都可以買到酒—甚至在夜間的加油站也是如此。越來越多的人去加油站是為了喝酒而不是去加滿他們的油箱。”
問題開始出現：從1991年到1997年，因與酒精有關的犯罪而被捕的青少年人數增加了2倍多，而許多健康專家認為與酒精直接相關的自殺率也在上升。34
青少年和成年人一樣，酒精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很容易獲得的、合法的、非常便宜的生活方式。
像蘇連紅金牌伏特加這種出口品質的伏特加，在莫斯科或基輔的售價約為每升30美元，因此幾乎沒有一個當地人會把錢浪費在這種產品上。大多數伏特加每升售價不到8美元，在街邊的小攤上有些甚至賣1美元。
加州蘭德公司聯合莫斯科人口與人類生態學中心共同發布的一份報告中表明35：1990年12月至1994年12月，所有商品和服務的消費者價格指數（俄羅斯）增加了2020倍，食品增加了2154倍，但酒精飲料隻增加了653倍。這意味著，在此期間，酒精的價格與其他的產品相比便宜了3倍。36
根據俄羅斯衛生部的數據，1996年，成年人每年的酒精攝入量為18升純酒精，相當於38升100度的伏特加酒。這相當於每周喝一瓶半烈性伏特加的量。該區域其他國家的比率也一樣高：例如，愛沙尼亞每年是16.5升；烏克蘭每年是17升。37
盡管情況已經很嚴重了，但在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其他相鄰地區很快就變得更糟了。1998年秋天，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宣布，俄羅斯全國的年平均純乙醇攝入量已經超過了25升。按照年齡進行分層，這意味著俄羅斯成年人平均每周喝3瓶烈性伏特加。
另一個可怕的現象是因成人酒精攝入量上升而出現的趨勢—虐待和遺棄兒童。
在烏克蘭敖德薩的亞曆山大神父兒童危機中心，幾十個衣衫襤褸的孩子住在一起，他們被父母拋棄，或是從貧困和酗酒的家庭中逃脫出來。例如，小米沙已經在亞曆山大神父的避難所—一所由幼兒園改造而成的簡陋的宿舍裏住了兩個月。他炫耀著他的耳洞，交談時心不在焉地抓撓他的頭，可能是因為他的頭皮裏有虱子。這個有著一雙藍色眼睛、金色頭發的14歲男孩因為他的硬漢派頭而受到其他孩子的崇拜。當他試圖解釋為什麽他現在無家可歸時，他失去了冷靜。
“我父母酗酒。他們羞辱我，打我。關鍵是他們不喜歡我，”米沙聲音沙啞地說，淚水打濕了他粉紅色的臉頰，“連我奶奶都不喜歡我。我經常餓著肚子去上學。”
米沙的故事在從布拉格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上千個酗酒和吸毒家庭中不斷上演。例如，彼得在他10歲的時候離開了他的3個兄弟姐妹，搬到了亞曆山大的避難所，因為他的父母酗酒，他們的孩子也酗酒，最後他發現：“沒有東西吃了。”
安德烈11歲，他的繼父在酒後狂怒之下毒死了他的母親，接著他被送進了治療中心。現在他的繼父被警方通緝，安德烈在這個世上無依無靠。
天主教神父亞曆山大說，自1988年以來，敖德薩被遺棄的兒童數量增加了20倍。對於那些仍有父母和家庭的人來說，酒精和貧困往往使他們更願意選擇被遺棄。
“現在，有些住在家裏的孩子，他們營養不良的情況甚至比街上流浪的孩子更嚴重。”亞曆山大神父說，“我認識一些男孩子，冬天他們不能上學，因為他們沒有鞋穿。所以他們把腳包在塑料袋裏。每天隻吃一頓飯，做清潔工養活自己。”
亞曆山大神父18歲的時候，他做了個不同尋常的舉動，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禮，並接受了神職人員的訓練—這在蘇聯時期被認為是政治性自殺。他在波蘭、布魯塞爾和羅馬學習，最終回到這裏，為無家可歸的棄兒們建立了這個搖搖欲墜的家。胖胖的、長著大胡子、健談的亞曆山大神父在敖德薩的政治體係中幾乎沒有朋友，並且被警察公然憎恨，警察們對大多數天主教神職人員抱著懷疑的態度。
他聲稱，如果沒有他，像米沙、彼得和安德烈這樣的孩子將無處可去。
1997年，莫斯科人權研究中心估計，俄羅斯有100萬無家可歸的兒童；但官方說是70萬。沒有人知道還有多少孩子雖然家裏有父母，但由於父母酗酒，這些孩子在很大程度上隻能靠自己生存。在俄羅斯，人們創造了一個詞來形容這些孩子—迷失的一代。
在莫斯科，薩帕·庫利亞諾夫經營著一家由慈善機構資助的兒童庇護所，其中大約92%的兒童來自吸毒或酗酒的家庭。45歲的庫利亞諾夫性格溫和，他說，自蘇聯解體以來，他目睹了被遺棄和被虐待兒童的“雪崩”景象。
庫利亞諾夫說：“的確，蘇聯時期的開放程度較低，這個問題以前就存在。但我絕對相信，由於社會變革，這其中大部分都是新問題……當改革開始時，所有舊關係鏈和紐帶都破裂了。家庭必須麵對這些問題。一些家庭開始借酒消愁，孩子們不得不學著靠自己過生活。”
庫利亞諾夫中心的大多數兒童都有被父母虐待的典型症狀：尿床、在睡夢中哭喊、做噩夢、不能直接回答問題。例如，8歲的卡蒂亞勇敢地靠近一個陌生人，用令人心碎的溫暖微笑回應並爬進他的懷裏。但當被問及父母的名字或下落時，她無法回答。當被問到這個問題時，卡蒂亞的臉被一條藍色的俄羅斯圍巾圍起來，露出天使般無辜的表情，但她對過往所能回憶起的隻是：“我在家讀書，讀了一年級。”
她什麽也不記得了，當被問到“你的家在哪裏”時，她茫然地盯著陌生人的眼睛。
當被要求講述自己的故事時，11歲的萬尼亞不情願地從高處跳到地板上，縮成一團，坐在自己的腳後跟上，穿著條紋襯衫的手臂緊緊地抱住膝蓋。萬尼亞無法控製他臉上因緊張而不由自主的抽搐、眨眼和臉頰上突然泛起的漣漪。抽搐是他唯一的動靜，除此之外，他幾乎無動於衷，麻木而不帶任何感情。
萬尼亞毫無感情地解釋說，在9歲的時候，他父母酗酒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他的父親—萬尼亞說他討厭父親—多次毆打他和他的母親。而他的母親則在當地小攤借酒消愁，酗酒把她逼瘋了，加劇了家裏的暴力。
一天，父親施暴了整整一晚後，萬尼亞的母親把孩子的所有東西都裝進一個小袋子裏，把她自己的東西放在一個大袋子裏，然後說：“我們要走了。”她拖著小萬尼亞來到莫斯科西端的白俄羅斯火車站。萬尼亞從未到過那裏，他盯著那些似乎住在車站裏的陌生移民。有來自高加索的所謂黑人，有來自南西伯利亞和中亞的東方人，還有來自西伯利亞的白人……太擠了，萬尼亞和他母親幾乎擠不過去。
然後發生了這一幕：當一輛火車即將離開車站時，萬尼亞的母親鬆開了他的手，跳上了即將離開的火車，再也沒有回頭看一眼。
“我在火車站把她弄丟了。”萬尼亞責怪著自己。這就是庫利亞諾夫所說的典型遺棄案例。萬尼亞在莫斯科的街道上遊**了整整一年，這是他生命的第10個年頭，他向別人乞討食物，睡在電話亭裏。他發現了數百個同樣被遺棄的孩子，他們組成了一個團夥，互相保護，對抗街上的老流氓。
現在，萬尼亞唯一的情感時刻來了，當他想到其他流浪街頭的人，他說：“我希望他們能來這裏。”
庫利亞諾夫中心是整個莫斯科僅有的5個中心之一，該地區別的城市都沒有，隻有蘇聯時期的孤兒院。這些孤兒院經常虐待被遺棄和“有缺陷”的孩子—這些孩子生來就有這樣或那樣的殘疾。庫利亞諾夫試圖為孩子們建立一個西式的兒童之家網絡，專注於俄羅斯家庭的重建和團聚。1993年以前，這些活動，甚至是庇護所，在俄羅斯都是非法的；1996年以前，在任何情況下將兒童從父母身邊帶走都是非法的，即使有證據顯示孩子因受到危及生命的毆打而住院，但隻要幸存下來了，就會被送回施暴者的家中。
庫利亞諾夫坐在辦公室裏的一張桌子前，桌上擺滿了被虐待和被忽視的兒童的照片。他說，這些東西在這些受虐兒童的家中是找不到的。當他們到達庇護所時，大多數孩子才得到了他們人生中的第一件玩具。
他說：“過去我們的許多開支都由國家支付，沒有這種極端的情況，人們在收入上更加平等，”45歲的庫裏亞諾夫輕柔地繼續說，“我在一個安全的社會中長大。放學後，我們去少先隊俱樂部上課和運動，都是免費的。但是現在沒有少先隊俱樂部，沒有少先隊員，沒有木偶劇……”
“所以現在孩子們從形形色色的小偷和毒販等罪犯那裏獲得樂趣。”庫利亞諾夫說。
在新西伯利亞，888俱樂部是一個時髦的綠洲，充滿了具有諷刺意味的帶有蘇聯時期特征的紀念品，以庸俗的方式展示著一個空的但真實的核彈外殼，上麵塗著一顆明亮的紅星和CCCP（斯拉夫語“蘇聯”的意思）。年輕的藝術家和大學知識分子在迷宮般的夜總會裏擠作一團，喝酒、抽煙、討論他們的未來。
“我隻是一個在生活中摸爬滾打的普通人，”20歲的DJ塞西自豪地說，“我不碰毒品，但我選擇伏特加，我是個酒鬼！”
費奧多爾整理了他的黑色摩托車皮夾克，譴責莫斯科（西伯利亞人經常這樣做），並宣稱，“海洛因是一種美國毒品！我們的毒品不同。我們吸毒是為了偽裝—我們隻是假裝放棄。”
盡管如此，他還是舉起伏特加酒，對22歲的謝爾蓋低聲說著話。常年競選總統的日裏諾夫斯基正試圖用伏特加贏得年輕人的支持—他可能會成功。
謝爾蓋搖了搖頭，提醒費奧多爾，他們都曾嚐試過注射鴉片提取物和安非他命。這群年輕人暫時安靜了一會兒，隻有背景搖滾樂聲和他們吸美國香煙時發出的輕柔吮吸聲。
“什麽是俄國人？”他們被問道。
“喝酒，”18歲的亞曆克斯回答，“還有孤獨，沒有人比俄國人更孤獨了。”
後來，當討論轉向酒精對他們未來的影響時，謝爾蓋脫口說出了他的過去：“我試過自殺。”他說著，拉起黑色皮袖，露出手腕裂開的傷疤。
“我也是！”亞曆克斯說，展示他臉上類似的傷疤。很快，另外五個年輕人都卷起袖子，興奮地比較自殺方式和傷疤，令記者驚訝不已。
然後謝爾蓋再次大聲說話，他抓住一個遊客的手，舉到他的太陽穴，這時人群安靜了下來。“喏，摸摸這個，”他一邊說，一邊用手勾勒出子彈的輪廓，這顆子彈是他在試圖打爆自己的腦袋時留下的，“我認為自殺是最好的藥物。”
心理學家安娜·特倫捷娃說新西伯利亞的年輕人所表達的情感是整個地區的典型表現。她說，莫斯科有個叫“NAN”（不酗酒、不吸毒）的反毒品組織，她作為該組織的工作人員，每天都看到有年輕男女前來，就像在888俱樂部一樣。
她說，這些年輕男女的主要問題“與自我認知和身份認同有關”，她補充說，“他們認為自己除了酒什麽都沒有”。
“什麽是自我？”她問道，“我和我們的界限在哪裏？這是個新穎的問題。（蘇聯）政府過去常常決定這些事情。一個人的自我價值沒有得到支持，個人主義和個人反思不受鼓勵，甚至會遭到懲罰。”
特倫捷娃的工作人員剛剛在莫斯科的大學裏完成了一項調查，結果令人吃驚：100%的學生嚐試過毒品；所有人都喝烈酒，其中一半人說他們經常使用海洛因、其他麻醉劑或安非他命。在調查反饋中，大多數年輕莫斯科人說他們看不到其他的選擇，除了醉生夢死，沒有其他的方式來麵對每一天。
在888俱樂部，謝爾蓋換了張桌子，“撲通”一聲倒在一個播放搖滾樂的揚聲器下麵。這是謝爾蓋見到來訪的外國人後的第一次微笑，因為聽到了他最喜歡的曲子—《天堂裏的革命》。
三
沒有不能適應的環境，尤其是當他看到周圍的人也這樣生活。
—列夫·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在安加拉河邊有一個突出的白色混凝土音樂台，數十名青少年正在跳舞，他們穿著模仿美國搖滾視頻的服裝。一首電子流行歌曲的背景音樂歌詞唱道：“我們開始吧，我們開始吧！這是天堂裏的革命！”
這一天是五一勞動節，是很多國家的傳統節日。但是今天，青少年慶祝的是冬天的結束。他們對政治一點也不關心。伊爾庫茨克的西伯利亞青少年調情、嬉鬧、昂首闊步—世界各地的青少年都是如此—其中一個穿著一件正品耐克夾克衫和用美國國旗做的褲子，一條腿穿的是星星，另一條腿穿的是紅白相間的條紋。
他們是不受蘇聯社會限製的第一代青少年，看起來很健康。但按他們父母的話來說，在他們年輕的外表下隱藏著上一代遺留下來的癌症、基因突變、免疫缺陷疾病等定時炸彈。他們說，這些年輕人是被損壞的物品，在自然環境與厭世社會環境的雙重破壞下，他們的基因水平就被削弱了。
“俄羅斯的基因庫已經被摧毀。”伊爾庫茨克聯邦醫科大學的院長阿斯克德·邁博羅達博士解釋道，“我們被削弱了，基因被破壞了……你不能對俄羅斯人民期望太多—不要對我們要求太多。”
這是一種不和諧的觀點。但從華沙到薩哈林，許多醫生和家長都認同這種觀點，他們認為切爾諾貝利綜合征是大規模精神綜合征的一個例子。從蘇聯各小城市的醫生到該地區最繁華城市的醫學專家，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一觀點是基於事實還是基於全地區的無助感所引發的恐懼。
當然，坊間有強有力的證據表明，癌症與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之間存在關聯。還有同樣有力的坊間證據表明，在諾裏爾斯克和摩爾曼斯克這樣的主要礦業中心，對土地的無限開采導致了當地癌症、心血管疾病等發病率的上升。
但是，很少有專業的、計劃周密的普通人口研究能夠從曆史或科學的角度來看待這些聯係。事實上，在蘇聯時期，大多數重要的工業中心、核電站和軍事設施甚至不顯示在官方地圖上，大約70座城市被完全列為國家機密，它們的名字都受到克格勃的監護。在另外60多座生產化學武器的城市，公開任何有關當地汙染的科學信息都是違法的。同樣，研究蘇聯核電或武器工業對環境的影響，甚至提出“將核廢料傾倒在哪裏”這樣的問題都是違法的。38
因此，在1991年以前，蘇聯沒有合法的毒理學、環境科學、人類環境流行病學或腫瘤流行病學的學術部門，沒有受過訓練的科學家能夠篩選證據、區分事實和假象。
蘇聯政府第一次試圖解決汙染問題是在1988年。當時的蘇聯領導人是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他在對全國發表的令人震驚的講話中說，有5000萬蘇聯公民生活在102座城市，這些城市的空氣汙染超過了蘇聯健康標準的10倍以上。
從那以後的幾年裏，葉利欽政府認定，僅俄羅斯就至少有200座城市由於有毒的空氣和（或）水的汙染而對“人類健康構成了生態危險”。
這些可怕的生態真相，直到1994年俄羅斯頒布《國家保密法》—其中第7條要求公布過期的環境數據—才開始被真正揭露出來。
結果整個地區都發出了驚恐的喘息聲，醫務人員也借此把所有的公共衛生危機—甚至是令人震驚的地區人口統計數據—都歸咎於汙染和輻射。
切爾諾貝利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誰也不知道暴露在切爾諾貝利核熔毀下的精確人數，大多數莫斯科的官方數字是不到1萬人死亡，然而烏克蘭人說，他們有3400多萬同胞暴露在輻射之下。從1986年4月26日當天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的細節，到後來有多少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俄羅斯人和摩爾達維亞人因此染病—沒有一個準確的答案。
“爆炸發生多年後，醫生會告訴家長，他們孩子的每一種疾病都與切爾諾貝利事件有關，”精神病學家塞緬·格魯茲曼解釋說。他是烏克蘭-美國聯合研究切爾諾貝利相關兒童健康項目的成員，“但事實並非如此。這隻是對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時我們聽到的所有謊言的一種誇大反應。”
1986年4月26日發生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災難，被列為曆史上最大的民用核汙染事件。放射性物質覆蓋了烏克蘭1700萬英畝（約688公頃）的土地，然後向西北方向移動，覆蓋了白俄羅斯、聖彼得堡和俄羅斯西部、波蘭東部、德國東部、波羅的海國家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
當然，受災最嚴重的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周圍30千米的圓形區域，這裏至今仍被官方稱為異化地帶。
在21世紀初，這個隔離區被安全警戒線包圍著，除了切爾諾貝利的員工和政府批準的訪客外，其他人都無法進入。這裏猶如鬼城。1986年4月，超過13.5萬名原住居民逃離家園，再也沒有回來，床單仍晾在晾衣繩上。11年後，床單布片在風中飄動，證明這裏曾有人類居住過。曾經耕種過的田地已經荒蕪了，小鬆樹像野草一樣從馬鈴薯地裏長出來。
在切爾諾貝利附近，30米高的鋼鐵建築看起來就像《帝國反擊戰》中的帝國軍隊巨型坦克，鏽跡斑斑地矗立在原地。建築的牆根長滿了野草，曾經是鋼鐵起重機功能部件的鋼索和滑輪在風中搖擺著，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音。地麵是棕色的，樹木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