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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對優先解決事項進行排序。1992年，印度的軍費開支是醫療費用的20倍。十年來，印度秘密地進行了大規模的、耗資巨大的核武器研製工作。公共衛生部門是所有主要支出類別中排名最低的。排在它前麵的是教育，印度的教育水平非常低，隻有50%的成年男性和不到1/3的女性能夠上學，這不僅使印度的識字率低於全球平均水平，也低於地球上最貧窮國家的平均水平。15
1994年，將近1/4的印度兒童沒有完成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推薦的疫苗接種，嬰兒死亡率是歐美的10倍多，平均期望壽命是59歲，年出生死亡比約為3∶1，使得這個國家的人**炸情況持續到了21世紀。16
與此同時，印度渴望迅速走向自由的市場經濟，擺脫以前由國家管理的社會主義經濟，包括醫療衛生在內的許多部門被私有化。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超過75%的醫療服務由個體醫生提供，基本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正在迅速消失。
印度衛生獨立醫療委員會主席阿洛克·穆科帕德哈耶說：“我們沒有向前邁進，迎接新的衛生挑戰，相反，我們正在倒退。”他注意到印度的公共衛生處於一種“漸進但必然衰退”的狀態。17
在這樣的背景下，再加上地震和強降雨，9月中旬，馬哈拉施特拉邦的主要官員薩倫克和比德，以及拉圖爾當地的衛生官員都在努力控製腺鼠疫的流行。一項調查顯示，拉圖爾鼠的數量增加了20倍，在奧斯馬納巴德也發現了類似的齧齒動物數量激增。通過對當地檔案的梳理發現，有人在8月5日就提交了第一個關於跳蚤泛濫的投訴，但沒有得到重視，而第一個人感染鼠疫病例發生在8月26日。更令人不安的是向媒體公布的國家鼠疫數據：盡管印度在1966年至1988年間沒有發現人感染鼠疫病例，但耶爾森菌在1989年卷土重來，出現了3例人感染鼠疫病例，1991年有50例，1992年全國有135例。
基於印度有鼠疫的曆史，病例上升趨勢被忽視似乎是一個重大失誤。1895年，加爾各答暴發了瘟疫，後來蔓延至印度各地肆虐，直到1918年，超過1000萬人死亡。18在那之後，耶爾森菌在印度流行了50年，在1919年至1968年間奪去了250多萬人的生命。
然而，各邦政府多年來都忽視了鼠疫監測。在馬哈拉施特拉邦暴發疫情之際，官員們繼續淡化事情的嚴重性，向媒體宣告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隻有一個關鍵人物的頭腦保持著清醒，他就是遠在班加羅爾的鼠疫監測中心的薩瑪勒·比斯瓦斯博士。他在調查了馬哈拉施特拉邦比德地區的情況後說道：“那裏的條件非常容易引發肺鼠疫的流行。”然而他的警告被忽略了。
彼時，馬哈拉施特拉邦的6個地區已經確診了317例腺鼠疫病例。盡管包括印度衛生部部長尚卡拉納德在內的官員們仍然堅持認為“沒有必要擔心”，但孟買的報紙卻開始指責馬哈拉施特拉邦沙拉德·帕瓦爾省長領導下的政府疏於管理。
馬哈拉施特拉邦的薩倫克堅持聲稱：“既然事情已經發生了，就不要擔心。這不是中世紀，我們有琳琅滿目的抗生素，我們有農藥，我們有監測。我向你保證，馬哈拉施特拉邦不會有一個人死亡，不會的。”
但是鼠疫已經蔓延開來，並正在悄悄地席卷西北600千米外的蘇拉特，造成致命的影響。
肮髒的蘇拉特在1994年的強降雨中搖搖欲墜。連續87天的大雨傾盆而下，降雨量達到了205.7厘米。塔普提河暴漲，洪水越過河岸，淹沒了城市裏的貧民區。臭氣熏天的威德路邊，是蘇拉特最惡劣的貧民窟，塔普提河的洪水漲勢凶猛，8月底淹到了屋頂。成千上萬的蘇拉特人在8月初逃離，在城市裏沒被水淹的地區尋找住處。當時，常常能看到十來個人擠在隻能容納四個人居住的小屋裏，或者看到農民工睡在他們白天辛勤勞作的織布機和鑽石拋光機之間的地板上。
即使在旱季，威德路的路況也是非常糟糕的。這裏的大多數居民都是外來務工人員，其中10%到20%來自馬哈拉施特拉邦的比德和拉圖爾地區。他們擠在房間裏住著，150個人共用一個廁所，下水道是露天的，臭氣熏天。
8月是雨季，塔普提河的洪水直到9月上旬才從威德路退去。仿佛是為了驗證象神的奇跡，9月10日雨停了，塔普提河的水退到河堤以下，蘇拉特的泥土在9月15日開始變幹。恰逢象神節的到來，為洪水退去的狂歡慶祝更添一樁喜事。
象神甘尼什，象征著對逆境的不屈服，是窮人和弱勢群體最崇拜的英雄之一。傳說甘尼什幼年與母親失散多年，幾經周折終於與母親團聚，不禁上前擁抱親吻她，被繼父看到產生了誤解，繼父勃然大怒，抓起劍，砍下了甘尼什的頭。
“你做了什麽！”母親叫道，“你殺了我的兒子！”
羞愧難當的繼父瘋狂地尋找讓甘尼什起死回生的方法。他看到一頭路過的大象，砍下了它的頭，把它放在了甘尼什的脖子上。從此，甘尼什成為最偉大的印度神之一，象征著歡樂、財富和對貧苦大眾的悲憫。
按照習俗，9月18日是人們歡度象神節的日子。鄰裏之間相互競爭，每家每戶都試圖讓自家的象頭雕像超越對方。人們抬著這些雕像載歌載舞，遊行數小時後，就會把它們扔進塔普提河。
數周的強降雨讓塔普提河的大部分河堤變得不穩定，平時分散的民眾在節日當天的遊行中聚集起來，擁擠在狹小的空間裏。他們高舉著象神，象神的四臂和象鼻向群眾揮手。
遊行人群中至少有一個來自馬哈拉施特拉邦的人。有個鼠疫攜帶者，他的感染沒有被治愈，細菌進入了他的肺部，他一邊慶祝一邊咳嗽。結果可想而知。
3天後，司儀普拉迪普·古普塔和他的工作人員一行7人由於發燒伴肺炎症狀在蘇拉特市立醫院急診室向醫生尋求幫助。
“到12點30分，我們發現有7人被收治，”三天後，疲憊不堪的古普塔回憶道，“兩個已經死了。他們都患有雙側肺炎，痰中有血。而且他們的病史很短—肯定不到4天。隨後其他人陸陸續續被收治，到星期四（9月22日）上午11點，我們醫院有13人被確診，其中7人死亡。”
第一波就診的這些病人全部來自威德路的貧民窟。
就在遙遠的馬哈拉施特拉邦馬馬拉村裏的矢下朗格染上腺鼠疫6周後，聯邦政府堅持聲稱印度隻有不到70人患了鼠疫，而且都是容易治療的那種。
古普塔是一位年輕、精力充沛的市立醫院的醫生，他敏銳地察覺到那些死者和垂死的病人可能是肺鼠疫的受害者，他隻從教科書上見過這種疾病。他把他的懷疑告訴了上級帕瑪爾醫生。帕瑪爾醫生在顯微鏡下觀察了死者的痰標本。作為蘇拉特醫學院的一名醫學教授，當市立醫院的醫生發現令人困惑的傳染病病例時，他通常是被谘詢的對象。
“我在9月20日確診了第1個病例，”帕瑪爾醫生回憶說，“這名病人因瘧疾突然發作而入院。我給病人做了X光檢查，結果顯示是雙側肺炎。我們將該病例視為肺鼠疫進行了治療，因為在比德地區報告了一些腺鼠疫病例。病人的症狀在6小時內進展迅速，他痰中有血，很快出現呼吸衰竭，並發雙側肺炎，所以我們懷疑是肺鼠疫。”
帕瑪爾醫生的首例患者是來自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名35歲移民工人。
“他在一家私立醫院做了X光檢查，”古普塔談到這位患者時說，“那是晚上8點，一切看起來完全正常。他在半夜突發高燒，一小時後照了X光片，我們看到了肺鼠疫的明顯跡象，病情發展迅猛，當天晚上他就去世了。表明病菌具有強毒性。”
“你害怕嗎？”一位訪客問道。
“當然！”古普塔大聲說，他的聲音被戴了3層的口罩掩蓋了，其中1層是用來保護工人免受化學品傷害的那種口罩。
“當然！”他重複道，渾身發抖。
9月20日，帕瑪爾和古普塔把他們的新上司，最近被任命為市立醫院醫療主管的迪沙·沙阿逼到了牆角。這個常年浸**在權力旋渦的中年人不敢怠慢，想親眼看看實驗室的檢查結果。在顯微鏡下檢查了病人的塗片樣本後，他說：“是的，看起來像肺鼠疫。”
沙阿下令將塗片送到新德裏的國家傳染病中心，並與當地政府取得聯係。但私下裏，令他感到困擾的是，蘇拉特的暴發似乎有些奇怪。第一，城裏沒有死於瘟疫的老鼠；第二，第一批病例都是成年男性；第三，早期沒有兒科病例，這些都與以往的經驗有所不同。
“太令人驚訝了，”沙阿告訴他的員工，“沒有通過老鼠，而是直接以肺炎的形式在這個城市裏傳播的。有從比德來的人嗎？有可能。”
“天哪，也許，”他打了個冷戰，繼續說，“耶爾森菌已經變異了。”
帕瑪爾教授還對蘇拉特此次疫情中出現的反常現象表示擔憂。他告訴沙阿，如果沒有該市137名私人醫生的幫助，“這場疫情將像野火一樣蔓延。這是黑死病。”
這些公立醫院的醫生得到了古吉拉特邦衛生廳廳長蘇巴什?謝拉德的全力支持，他們盡最大努力鎮定地傳播疫情暴發的消息，希望從古吉拉特邦的私人醫生那裏尋求幫助。
但接下來發生的事讓他們措手不及。
私人醫生們驚慌失措。80%的人逃離城市，關閉診所和醫院，拋棄病人。那些醫生眼裏的恐懼被民眾看到了，在文盲占絕大多數的低層老百姓中迅速流傳出即將有一場滅頂之災的流言。蘇拉特的中產階級則小心翼翼地收拾行囊，溜出了城。
隨後，9月22日，蘇拉蒂和孟買的報紙打出了醒目的頭條標題：“蘇拉特熱！”
“昨晚這裏發生了一場神秘的熱病，恐怕已有80多人死亡，”當天早上孟買報紙上一篇文章的開頭這樣寫道，“該市一位私人醫生馬亨德拉·甘地已經證實45人死亡，並表示死亡人數可能超過80人。”19
這隻是個開始，一係列被嚴重誇大的報道緊隨其後衝擊了世界媒體，其中大多數依賴於恐慌的私人醫生提供的信息。9月22日，在印度廣受歡迎的英國廣播公司（BBC）回應了這些報道，稱蘇拉特暴發了一場神秘且致命的傳染病。
全民大逃亡拉開了序幕。
在英國廣播公司播出這則消息後的半天時間裏，預計有10萬印度人登上火車，前往印度內陸的任何其他地方。蘇拉特就業率高，吸引了遠至孟加拉國、泰米爾納德邦、德裏、北方邦、旁遮普甚至尼泊爾的工人。現在他們匆忙逃回家園，可能還攜帶著可傳染的病菌。
9月23日，星期五，又有大約30萬用手帕包著臉的蘇拉特人在排隊等火車。彼時，市立醫院已經有31人死於肺鼠疫，病房裏擠滿了鼠疫患者。政府官員宣布蘇拉特為“鬼城”，包括古吉拉特邦和馬哈拉施特拉邦在內的5個邦進入突發公共衛生應急狀態。
印度各地的新聞報道鋪天蓋地，從《印度時報》當天平靜的頭條新聞（“疾病是有傳染性的，但可以治愈”），到《印度日報》聲稱超過250名蘇拉特人死亡，1萬人感染了鼠疫。一則報道稱，古吉拉特邦卡塔爾村已經有一半人死了，全都是鼠疫病人。還有一種說法是，“所有的蘇拉特人都被感染了”。
孟買陷入了瘋狂。大部分蘇拉特人都逃到了這座印度南部的阿拉伯海大都市，當地的廣播、電視和報紙上充斥著死老鼠和城裏居民的傳言：前一天晚上，在孟買郊區的博裏維利和達達爾，有8人死於鼠疫。
彼時，這場疫情唯一明顯的受害者就是真相本身。錯誤的信息、政府的搪塞和媒體的狂熱傳播比比皆是，以至於從喜馬拉雅山到果阿島的印度人幾乎都相信瘟疫就在他們中間。與狂熱的傳言相比，後來的現實令人失望地平淡無奇，大多數病人都躺在蘇拉特的市立醫院裏，至少一開始還是這樣。
但是印度聯邦政府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減緩蘇拉特的人口撤離，也沒有向陷入困境的市立醫院醫務人員提供任何具體的援助。在孟買那頭的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同樣缺乏明確的戰略對策。成群結隊的蘇拉特人從孟買的幾個火車站擁出，很快就消失在這個人口稠密的大都市的郊區和貧民窟裏。
印度獨特的醫學人文背景進一步助長了民眾歇斯底裏的恐慌情緒。在20世紀末，世界上很少有社會像印度那樣具有如此複雜的文化。外界看到的印度，就像一個洋蔥：一層一層剝開的過程中會讓你哀歎哭泣，但在剝到核心時，卻發現了另一個洋蔥。印度的各個宗教都要求其信徒做出無私的奉獻，這影響著他們生活的方方麵麵。印度的民主進程不得不避免讓任何特定的宗教觀點占據主導地位。若未能實現這種微妙的平衡，通常會導致大量暴力事件的發生。
醫學和健康，在西方傳統中，主要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這不僅需要理論從邏輯上證明，還需要實踐的驗證。人體是一套具體的由分子和組織構成的體係，疾病可以通過對宿主實施幹預被逆轉，這些幹預設法修複失靈的係統或消滅入侵的微生物。
西醫在印度被廣泛應用，印度醫學協會遵循著西醫的科學理論，這也大致反映了英國的專業標準。
但在印度法律下，在官方的、平等的基礎上，有阿育吠陀印度草藥、順勢療法、瑜伽及許多其他的傳統醫學，它們的本質通常是從精神的角度來看待人體及其疾病。1994年，在西醫的對抗療法下，四環素可以很容易治療鼠疫，但這類抗生素在阿育吠陀或其他古老的印度療法中幾乎或根本用不到。
由此造成的結果便是，幾乎任何人都可以“懸壺濟世”，宣稱自己是醫生，因而這個國家的醫療服務提供者隻是一群令人難以信服的怪人和利用他人的江湖騙子的混合體。在印度，超過75%的醫療服務是由“私人醫生”提供的，其中大多數人缺乏診治的嚴格培訓，他們很可能會為患者提供在西醫盛行國家被視為非法的治療。1994年，新的自由市場氛圍主導著醫療領域，這隻會加劇矛盾，使沒有任何正規醫學培訓的江湖郎中與花了10多年時間積極研究西醫的合法醫生形成了對立的兩派。
這種競爭非常激烈，其中最殘酷的競爭發生在印度一些大城市。各路從事傳統醫療保健的醫生們追逐著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的內心、思想和金錢。到1994年，當一名整日譴責政府愚昧和腐敗的反政府醫生，看起來是一件很有魅力的事。當時很流行把大多數政府的公共衛生聲明當作謊言。醫生之間的競爭也常常與這種反體製的主題相呼應，使得這些最不靠譜的“醫生”反倒成為中上層社會的時髦。
事實上，當時的印度衛生部部長尚卡拉納德自己也並非醫生，而是一位商人，他在擔任石油部部長期間曾因處理公共資金不當而被指控。轉到衛生部繼任後，他和衛生部的前任部長都支持一種新的醫學模式：每天用自己的尿液來治療癌症或艾滋病。20
因此，從蘇拉特疫情暴發的第一刻起，印度公眾就被至少與事實一樣多的錯誤信息所淹沒。盡管人們很容易將報道缺乏準確性和充斥著無關的黃色新聞歸咎於媒體，但印度的醫療衛生機構也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事實證明，真實與虛幻、準確與誇大之間的信息分裂，在隨後幾天裏給印度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