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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障礙是美沙酮和治療危機。
1982年6月，裏根發表了他的“向毒品宣戰”演說，宣稱：“我們要取下飄揚在禁毒工作上空的投降旗幟。我們正在升起一麵戰旗。”471
裏根的策略是尼克鬆時代策略的一百八十度大轉變。他旨在減少美國毒品問題需求方，對美沙酮或其他的治療方案的莊嚴承諾已經不複存在。促進了供給側經濟的裏根支持全麵打擊毒品供應，對毒品的公共衛生影響沒有特別的區別。尼克鬆很清楚地把海洛因作為目標，因為他的政府認為海洛因對公眾健康和犯罪後果最大，然而，裏根傾向於打擊一切毒品，從對公眾健康有巨大影響的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大麻、迷幻藥和大麻，到酒精和煙草這些對公眾健康影響最小的毒品，都一視同仁。
1984年，國會通過了政府的綜合犯罪法案，授予聯邦調查局和地方警察部門史無前例的查禁毒品的權力。事實上，該法案是在裏根和布什政府時期實施的，它賦予政府搜查和扣押的權力，這是大憲章時代以來在美國、殖民時期的美國或英國從未使用過的。472各種各樣的機構，洛杉磯治安部門、紐約警察局、美國林務局、移民歸化局和聯邦調查局被授予對私人財產進行軍事攻擊和突擊搜查的權力，其依據僅僅是懷疑那裏有幾株大麻植物或幾瓶可卡因。473
與此同時，已經嚴重缺乏資金的治療項目也被大幅削減。在裏根執政期間，美國與毒品有關的死亡人數翻了一番，原因依次是艾滋病、自殺和吸毒過量。4741982年，白宮完全取消了對美沙酮項目的聯邦撥款，取而代之的是另一項整體撥款項目：各州得到了大幅削減的資金，用於他們認為合適的藥物濫用的教育、預防和治療計劃。此外，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藥物濫用研究撥款被削減了15%。475裏根的“毒品特使”卡爾頓·特納支持“毒品上癮的入門理論”，該理論認為大麻是所有癮君子第一次通過的大門。他認為，關上這扇門，像街頭美沙酮診所這樣的肮髒交易就會消失，因為不再會有新的海洛因成癮者。
所以治療項目—美沙酮和所有其他類型的藥物—從1982年起，在裏根和布什執政期間，預算都在穩步縮減。就像艾滋病病毒感染注射人群一樣，有兩種方法可以逃避它，警察加大了對吸毒者的打擊力度，使得攜帶無菌針頭成為一個非常危險的提議，而通過治療擺脫藥物也不過是一個白日夢。在裏根政府執政的最後一年，估計全國有6.7萬名吸毒者在治療中心的等待治療的名單上，每5個尋求治療的吸毒者中隻有1個能夠真正落實治療計劃。476醫學研究所估計，到1989年為止，有1450萬美國人需要因可卡因、海洛因、安非他命或其他非法化合物進行藥物濫用治療，其中460萬人由於嚴重濫用藥物“明確和可能需要”治療。477
當紐約市所有新診斷出的艾滋病病毒病例中有44%是注射吸毒者時，紐約科學院發出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警告聲明。478聲明指出，紐約市有242家提供各種成癮治療的店麵和診所，其中大多數資金不足，隻有少數人向他們的客戶提供任何形式的艾滋病預防服務。
公共衛生的悲劇在於藥物濫用治療項目的成功。事實證明，它們比換針的效果更好。大量研究表明，無論提供治療方案的類型是什麽，或對於任何藥物成癮的人，隻要有一個解決問題的環境，就能成功地讓40%~50%的戒毒者在一次性戒斷毒品，累犯率為20%~30%。第二次治療成功率更高，再犯罪率更低。海洛因項目的第一次戒斷成功率為74%。這些努力是非常具有成本效益性的。479如果把艾滋病病毒和通過汙染的針頭傳播的其他傳染病的社會成本計算在內，治療的成本效益就接近每花費1美元就能節省50美元。480
但在裏根政府時期，一種似乎與任何治療嚐試都背道而馳的可卡因浮出水麵：快克（又稱霹靂可卡因）。可卡因的結晶石在點燃和吸食時會發出啪的一聲，就是所謂的“快克”聲，這是一種營銷策略—一種非常成功的策略。在20世紀70年代迪斯科的鼎盛時期，粉末可卡因在電影明星、頂級運動員、搖滾音樂家和年輕的追星族中風靡一時。那個時候，吸食可卡因的人通常是中產階級或富人、白人、城市居民或郊區居民，受過大學教育。粉末形式的可卡因非常昂貴。使用者發現，他們可以通過吸食純可卡因來增加攝入量，而純可卡因是用氣槍點燃的：這一過程被稱為“精煉”。但是，精煉不但很昂貴，而且很危險，當名人理查德·普賴爾意外自焚時，美國人才意識到那有多危險。
到1981年裏根就任總統時，可卡因的使用已經逐漸減少，大多數美國人既負擔不起也不感興趣。然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特洛伊·達斯特認為，當裏根政府在1982年開始以大麻為目標開始禁毒戰時，毒品的街頭經濟在一夜之間發生了變化。達斯特是一位毒品使用的社會經濟學專家，他發現因為執法部門對大麻種植者和供應商的打擊不斷升級，使得這種毒品的價格從1980年的每盎司80美元上漲到1990年的每盎司250到300美元。481
吸毒者從街頭、大學和高中無法找到獲取毒品的途徑。1984年，毒販們發明了便宜的5美元毒品482—快克，它不過是20世紀70年代讓許多股票經紀人和電影明星破產的可卡因晶體的廉價版。從化學角度看，它是同樣的物質，隻是純度較低，可能被嚴重摻假。達斯特認為，毒梟之所以能夠用可卡因充斥美國城市的街道，正是因為正在進行這場禁毒戰，許多學者同意他的觀點。483
可卡因使用增加的一個重要指標是急診室的入院數據。1977年，全國急診室病例中隻有1%與吸食可卡因有關，這個數字在1986年達到了5%（政府對醫院的全麵調查顯示，嚴重的與毒品有關的緊急情況，包括任何麻醉品或興奮劑，在裏根禁毒戰期間急劇增加，與毒品有關的死亡人數也急劇增加484）。
快克的出現與非裔和拉美裔美國人社區的嚴重經濟蕭條同時發生。裏根經濟政策讓大多數不富裕的美國人付出了代價，但它最嚴重的削減是在市中心地區。1981年，20至24歲白人男性的失業率超過11%，而非裔美國人的失業率為24.4%。在這個國家不斷膨脹的人口中，非裔占了絕大多數，他們無家可歸，隻能在街頭、政府庇護所、鐵路沿線以及其他任何他們可以找到過夜避難所的地方生存。1982年，紐約市無家可歸的人中有64%~73%是非裔美國人，10%~15%是白人。485大多數無家可歸的人都是失業者。成千上萬迷失的靈魂遊**在南布朗克斯、哈萊姆、布朗斯維爾和貝德福德-施托伊弗桑特等地的半廢棄的月球景觀中。消防站已經不複存在，地獄吞沒一個又一個住房或貧民窟。486
非裔和拉美裔居民擠在已經稠密的周邊社區，把哈萊姆區和布魯克林區的部分地區變成了與肺區人口密度和貧困程度相似的“肺區”，雅各·裏斯曾戲劇化地描述了19世紀晚期的結核病。
對於那些社區的許多年輕人來說，改善生活的選擇似乎很少。快克背後的商業利益找到了一大批熱切的年輕人，對他們來說，種族主義、糟糕的教育和缺乏自尊造成了他們與主流社會的嚴重疏遠。兜售快克為他們打開了一扇通向無比的財富、尊重和權力的門。487
到1985年年底，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稱，美國有500萬可卡因使用者，其中1/6生活在紐約市。美國至少有2200萬人嚐試過快克或可卡因。488然而，在1985年，快克還沒有征服紐約或其他任何地方。事實上，紐約市吸食可卡因的人數很少，占該市吸食可卡因總人數的6%，據該城市健康部門的首席流行病學家布蘭奇·弗蘭克博士說。然而，到1988年，紐約市使用的所有可卡因中有66%是吸食可卡因，11%是注射。
1986年，兩位著名的運動員（萊恩·拜厄斯和唐·羅傑斯）死於快克過量，使得大眾媒體突然間充斥著關於“新藥流行”的聳人聽聞的故事。媒體以警察和裏根政府官員為主要消息來源，將毒品問題描述成一場席卷美國的災難性“瘟疫”，並奪走了美國青少年的生命。這不是真實情況，也永遠不會發生。
隨之而來的是媒體的瘋狂報道，其中使用快克的程度及其危險性被嚴重誇大。489快克和可卡因使用者的形象就像惡魔一樣。據說，這種毒品是世界上最容易上癮的東西，它將使用者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暴力高度，說吸了毒片的婦女會生下上癮的孩子，甚至畸形的嬰兒。
美國的禁毒戰預算從1981年的不到20億美元飆升到1993年的120多億美元。1981年至1992年間，美國緝毒局的預算翻了兩番490。在政客們尋求“嚴厲打擊毒品”的同時，國家、州和地方各級相繼簽署了相關法律。1986年，國會通過了《反毒品濫用法案》，這一法案增加了毒品相關罪行的強製性判決。如前所述，國會批準了每一項增加執法資金的要求。
在州一級，反毒品的憤怒似乎沒有止境。例如，明尼蘇達州在1988年通過了一項法律，對擁有可卡因的人處以25倍於擁有等量粉末可卡因的罰款。491雖然明尼蘇達州的人口中96%以上是白人，但根據新法律，在1988年和1989年因持有可卡因而被捕的大多數是非裔美國人。
盡管明尼蘇達州的法律在法庭上被推翻492，但它強調了美國應對毒品問題的一個基本方麵，即種族問題。毒品戰已變成對年輕的有色人種男性罪犯的戰爭。493
明尼蘇達州的做法隻是反映了一種全國的趨勢。在裏根的禁毒戰開始後，美國監獄中非裔囚犯的比例從1960年的37%上升到1989年的47%，而且還在繼續上升。拉美裔在美國服刑人員中的比例也從1960年的區區2%上升到裏根總統任期結束時的近14%。
在副總統喬治·布什以700萬民眾選票和314張選舉人團選票（538張中的426張）的優勢當選總統後494，情況變得非常非常糟糕。在就職9個月後，布什發表了他的第一次全國演講來解決“美國的頭號問題”。這個問題不是失業率（約為6%），也不是100億美元的巨額貿易逆差，而是快克！
布什總統拿著一個裝滿冰晶顆粒的袋子對著鏡頭說，袋子裏裝著快克，這是“幾天前在白宮對街的一個公園裏被發現的”。495
布什說，毒品正在把美國的城市變成了屠殺場，這裏兒童殺兒童。他提出的解決方案基本上是采取了裏根的禁毒戰爭，該戰爭主要集中在大麻上，將預算翻了一番，並將全部執法力量集中在小規模的可卡因販子和吸食者身上。
公共衛生解決方案到毒品問題—不管這些問題可能被誇大了多少—完全被忽視了。與所有證據相反，公眾的看法是犯罪在增加；在大家的心目中，作惡者都長著一張黑黑的可卡因頭目的臉。這種看法得到了迎合。布什任命保守的威廉·貝尼特為他的“禁毒沙皇”。貝尼特認為，可卡因是如此容易上癮，並在使用者中產生如此暴力的行為，因此，阻止毒品引起的恐慌浪潮的唯一希望就是大規模逮捕。
布什執政時期（1989—1992），在州和聯邦層麵，90%的毒品案件是非裔或拉美裔美國人犯下的。496尤其是非裔美國人，他們是執法的目標：盡管1992年他們隻占美國總人口的7%，但囚犯中一半都是非裔美國人。497警察部隊明確以貧民區和貧民窟為目標執行禁毒任務。498緝毒局沒有對大學、矽穀、高級時裝模特的聚會場所、曼哈頓的私人白人俱樂部或馬裏布最新的時髦電影明星俱樂部發動重炮襲擊，盡管吸毒是所有這些場所的顯著特征。
毒品政策基金會指出：“在過去十年的公共政策辯論中，一種極其令人不安的趨勢是，人們傾向於把少數族裔社區麵臨的問題的原因歸結為黑人自身的失敗和不足。”499從政策分析家的觀點來看，黑人社區的貧困和絕望的根源似乎嵌套在一套自暴自棄和破壞性行為的病理中，這是一種黑人群體前所未有的頑固性和發病率。
“這種觀點的擁護者是種族主義者和偏執狂嗎？這些持相同觀點的人都是右翼保守派嗎？不。研究型大學裏受人尊敬的學者接受了這一觀點。主流黑人媒體欣然接受自助的說法。黑人教堂，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宗教激進主義的教堂，毫不猶豫地采取了這一立場。”
批評者認為，這是受害者的另一種觀點：如果非裔美國人因為與毒品有關的犯罪而更頻繁地被逮捕和監禁，這一定表明了一種內在的、集體的性格、基因、社區結構或家庭的弱點。事實上，布什政府的最終目標並不是毒品，而是道德和家庭價值的惡化，而這據說是毒品濫用的根本原因。500
然而，與毒品有關的暴力是毒販和幫派之間地盤之爭的結果。無毒片暴力故意針對普通公民的社區很少。501在裏根和布什執政期間，大多數可卡因使用者是白人，但被捕的絕大多數是黑人。到1993年，有400萬美國人，其中大多數是非裔美國人，由於毒品犯罪而失去了選舉權。502
為了證明掃毒行動甚至呼籲槍擊或斬首可卡因吸食者是正當的503，政客和執法官員們引用了有關可卡因和快克生理效應的科學論文。
“與普通的可卡因相比，快克絕對是一種獨特的化合物，”哈佛醫學院的精神病學家斯科特·盧卡斯說，“它的營銷做得很好，而且很便宜。像可卡因這樣的毒品，能很快引起深刻的變化，比其他任何毒品更容易使人上癮。”504
但是，任何形式的可卡因都具有很強的成癮性。它不需要煙熏。對可卡因使用情況的動物研究展現了一幅可怕的畫麵，展示了這種毒品強大的影響力。
1985年，蒙特利爾康考迪亞大學的邁克爾·博紮裏和羅伊·懷斯在大鼠身上比較可卡因和海洛因使用的研究結果震驚了醫學界。海洛因或可卡因被放入裝在小杠杆上的水瓶中。通過按壓控製杆，老鼠可以獲得更多分配給它的藥物。能夠獲得海洛因的老鼠很快就養成了一種習慣，持續服用相同數量的毒品，正常飲食，保持整潔。雖然它們不那麽活躍，但海洛因成癮的老鼠基本上是健康的。
相比之下，有機會獲得可卡因的老鼠不停地去取藥，一半的老鼠死於可卡因過量。它們大多數變得自我毀滅，停止規律飲食，體重下降了1/3，許多發生了抽搐。大鼠的健康狀況和外觀惡化，行為完全不穩定。
研究人員因此得出結論：“可卡因是一種比海洛因毒性大得多的化合物。”505
布什執政期間，一個新層麵的所謂的快克健康影響浮出水麵—“快克嬰兒”。研究人員聲稱，有證據表明，吸食快克的母親（在這些研究中，所有母親都是非裔美國人或西班牙裔）所生的嬰兒更有可能發育遲緩、異常，並表現出可卡因成癮的跡象。但是，美國這些毒品暴露研究中很少考慮到嬰兒死亡率和出生結局的種族差異，沒有控製種族因素的影響。科學家們聲稱有“快克嬰兒”而沒有“可卡因嬰兒”，這種說法如履薄冰，站不住腳。這些研究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持續下去，而且，如果考慮到種族因素，使用快克的母親與使用可卡因的母親所生的嬰兒之間不會存在真正的差異。但是“快克嬰兒”的神話在布什執政期間非常盛行，並引發了諸如強製實施絕育和帶走嬰兒等令人生疑的反對“快克婦女”的法律行動。506
國家刑事司法委員會和許多地方衛生部門傾向於采用公共衛生方法來解決毒品問題。在他們的模型中，對可卡因的危害進行認真的公眾教育、大量的治療中心和在市中心地區增加就業機會是最強有力的解決方案。507
1989年，紐約市市長科赫提出了一項12億美元的5年計劃，為居住在五個行政區的每一位可霹靂卡因和可卡因使用者提供治療。然而，衛生專員約瑟夫爭辯說，除非在可卡因中發現與美沙酮相當的物質，否則治療將是極其困難的。508
由於沒有針對被大肆宣傳的毒品問題的快速醫療解決方案，紐約和大多數其他大城市效仿白宮的做法，以軍事化的方式侵入“毒品泛濫的社區”。
紐約市1988年的謀殺率急劇上升，比前一年增加了13%，大部分的超額殺人案件都與毒品地盤之爭有關。509謀殺升級發生在紐約市曆史上最嚴厲的警察鎮壓期間，在被逮捕的非裔和拉美裔人中，有48%的人最終服了刑，而在被逮捕的白人中，這一比例僅為18%。510
毒品照賣，科赫提出的12億美元的治療計劃從未實現。
曼哈頓區長丁金斯在1989年的選舉中擊敗了科赫，成為紐約市曆史上第一位非裔市長。丁金斯立即下令減少警察活動，增加公共衛生措施。但他兩樣都失敗了。對於毒品，警方隻有一種心態：逮捕盡可能多的小毒販。丁金斯下令將重點轉移到逮捕主要的可卡因供應商，但是許多紐約警察不能或不願遵守，街道上仍然充斥著可卡因。511
洛杉磯的做法與紐約類似，幾乎忽視了毒品使用的公共衛生問題，而傾向於警方對涉嫌毒販和吸毒者的攻擊。512就連開明的市和郡官員也讚成采取強有力的警察行動來打擊犯罪團夥和打擊毒品走私。洛杉磯警察局局長達裏爾參議院委員會在1990年提出，“經常吸毒者應該被帶走槍斃”。513
遺憾的是，快克確實至少在三個方麵代表了一場公共衛生災難。
首先，警察對毒品的激烈鬥爭迫使吸毒者進入破舊不堪甚至令人厭惡的廢棄“毒品屋”，吸毒者和毒品販子聚集在那裏，由站在附近監視警察和臥底的兒童保護。因為可卡因有一種壯陽的作用，可以增強使用者的性欲，所以“快克聚集地”的設置也促進了性行為的交換。此外，那些極度渴望可卡因的女性賣**以換取毒品。
其結果是，美國異性戀者感染艾滋病病毒和其他性傳播疾病的發病率大幅上升。514
此外，在美國的一些地區，快克是注射可卡因的替代品，而與海洛因不同的是，快克需要在一天內反複注射。在可卡因吸毒場所，吸毒者們經常共用注射器，導致了艾滋病的傳播。515
也許最重要的是，反毒品戰爭把全國1/4的非裔美國青年送進了監獄，不管他們喜歡與否，他們在行為上都是“同性戀”。“**”和強奸在監獄裏司空見慣。
一旦被釋放，這些年輕男性中的大多數人就會回到異性戀的生活中，通常是回到等待他們的妻子或女朋友身邊。大量的監禁非裔和拉美裔創造了一種獨特的艾滋病病毒擴增係統，由於在監獄裏**被正式宣布為非法，所以艾滋病通過強迫同性戀活動或監獄的環境中被傳播。隨著非裔男性在監獄環境中進進出出，艾滋病病毒在非裔美國人中迅速傳播。到1998年，艾滋病成為25歲到44歲的非裔男女的頭號死因，美國疾控中心估計大約有10萬非裔美國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那一年，盡管非裔隻占美國人口的13%，但他們占疾控中心報告的所有新發艾滋病病例的48%。516
20世紀90年代初，當公共衛生官員向非裔美國人社區發出警告，並對他們進行艾滋病風險教育時，他們被這種敵意和懷疑震驚了。塔斯基吉、反毒品戰爭、種族隔離醫院—這些遺留下來的問題在黑人社區建立了一座反對有組織的醫藥和政府衛生當局的怨恨之山。許多非裔美國人領袖宣稱艾滋病病毒是種族主義陰謀，聲稱這種病毒是專門為殺死他們的種族成員而製造的。盡管傑出的非裔美國公共衛生領導人試圖反駁這些觀點，但在社區中有一種壓倒一切的感覺，即他們隊伍中艾滋病發病率的飆升絕不是巧合。這必須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們是受害者。
到20世紀末，隨著21世紀即將到來，公共衛生仍需努力獲得非裔美國人的信任。盡管衛生局局長和疾控中心艾滋病項目的負責人都是非裔美國人，但這仍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懷疑情緒高漲。
幾十年來未能滿足美國少數民族特別是非裔美國人的需要，現在正在破壞艾滋病預防、藥物濫用教育和其他重要的公共衛生努力。
來自加拿大的健康分析師團隊寫道：“越來越多的醫療係統關注大多數人沒有或無法補救的問題，在這個過程裏，從緩解這些問題中獲得資源，可能會發現他們的支持者正在流失（這是有充分理由的）。”517他們的評論集中在加拿大的失敗上，但是他們也可以把評論應用到他們的南部邊境。由於沒有任何意識到他們與更大的社區的健康有利害關係，也沒有任何意識到社區關心他們的健康—被邊緣化的人口沒有理由為了更大的利益而進行合作。分析人士丹尼爾·卡拉漢稱公共健康的首要原則是：“良好的公共健康能夠而且必將提高人們的整體健康狀況，但它不一定對我個人有幫助……一般的公共衛生項目對大眾有好處，但對個人可能沒有好處，除非是間接的。”518
卡拉漢認為，如果個人無法感知個人或社區對公共衛生目標的興趣，那些被疏遠的群體就會像對其他政府機構（如警察局、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和軍隊）一樣，對衛生和醫療機構持鄙視和敵意的態度。
布什執政期間，美國出現了兩個死灰複燃的人類宿敵，這種見解的正確性變得非常明顯。但令人遺憾的是，這種正確性被忽視了。這兩種疾病在美國早已被認為是被擊敗的，對它們的控製被標記為公共衛生勝利的經典案例。在1990年至1993年間，這兩種情況在四麵楚歌的紐約市最為突出。
第一個宿敵是麻疹。
由於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展了非常有效的兒童疫苗接種運動，每年的麻疹接種人數已從20多萬的典型水平下降到不足1000人。
但是，從1989年到1991年，美國經曆了一場比當時西半球、歐洲和大多數亞洲國家都要嚴重的麻疹疫情，隻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以及向外界隱瞞真相的蘇聯）可以與美國的疫情規模相媲美。至少有55467名青少年感染了麻疹，其中11251人病情嚴重，需要住院治療。共有136名兒童死亡。519
科赫執政期間，在伍德羅·邁耶斯博士擔任紐約市衛生專員，丁金斯是市長的時候，這種傳染病在首先在紐約出現，然後在全國範圍內傳播起來。對這兩位非裔美國人領導人來說，很顯然，大多數麻疹病例和死亡病例都發生在他們自己的黑人社區，波多黎各人和紐約其他拉美裔人中也有少數病例和死亡病例。大多數感染麻疹的年輕人來自貧困家庭，缺乏充分的衛生保健，沒有接種疫苗。
聯邦支持的為窮人建立的醫療保健被大幅消減，加上醫療整體補助款轉向美國，意味著紐約更少的孩子能看醫生，以及與前裏根時代相比，接種麻疹疫苗和其他致命疾病疫苗的可能性更小了。紐約資金不足的醫療補助係統隻給醫生報銷2美元麻疹疫苗。這既不能支付疫苗的費用（超過10美元），也不能支付醫生的時間和開銷（平均每次50美元）。
研究人員得出結論：“因此，紐約的醫療補助兒童接種疫苗，很可能給醫療機構造成了強製性的財政損失，從而促使他們不去接種疫苗。”520
紐約市5歲以下的醫療保險兒童中，約有20%沒有接種疫苗，相比之下，隻有10%的窮人到市政府開設的公共衛生診所求醫，而父母擁有私人醫療保險的兒童中，隻有不到5%的人沒有接種疫苗。
1990年和1991年，同樣的模式在美國各地以較不極端的形式出現。公共衛生官員找到提高免疫接種率的方法，通過大型的免費疫苗接種項目以及針對兒科醫生和初級保健醫生的大量宣傳，全國的麻疹流行消失了。到1992年，美國的麻疹病例已經下降到2234例，到1997年，這個數字下降到138例。
1997年的麻疹病例中有66%是白人兒童，他們中的大多數來自有全麵保險的家庭。這將是20世紀90年代嬰兒潮一代父母中出現的一種新的反對接種疫苗的情緒的一部分，他們錯誤地認為接種疫苗的風險大於疾病造成的危險。521
在白人社區，特別是在西方國家，未能給兒童完全接種疫苗主要是父母有意識的決定的結果。而在少數民族社區的情況正好相反，通常是因為缺乏衛生保健的機會。因此，1995年全國免疫利率排名墊底的地區是，富裕的加州聖地亞哥和聖克拉拉郡，以及底特律、紐瓦克、芝加哥等內地城市的貧困地區。5221997年，美國60%~70%的兒童麻疹、百日咳、破傷風病例發生在未接種疫苗的白人兒童中。523
1999年，美國疾控中心的結論是“1998年報告的（麻疹）病例大多數是輸入性（病毒），包括輸入後發生的麻疹本地病例”。524這意味著隻要美國的接種率下降，隻要麻疹繼續在其他國家流行，那美國還可能像1989年至1991年那樣再次發生麻疹流行。
在全球旅行的時代，美國對這種病毒的防禦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正在進行的全球兒童疫苗接種運動密切相關。如果該機構90%的全球免疫的崇高目標能夠實現，美國也許能夠放鬆對麻疹的警惕。在此之前，任何未來兒童免疫接種率的降低肯定會導致另一場傳染病疫情。
1992年美國百日咳發病率飆升時，麻疹的流行才剛剛停止，超過一半的病例發生在未接種疫苗的兒童中。1976年，美國的百日咳病例達到了曆史最高水平，報道的病例不到1000例。但此後，疫苗接種率下降，百日咳病例數量上升，1993年，美國有4989個病例，其中2218個是嬰兒。這是自1967年以來美國發生的百日咳最多病例。525
雖然這些傳染病得到了控製，但其他傳染病也會隨之而來。與其他工業化國家相比，美國的疫苗接種率仍然很低。526
然而，布什政府在1990年和1991年的國際視野並不包括衛生方麵，諸如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爭取到2000年在地球兒童中實現90%的疫苗接種率的競賽中所處的位置之類的問題，從來沒有在總統的雷達屏幕上登記過。
隨著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和1990年蘇聯即將解體，布什所說的“世界新秩序”真正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這是一個新的現實政治，1990年秋，美國政府部署了自二戰以來規模最大的聯軍，為對伊拉克開戰做準備。527
批評人士指責說，新的世界秩序不過是布什對幾十年前的現狀的追求和對國內外權力結構的維護。528在國內，布什在健康、藥物、艾滋病和環境問題上的政策可以被稱為“裏根精簡版”，在四年的總統任期內，他多次行使白宮否決權來阻撓任何醫療努力，這些努力可能會增加墮胎或計劃生育的機會，強製要求任何類型的醫療福利，或使聯邦政府重新參與地方公共衛生。在1990年的國情谘文中，布什發誓要控製迅速膨脹的醫療費用。但對於解決方案，他隻提供了一個反解決方案：他的工作人員解釋說：“我們所要做的就是表明民主黨人支持醫藥社會化而我們不支持。”529
在布什的白宮任期內，預算赤字從國民生產總值的22%上升到25%，超過了1.5萬億美元。盡管像他的前任一樣，布什聲稱反對“大政府”，但他的政府在聯邦法律中增加了比他之前任何時候都多的條例—僅1991年就增加了6.8萬條。執法支出增加了20%。這些資金沒有用於基本公共衛生項目，裏根的醫保和凍結贈款計劃仍然存在。
因此，資金匱乏的紐約市繼續在許多負擔的重壓下掙紮：毒品、麻疹、警察鎮壓、種族差異和日益惡化的城市基礎設施。然後，從1989年開始，紐約所有的問題都集中在州監獄和城市擁擠的監獄裏。
在緝毒行動中被逮捕的非裔和拉美裔美國人擠滿了監獄，監獄裏人滿為患。警惕的公共衛生研究人員注意到，在如此擁擠的環境中，結核病正在迅速蔓延，對艾滋病病毒陽性的囚犯尤其危險。5301900年至1975年間，全國和紐約州的肺結核發病率穩步下降。但在1975年之後，結核病開始緩慢複蘇，從1980年到1989年，結核病報告的數量急劇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