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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裏皮亞季曾經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主要工作場所，在發生爆炸11年後，這裏除了幾隻黑烏鴉和三名懶洋洋地吸著煙的烏克蘭軍隊警衛外，已是一片空曠。在普裏皮亞季，除了烏鴉的叫聲，唯一的聲音是核電站反應堆發出的模糊的嗡嗡聲。
切爾諾貝利信息官員米哈伊爾·博格多諾夫說，“被邊緣化的工人采取抗議行動的風險正在增加，盡管（烏克蘭）立法機構現在禁止員工罷工，但我認為不搗亂幾乎是不可能的。很難想象一個正常、有理智的人，會願意做對身體有害的事情。但是，他當然會為家人、孩子的開銷著急，你可以說那不是應有的態度。”博格多諾夫聳聳肩膀說。
6252名切爾諾貝利工人每天在進入大樓時，都會經過一座巨大的銀製列寧半身像，然後出示安全通行證，並通過金屬探測器。表情嚴肅的核能工作人員幾乎從不說話，也沒有情緒波動。來訪者不允許和切爾諾貝利設施內的工作人員或在隔離區內發現的其他人交談。
工人們知道，烏克蘭時任總統列昂尼德·庫奇馬當時為了取悅未來的北約盟友，已經同意在2000年之前關閉切爾諾貝利的所有反應堆，加固目前罩住受損反應堆的混凝土石棺39，並從其他反應堆中移除核芯。但到了2000年，核電站還是沒被棄用，列昂尼德·庫奇馬稱，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工作人員患了癌症，因此沒有理由立即關閉核電站。
“我的朋友在事故發生前就在這裏工作了，他現在仍然很健康。”切爾諾貝利生態服務中心主任、生物學家鮑裏斯·奧斯柯爾科夫用一口蹩腳的英語輕貓淡寫地說，“人們擔心發生癌症以及和輻射相關的其他長期影響，擔心免疫力下降和發病率增加—這些都沒有可靠的數據證明……造成發病率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事故應激的心理效應。當然，這種心理效應確實發生了，但這些病與生理因素無關。”
金發、蓄著山羊胡子的奧斯柯爾科夫認為，自1986年以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數百名工人所提出的疾病和傷殘索賠，隻不過是為了提前獲得養老金和病假工資的伎倆。雖然從隔離區獵殺野豬或采摘野生蘑菇是違法的，但奧斯柯爾科夫堅持認為，該地區的食物、水、土壤和空氣現在是完全安全的。他手下的工作人員在報告中也這麽寫，所以烏克蘭政府放鬆了對隔離區的監管，允許大約1000人回到外圍地區。
但是俄羅斯塞弗特索夫生態與環境問題研究所的科學家們測量了異化帶內以及俄羅斯和白俄羅斯東北100千米以外村莊的表層土壤樣本，他們發現伽馬射線達到每小時100到320微倫琴。40根據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的資料，這是紐約長島土壤輻射量的14到46倍，而這裏離美國核研究設施很近。
1996年，俄羅斯環境政策中心—位於莫斯科的獨立科學組織，公布了從布良斯克和白俄羅斯東部收集到的放射性汙染植物和野生動物細胞突變的有力證據。
烏克蘭物理學家瓦列裏·庫哈爾坦然承認，切爾諾貝利的生態環境將不再和從前一樣。大量研究表明，在1986年的放射性災難之後，動植物的生物多樣性的總體程度沒有改變，但是動植物種群的相對規模以及生態的總體平衡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在事故發生10年後，在土壤樣本中發現的鈈同位素的濃度，超過了1960年進行的所有核武器試驗產生的鈈同位素濃度的總和，某些樣本的數值甚至是總和數值的89倍。41
無脊椎昆蟲在輻射中大量死亡，一些蜘蛛和蠕蟲的種類接近當地的滅絕水平。
小型哺乳動物，如田鼠、大鼠和小鼠，種群數量最初下降，然後恢複到1986年以前的水平。但這些動物食用的堅果和植物種子具有放射性，有證據表明樹木和其他大型植物的光合速率下降，導致其生長受阻。
本地魚類受到放射性核素銫137的高度汙染，有幾種魚類出現異常生長的跡象。青蛙和其他兩棲動物也表現出類似的輻射誘發的異常，它們的免疫係統—淋巴細胞和中性粒細胞—的水平似乎減弱了。
對動植物染色體的研究發現，突變率不斷上升。突變率與任何特定部位的輻射量完全相關，這驗證了毒理學家所說的劑量-反應曲線。
但切爾諾貝利的奧斯柯爾科夫堅稱：“所有的一切，所有的放射性塵埃現在都已沉在海底，不會造成任何問題。現在測量到輻射量是10-11立方米/升的水平，所以我告訴你，這不是問題。”
精神病學家塞緬·格魯茲曼是一名烏克蘭猶太人，他研究了切爾諾貝利事件的區域性社會心理反應。他說，人們在某種程度上患上了切爾諾貝利疑病症，這完全是核當局的責任。
“前（蘇聯）衛生部說：‘一定量的輻射對你有好處。’缺乏準確的信息會導致焦慮，這是很自然的。”
格魯茲曼回憶說，事故發生後多年，戈爾巴喬夫蘇維埃政權拒絕將改革開放擴大到切爾諾貝利，否認有可能對健康造成廣泛的有害影響。那些表示擔心切爾諾貝利的致命同位素正在傷害他們的人被認為是“放射恐懼症”，這意味著他們遭受了精神性的恐嚇，對由輻射引起的創傷事件感到驚恐萬分。
“但是，自蘇聯解體以來，”格魯茲曼繼續說道，“醫學專家同樣也在大聲疾呼：‘一切都太可怕了！走在街上的人們快死了。’當然，這些醫生可以獲得西方的資助和旅行。”
無論是“放射恐懼症”還是“切爾諾貝利綜合征”，都在1986年切爾諾貝利事件後席卷了蘇聯和東方集團國家，並日益增長，影響著這些地區的成年人對待自己和孩子健康的態度。
例如，在新西伯利亞第三兒童傳染病醫院，主治醫生納塔利婭·尼基弗洛娃確信，在她診治下的西伯利亞兒童患有因環境汙染而引起的免疫紊亂。這家醫院距離西伯利亞市有30分鍾車程。盡管她根本沒有白細胞的數據來證明這一點，但尼基福洛娃的工作人員在1997年對患病兒童的照顧方式已經和1987年時不同了。由馴鹿角和杜鵑花製成的西伯利亞草藥代替了抗生素，將動物胸腺搗碎並注射到兒童體內。她說，在某些情況下，人們會避免接種疫苗，因為西伯利亞的孩子身體太弱，無法耐受這些為更強壯的孩子所準備的藥物。盡管沒有什麽科學證據支持，但這種觀點已被廣泛接受，相隔6000千米的醫生和父母對此幾乎一致讚同。在各地發生的這種被定罪為世代破壞性的災難事件中，唯一不同的是1986年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件的始作俑者：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他們認為罪魁禍首是可怕的工業汙染；在東歐，他們認為是蘇聯式的采礦和製造中心造成的；在莫斯科，他們又指責是空氣和水損害了他們孩子的生命和健康。
汙染是不可否認的。無論是生理上還是審美上，它都刺激著我們的感官。從西方人的角度來看，蘇聯式的工業讓人想起好萊塢科幻小說中的後末世社會，充斥著汙染嚴重的灰暗天空、灰色地帶和笨重的鋼筋混凝土結構。也許這讓人想起19世紀80年代的美國匹茲堡、工業革命時代的倫敦，或者二戰期間軍事生產時期的德國魯爾山穀，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所有階段中，為了維持巨大的生產力和利潤而犧牲了人類的健康、美學和環境。蘇聯的規劃者們顯然相信兩個原則：偉大和功利主義，人類健康和美學的美好之處被忽略了。在工業汙穢中長大的持不同政見的俄羅斯詩人伊琳娜·拉圖申斯卡婭寫道：“我們必須知道為什麽這條河變黑了呢。”42
不可否認的是，環境的破壞會對感官有影響。但它會殺人嗎？化學和放射性威脅真的存在嗎？是否至少應對蘇聯地區人民健康的惡化承擔部分責任？
“問題不僅在於程度和覆蓋範圍，還在於環境和健康信息的質量，”費什巴赫寫道，43“比如，許多專家得出結論，有關空氣汙染的統計數據比實際數據低30%到50%……共產主義或許已死，但列寧的‘統計不是學術的，而是實用的’的名言卻流傳至今。對於數據信息的索取，政府機構通常的反應是掩蓋可能令人尷尬或代價高昂的信息。”
1986年，居住在距離核電站30多千米以外的居民是否因為受到切爾諾貝利輻射而廣泛患病？10年後，生活在蘇聯西部地區的孩子們發現自己的健康狀況不佳，是否也是受此影響？
癌症確實是個問題。雖然該國癌症發病率普遍低於西方國家，但癌症高發地區遍布前東歐集團和蘇聯。例如，在西伯利亞的工業區，成人白血病的發病率幾乎是西歐的2倍（每年每10萬西伯利亞人有15例白血病，而歐洲是8例）。44霍奇金病的發病率大約也是歐洲的2倍。45
“我們看到了血液腫瘤學問題—白血病和淋巴瘤，尤其在兒童中，有明顯的上升趨勢。”公共衛生委員會副主席塔季揚娜·博伊科博士說。從1992年到1996年，成人癌症確診率增加了130%。461996年，伊爾庫茨克14歲以下兒童癌症確診率為247.5/10萬人，是美國兒童癌症確診率的近15倍。
對博伊科而言，罪魁禍首顯然是“生態災難—畢竟，在這個地區，汙染物的實際濃度比標準允許濃度高出許多倍”。
俄羅斯衛生部的官方數據47顯示，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裏，俄羅斯被診斷出患有癌症的兒童和成年人的數量一直在緩慢而穩定地增長。從1993年到1995年，兒童癌症發病率上升了14%，成人癌症發病率上升了6%。
物理學家瓦列裏·庫卡的研究顯示，烏克蘭的成人和兒童癌症發病率也在上升，從1988年的每10萬人中有300人罹患癌症上升到1994年的每10萬人中有410人。
“但問題是，自1990年以來，所有健康指標都表明烏克蘭的情況正在惡化。”庫卡說。傳染病、心髒病、外傷、中毒、意外事故……所有疾病都在增加。
“所有這些數字—包括癌症患病率的上升—可能是環境惡化的結果，也可能是心理壓力和經濟、政治不穩定的結果。”庫卡堅持說。他用潰瘍的例子來說明他的觀點：如果一個人於1999年在基輔得了消化性潰瘍，那麽是因為失業的壓力、飲食質量下降、近期獲得的細菌感染，還是因為攝入了切爾諾貝利地區生長的放射性食品呢？
“我們可以絕對肯定的一件事是，甲狀腺癌是切爾諾貝利事件的後果。”庫卡說。
就連莫斯科最保守的官員，以及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目前的運營者也一致認為，自事故發生以來，因輻射而導致的甲狀腺癌，特別是兒童甲狀腺癌的發病率顯著上升。到1998年，烏克蘭兒童甲狀腺癌的發病率比事故前高出52倍；在受輻射影響最嚴重的白俄羅斯，是1986年水平的113倍。48在20世紀末，切爾諾貝利地區在甲狀腺癌方麵居世界首位，每3700名當地居民中就有一人被診斷出患有甲狀腺癌，是1986年以前的500倍。49兒童各種甲狀腺疾病的發病率均遠高於正常水平。到1997年年底，白俄羅斯有1.5萬例兒童甲狀腺疾病確診病例，烏克蘭有5萬例。在事故發生8年後，19.5%的白俄羅斯兒童在輻射中產生了甲狀腺抗體，而生活在未受輻射地區的白俄羅斯兒童中隻有3.8%產生了這種抗體。50
烏克蘭當局估計，在事故發生時，有70萬名14歲以下的兒童受到切爾諾貝利輻射，1998年有336107名兒童生活在受輻射汙染的地區。精神病學家塞米恩的兄弟丹尼爾·格魯茲曼博士和他在基輔的卡維茨基病理研究所的分子生物學家團隊，使用複雜的免疫學方法研究了其中一些兒童，以尋找出現白血病、淋巴瘤以及在廣島核彈受害者中所出現的其他疾病的跡象。研究小組發現，在7250名切爾諾貝利事故受害者中，有1275名兒童患有各種血液疾病，如白細胞減少症和血小板減少症。在這些兒童中，有一半人的白細胞有明顯的變化，尤其是T淋巴細胞。51格魯茲曼在這些兒童的T細胞中看到了變化，而在沒有受到事故影響的烏克蘭其他地區的對照組兒童的T細胞中，沒有發現類似變化。而這些變化與癌症患者的某些淋巴細胞的變化相關聯。
格魯茲曼對那些在事故發生後9個月內出生的孩子的研究結果也許更令人不安，這些孩子的母親在孕期明顯暴露於切爾諾貝利的輻射下，她們的孩子出生後有一半以上出現了淋巴細胞異常。
“我們還在清潔工人中看到了40例白血病患者，”在切爾諾貝利核事件發生後不久，白發蒼蒼的格魯茲曼在寒冷的基輔實驗室裏解釋道，“因此，在未來幾年，我們可能會看到乳腺癌、肺癌和中樞神經係統腫瘤的增加。”
但在1996年，烏克蘭生物物理研究所召開了一次所謂的放射生物學家會議，其中大多數人來自莫斯科。該論壇發表了一份聲明，結論是：除了已觀察到的甲狀腺癌病例，切爾諾貝利事件根本沒有造成長期的有害影響。他們認為這並不稀奇，因為人類可以忍受70雷姆的輻射。然而，根據美國年平均輻射暴露量計算，一個普通美國人需要1.9萬年才能接受到這麽大劑量的輻射。
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進行了一項大規模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在輻射區域，兒童白血病的發病率比烏克蘭未暴露於切爾諾貝利輻射的部分地區高出50%；輻射區域每10萬人中有37.7例，對照區域每10萬人中有25.4例。52
值得注意的是，在輻射區域的居民中，沒有出生缺陷、其他類型癌症、流產數量增加或不孕症增加的證據，也沒有證據表明輻射對人類免疫係統引起了廣泛損害。
但還是有很多擔憂。調查顯示：在事故發生10年後，居住在輻射區域的成年人中，有多達一半仍在服用鎮靜劑。53他們陷入對信息和未來的兩極分化矛盾中。一個極端觀點來自烏克蘭政府：它告訴他們，在核反應堆幾乎熔毀後的第一個10年裏，已經有12.5萬公民死亡，他們都是未知輻射損傷的受害者；另一種極端的觀點是，科學研究人員認為，隻有少數經證實的死亡已經或將會發生，所有這些死亡都發生在事故覆蓋範圍內，或發生在順風區域患上甲狀腺癌的兒童中。54
關於切爾諾貝利輻射的辯論在整個地區都有響應，因為蘇聯國家的居民了解到，核廢料隻是被傾倒在當地的湖泊、海洋和垃圾堆裏；醜陋的“工廠”實際上是秘密的核設施；核潛艇在波羅的海海底被廢棄；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裏，蘇聯的工程師們進行了危險的放射性實驗，留下的殘餘物在幾千年裏仍會釋放出輻射。
受到指控的物理學家阿列克謝·亞布洛科夫說，所有這些地點都造成了整個地區的巨大放射性汙染，尤其是在他深愛的俄羅斯。作為葉利欽總統的環境顧問，亞布洛科夫對那些長期保密的恐怖事件記錄文件了如指掌。1992年，亞布洛科夫掉了一顆牙齒，出於好奇，對它進行了輻射測試。他驚訝地發現，那顆牙齒具有高放射性，出現幾種不同同位素的痕跡。為了弄清楚輻射來自哪裏，亞布洛科夫敦促他在莫斯科實驗室的同事進行測試：所有人都得到了同樣令人不安的結果。最後，亞布洛科夫找到了一些文件，證明了他的實驗室以及莫斯科的許多其他建築都是用混凝土建造的，其中一部分是由蘇聯核設施產生的廢料製成的。
在為葉利欽服務3年後，亞布洛科夫因對變革遇到的障礙感到絕望而辭職。1995年之後，他在體製外工作，擔任俄羅斯環境政策獨立中心的主席。他說：“你們的社會希望得到保護，但我們這個社會還不成熟……我們的政府沒有資金來對抗汙染。每一個有關新災難事件的信息報出來都意味著需要更多的錢，所以我們的政府不想要這些信息。”
俄羅斯政府製定了一個“肮髒城市”計劃—大致相當於美國“有毒廢物清理超級基金”。大約有30座城市被政府認定為俄羅斯“最髒”的城市，這使得莫斯科能夠籌集到的用於生態研究和清潔的微薄資金，會最優先考慮用於這些俄羅斯“最髒”的城市。此外，俄羅斯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將200座城市列為“對人類健康構成生態威脅”的城市，原因是有毒的空氣和（或）水的汙染。
莫斯科人口與人類生態研究中心的鮑裏斯·裏維奇博士是專家小組的成員，該小組決定哪些城市應該獲得這一“肮髒”的“殊榮”，以及應該采取何種科學幹預措施。文件的解密和數據的積累，證實了蘇聯的汙染程度是如此嚴重，以至於裏維奇和他的同事們根本難以解讀它對人類健康的影響。
裏維奇感歎：“所以我們想解決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列出俄羅斯最危險的汙染物。哪裏的汙染（環境）問題最嚴重？具體問題是什麽？我們難以分清輕重緩急。”
裏維奇說，這些努力不僅受到資金的阻礙，還受到蘇聯時代可怕的統計數據和缺乏經驗豐富流行病學家的影響。裏維奇堅持認為，關於出生缺陷、兒童哮喘、兒童畸形甚至兒童癌症發病率的舊數據庫“幾乎毫無用處”。
“當他們試圖把（任何事情）與環境聯係起來時，他們會說：‘胎兒畸形的數量上升了。’我們會說，‘以前沒有任何統計數據！’”這些信息在十年前沒有被正確地統計。而且，由於研究環境對健康損害的各個方麵都觸痛了蘇聯軍事和工業規劃人員的神經，在1991年之前，科學家們還沒有愚蠢到涉足這個領域的研究。
西伯利亞貝加爾湖地區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完美的例證。這個湖本身就是國家的瑰寶，其規模和風景都是罕見的。貝加爾湖深1.6千米，長636千米，供應著全世界1/5的清澈淡水。冬天的時候，這個大於比利時國土麵積的湖會結冰，湖麵上的冰層有一米多厚。冬季時冰塊非常堅固，以至於二戰期間，蘇聯軍隊驚訝於日本軍隊竟越過貝加爾湖進入了西伯利亞。貝加爾湖被稱為“西伯利亞明珠”，在俄羅斯文化中占有特殊而珍貴的地位。
安加爾斯克周圍的針葉林被酸雨侵蝕了。沒有了灌木和綠色植物為垂死的樹木提供保護床，樹幹上覆蓋著黑色的汙物，越來越多，不僅在樹幹上，還覆蓋了樹枝和葉芽。樹木被汙染的重負壓彎了，傾斜成令人傷心的角度，最終倒下了。
當人走進這座城市時會發現，天空變了，藍色消失了，變成了灰色，彌漫著薄霧，日落時則是一片朱紅。
這座城市被煉油廠和能源生產工廠包圍著。巨大的鏽跡斑斑的輸油管在這片土地上縱橫交錯著，將石油產品從一家工廠運送到另一家工廠。
人口28萬的安加爾斯克市中心被街道一分為二，就像蘇聯的每個城市一樣，街道都是以卡爾·馬克思和弗拉基米爾·列寧的名字命名的。在必不可少的列寧雕像旁邊有一個標誌：“於勝利中誕生的安加斯克城！”從標誌後麵傳來了美國迪斯科音樂。安加爾斯克的街道兩旁是一排排混凝土公寓樓，每一棟都一模一樣，營造出一種視覺麻木的景觀。在20世紀90年代，這很難理解，但在30年前，當共青團誌願者在安加爾斯克建造公寓和工廠時，能夠在這座城市生活和工作是一項巨大的榮譽。
城市周邊到處都是碩大的鋼鐵廠和工廠，大多數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或之後不久建的。當一些地下管道泄漏時，地麵到處在冒煙或者燃燒，泄露的內容物在寒冷的西伯利亞空氣中自燃。到處都是廢棄的機器、油桶、化學容器和垃圾。莫托洛娃說，這裏的空氣質量經常超過俄羅斯所有的空氣汙染標準，土壤也被重金屬和鉛嚴重汙染。
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城市的每個人都與化工或石油工業有關。所有的工廠都將廢物傾倒在冰冷又湍急的安加拉河中，將汙染物帶到了整個西伯利亞，莫托洛娃介紹說。
1973年，當莫托洛娃搬到安加斯克時，她發現這座城市受到了嚴重的汙染，作為一名環境健康科學家，她一直忙著穿梭於工廠和汙染場所之間。
“我在70年代受到的汙染劑量足以影響我的身體，”莫托洛娃說。盡管隻有40多歲，藍眼睛的莫托洛娃卻沉重地倚靠在一根拐杖上，艱難地移動著，路上的行人也都願意幫忙，“因為我參觀過很多被汙染的地方，我得了一種罕見的疾病。我的中樞神經係統出了問題。”
莫托洛娃患有網織細胞增多症，這是一種嚴重的、罕見的免疫係統疾病，預後不佳，甚至可能致命。這種綜合征通常出現在老年婦女身上，其病因尚不清楚。她堅持說：“我去過的那些糟糕的地方讓我患上了這種病。”
當莫托洛娃帶著她的訪客參觀這個不堪入目的城市時，她緊張地避免與路過的行人和車上的乘客有眼神接觸。隨著這些過時的工廠破產，蘇聯所有老工業城市的失業率都在上升。人民憤怒了，他們憎恨任何可能使他們的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的外部調查—即便是為了改善民眾的健康。
到20世紀90年代末，曾是無產階級國家明星城市的安加斯克和西伯利亞的其他數十個工業城市成了公眾健康擔憂的焦點。在最令人恐懼的地方中，最受人矚目的是諾裏爾斯克，它是地球上汙染最嚴重的地方。
從空中俯瞰，西伯利亞北部冰天雪地，皚皚白雪中點綴著一片片茂密的鬆林，呈現出一幅令人驚歎的景象，直到飛機靠近諾裏爾斯克。
一股巧克力棕色的氣流盤旋在城市上空，周圍有一圈直徑約80千米的區域。從空中看，白色的風景呈現出一種暗沉的、灰綠色的色調，甚至有些地方的雪是烏黑的。這是一個被毀壞的地區—那些煙囪每年噴出204.1萬噸的固體顆粒物。
當這些顆粒物飄落下來接觸到人體時，會出現三種引起警覺的感官變化：嘴裏的金屬味，讓人想起吮吸硬幣的感覺；喉嚨後部的燒灼感，會反射性地引起喉部和食道的緊縮；眼睫毛上的沙礫很快就會聚集起來，在眼瞼上形成硬塊，而眼睛不習慣異物，會不停地流淚。
歡迎來到地球上汙染最嚴重的地方，諾裏爾斯克，位於北極圈向北200千米處，這裏一年有四個月沒有陽光，人口約28萬。
諾裏爾斯克一度是蘇聯的搖錢樹，擁有全球逾1/3的鎳儲量、1/5的鉑儲量、1/2的鈀儲量，以及各占10%的銅和鈷儲量。它有豐富的高級煤，是僅次於南非的世界第二大鑽石生產地區，並含有大量的黃金和紫水晶。56
但是，伴隨著這些天然財富甜頭的是沉重的代價：除了空氣中的顆粒物，該地區的采礦和加工作業產生了2800萬噸固體廢物，其中至少有1000萬噸按照俄羅斯政府的標準來說是有毒的。每年，每平方千米大約有5500噸的黑色固體顆粒落在諾裏爾斯克的大地上，給大地蓋上一層2.5厘米厚的木炭灰。據估計，諾裏爾斯克的工業廢水覆蓋了超過1萬平方米的北極地區。
汙染並沒有就此停止。諾裏爾斯克每年向地球大氣層排放令人震驚的汙物量，包括210萬噸二氧化硫、180萬噸銅氧化物、1200噸鎳、1010萬噸一氧化碳、1900萬噸氮氧化物、4370萬噸鉛、3000萬噸的硫化氫、10萬噸硫酸和0.3萬噸氯代烴。57
風把有毒的充滿重金屬的灰塵—30%的鐵氧化物—吹到城市周圍的黑渣山上，形成可見的雲。當沒有風的時候，比如在隆冬，汙染物就像一件又髒又濕的羊毛大衣一樣，沉重地籠罩著這個沒有陽光的城市。58
在這座城市主要的林蔭大道—列寧斯基遠景大道上，周日晚間的行人絡繹不絕。人們穿著貂皮大衣，戴著帽子，沿著林蔭大道散步，走過17個街區，然後轉過身來。在這條頗受歡迎的人行道上，他們穿著最漂亮的衣服，許多婦女在嬰兒車後散步，穿著高跟鞋小心翼翼，以免摔倒在結冰的人行道上；人們用皮帶牽著純種狗；孩子們漫不經心地把足球扔來扔去，就像他們緩慢漫步的父母一樣；成群的朋友相互問候，談論天氣、孩子的成績、彼此的衣著，也許還有運動。
更引人注目的是，這些在諾裏爾斯克街頭散步的人似乎沒有意識到，他們每走一步，他們的腳就會踩進幾厘米厚的黑色金屬垃圾中。行人踩在工業廢料上，發出“嘎吱嘎吱”的刺耳聲音。他們的貂皮大衣和寵物隨著他們的活動而變黑，積累了碳、鐵、銅、鉛、鎳和其他汙染物層。人行道的兩邊都立著一排排的黑雪，諾裏爾斯克的居民似乎也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唯一讓那些反對憲法的人惱火的是最近在人行道上出現的金屬售貨亭，這迫使人們偶爾繞道而行。出售各種商品的售貨亭意味著，資本主義已經來到了諾裏爾斯克。
毫無疑問，諾裏爾斯克有著蘇聯舊貴族的印記，他們稱之為“雪中珍珠”。盡管沙皇彼得大帝在18世紀50年代就知道了諾裏爾斯克驚人的礦產財富，但這座城市直到1935年才被斯大林下令建設而落成。在此之前，該地區居住著遊牧的薩滿教部落—埃文斯、通古斯、恩加那桑、多爾幹和涅涅茨—他們在泰梅爾半島上放牧馴鹿、捕捉魚類和動物。
1939年至1953年，奴隸勞工在北極荒原辛勤勞作，建立了莫斯科權貴階層夢想的“珍珠”，他們大多數人因涉嫌違反意識形態的行為或思想而被拘留。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