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作為一名從事艾滋病和相關傳染病診治的研究者和專科醫生，我的日常工作就是盡力避免無數的疾病在免疫力低下人群、器官移植受者、老年人和注射吸毒者人群中暴發。我曾在西北大學醫學院主持過若幹科研項目，意在運用複雜的技術研究病原體躲過正常宿主防禦的機製。盡管困難重重，充滿挑戰，但好在先進的技術和團隊精神讓這些研究得到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在研究過程中，我遇到的挫折通常不是什麽生死攸關的大事，而是諸如有的同事抗生素使用不當、實驗室檢測報告發得太慢甚至我的手機沒電這種倒黴事。

然而，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的同行可能就沒有這麽輕鬆了，他們每天要麵對世界上主要的微生物殺手，如急性呼吸道傳染病、腹瀉性疾病、結核、瘧疾、麻疹、百日咳、乙肝、丙肝、新生兒破傷風、艾滋病和登革熱等傳染病的病原。最關鍵的是，他們從事這些工作卻不具備診治這些疾病的必要條件。患者數量之龐大、診療設備之老化及醫療資源之匱乏，使這些身處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的英勇的醫務人員無法充分發揮他們應有的主觀能動性。我的“挫折”和他們相比，微不足道。當我們享有種種“特權”時，他們可能還在生死線上掙紮，在我們的時代存在著這樣的矛盾和差距真是讓人唏噓不已。

解決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這些突出問題的唯一途徑，便是構築行之有效的公共衛生體係，通過該體係來監測國民的健康狀況，識別自然環境和社區環境中存在的問題，並通過公共衛生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包括衛生服務可及性是否存在貧富差別等問題。

其他國家的公共衛生狀況對我們自身影響的重要性，可能並不顯而易見。我們有時甚至會忘記自己祖輩們成長、生活年代的狀況。在那個年代，傳染病是一個可怕的存在；在那個年代，救活新生兒是一項偉大成就；在那個年代，生孩子是過鬼門關。而現在，我們幾乎都忘卻了那個時代。我們生活舒適，根本不會顧及千裏之外其他地區人們的幸福健康。但事實卻是，我們祖先經曆過的種種危難，從未離我們遠去！

今天的我們，一方麵得到了完善的醫療服務和公共衛生體係的庇護，另一方麵，正是因為現行的醫療服務和公共衛生措施看起來管用，才導致了自滿和官僚主義的冷漠，引發了各種生物危機。在我們生活的世界裏，新發人類病原體不時出現，與此同時，被認為已經消滅了的傳染病也卷土重來。現在說我們對這些疾病有免疫力還為時過早。

至少在一些富足國家，公共衛生和臨床醫學的進步，已經顯著地降低了新生兒死亡率，提高了期望壽命。但曆史上，公共衛生措施使用不當導致不可預知的災難也屢見不鮮。1924年，法國科學家艾伯特·卡爾美和卡米拉·介林研製出了一種結核疫苗，並被廣泛應用於發展中國家。然而正是這種疫苗，與德國呂貝克77名新生兒的死亡相關，甚至出現了疫苗接種者再也無法接受結核菌素皮試的現象。減少兒童對環境中常見微生物的暴露、使用淨水係統以及改善環境衛生，實際上也使得有些人變得更為脆弱，如小兒麻痹症的出現就是因為兒童並沒有及早獲得免疫力。

一些病原微生物耐藥性的複蘇和傳播，意味著另一個對我們生命健康的持續威脅。微生物擁有著強大的基因突變能力，能在極短時間內以指數級的速度迅速繁殖，對它們來說，短短幾分鍾就相當於數年。自然選擇保留下了適應能力最強的微生物，助長了它們的迅速進化。這一過程的必然結果，就是使病原微生物更快地適應環境，也進一步導致某些病原微生物在短時間內具備了耐藥性。即便是現在，這些持續進化的微生物也可以絲毫不被察覺地進入新宿主體內，尤其在臨床幹預，比如藥物治療或疫苗誘導的免疫還不能完全發揮作用時。廣泛耐藥菌和結核分枝杆菌的彈性突變株就是通過這個過程進化並盛行的，也與對抗生素使用規範的忽視、過量使用以及濫用抗生素有關。在尚未被掌控的生物恐怖主義世界裏，毫無疑問，微生物正在以人類無法完全理解的方式回應著這個世界。這些致病菌一度被控製，但現如今的複蘇和耐藥株的廣泛傳播，向我們展示出了微生物強悍的生命力和繁衍能力，也說明了想要築起持久防禦微生物的安全屏障困難重重。

未來，公共衛生的工作任務仍將是致力於全球健康水平的提升，它所麵臨的挑戰，將是如何在不斷變化的全球局勢中不斷調整改進公共衛生措施，借此改善環境、改變人們的行為。即便在現代醫學家們的幫助下，生活在工業化社會的人們，仍可能會在突發重大公共衛生災難麵前被搞得措手不及。我們需要發展新型持久的全球合作夥伴關係，商議和製定主觀能動性強的綜合措施，重塑預防和治療傳染性疾病的公共衛生政策。而不應由於政治家們不明白公共衛生與臨床醫學的差異，去削弱甚至終結國家醫療衛生服務政策。

如果執政者有意願改變，局勢仍可能扭轉。

勞麗·加勒特曾寫過一本頗具煽動性的關於公共衛生全球挑戰的專著。如果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衛生健康方麵長期分布不均，甚至差距越來越懸殊的話，公共衛生與疾病預防控製在期望壽命上的收益將不再具有公平性，全球公共衛生災難將逐漸凸顯出來。勞麗·加勒特這本書帶領我們走進印度最貧窮的地區，在那裏，盡管有現行的防治措施和能負擔得起的治療藥物，肺鼠疫仍然卷土重來，而且還消除不盡。在紮伊爾（今剛果民主共和國），埃博拉出血熱的暴發嚴重擾亂了當地的生態係統。本來應該救死扶傷的醫療機構反而變成了公共衛生災難的夢魘，成為埃博拉出血熱聚集性發病的場所。過去在蘇聯部分地區，政治經濟環境的動**、營養不良的惡化、酒精消費的增加、對醫療係統混亂的放任導致了結核杆菌的複蘇，以及人們期望壽命的急劇下降。隨著蘇聯的解體，貧窮和免疫力低下的人們被冷酷的強權壓迫，生活變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噩夢。在美國，因為缺乏能有效監管和保證食品和飲用水安全的管理人員，公共衛生體係隻能勉強應付人民群眾麵臨的健康威脅。勞麗·加勒特對這個問題剖析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阿爾伯特·史懷哲曾說過：“人類不會發現自己塑造出來的魔鬼。”我們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信號，同時也為全麵危機的暴發敲響了警鍾，人類到了該做點什麽的時刻了！勞麗·加勒特的呼籲值得我們重視，她給了我們一個不容忽視的警告。我們的後人可能會認為20世紀後半葉是一場醞釀已久的暴風雨來臨前的間歇期。

史蒂文·沃林斯基醫學博士

西北大學醫學院醫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