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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者提出了三條理由。首先，“心髒病流行”的下降早於全國性的反膽固醇運動；第二，在同一時期，美國煙民的數量急劇下降，煙草對心髒的有害影響至少與對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的害處一樣大；第三，在20世紀90年代，許多20世紀80年代“對心髒有益”的信息將被進一步的科學證據所推翻。
例如：人造黃油可能含有危險的反式脂肪酸，這種脂肪酸不是通過提高低密度脂蛋白水平，而是通過降低高密度脂蛋白水平來增加心髒風險；維生素E對心髒的好處是微乎其微的，也許根本不存在；435雞蛋所含的膽固醇比預想的要少，而且風險也小得多；富含葉酸和B族維生素的飲食對心髒的好處如此之大，甚至超過了攝入適量紅肉這樣“罪惡”的食物。436
公眾應該因為學界的混亂不清而受指責嗎？
對飲食的關注可能被錯誤地認為是一種公共健康的努力。也許更合適的是，它是醫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以機械論的觀點來看待阻塞的、癌變的人體。此外，一個人的營養需求以及他或她如何理解這些需求，可能無法通過對社會的大規模呼籲得到很好的解決。考慮到美國人肥胖呈增長的趨勢，飲食信息的解釋和實施似乎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在裏根時代，醫療保險普及度下降，個人責任運動興起，公共衛生項目由於負擔增加（責任從聯邦轉移到州和地方）和預算減少而變得非常緊張。
新的公共衛生挑戰迫在眉睫：中毒性休克綜合征、食源性和耐抗生素疾病、艾滋病病毒和快克可卡因。
中毒性休克綜合征揭示了一種新的脆弱性，這種脆弱性顯然與個人責任、保險或任何健康主題無關但在議程中，它與新產品設計、新出現的疾病和公共衛生安全網的失效有關。437
20世紀70年代中期，出現了一種金黃色葡萄球菌，它攜帶著一種異常強大的毒素的基因。這種細菌的劑量小到幾乎無法測量，它能從根本上擾亂人體免疫係統，從而導致休克，死亡。這種新型葡萄球菌的出現與衛生棉條的新穎產品設計相吻合，這種衛生棉條可以在女性月經周期內在**內停留6小時或更長時間。與食品和藥品相比，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產品（衛生棉條）幾乎沒有行使什麽監管權，因此該局在批準這些產品時沒有經過太多審查。
事實證明，這些高吸水性的衛生棉條提供了理想的生態環境，可以讓新的劇毒葡萄球菌茁壯成長。從1975年的少數女性開始，到1980年的暴發，整個北美（以及其他任何有售美國生產的衛生棉條的地方）都有女性感染並死於中毒性休克綜合征。
美國疾控中心、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衛生棉條行業以及各種私人研究人員，都陷入了與衛生棉條相關的葡萄球菌死亡在全國範圍內流行的原因的爭論之中。尤其是一種衛生棉條產品似乎與更多的病例有關，因此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以信賴為目標，將其推出市場。
事實證明，中毒性休克綜合征並不是由任何衛生棉條引起的，而是由細菌引起的。這個難題最終不是由聯邦公共衛生機構或監管機構解決的，而是由明尼蘇達州衛生部門和明尼蘇達大學的一位科學家解決的。兩位研究人員是關鍵—國家流行病學家邁克爾·奧斯特霍爾姆博士和大學微生物學家帕特裏克·施利弗。
這對搭檔之所以能夠破解毒休克病例，是因為明尼蘇達州可以說擁有全美最好的衛生監測係統，為奧斯特霍爾姆提供了一個了解不斷演變的傳染病的理想窗口。明尼蘇達人還有其他的優勢：地方學者和公共衛生科學家之間的良好合作，一個優秀的州級衛生實驗室網絡，一個強有力的全州範圍的基礎設施，以及明尼蘇達州女性人口中很少有可能使診斷複雜化的混雜的健康問題438。
在20世紀80年代，明尼蘇達人是所有美國人中最健康的，也是全世界最健康的人群之一。439當美國其他地區的社會福利和公共衛生支出幾乎都在下降時，明尼蘇達卻慷慨地支持這些項目，這為明尼蘇達人非凡的集體健康狀況提供了一種解釋。從1980年到1993年，明尼蘇達州的衛生支出增加了90%，公共衛生支出始終保持在衛生總預算的3%左右。衛生保健、醫療保健、療養院和其他衛生機構的開支增加，足以確保每個明尼蘇達人都能獲得醫療服務。明尼蘇達州為所有沒有保險的兒童提供關照，並為所有貧困的成年人提供醫療援助。440
在全國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明尼蘇達州1985年的失業率為12.6%，而全國的失業率為14%。明尼蘇達州的大多數成年人都完成了高中學業，並上過大學或職業學校課程，這使他們成為美國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之一。大多數明尼蘇達人有著相似的文化和社會價值觀，因為超過96%的人口是白人，超過90%的白人人口是德國或斯堪的納維亞移民的後裔。大多數明尼蘇達人所共有的一項重要價值觀是集體、解決問題和承諾。這為支持把全體人民看作是一個整體的社會方案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文化環境。
1968年，明尼蘇達州衛生部門的預算嚴重依賴聯邦資金。該部門從州和地方財政收入每得到1美元，就會相應從聯邦政府得到1.3美元。441到1985年，當裏根政府的削減和整筆撥款的影響愈加明顯的時候，州和聯邦政府對預算的貢獻就更接近了。442到20世紀90年代末，州和地方的貢獻已超過聯邦，從聯邦得到每1美元州和地方要貢獻1.12美元。443
盡管預算緊張，在奧斯特霍爾姆手下工作的疾病調查員從1980年的28人增加到1990年的144人。這是因為別無選擇—傳染病突然在這個原本非常健康的州全麵暴發。除了中毒性休克綜合征的流行外，奧斯特霍爾姆的工作人員在1981年至1987年期間忙於處理不尋常的疫情。
例如，1986年，藍氏賈第鞭毛蟲腹瀉在明尼蘇達州的一個鄉村社區暴發。幾個月的調查揭示了原生動物傳播的一種非常複雜的模式，涉及一個兒童保健中心、一個療養院和食物。444
1981年至1987年間，國家流行病學小組還調查了兒童保健中心發生的多起與呼吸、腹瀉和水痘有關的疫情（到1985年，該州近一半的學齡前兒童都在這樣的中心—這一穩步增長的趨勢反映出明尼蘇達州全職母親隊伍的不斷壯大）。445並且這個團隊證實了另一個新的、危險的微生物正在兒童保健中心傳播—大腸杆菌0157∶H7。
大腸杆菌是人類最古老的微生物之一，也是引起腹瀉的細菌之一。通常，大腸杆菌感染隻對嬰兒有危險，因為人們很快就對這種細菌產生了免疫力。每個成年人的腸道通常都有小群的細菌，由免疫係統控製。
但是在1982年出現了一種新的大腸杆菌，命名為0157∶H7。它含有一種罕見的毒素，可導致溶血性尿毒綜合征，即血性腹瀉。44620世紀80年代，美國各地暴發了大腸杆菌0157∶H7疫情。他們其中至少有19例是特別嚴重的疾病，導致24%的感染者住院，1%的人死亡。被到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疾控中心每年收到2萬份大腸杆菌0157∶H7病例報告，這種新的微生物將成為美國和加拿大血性腹瀉的主要原因。447
奧斯特霍爾姆和疾控中心的一項回溯性研究發現，在1979年至1988年間，共有117例溶血性尿毒症患者。大多數病例都是散發的，或者看似彼此無關，但每一組或每一起病例都與一家兒童護理中心有關。奧斯特霍爾姆的團隊發現，這些散發病例都有漢堡肉的食用史。448這種細菌不僅具有耐藥性，而且使用藥物會導致其釋放出更多的致命毒素。藥物治療實際上會加速死亡。
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已經向世界各國輸出了大腸杆菌，無論是牛肉還是通過接觸牛糞而被致命細菌汙染的食物都是如此。輸出細菌的媒介物包括意大利臘腸、牛肉幹、鹿肉、巴氏殺菌奶、土豆、萵苣、蘋果汁、苜蓿芽和蘿卜苗。449
令邁克爾?奧斯特霍爾姆這位頑強的科學家感到煩惱的是，明尼蘇達州與食品相關的疾病暴發數量正在增加，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於食品生產和營銷的複雜性日益增加，追蹤這些疾病的難度也越來越大。大腸杆菌生長在牛的胃腸道中，但不可能追蹤任何特定批次的肉類到特定的原始汙染點，因為到了20世紀80年代，漢堡生產行業已經將數百頭牛的肉合並成單一批次。
在奧斯特霍爾姆看來，聯邦安全機構顯然無法處理這個問題。
奧斯特霍爾姆總結說：“我們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嚴重不足。”他意識到，僅僅在明尼蘇達州努力工作已經不夠了，他必須尋求時間和資源，在全國範圍內開始發動。
在洛杉磯郡，雪莉·法寧博士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1985年，她所在的郡衛生局傳染病科因利斯特菌食物中毒事件而不堪重負。經過仔細的調查工作，她的工作人員將疫情的暴發追溯到銷售給該郡不斷增長的拉美裔人口的墨西哥奶酪。一些兒童最終向公眾講述了如何接觸到被汙染的奶酪產品，雖然可以用抗生素治療利斯特菌，但由於洛杉磯正在發生人口結構的根本性變化，這些工作變得更加困難。
“誰會想到，”率真、直言不諱的法寧在1985年說，“我們將要應對一場由薩爾瓦多好戰者們經常食用的墨西哥奶酪引發的傳染病疫情。”
世界正在變小，公共衛生風險出現了新的模式。
裏根總統上任後不久，下令采取秘密和公開相結合的方式，支持整個中美洲的親美力量：尼加拉瓜的反桑地諾反政府武裝以及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和薩爾瓦多政府。
隨著殘酷的戰爭和鎮壓的蔓延，成千上萬的中美洲人逃往美國，大多數人非法定居在佛羅裏達、得克薩斯、亞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亞。從1981年到1988年，洛杉磯郡接納的非法移民數量最多，據各種估計，非法移民總數在35萬到50萬之間（到1991年，戰爭基本結束，這些難民很少返回中美洲）。
在那些年裏，抵達洛杉磯的大多數薩爾瓦多人都受到了精神創傷，害怕被遣返回他們認為肯定會遭到死亡或酷刑的地方。與洛杉磯的墨西哥人和奇卡諾人不同，薩爾瓦多人低調行事，努力保持低調，遠離任何與政府有關的人，除了緊急情況外，他們甚至回避醫療保健係統。由於他們沒有資格申請加州醫保，該郡別無選擇，隻能為他們提供免費醫療，對州或聯邦政府的報銷不抱希望。
這大大加劇了洛杉磯的局勢，郡衛生部門已經列出了一係列可怕的問題。到1984年，監事會已經開始抵押政府大樓以籌集工資。因為病人負擔的增加，醫療保險和加州醫保的收入也在減少。
在裏根就職僅僅5個月後，紐約、洛杉磯和華盛頓特區的醫生們就發布了關於男同性戀者和靜脈吸毒者離奇死亡的消息。寄生蟲肺炎、曾經罕見的皮膚腫瘤、通常隻在老年男性身上出現的淋巴瘤類型—突然之間，原本健康的年輕男性因為這些疾病出現在醫院，並在那裏死亡。
當然，這是20世紀由艾滋病病毒引起的第二大傳染病疫情的開始（僅次於1918年的流感）。到20世紀末，也就是第一例病例被報告的19年後，全世界有超過3400萬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他們中至少有一半人會發展為艾滋病的晚期綜合征，即獲得性免疫缺陷病，並且至少有1200萬人會死於這種疾病。它會蔓延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與公共衛生努力和對有效治療方法或疫苗的科學追求相抗衡。
沒有比這更好的證據表明需要一種新的全球性的公共衛生方法。但是，當第一批患有艾滋病的靜脈注射吸毒者踉踉蹌蹌地走進紐約市公立醫院，當最初幾個生病的男同性戀者向舊金山和洛杉磯的醫生求助時，公共衛生部門的回應非常糟糕，甚至根本不回應。
盡管美國疾控中心、舊金山、紐約、洛杉磯以及美國其他地方和歐洲的少數流行病學家、科學家和醫生努力了解這種新的威脅，但他們的努力被政府忽視或斷然拒絕。
在政府的最高層，裏根政府似乎完全無法擺脫這樣一個事實，即大多數首批艾滋病患者都是男同性戀者。這是第一個在白宮以克裏斯汀宗教激進主義為競選綱領的政府，裏根的選民是狂熱的反同性戀者。根據他的私人醫生的說法，裏根認為艾滋病就像麻疹一樣：一種正在傳播但很快就會消失的病毒，不需要人類做任何特別的努力。這是對麻疹—一種通過積極的公共衛生努力控製的病毒—的錯誤理解。更糟的是，這是對艾滋病病毒的一種危險的錯誤看法。450
從記錄上看，裏根似乎從未完全明白，在他的任期內，一場真正的不治之症正在蔓延。雖然他的許多助手確實意識到疫情的規模，但他們同意道德多數派牧師傑裏·福爾韋爾的評估，認為這種疾病是上帝對不道德、罪惡的同性戀行為的懲罰。一些國會議員同意這一觀點，並公開反對眾議院或參議院通過的幾乎每一項公共衛生援助立法。
在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醫學化的公共衛生觀點在裏根時代占主導地位。因此，為了應對艾滋病，傳統的公共衛生措施被摒棄，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完全不可接受的觀念，即實驗室科學將迅速解決問題—到世紀之交，這個問題仍未實現。
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埃弗雷特·庫普是最直言不諱的，通常他也是唯一支持用公共衛生方法應對艾滋病危機的領導。他認識到，在缺乏科學的靈丹妙藥解決方案下，迫切需要進行公共教育。有了關於病毒如何傳播以及個人如何最好地保護自己的準確信息，庫普推斷，美國人民將做出正確的選擇。但是信息必須相當明確才能有用，必須建議有性行為的成年人使用**。
推廣安全套的想法在白宮和共和黨內部都是一種詛咒。縱觀美國曆史，無論何時道德問題都在妨礙公眾健康。在性傳播疾病和藥物濫用問題方麵尤其如此。到艾滋病病毒在美國出現的時候，淋病、衣原體、梅毒、乙型肝炎和其他性傳播疾病的發病率幾十年都在上升。美國人反對在學校裏進行性教育，反對討論**的使用，反對關於節育的教育，尤其是對青少年的教育。
1986年10月22日，在美國曆史上最大的公共衛生郵件中，庫普向1.07億美國家庭發表了關於艾滋病的衛生部部長報告。盡管報告中很少出現許多艾滋病活動人士倡導同性戀的詳細討論，但它仍然受到道德多數派、生命權利運動以及共和黨右翼勢力的嚴厲抨擊—這一切解釋了它對婚前和婚外性行為和同性戀的罪行的支持。
現在回想起來，庫普的郵件更值得注意的不是它的內容，而是它發生在傳染病被發現的五年之後和在發現艾滋病病毒的兩年多之後，這證明了這種疾病是可以傳染的。顯然，華盛頓在每一項與艾滋病病毒有關的公共衛生措施上都拖拖拉拉：基礎研究的資助、公共教育、立反歧視法保護受感染者，以及醫療保險的覆蓋。
因為幾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年輕人或他們的孩子，所以在裏根政府在醫療保險、醫療補助和特殊公共衛生項目上的改革生效後，艾滋病病毒襲擊了最可能不在醫療保險安全網範圍內的人口群體。
艾滋病活動者大多是二三十歲的白人男同性戀者，他們把尋求治愈艾滋病的方法和反歧視立法作為他們的首要任務。隨著艾滋病病毒病例和死亡人數的上升，以及許多人在沒有得到有質量護理的情況下死亡，美國疾控中心的詹姆斯·柯倫呼籲：“人力資源部門要關愛那些已經被感染的人。”451但是，全美國的醫生和牙醫都拒絕治療艾滋病病人，理由是這些人對醫生也造成了威脅。同樣是這些醫療服務提供者，也願意為那些帶有傳染性微生物（如乙型肝炎和耐藥葡萄球菌和鏈球菌）的病人提供服務，但對艾滋病的恐懼促使他們打破了醫生職業道德的所有基本原則。
從公共衛生的角度來看，20世紀80年代艾滋病的首要任務應該是：第一，確定疾病的原因；第二，確定這種微生物是如何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第三，停止傳播；第四，積極開展研究，尋求治療方法和疫苗。452
記錄顯示，第一項任務（確定病因）和第二項任務（傳播方式）的完成非常迅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美國聯邦機構的努力。疾控中心與舊金山、洛杉磯和紐約的流行病學專家密切合作，迅速查明了艾滋病傳播的途徑，並證明這種疾病是由某種形式的傳染性微生物引起的。1981年5月，一種新的致命疾病在男同性戀者中出現，在這之後的幾個月裏，疾病控製中心的柯倫團隊就確定了它是通過肛門和****、被汙染的靜脈注射針和被汙染的血液傳播的。後來在該病的流行病學介紹中，他們特別提出母嬰傳播。疾控中心在1982年說，其底線是接觸受汙染的血液。
即使沒有發現艾滋病病毒，基於這些觀察的適當的公共衛生措施（第三點）也會涉及對每個美國人進行普及教育：如何避免血液接觸和采取具體步驟來減少這種風險：篩查美國血液供應，為醫院和診所工作人員準備基本的防護裝備，向有**的成年人推廣使用**，確保所有注射品—醫用藥物或非法藥物—都使用無菌針頭和無菌注射器，避免或堅決警告人們抵製一種社會環境，即鼓勵人們暴露在血液接觸的風險下的行為。
雖然這張清單看起來很合理，但每一項措施的實施都遇到了政治、社會、經濟和公民自由意誌主義的阻礙。事實上，到20世紀末，血液與血液接觸的事件在美國社會仍將司空見慣，一些可能減輕艾滋病接觸的措施仍將受阻。在某些情況下，正確的法律也許確實已經通過，適當的公共衛生措施也已經采取，但那隻是在拖延和爭論很久之後才發生的事。453
美國最負盛名的醫學機構醫學研究所發布了從備忘錄到大部頭的各種文件—語氣哀怨，近乎懇求—以尋求對這一傳染病可行的公共衛生對策。4541988年，該研究所敦促“聯邦政府帶頭製定一項全麵和協調一致的國家計劃，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資助”。研究所堅稱“目前的資金不足以采取公共衛生措施遏製疫情”，譴責“聯邦政府在減少靜脈吸毒者間艾滋病病毒傳播方麵的努力嚴重不足……”
在這些聲明發布的時候，大約有8萬美國人感染了艾滋病，4.5萬人死於這種疾病。關閉眾所周知的“包門”已經太遲了：簡單的公共衛生措施已不再足夠。
出了什麽問題？
對同性戀者和注射吸毒者的偏見蒙蔽了公眾、政界人士和醫學界，更可悲的是，許多公共衛生領導人在采取有效行動可能產生深遠影響的情況下，忽視了應對艾滋病的緊迫性：從1981年5月到1984年年底。疾控中心以及紐約市、舊金山和其他遭受重創的城市的衛生領導人表達了他們的擔憂，並試圖采取適當措施，但遭到了複雜和勢不可擋的社區抵抗的阻撓。從右翼來看，他們麵臨著明顯的敵意。他們從大多數層級的政府那裏得到的隻是聳肩和怠慢。在血液製品和相關設備行業，人們聽到了政府幹預和經濟困境的呼聲。455
公共衛生領導人也沒有得到美國主流社會的太多支持，美國主流社會仍然可悲地對艾滋病一無所知，並對其抱有可怕的偏見。1988年《紐約時報》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聯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超過75%的受訪者“不同情艾滋病患者中的同性戀者”。令人震驚的是，有19%的人說，不管艾滋病患者是如何感染的，他們都不同情他們，即使這些人是嬰兒或輸血受體。456
公共衛生領導人如何應對公眾這樣的敵意？總的來說，通過確認患有艾滋病或感染艾滋病病毒風險最高的美國人的群體，在某種程度上，采取的做法隻會分散國家對所涉及的主要健康問題的注意力。457對受感染個人的所有疾病監測和識別均保密或匿名，以保護個人不受社會歧視。艾滋病感染從未被報道過；隻有全麵暴發的艾滋病病例才會被追蹤，因為保護表麵上健康的艾滋病病毒陽性公民的自由顯然是合理的。
因此，在任何特定時刻，沒有人真正知道這場公共衛生災難的規模有多大，它在哪些地方、哪些社區傳播，是否有任何公共衛生幹預措施真正延緩這場災難的蔓延，或者這類項目是否會失敗，花在這些項目上的數百萬美元是否會浪費掉。從定義上講，公共衛生領導人得到的關於疫情的印象已經過時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由於政治和技術的限製，流行病學家被迫使用低效率工具來解讀傳染病的細微差別；它非常原始。
它還為基於政治和情感問題以及科學的政策決策打開了大門。例如，直到1986年，紐約市的衛生政策部門仍不告訴獻血的人他們的血液樣本檢測出艾滋病病毒陽性。
“我們不應該把檢測結果告訴那些驗血的人。”喬伊斯·蓋諾在1985年告訴血庫官員，“在我們知道這一發現的重要性之前，我們應該克製自己。”
在美國的其他地方，一些公共衛生官員公然對獻血者撒謊，告訴那些艾滋病病毒檢測呈陽性的人，他們的血液因為有肝炎病毒而不合格。有些人甚至到1986年還拒絕驗血。458
直到1989年，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才製定了全國統一的血液製品政策，但通用的檢測參數（無論是個人還是捐獻的血液和血漿）全國永遠也不會統一。因此，每個州都自行製定政策，決定是自願接受檢測還是根據法律授權，測試呈陽性的個人是否會被告知，在什麽情況下這些可怕的信息會被傳播出去；如何追蹤或編纂艾滋病病毒陽性個體的身份，以及將會有什麽係統來追蹤那些發展到艾滋病或死亡的人的名字。它演變成一個充滿流行病學缺陷和政策混亂的大雜燴體係。
在同性戀活動人士聲音響亮、組織良好的州，限製公民自由主義的措施實施起來最艱難。但在同性戀活動人士很少的州，對公民自由主義的保護又通常要弱得多。例如，傑西·赫爾姆斯的家鄉北卡羅來納州記錄了所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性伴侶的姓名。這意味著在艾滋病病毒陽性人口最少的州最容易追蹤正在蔓延的傳染病疫情。
這意味著那時在艾滋病病毒滋生地—紐約、洛杉磯、舊金山、華盛頓、紐瓦克、邁阿密、芝加哥—工作的公共衛生當局，主要在黑暗中摸索459。例如，在1984年，所有這些城市都激烈地爭論是否要關閉同性戀性俱樂部和澡堂，以最大限度地減少艾滋病病毒的傳播。當時，柯倫的疾控中心工作人員得到的數據是，全國範圍內有6122例病例和2800例死亡。總的來看，柯倫在1984年總結道：“據估計，美國有20萬到30萬人接觸過這種病毒。”460雖然當時發現了艾滋病病毒，但艾滋病病毒血液檢測還沒有被廣泛采用，流行病學家必須憑直覺做估算，經常麵對來自他們力圖保護的同性戀社區的公開敵意。
當大家還在爭論澡堂的問題時，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流行病學家安德魯·莫斯告訴該市衛生專員以及後來的最高法院：“我們希望看到的是，這種增長將繼續下去，直到這種疾病感染者數量達到飽和—也就是說，直到大多數易感染這種疾病的人受到感染—到那時，我們將看到新病例的數量逐漸減少。”461
莫斯非常有先見之明，他說：“關於艾滋病的公共衛生政策應該強調至少兩個其他因素：第一個是讓人們清楚地知道這種疾病真正可怕的本質是什麽，它是多麽嚴肅和嚴重的疾病；第二個是嚐試支持穩定的一夫一妻製生活方式，也就是說，通過改變生活方式，從有大量性伴侶轉變為更接近穩定的一夫一妻製生活方式，來減少傳播。”
公共衛生專員默文·西爾弗曼博士決定關閉該市的澡堂，高等法院的福吉·羅伊·旺德支持他的決定。在紐約市，衛生專員斯蒂芬·約瑟夫博士麵臨著類似的艱難決定，並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結果兩人都麵臨著被趕下台的命運。
西爾弗曼遭到了同性戀活動人士的攻擊，他們認為他的行為具有歧視性和恐同性戀性，市長戴安·範斯坦也認為他行動太慢，沒有采取足夠嚴厲的措施。西爾弗曼被要求辭職。約瑟夫幸免於活動人士的攻擊，但科赫市長幾乎沒有為他的衛生專員辯護。
在紐約，關於如何限製艾滋病病毒在同性戀群體中的傳播的辯論最終在州一級裁決。4621985年10月24日，經過數月的聽證會和辯論，國家衛生專員大衛·阿克塞爾羅德博士給州長馬裏奧·科莫發了一份備忘錄：“我認為，建立允許、促進和（或）鼓勵性接觸的場所，會產生血與血或精液與血接觸的場所，是對公共衛生的嚴重威脅，必須加以禁止……它適用於任何有危險的異性戀或同性性行為的場所。”463
自由民主黨州長科莫遵照阿克塞爾羅德的建議，關閉了性遊戲室和澡堂，並聲明：“在科學家們找到治愈艾滋病的方法之前，健康教育是我們唯一的疫苗。”464
這最終把美國帶到了公共衛生的第四步：建立充滿活力的研究機構。人們有一種極大的迷信，認為科學確實會找到治愈艾滋病的方法，它隻是需要一些推動。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許多頂級科學家，尤其是國家癌症研究所的科學家，都表示非常樂觀。更實際的科學家，如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主任安東尼·福奇博士和他的團隊，極力避免使用“治愈”這個詞。他們認為給予公眾“科學確實能夠治愈藏在人類DNA內的病毒引起的疾病”的希望是非常不誠實的。怎樣才能在不破壞個體基因的情況下去除這種微生物呢？
然而，艾滋病運動的重點是尋找治愈方法。在美國，估計有70萬到100萬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男性和女性，他們意識到自己的時間不多了，艾滋病活動人士的隊伍不斷壯大，武裝力量也在增強。隻要全力以赴，就一定能找到治療方法。他們攻擊製藥公司、食品藥品管理局、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白宮、人類健康研究所—被認為在治療艾滋病方麵最拖延的機構。465
這在傳染病中是第一次：病人活得足夠長，並且很有組織性的來製定相關的公共衛生議程。考慮到他們的生命危在旦夕，議程的第一項就是醫療目標，傳統的公共衛生目標遠遠落在第二位。
有一個可能的例外：針具交換項目。努力推動政府為注射吸毒者提供無菌注射器，或至少使其合法化，是行動主義和來自公共衛生界的壓力的主要焦點，這種壓力從裏根總統的第二個任期，一直持續到布什總統和整個克林頓政府。例如，到1988年，紐約市大約38%的注射毒品使用者是艾滋病病毒陽性，很明顯，注射毒品者的感染率很快就會超過男同性戀者。此外，由於許多使用注射毒品的婦女從事賣**工作，人們非常擔心艾滋病病毒會通過她們進入更廣泛的異性戀社會。466許多健康倡導者認為提供幹淨的針頭是減緩這波傳染病疫情的關鍵。可以通過簡單的分配注射器或街道交換項目（注射器使用者以使用過的注射器交換無菌注射器），非處方銷售注射器合法化、合法化的藥物使用用具，或者以上所有方法來提供針頭。467
在這些方法中，針具交換是目前最受關注的，也麵臨著重大的公共衛生障礙。首先，它不僅會在裏根政府時期遭到國會的反對，也會遭到布什和克林頓政府的反對。468許多州議會和州長同樣不願意以任何方式削弱他們對非法吸毒者活動的限製。
第二個障礙是，注射吸毒人群中已經出現很高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469從1981年到1984年，當艾滋病病毒在該社區的發病率仍可控製時，針頭交換可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但在裏根的第二個任期內，許多城市報告的注射毒品者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率為35%到60%。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