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5
在1992年的時候，美國公民可能還沒有準備好照搬加拿大的國家衛生係統模式，566但是他們顯然已經厭倦了現有不成體係的醫療衛生服務，並準備考慮改革。一項民意調查顯示，醫療改革話題中占上風的，已從裏根總統第一個任期內的自由放任主義，轉變成隻要政府能覆蓋所有醫療支出，他們也願意每年交不超過1000美元的額外聯邦稅。567公眾的態度有了明顯轉變，醫改的時機終於成熟了。75%的美國選民認為健康是決定他們在1992年投票選擇時“非常重要”的因素。568
另一個明顯的轉變是公眾對貧困和健康之間聯係的看法。1982年，當被問及是否讚同“窮人能夠得到必要的醫療服務”這一說法時，有48%的人表示讚同；但在1992年年底，隻有26%的人讚同。大多數人認為，為窮人提供醫療服務的責任完全在於聯邦政府，然而，到1991年年底，對美國醫療體係的滿意度已經下降到糟糕的6%。整整42%的人準備放棄現行糟糕的醫療服務體係，從頭再來，搞一個類似聯邦政府資助的全民醫保之類的東西。569
大多數研究者的結論是，即使比爾·克林頓本人沒有授權實施，但醫療改革還是獲得了全美國人民的絕對支持。570
六
很難相信，如果美國的醫療支出不是這樣明顯受製於市場正在進行的變化，根本不要指望有任何改進。美國人民和國會將繼續堅守他們的反政府偏見，並為缺乏全民醫保和過高的醫療支出付出雙重代價。我們可以決定繼續像這樣置之不理，但不能在全國醫療改革問題上不采取新的措施，而這種措施可能導致又出現新的問題。571
—伊萊·金茲伯格，哥倫比亞大學，1996年
影響人類能力的一些最重要因素可能很難做到一次次有選擇性地賣給某人。尤其是當我們考慮到所謂的公共產品時，我們麵對的是整體消費而不是個體消費。
這尤其適用於環境保護、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保健等領域。我可能願意為消除瘧疾的社會項目納稅，但我不願意以購買“個人商品”（例如一個蘋果或一件襯衫）的形式用我的那部分稅來獲得這種保護。社會項目是一個“公共產品”—沒有瘧疾的環境—我們必須一起消費。572
—阿馬蒂亞·森，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1993年，比爾·克林頓就任總統幾天後，就任命律師希拉裏·羅德姆·克林頓領導醫療改革工作。希拉裏是克林頓的妻子，第一夫人。她的丈夫給了她100天的期限，讓她製訂出一項全麵改革美國醫療體係的戰略，其中有兩個關鍵目標：控製成本和全民覆蓋。
希拉裏組織了一個由500名顧問組成的委員會，在幾個月的時間裏召開了幾次秘密會議。值得注意的是，保險行業和健康管理公司人員都不在其列。委員會的大部分成員都來自學術界，也有一些重要的基金會和智庫成員。委員會可能會采用行動的謠言傳播起來，給健康產業的公司總部敲響了警鍾。
隨後，激進的遊說活動在全美鋪開，上到國會下到家庭，為白宮計劃的失敗奠定了基礎。1993年，各個利益集團的說客以空前的數量擁入國會大廳，甚至那些受了他們資助的可憐的公共衛生倡導者也被拉了進去。573
他們認為，如果目標是改善美國人民的健康，那麽明智的做法是首先審視公共衛生行動與醫療診療活動誰更重要。但提高美國人的健康水平並不是這些利益集團的目標。在白宮，共和黨和民主黨掌權的國會，甚至遊說者和利益集團的政客，其目標是如何支付醫療費用，換句話說，是如何控製醫療成本。
公共衛生領域代表人物菲利斯·弗裏曼和安東尼·羅賓斯問道：“為什麽有關醫改的大討論忽視了公共衛生？每個美國公民都要購買醫療保險，相當於從保險中購買醫療服務，避免因病致貧。正如美國目前所爭論的，醫療改革的最終目的是為避免疾病而購買保險。這種對疾病保障的狹隘關注錯過了改善健康的機會，但它完美地迎合了公眾的關注點。”574
誰能指責公民首先顧慮而且最擔心的是要支付醫療賬單？但是，政府的責任—它與公民的社會契約的一部分—是超越個人需要而考慮整體需要。弗裏曼和羅賓斯認為，1993年至1994年華盛頓提出的任何改革建議都不會被公眾所接受。
20世紀90年代，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隻要疾病治療在地位和資金上優先於疾病預防，任何財政或監管計劃都無法控製成本。因此，本想著控製成本，但忽視了公共衛生，華盛頓就永遠不可能實現其成本控製的期望。575專家強調，在以臨床診療為驅動的醫療體係裏想要控製成本，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能均衡掉貧富差距和社會地位的懸殊，讓所有人都有機會公平地享受衛生服務，比如，還沒來得及匹配的乳腺癌骨髓移植，或第三次肝髒移植。576但事實上，對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人來說，隻要公平分配衛生資源的苗頭一出現—並非鏡中花，更像是艱難的現實—就足以引起政客們的本能抵觸，他們經常把聯邦資金預算從公共衛生轉到醫療上。這完全是胡鬧。
“公共衛生從業人員對當前國家醫改的辯論應該保持適度的懷疑，同時通過國家和地方衛生機構組成的多樣化和複雜的衛生係統，加強合理設計，優先考慮提供公共衛生與環境衛生的保護服務。”拉裏·高登曾發出警告，577“我們應該以公眾與環境健康與保護的名義來規範理解、解釋、促進、推銷、交易、售賣、建議、倡導和傳播改善公共衛生服務的真實需求。”
1994年，當國會就醫療改革展開辯論時，美國幾乎每一個公共衛生部門都備受煎熬。調查顯示，多年來不斷減少的資金和不斷增加的衛生保健負擔，嚴重削弱了大部分國家公共衛生服務的能力和表現。更糟糕的是，公共衛生部門已經將衛生服務的範圍擴展到無所不管，從安全帶的使用到未成年懷孕谘詢、艾滋病病毒預防、家庭暴力幹預、難民篩查、酗酒幹預等一係列問題，要做的事太多，導致稀釋和淡化了公共衛生的主要使命。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沒有一家公共衛生部門敢說他們成功地滿足了社區的需求，因為他們確實也沒有做到。578
1992年，明尼蘇達州的奧斯特霍爾姆成為國家和地區流行病學委員會主席。在這種情況下，他對全美50個州和美國屬地的衛生部門進行了調查，以了解美國公共衛生基礎設施的狀況。
他的發現令人不寒而栗。
這些州和地區在疾病監測上的花費加起來隻有7400萬美元，其中一半以上用於艾滋病和性傳播疾病的監測。全國用於監測耐藥細菌和病毒的開支僅為55455美元。各州和地區為監測所有疾病（結核、性病和艾滋病病毒除外），花費了11559055美元。
各郡和市的大部分非艾滋病監測資金完全來自地方稅收。這意味著，用於保護消費者不受汙染食品、兒童不受學校傳染病影響、家庭不受細菌汙染水影響的大部分美國資源，都受製於地方政府的突發奇想和稅率。
全國隻有1608人在州和地方從事疾病監測工作，其中一半是由聯邦的“軟錢”（捐款或臨時項目基金）資助的。
真正令人震驚的是：12個州的地方工作人員中，沒有人負責監測食品或飲用水中的致病微生物。奧斯特霍爾姆說，有34個州雇用了食品或飲用水監測的專業人員，每100萬居民雇用0.01到0.9名監測人員。隻有5個州每100萬居民擁有1名及以上的食品或飲用水監測人員。579
全國各地的公共衛生實驗室的狀況也同樣糟糕，大多數實驗室人員的配備和供應都很差，在發生哪怕是很小的細菌流行時，他們都無法處理樣本。580
奧斯特霍爾姆說，更糟糕的是，被他稱為“幾乎不存在”的國家疾病監測係統正麵臨著漢伯格、萊德伯格和莫爾斯警告過的新型微生物的出現。僅1990年至1993年間，他在明尼蘇達州的手下就處理了多起單純皰疹病毒581、沙門氏菌食物中毒582、誌賀氏菌腹瀉583、乙型和丙型肝炎584、麻疹585暴發病例。
就在1992年大選的前三周，醫學研究所發布了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新發傳染病》報告。586受萊德伯格和莫爾斯1988年舉辦的病毒會議的啟發，該研究所研究了從病毒到寄生蟲的所有傳染病，得出的結論是：“威脅人類健康的微生物病原體的種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
該研究所認為，美國對新的微生物威脅毫無防備，因為美國“沒有全麵的國家係統來檢測傳染病的暴發”。
許多關鍵因素（大多數是全球性的）共同造成了對公共衛生的新威脅：人類和動物旅行、食品和植物的國際運輸、城市化的加劇、安全飲用水的缺乏、糟糕的衛生基礎設施等。這一責任本應由美國的衛生基礎設施來承擔，而這些基礎設施甚至已不再能夠滿足其傳統的工作負擔。
醫學研究所的報告向公共衛生領域潑了一桶冷水，喚醒了他們，卻讓其在貧窮、冰冷的大環境中瑟瑟發抖，無法集中精力來解決這個問題。直到1994年，在印度發生肺鼠疫和1995年在紮伊爾基奎特暴發埃博拉病毒之後，新發疾病才撼動了政府和公眾。這兩個事件都發生在一係列可怕和致命的新發疾病相關的電影、書籍和電視新聞專題中，特別是理查德·普雷斯頓的著作《血疫：埃博拉的故事》和達斯汀·霍夫曼主演的電影《極度恐慌》。
為了回應科學家的關注，以及出於博人眼球的動機，克林頓政府於1994年發布了一項行動計劃，以應對新發和再次出現的疾病威脅。587該計劃的要點是呼籲整個美國以及海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大力監測疾病流行趨勢。當然，考慮到奧斯特霍爾姆對美國各州和地方監測能力令人遺憾的調查結果、多年來公共衛生預算的削減以及國會對外國援助的持續緊張（旨在預防全球傳染病的援助），這將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計劃。
基奎特暴發埃博拉疫情之後，世界衛生組織在其曆史上第一次努力為傳染病疫情創造快速反應能力，並對自身進行了重組，以更好地體現其在再次出現的微生物疾病控製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在華盛頓，白宮向每個聯邦機構發布了行政命令，審查醫學研究所和疾控中心對新發疾病的關注，同時考慮一個關鍵問題：這是否構成國家安全威脅？1994年7月，副國務卿蒂莫西·沃斯宣布了政府範圍內的調查結果：新發傳染病代表著“國家安全威脅……不論是全世界還是美國本土，我們再次輸掉了與傳染病的戰鬥。這些疾病沒有國界。”
一旦任何受關注的問題被列入對美國國家安全有威脅的官方清單，整個政府的各部門就有義務設立專門處理這一問題的辦公室。突然之間，一個被忽視的公共健康問題在克林頓政府內部被提升到與全球變暖、國際武器銷售、全球毒品貿易、人權和軍事（政治）不穩定同等的地位。新發疾病瞬間成了國家戰略問題，之前從未引起任何關注的諸如西伯利亞的耐多藥結核病、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艾滋病傳播、南美登革熱病毒的擴散等事件，引起了國務院、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委員會、國防部、商務部、聯邦應急管理局等的高度關注。其中一些機構是有直接關聯的：如果美國軍隊正在某個地方參戰時，突然有成千上萬的人死於某種疾病—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流感那樣—國家的安全將會受到威脅，因為士兵們無法在前線戰鬥。安全專家注意到，實際上沒有辦法區分究竟是自然形成的新發疾病威脅，還是作為生物戰媒介故意釋放出來的病原體威脅。588
和托馬斯·荷馬-迪克森、保羅?肯尼迪和塞繆爾·亨廷頓等專家一致，分析人士習慣於從這些陷入新發疾病問題的地緣政治角度思考問題，以此界定國家安全威脅，諸如環境惡化、資源匱乏、宗教衝突等問題，每個問題都可能導致國際局勢、國內和地方局勢的不穩定。589
新發疾病及其安全爭論的要點在於，全球化和人類對未開發生態環境的入侵，為病原微生物的出現和傳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這些微生物可能對人類、農作物或家畜產生破壞性影響。590這類事件在形式上是不可預測的，必須提高全球警惕，以便在緊急情況導致疾病流行之前盡早發現。這需要全球合作和共識，微生物在21世紀遠不像在20世紀中葉那樣僅局限於某個特定的國家或區域，它們可以自由地跨越國際邊界。
正如艾滋病病毒對非洲大部分地區造成的災難性影響所證明的那樣，傳染病可能造成政治上的不穩定和經濟上的破壞。全球疾病預防既是必要的，也是成本效益最高的舉措。591
1995年，副國務卿沃斯向克林頓總統做了被稱為“CISET報告”的匯報，592從上述角度闡述了：“努力構建一個全球監測和反應係統是符合美國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標的重要舉措。”
該報告指出，為避免任何新的微生物威脅，每年用於傳染病預防的費用已經直接和間接地花了美國1200多億美元，其中至少10%的財政負擔是1980年以來新發微生物問題出現後造成的。報告指出，1977年至1994年間出現了大約29種以前不為人知的人類疾病病原體，而且疾病出現的速度正在加快。
“既沒有萬能藥，也沒有萬能的補救措施。”萊德伯格在1995年7月25日的信息係統技術研究小組會議上說，“這是一個如何亡羊補牢，鞏固強化現有公共衛生體係結構的問題，它已經千瘡百孔。壞消息是，要付出一定的代價……一大筆錢。”593
根據CISET報告，準確地說，大約每年需要花費5億美元，用於挽救美國薄弱的公共衛生監測和實驗室係統，並在非洲、亞洲、蘇聯地區和拉丁美洲等關鍵地區也加強這樣的能力。
不論是在白宮、在世界衛生組織執行辦公室還是在其他國家（特別是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德國、約旦、巴西、埃及和以色列）的政府最高層，盡管CISET報告提升他們對新發疾病的關注，但一提到美國政府的財政預算，這些計劃就不得不胎死腹中。
正如萊德伯格所預測的那樣，“如果國會大廳裏沒有一個擁護者，我認為這份報告不太可能得到適當的關注。”594
問題到底在哪裏？克林頓的醫療改革計劃已經被國會否決了，總統自己因為性、管理和房產醜遭受圍攻並被削權。當時，政府正試圖消除在裏根和布什執政時期累積的巨額國家赤字，反聯邦製的狂熱正席卷全國。595
1993年10月，當羅德姆·克林頓的醫療改革方案最終到達國會時，擲地有聲—整整1300頁。它既沉重又難以理解，即使是專門從事醫療問題研究的國會工作人員也搞不懂其中的奧妙。以這種形式向懷有敵意的國會提交任何提案，都是一個令人震驚的錯誤，而且由於幾個月來在擬定方案過程中，排除了那些可能從醫療改革中獲得或失去最多資金的行業代表，情況嚴重惡化。
更糟糕的是，當醫療保險行業打電視廣告，警告觀眾，克林頓政府“將把政府的藥灌入你們的喉嚨”時，白宮對此幾乎完全沉默，這進一步反映了政府應對的無能。該廣告稱，這種限量供應的醫療體係會使醫療質量變得糟糕，病人沒有選擇權，大多數指定的治療都無效，所有這些都是由成本控製的需求驅動的。事實證明，這正是美國所求，但是以私有化的形式。結果不難預測，克林頓夫婦將會失敗，而健康產業將會獲勝—廣告中所設想的恐怖將會被私營企業在美國重演。
白宮那份搞砸了的提案招致了國會的強烈反對，以至於許多政客在它被公布之前就宣布了它的夭折。然而，國會預算辦公室審查了這項被稱為“健康安全法案”的提案，並得出結論，克林頓的計劃非常複雜，但可以奏效。如果這項計劃成功的話，由於醫療費用的控製，將在未來幾年為美國節省數十億美元。596
但共和黨人宣稱，該計劃不過是民主黨人對“大政府項目”597的懦弱嗜好的又一個例子。他們的失敗將會影響國會對20世紀90年代以後幾乎所有與健康有關提案的態度。在21世紀，美國將麵臨一個沒有任何連貫性的醫療保健係統、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因缺乏資金而舉步維艱的局麵。就連人們寄予厚望的5億美元新發疾病項目也未能實現。598
在給國家醫療係統做大手術的努力失敗後，克林頓政府用了接下來的6年時間為這個病態的體係亡羊補牢。599
1993年11月和1994年11月，共和黨在選舉中大獲全勝，控製了30個州的參眾兩院和州長席位。紐特·金裏奇是喬治亞州的保守派，也是新右翼綱領《與美國的契約》一書的主要作者，他成為第104屆國會的眾議院議長。大蕭條以來美國人所熟知的聯邦製已經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整筆撥款，就像裏根一樣，公共衛生和福利項目的支出由各州自行決定，新一屆國會將裏根奉為偶像，而金裏奇則是他的代言人。
“國會正在做的是把以前集中的東西歸還給我們，”弗吉尼亞大學政府事務專家瑪莎·德西克指出，“在全國上下都在努力應對緊縮政策的時候，國會卻在行使其曆史性的選擇權，將事務留給各州，從而減輕自己做出艱難財政和政策選擇的負擔。”600
例如，1995年，共和黨占主導地位的國會向亞利桑那州州長費伏·森明頓提供了一攬子撥款。這位保守派共和黨人說：“非常感謝，我打算怎麽用這筆錢是我的事情了，不要妨礙我。”他將亞利桑那州的警察、監獄和高速公路開支分別提高了18%、15%和8%。削減了5%的教育經費，減少了17%對窮人的援助，大幅削減了43%公共衛生開支，這一舉措令人瞠目結舌。他的立法機關，也是共和黨控製的，否決了為15萬亞利桑那州窮人提供醫療保健的資助，取消了“婦女、嬰兒和兒童營養計劃”，並削減了數百名兒童的福利。601
在大多數州，削減的幅度更大，在幾年的時間裏還在逐步加劇，相當於對公共衛生的嚴重破壞。
“公眾健康的科學依據越來越充分，但政治和公眾的支持卻沒有跟上。”黑斯廷斯研究所的分析人士丹尼爾·卡拉漢說，“美國的公共衛生項目—和其他許多國家的情況類似—要麽沒有得到改善，要麽在很多情況下被默認萎縮……從1981年到1993年，公共衛生項目的資金占美國衛生保健預算的比例下降了25%。1992年，22個州的醫療機構削減了資金，另外33個州的衛生機構削減了服務。從那時起，一切都沒有改善……如此公然抵製公共衛生保健確實不多見。公共衛生受到了千刀萬斧的削減，有些人注意到了，有些人卻沒有。”602
無論是大規模的還是漸進式的削減，在1994年改革失敗後，公共衛生方麵傳來的消息似乎越來越常嚴峻。1992年到1994年，美國人民已經做好了徹底改變的準備，他們已經聽命於讓市場而不是政府來決定健康的命運。這種情況不太可能改變。除非沒有保險的美國人超過6500萬，否則就會出現“災難性的社會事件，比如1930年代的大蕭條或另一次世界大戰”。一場艾滋病的流行無法比擬的疾病大流行也可能加速公眾情緒的變化。為了實現長期尋求的衛生保健目標，肯定會付出很高的代價。603
布盧門特爾認為，除非發生這樣的慘劇或醫療保健市場徹底失敗，否則美國人在21世紀中葉之前不太可能再次接受全民醫療保健的概念。604
事實上，《全民醫保法案》早在1948年就被國會通過，民主黨在1996年首次放棄了在黨內政綱上對全民醫保的呼籲。即使是長期支持全民醫保的國會議員，如加州眾議員亨利·韋克斯曼和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在這個問題上也一直保持沉默。605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在這樣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中努力確定自己的角色，於是，精簡和“再造”成了該部門的工作重點。606
1994年之後最明顯的變化是沒有醫療保險的美國人繼續增加，達到4430萬，即每6個美國人中就有1個沒有醫療保險。到1998年，甚至有1220萬年收入超過5萬美元的家庭都沒有醫療保險。607
第二個主要變化涉及雇主，他們的雇員保險費用在1980年至1992年間膨脹了218%。雇主們倒是繼續給雇員買保險，但是條件越來越嚴格。608
考慮到工會的相對弱勢，以及許多經濟部門根本就沒有工會，研究者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不太可能發生罷工，更有可能出現的是這樣一個惡性循環：更多沒有保險的美國人陷入債務中，試圖支付自己的保費和免賠額度，可能在患病後過早返回工作崗位，結果是變得更加不健康。
華盛頓的內部人士幾乎沒有出流露任何悲憫之情。共和黨領導層不再插手醫療保健撥款，而是將資金轉移到各州。因此，如果羅德島州的民眾想要全民醫療保健，好吧，他們可以去找州政府。
但他們能嗎？1997年蘭德公司的一項調查發現，在50個州中，隻有少數州能夠維持稅收增長，而增稅是提供全民醫保的必須條件。沒有實質的聯邦援助，擴大獲得醫療服務的可能性似乎很小—事實上，更有可能的後果是美國各州無保險人數繼續增加。609
公共衛生應該做些什麽？如果在災難或財政崩潰發生之前，美國不太可能對其衛生目標進行另一次根本性的重新評估，它如何能夠生存？許多人認為，如果你不能打敗他們，在三百年的戰鬥之後，最好加入他們—現在是公共衛生與臨床醫學合作的時候了。其目的是使健康管理傾向於強調預防醫學，促進免疫等服務，並允許醫生在私營企業開展公共衛生服務活動。610
曆史經驗已經證明，醫療衛生私有化不能保證飲用水安全，不能阻止空氣汙染，不能鼓勵使用**，不能確保藥物和替代療法如他們所聲稱的那樣有效……簡而言之，凡是在公共衛生那些涉及集體而非個人福祉的基本方麵，根本不適合與私營企業協作，想都不用想了。
這讓人想起了女神許葵厄亞和帕納刻亞的故事：在希臘神話中，阿斯克勒庇俄斯神有兩個女兒。帕納刻亞是一位醫生，她發明了各種各樣的疾病治療方法。另一個女兒許葵厄亞教會了希臘人用明智的方式生活，這樣他們就可以保持健康，而不需要帕納刻亞的治療。這兩個女兒的名字流傳至今。許葵厄亞在英語中就是“衛生”的意思，即使是20世紀90年代的小學生也知道，注意衛生就會促進健康。隨著時間的推移，帕納刻亞慢慢變成了一個令人渴望卻徒勞無功的夢想—一種萬靈藥，或者一種普遍的治療方法。
許葵厄亞的現代追隨者是公共衛生的實踐者。帕納刻亞的追隨者是醫學臨床專家。正如姐妹會的神話爭鬥一樣，兩千多年以後，她們的信徒也可能還是看彼此不順眼。
然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人們應該不會清楚帕納刻亞和許葵厄亞在美國是否都能過得很好。
在洛杉磯肯定不會好到哪裏去。
當發展停滯和衰退使美國其他地區的生活變糟時，由於有數十億美元穩定的國防合同收入，洛杉磯卻是一派繁榮。但在柏林牆倒塌和蘇聯解體後，五角大樓的“甜心老爹”卻對加州不理不睬。20世紀90年代初，當東部和“鐵鏽地帶”慢慢開始財政複蘇時，洛杉磯陷入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到1993年2月，加州的失業率超過了10%，預算赤字達到了曆史最高的150億美元。611
從1992年開始，洛杉磯郡遭受了一係列的“連環暴擊”：在一樁非裔美國人羅德尼?金被殘忍毆打的案件中，一個全由白人組成的陪審團宣布四名白人警察無罪，當時這名黑人摩托車騎手被懷疑酒駕，被警察拖下車毆打，暴行被錄像了。在判決宣布後的幾秒鍾內，洛杉磯中南部爆發了騷亂，並蔓延到全市。3天後騷亂結束時，約有53人死亡，2000人住院治療，1500棟建築被夷為灰燼，財產損失估計達10億美元。612
然後，在1992年4月，暴亂6個月後，旱季結束時，洛杉磯再次被大火吞沒—大火從10月中旬持續燃燒到了11月初，炎熱的聖塔安娜風席卷了全郡的灌木叢，摧毀了價值約14億美元的房屋和財產。
大火過後，這個郡好不容易清理幹淨。但在1994年1月17日，一場裏氏6.8級的地震又襲擊了它。據統計，地震造成61人喪生，超過9300人住院，4.5萬套公寓和房屋變成了危房，以及立交橋倒塌導致3條主要的高速公路都不可用。最後，州長皮特·威爾遜宣布災難造成價值150億~300億美元的財產損失。
洛杉磯被震得支離破碎，當地民眾對這場悲劇中看似神秘的部分感到疑惑，在洛杉磯曆史上，移民的流動方向第一次發生了逆轉。
1995年夏，洛杉磯正處於美國曆史上最動**的市政破產的邊緣。到11月1日，該郡政府才不得不削減超過20億美元的預算，否則將被迫拖欠所有貸款，麵臨財政崩潰。第13號提案明確指出，該郡無法通過提高財產稅來彌補巨額赤字。盡管郡政府的預算除了醫療保健之外還包括許多其他的模塊，但醫療保健這塊蛋糕是最大的，而且在政治上比其他任何一塊都更脆弱。
1995年9月，洛杉磯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以至於郡醫學會宣布“這個郡的天要塌下來了！”自二戰結束以來，洛杉磯郡的麵貌和未來都將發生巨大的變化。613
新千年，促使洛杉磯的地位大大下降的核心危機問題，也可能在美國其他主要州、郡出現，包括紐約的薩福克、納索和韋斯切斯特，佛羅裏達州的戴德，伊利諾伊州的庫克，得克薩斯州的達拉斯-沃斯堡，馬薩諸塞州的波士頓，還有哥倫比亞特區。助長這些危機的是囊中羞澀的地方醫療係統—不但無法為窮人和沒有醫療保險的人群提供服務，反而還得出錢修複這個係統。應對危機的重擔壓在了地方財政的肩上。
1995年6月20日，洛杉磯的5名主管人員被該郡行政長官薩莉·裏德的一份預算備忘錄“震驚了”。裏德說，該郡1995年至1996年的預算收入為131億美元，但實際收入可能不超過111億美元。全郡20%的勞動力將被解雇，6家郡醫院中的幾家將會永久關閉。“會有痛苦的結果，”裏德宣稱，“結構性預算赤字增長得如此之快，任何試圖通過非永久性調整來解決赤字的做法都是極其危險的……債券評級機構和投資界已經表達了他們對郡級預算的擔憂，因為他們也沒有有效的對策來解決收入和支出之間的不平衡。”614
什麽是裏德所謂的“有效”解決方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中心被要求立即關閉。這家醫學中心業務量達到每年37.23萬住院天數和87.13萬門診人次，都將轉移到其他醫療機構，其中主要是私營機構。它的第一個診所可以追溯到1879年，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醫療機構，培養的醫生和護士比任何其他醫療機構都多。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中心在1995年曾是洛杉磯975萬居民的主要健康和醫療服務的提供者。這些居民中約有75萬人沒有登記在冊，410萬人處於醫療赤貧狀態（沒有醫保）。615到1995年為止，洛杉磯的未參保率和本州保率都是全國最高的。616
裏德要求關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中心的呼籲立即引發了該郡2.2萬名持照醫生、洛杉磯醫療協會和私立醫院係統的抗議。不管是公立還是私人醫生都哭訴著說，不能將如此多病人的負擔轉嫁給他們。
“我們說過，突然關閉急症是個壞主意，”健康特別工作組負責人、前加州議員伯特·馬戈林匆忙地向一名記者解釋說617，“因為這是不可逆轉的。你永遠不可能重新開放洛杉磯南加州大學醫院或任何其他郡醫院，因為一旦申請重新開放，將不得不滿足新的防震法規，而新醫院不可能承受這不菲的造價。因此，一旦封閉就是永久的，不可逆轉的。”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