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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世界衛生組織還調查了當時全球關於口服避孕藥導致死亡和心髒損傷的指控。在參與限製人口增長的其他聯合國機構的壓力下，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了異議，但並沒有對口服避孕藥提出譴責。然而，1968年，英國鄧祿普藥物安全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報告，報告顯示，口服避孕藥導致血液凝塊形成，阻塞了循環係統，對心血管係統造成了一係列損害。
紐約市自由撰稿人、調查記者芭芭拉·西曼對與口服避孕藥有關的健康結果以及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明顯的遲滯表現很感興趣。她在1969年出版的《醫生對口服避孕藥的指控》一書中，提出對該產品、藥品生產商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有力控訴。20世紀70年代，它成為女權主義者的戰鬥口號，她們認為，政府背叛了女性的信任：她們的性別健康需求沒有得到與男性同等程度的審查和考慮。
當西曼的書出版時，美國大約有800萬婦女正在服用避孕藥。
隨著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302避孕藥的主要激素黃體酮和雌激素，會引起一係列廣泛的疾病，在整個20世紀七八十年代，藥品生產商逐漸降低了激素的劑量。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唯一的行動是在1968年命令生產商在藥品包裝上注明明顯的風險警示。生產商們主動調整藥品劑量使避孕藥更加安全，由這種避孕藥引起的死亡變得極為罕見。303
在20世紀70年代，隨著美國對沙利度胺、二乙烯雌芪甾醇或己烯雌酚（DES）的替代藥物的披露越來越多，女性找到更多質疑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理由。DES的作用也是為了防止高危妊娠的流產，該藥物從20世紀50年代初就開始上市，到1958年，它在婦產科中廣受歡迎。1958年至1965年，美國有一半的孕婦服用了DES。304
1962年沙利度胺事件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決定使用當時的新權力來重新審查已經獲批的4000多種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其中包括DES。該報告於1967年發布，認為DES“可能有效”且“無害”。
然後在1971年，有證據表明那些在懷孕期間服用DES的年輕女性身上發現極其罕見的**癌。305“DES嬰兒”的問題更是爆炸性的。1971年秋天，國會的一個小組委員會就DES舉行了聽證會，每天都有新的發現，DES被用於家畜；因為它是脂溶性的，可在動物和人體內存留多年，並引發疾病；高劑量的DES作為一種“事後”避孕藥在密歇根州的科德進行了實驗，以測試避孕效果。
整個過程中，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都沒有采取任何行動。食藥監局專員查爾斯·愛德華茲令人難以置信地告訴小組委員會，他們需要更多的數據。在國會的指責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在1971年向所有醫生發出了警告信。在裏根政府時期，盡管當時有明確的證據表明，雌激素類藥物會導致服用過DES母親的後代患上乳腺癌和睾丸癌，但在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批準下，DES仍然可以在市場上銷售。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對DES采取了漸進的行動，因為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DES男嬰和女嬰患**癌、乳腺癌以及**發育異常的風險在增加。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因此發出警告，要求其更改標簽，並向醫生發送最新的警報。但該機構並沒有真正發出警報或直接說“不要使用這種藥物”。因此，直到20世紀80年代，醫生們還會繼續開“事後避孕藥”。1988年，製造商禮來公司改變了推薦的用途，並承認了DES的危險性。306
據估計，到1990年，大約有200萬嬰兒潮一代在子宮內接觸過DES。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DES都是一場公共衛生災難，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不作為助長了這場災難。政策分析師戴安娜·達頓總結道：“回顧DES的曆史，我們不可能不被監管機構（尤其是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一貫的、常常是公然的失職所打擊。”307
為了應對公眾對癌症日益增長的焦慮，理查德·尼克鬆總統更傾向於采用治療性而非調理性的解決方案。他深信，一場資金充足、全力以赴的“抗癌戰爭”將帶來科學上的突破，從而降低甚至消除美國的癌症死亡率。在他執政期間，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預算大幅度增加。
尼克鬆對越南采取了非常激進的軍事政策，擴大了戰爭的範圍，並在和平談判中拒絕向北越政府做出讓步。他在國內政策上的立場體現了進步和傳統相結合的政策舉措，而且處理經濟問題顯然也不是他的強項。308
失業率從1968年尼克鬆當選時的3.6%攀升至1970年的4.9%。1971年，美國出現了自1893年以來的首次貿易逆差。華爾街為政府的財政政策創造了一個術語：滯脹。1971年到1973年，美元兌日元和德國馬克的匯率持續下降。尼克鬆以價格控製作為回應。但這些都是無用的。1973年，由於生產力下降，通貨膨脹迅速上升，經濟陷入困境。到1974年，失業率達到14年來的最高點，超過7%。1973年至1974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對美國實施了石油禁運。
在尼克鬆政府的剩餘時間裏，以及在福特和卡特執政期間，美國經濟遭遇了兩位數的通貨膨脹，生產力出現負增長，失業率居高不下。
有非常令人擔憂的跡象表明，在如此大的經濟和政府壓力下，公共衛生正在背棄他的許多核心責任。
1970年全國麻疹發病率上升，這說明兒童疫苗接種率下降。當年，超過4.7萬名兒童感染了麻疹，是1963年首次大規模投入使用麻疹疫苗時的2倍。1971年又發現了7.5萬例麻疹病例。雖然這些數字遠低於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疫苗問世前每年50萬例的發病率，但令人遺憾的是，有證據表明，許多美國人在獲得常規兒科護理方麵又遇到了障礙。
1971年冬天，理查德·尼克鬆競選連任的活動已經開始，他在國會發表的演講讓每一位政治家、健康規劃師和醫療機構都措手不及。人們最不希望聽到像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鬆這樣的保守派人士呼籲建立國民健康保險製度。
尼克鬆提出了一係列法案，旨在徹底改革所有美國公民獲得醫療保健的途徑。他告訴國會，由於醫療開支的驚人增長，有必要進行一次徹底的改革。“對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來說，醫療費用變得令人望而卻步。即使是那些能夠支付得起大部分醫療費用的人，也可能會因為災難性的醫療支出而一貧如洗。”309
幾小時之內，國會山的每個人都在與各種與健康有關的陣營結盟或組建利益共同體，並製定替代的健康計劃提案。距離第一次總統初選隻有11個月了，尼克鬆的醫療保健計劃仍是一個不穩定的提議，其細節將在接下來的三年裏發生變化，並成了激烈辯論和權力鬥爭的催化劑。這是20世紀內美國政治領導人第五次試圖全麵解決美國的衛生政策問題。可悲的是，公共衛生將再次被證明在自杜魯門執政以來首次認真重新審視國家衛生保健問題時仍是一個非常次要的角色。而且，和往常一樣，美國醫學會和美國醫院協會將試圖阻止國會和總統為建立一個全國性的醫療保健融資體係所做的一切努力，他們特別反對任何要求他們向美國窮人提供醫療衛生服務的條款。但這一次，他們的聲音將被其他持不同議題選民的聲音所掩蓋，這些選民包括有組織的勞工、企業雇主和保險公司。
哈佛大學衛生經濟學家拉什·費恩在1970年提出310，在停滯25年後，衛生醫療重新走上舞台的中心，其原因有三個方麵。首先，是醫療成本的增加。1965年，美國在醫療保健方麵總共花費了390億美元，到1969年，這一支出已超過600億美元。
第二個原因是醫療補助。政府資助窮人醫療保健的成本飛漲，其速度甚至超過了整個醫藥行業已經高得離譜的通貨膨脹率。公共衛生總支出從1950年的31億美元躍升至1969年的226億美元，當時2/3的衛生支出來自非政府金庫（私人保險，病人自己的錢包）。到1969年，大約60%的醫療支出是由聯邦政府或州政府提供。費恩說，如果這一趨勢繼續下去，美國最終將建立一個由政府出資的全國醫療保健體係，不管它是否打算讓美國醫學會稱之為“社會化醫療”。
第三個原因是，許多州長和州立法機構感到財政拮據，已經在考慮用一度激進的辦法解決衛生籌資危機。尼克鬆和國會隻是在國家層麵進行討論，而這些討論已經在地方層麵進行了好幾年。
自杜魯門時代以來，競技場和參賽選手都發生了變化，選手的相對實力也發生了變化。美國公共衛生協會及其在地方層麵的支持者發現，他們在唱著一首幾乎無人聆聽的悲歌。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的醫療安全提案最能滿足公眾健康利益，該提案得到了美國勞聯-產聯和工會組織的大力支持。醫療保障通過工資扣除、通貨膨脹上限、雇主供款和聯邦分配給地方政府的籌資體係為所有美國人提供保險。311
尼克鬆的計劃還打算通過一種完全不同的機製推動美國實現全民醫保。它是以明尼蘇達州和加利福尼亞州已經建立的係統為模型的，保羅·埃爾伍德博士稱之為“健康維護組織”。美國康複研究所的執行主任埃爾伍德是全國健康維護組織的頭號支持者，作為一名頑固的共和黨人，他得到了尼克鬆政府的支持。埃爾伍德認為，傳統的醫療服務費和標準醫療保險費“不正當地”獎勵了醫生和護士，因為他們忽視了所有的預防保健和過度使用醫療資源，這些資源不僅費用昂貴，而且可能不會延長病人的生命。埃爾伍德說，健康維護組織的做法正好相反。
盡管這些組織不叫健康維護組織，但1906年左右，第一個這樣的衛生組織出現在華盛頓州，服務於木材行業。兩位醫生想出了一個方案，讓木材工人每個月預付50美分，作為交換，他們可以得到任何他們需要的醫療服務。到1920年，在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已經有幾十個這樣的預付醫療費用團體，它們通常是圍繞特定的工作群體而組織起來的。在大蕭條時期，絕望的醫生和病人自然會被這個想法所吸引，於是出現了更多的預付費體係。
無論在哪裏出現這樣的預付計劃，都會遭到美國醫學會的堅決反對，該協會將參與其中的醫生趕出協會，並向各州施加壓力，要求吊銷這些醫生的行醫執照。在美國醫學會看來，任何對病人預置醫療費用的製度都將對私人醫生構成不公平競爭，並將壓低價格。312
從20世紀30年代起就在洛杉磯和北加州向公眾提供醫療服務的健康維護組織，1971年已成為擁有460萬名成員的美國最大的健康維護組織。313在1970年，美國大約有30家健康維護組織在運作。沒有人有數據能夠證明，無論是在醫療費用還是醫療質量方麵，此類係統都優於收費醫療。盡管如此，尼克鬆最初的複雜計劃包括申請2300萬美元的種子資金和另外3億美元的貸款擔保，以促進創建更多的健康維護組織，從而滿足90%人口的健康需求。
尼克鬆的計劃和肯尼迪的醫療保障提案最終都在國會遭遇失敗。1971年和1972年，他們參加了總統競選活動，與保險業314、美國醫學會315、美國醫院協會316和其他許多機構合作的立法者提出了不少於四個替代方案。
而最應該出席的患者缺席辯論。
競選活動直到1973年才結束。1973年至1974年的水門事件使尼克鬆政府陷入癱瘓，以至於無法為總統的醫療改革方案辯護。國會最終通過了一項包含了尼克鬆的部分設想的法案：給予健康維護組織適度的支持，刺激了該領域的一些發展。但到1985年，全國隻有323個健康維護組織，這與尼克鬆預想的1600個相去甚遠。327最後，1973年至1974年的經濟大滑坡再次扼殺了國會試圖製定一項為美國人提供全麵醫療保健計劃的所有希望，因為根本沒有錢花。
為了減緩醫療費用的增長，聯邦政府對醫院和醫生的費用都設置了通脹上限。政府開始逐步淘汰希爾-伯頓醫院（該醫院於1976年停止營業），並允許醫院將強製性慈善工作從占病人總量的5%降低到僅占3%。盡管癌症和心髒病的研究預算有所增加，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關於全科醫學和傳染病的研究基金被削減了數百萬美元。作為公共衛生的標誌，為衛生服務不足的地區提供預防保健服務的社區衛生中心已經關閉。對科學、醫學教育和高級培訓的大部分補貼都被削減到了最低限度。一些醫療費用從聯邦政府資助資金中轉移，病人們可能會拿到更多的賬單。328
美國最終在醫療衛生方麵走上了一條與尼克鬆在1971年發起的醫療改革幾乎完全相反的軌道。現在的道路不是強調集體健康和疾病預防，而是進一步實現醫療化和個體化。可悲的是，後來的數據顯示，美國正因此退出自比格斯時代以來健康狀況改善最大的時期。從1968年LBJ的項目全麵展開到1975年將這些項目預算削減到最低限度，美國的總體年死亡率下降了14%。319每一項健康指標都有顯著改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下降23%，嬰兒死亡率下降38%，孕產婦死亡率驚人地下降了71%。
這是一場積極的反貧困和擴大窮人醫療服務遺留問題的戰爭。當時，美國醫學會和美國醫院協會譴責其為“受管製的”時期，這是一個暗語，指的是崛起的政治巨星、加州州長羅納德·裏根的新右翼圈子裏意味著“非常糟糕”，甚至是“社會主義”。
這個國家的新氣氛的特點，是在衛生保健體係的結構和籌資方麵存在著強烈的區域差異。針對全國許多地區的窮人、沒有保險的農村居民和住在城市貧民區的人的醫療衛生服務將大大減少。
尼克鬆總統的總體衛生計劃可能出了差錯，但他對公共衛生一個關鍵領域“使用非法藥物”方麵產生了顯著而持久的影響。1968年競選期間，理查德·尼克鬆在迪斯尼樂園發表了一篇關於毒品濫用的重要演講。320“當我審視這個國家的問題時，”他說，“我看到一個特別突出的問題—毒品的問題。”他斷言，毒品“就像前些年的瘟疫和傳染病一樣，是現代年輕人的禍根”。
這位共和黨候選人堅持認為，解決辦法是增加警察、聯邦調查局、特種部隊和海關人員。尼克鬆所擔心的毒品如大麻、迷幻藥、海洛因、安非他命等問題，在他的演講中被描述為嬉皮士、激進分子和非裔之間的問題321。尼克鬆的助手霍爾德曼在1969年出版的日記中指出，總統“強調了你必須麵對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整個問題實際上都是黑人的問題”，關鍵是要設計出一種係統來識別出這一點，同時又不顯得那麽重要。322
一係列的執法法案構成了政府禁毒戰爭的基礎。關鍵因素是執法援助局的預算增加了8倍，該局為地方警察部門提供培訓和相關服務；新的權力機構被授權在必要時關閉美國邊境，以切斷毒品交易，它比聯邦麻醉品和危險毒品管理局擁有更大的權力。
在1971年的時候，美國的非法毒品交易總額估計有20億美元，由於大約有4000萬吸食大麻的人，因此，大麻構成了這個市場的大部分。相比之下，吸食海洛因的人數被認為是相當少的，不到3‰。323多年來，大多數毒品的相對使用率和與之相關的死亡率保持相當穩定。324
按人均計算，市中心地區的毒品使用量比白人聚居區高，不過，即使是修繕整齊的郊區，也有大量毒品和海洛因過量使用的情況。325這不是巧合。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把加工過的海洛因帶入美國的黑手黨販毒集團，故意把目標對準非裔和拉美裔城市社區。此外，1969年，世界上最便宜的高純度海洛因在西貢街頭出售。在越戰中，非裔和西班牙裔男性不成比例地在越南服兵役，據估計，多達20%的越戰老兵回家後都染上了毒癮。326
然而，尼克鬆政府的禁毒戰爭並不僅限於執法部門。指導管理的觀點是對疾病傳染模型的適應。尼克鬆的工作人員認為，吸食海洛因的人犯罪是為了獲得毒品，而犯罪猖獗的社區變成了允許吸毒的環境。因此，海洛因使用者必須戒除毒癮，以防止藥物濫用的傳染蔓延。327因此，在1971年，政府撥款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美沙酮治療和谘詢治療中心，由白宮內部的一個特別行動辦公室領導。328然而，考慮到當時經濟形勢的嚴峻，政府從1973年開始逐步取消了聯邦政府對美沙酮和治療中心的支持，打算交由各州來承擔。結果是，很少有州有能力或願意承擔這一責任，到1980年，治療項目會嚴重惡化，甚至消失。在全國範圍內，支持監禁吸毒者的人比支持治療的人要多得多。
紐約市是世界上第一個向海洛因成癮者提供免費美沙酮的城市。這個計劃是在1963年由衛生部醫生文森特·多爾首創。40年後，他的基本店麵診所模式仍然是海洛因成癮化學治療的基礎。
非美沙酮治療模式是建立在團體支持和大量谘詢的基礎上的，它起源於洛杉磯郡，來自聖莫尼卡的私人資助的錫南濃中心。盡管錫南濃方法在未來的幾年裏會經曆許多改進，但它本質上仍然會是四十年後非化學處理模式的基礎。
1974年8月尼克鬆辭職後，治療努力背後的大部分資金和精力都消失了。聯邦政府再也不會在毒癮公共衛生方麵扮演如此積極的角色。329
副總統傑拉爾德·福特是密歇根州共和黨人，他接管了白宮，並擔任總統直到1977年1月。在他短暫的任期內，出現了一些新的令人吃驚的傳染病問題。330
1975年大多數美國人都開始關注慢性疾病，這是亞特蘭大疾病控製中心的黃金時代。在世界各地，美國疾控中心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跡，尤其是在拉丁美洲抗擊瘧疾、天花、黃熱病和新近發現的出血熱疾病的鬥爭中。疾控中心成功的關鍵是流行病情報局，它是該機構的亞曆山大·蘭繆爾博士的智慧結晶。它吸引了世界頂級傳染病專家參與科學和先進的危機幹預培訓。美國疾控中心隨後派遣這些年輕的新兵去處理從加州到加爾各答的微生物暴發。蘭繆爾指導了整整一代環境信息係統官員，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他們已經在世界各地撲滅了多次傳染病疫情。
1976年，美國慶祝疾控中心成立200周年，這一年被證明是疾控中心有史以來最繁忙、政治上最熱的一年：一種神秘的致命病毒在紮伊爾北部和蘇丹南部極其偏遠的地區出現。紮伊爾政府—美國冷戰時期的一個重要盟友，要求美國疾控中心協助。疾病控製中心的卡爾·約翰遜博士領導了一個國際團隊，對首次有記錄的埃博拉病毒流行進行了幹預。331一群美國退伍軍人在費城慶祝200周年紀念日時遭遇了一種此前不為人知的疾病，其中許多人因此死亡。1976年至1977年的大部分時間裏，疾控中心的實驗室資源都被這種疾病控製占用了。該機構開始擔心1918年的致命流感—豬流感卷土重來，並可能奪去數百萬人的生命。
可悲的是，軍團病和豬流感恐慌引發的慘敗將在1976年和1977年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以至於美國幾乎沒有人會記得疾控中心和世界衛生組織取得了20世紀最偉大的公共衛生勝利：他們消滅了天花。332
這一勝利並沒有讓疾控中心在美國家喻戶曉。更確切地說，這是醜聞，美國在1976年深陷醜聞，還因為剛剛經曆了水門事件的慘敗和越南戰爭的可悲結局。
就豬流感而言，美國疾控中心和美國軍隊，似乎對1976年冬季襲擊新澤西一個軍事基地的一種新型流感造成的一人死亡和少數繼發病例反應過度。而白宮，就其本身而言，跳過證據，把國家送進一場真正的公共衛生慘敗，333豬流感事件三個最重要的結果證明了美國疫苗係統的不完善；公眾對疾控中心失去信心，更普遍的是對公共衛生領導人失去信心，以及在20世紀餘下的時間裏阻礙疫苗研發的保險遺留問題。
考慮到這一點，美國疾控中心告訴原美國衛生教育和福利部秘書長福雷斯特·馬修斯，如果豬流感的這種毒株和1918年至1919年在世界範圍內導致2500多萬人死亡的豬流感一樣致命，今天的傳染病疫情會不會更糟？畢竟，我們全球航空旅行的人和地球上生存的人都比那時候多多了。334
福特總統不得不根據“如果”做出一個命令性的決定。他選擇了快速生產疫苗和大規模對美國人進行免疫接種。
就在那時，美國疫苗生產係統的局限性暴露了出來。曾經，為了應對這樣的危機，赫爾曼?比格斯和利昂娜?鮑姆加特納可以命令紐約市的實驗室大規模生產疫苗；曾經，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能夠動員製造商為美國士兵大規模生產疫苗；曾經，喬納斯·索爾克發現了疫苗，幾個月後，數百萬的孩子就開始注射脊髓灰質炎疫苗。
但到了1976年，疫苗行業開始萎縮，因為製藥公司發現，藥丸和藥物的利潤要高得多。幾起訴訟，特別是與卡特實驗室脊髓灰質炎事件有關的訴訟，使製藥業不寒而栗。那些仍然擁有疫苗生產設施的公司不願在沒有訴訟保護的情況下倉促行事。私人保險公司也不願為他們提供保險。
福特總統要求國會通過一項法案，讓聯邦政府對疫苗負責。這實際上是把原美國衛生教育和福利部放在了賠償製藥公司的位置上。
美國疾控中心的目標是10月份流感季節開始之前，在9月份趕緊為美國人接種1億劑疫苗，但製藥公司很難實現這一目標。一家公司還誤解了指令，生產了錯誤的疫苗。
隨著疫苗的出現，持懷疑態度的人吸引了大量媒體關注，他們爭論說，根本沒有豬流感，疫苗是危險的，或者整個努力都是一種財政上的浪費。接著，一些接種者患上了格林-巴利綜合征，這是一種可能與疫苗有關的神經係統疾病，335公眾對免疫接種運動置之不理了。
等到塵埃落定，前喬治亞州州長吉米·卡特就任總統時，原美國衛生教育和福利部被與疫苗有關的各種問題的指控淹沒了，而且傳染病疫情還沒有出現。
三十年後，豬流感的慘敗仍然在疫苗行業和公共衛生領域引起共鳴。這將使國會在未來不願考慮為拯救生命的疫苗承擔任何責任，並且通常對聯邦政府參與疫苗生產感到不安。336
20世紀三次最具破壞性的流感大流行讓公共衛生官員措手不及。1918年至1919年的傳染病疫情給美國帶來的損失，最樂觀的估計是至少60萬人死亡，1000億美元的醫療費用和生產力損失。1957年的一場流感奪去了7萬美國人的生命，造成40億美元的損失。1968年在香港首先暴發的流行性感冒在美國出現後，造成近3.5萬人死亡，損失30億美元。337到1976年，世界衛生組織建立了一個國際流感監測網絡。它的目標是盡早發現新的流感毒株，讓疫苗生產商有足夠的時間生產新的安全產品。
豬流感的慘敗加劇了業界對安全和訴訟的擔憂338，並給世界衛生組織監測網絡帶來了額外的壓力。但是，世界衛生組織網絡有許多局限性，在整個世紀中，它將持續易受意外事件的影響。在亞洲，監測方麵存在重大差距。339而且，即使到20世紀末，有關流感的許多知識仍然缺乏，其中包括如何預測哪一種特定的病毒毒株可能具有流行的潛力340。
由於沒有顯著的方法使流感預測更確定，從而延長首次發現和全麵流行之間的準備時間，公共衛生的焦點將在20世紀餘下的時間裏完全集中在疫苗開發方麵。341然而，世界上隻有3個國家具備大規模生產流感疫苗的能力：俄羅斯、法國和美國。（另外有幾個國家也有少量的疫苗生產能力。）到1990年，俄羅斯的係統會惡化到幾乎沒有外人相信其產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的地步。如果出現緊急情況，即使是疫苗生產能力私有化的法國和美國，也無法滿足本國人民的免疫需求。
1976年豬流感的慘敗確實喚醒了美國公共衛生領導人，讓他們謙卑了一些，並讓他們認識到公共衛生安全網的弱點。盡管1976年後每年都進行監測和接種疫苗，流感仍是20世紀餘下時間的主要殺手。每年大約有10萬美國人死於流感或細菌性肺炎，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細菌性肺炎是流感的機會性伴侶。在美國，每年有1800萬到4200萬的人因流感接受門診治療，另外有2100萬到5000萬的人在家裏受苦，也不去看醫生。342但是如果沒有每年的疫苗接種工作，這些數字會更糟。美國疾控中心的研究表明，每年的大規模疫苗接種使老年美國人的流感發病率降低了31%至45%，即使在最終襲擊美國的流感毒株與疫苗所針對的毒株僅有微弱相似之處的年份也是如此。
1995年，經過多年的審查和規劃，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彼得·帕特裏亞卡下了個結論，對於一場真正具有破壞性的流感大流行，在加強公共衛生防範方麵幾乎無能為力。“我們不是在談論來自外太空的仙女座菌株，”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計劃人員警告說，“我們實際上是在談論一個很可能發生的事件。”343
沃爾特·道德爾博士是當時疾控中心的關鍵人物，也是建議進行大規模疫苗接種的人之一，回想豬流感的慘敗，他說：“1976年是在大流行中尋找疫苗……這確實是下一次大流行的預演。對我來說，最大的教訓是……是否有必要更清楚地把科學決策過程與政治決策過程分開……所有重大的綱領性決策都是政治性的。”344
在1976年7月美國內戰期間，軍團病暴發。345同年，在持續了4天的200周年紀念時，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成員們在費城的賓館裏嬉戲。幾天之內，一些軍團成員和他們的妻子就會生病：到夏末，他們中的182人出現了同樣神秘疾病的症狀，29人死於該病。
由於疾控中心無法立即解釋這些死亡的原因，各種各樣的理論出現了，有些是合理的，但也有許多令人發指。幾個月過去了，退伍軍人的疑惑依然沒有答案，國會議員們變得焦躁不安，召開聽證會譴責疾控中心。公眾傾向於從陰謀論角度考慮問題。由於公共衛生機構在處理豬流感問題上已經受到攻擊，退伍軍人的神秘行為進一步加深了公眾的懷疑。往好裏說，疾病控製中心無能；往壞裏說，有一些邪惡的事情正在發生。
當然，這樣的指控是非常不公平的。疾控中心麵臨著一種未知的微生物，這種微生物屬於一種以前被認為不是特別致病的細菌。它的傳播方式很蹊蹺，以前沒有疾病以這種方式傳播。這樣的新奇事物很少能被迅速分析出來。1977年1月，疾控中心宣布罪魁禍首是一種他們稱之為軍團菌的細菌，通過空調係統傳播。事實證明，軍團菌是一種浮垢細菌，生長在空氣和非鹽水界麵處形成的生物膜中。空調、淋浴器、噴霧器、加濕器以及類似的噴灑潮濕空氣的設備都充斥著生物膜，如果設備沒有定期清洗和過濾，這些汙垢層就會生長，成為軍團病菌的滋生地。
一發現這種病菌，美國疾控中心和國家公共衛生機構就開始對既往神秘的肺炎暴發中保存下來的人體樣本進行了檢測。結果證明，在1976年，美國有235人在兩個不同的地方患上了軍團病。此後數年，新發現的病例數量一直在上升，1994年達到1615例。346
疾控中心宣布發現軍團病後兩天，吉米·卡特就任美國第39任總統。他接手的這個國家仍在遭受滯脹之苦，對其政治領導人感到失望。當時的國債為美國曆史上最高—660億美元。
在某些地方，特別是紐約市，經濟形勢遠比尼克鬆時期的滯脹嚴重。1977年的紐約離宣布破產隻有一步之遙。
紐約市的一切都惡化了。城市街道上到處都是未收的垃圾；雪災過後，掃雪機遲遲不清理無法通行的街道；整個社區都被黑幫統治著。公共衛生實驗室也同樣分崩離析，老化的設備無法修理，如果真壞了，也無法更換。基本的生物和化學用品采購不足。由於長期停滯不前的工資水平被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弄得荒謬可笑，員工們紛紛離開了這個體係，而替換人員的水平非常低，以至於部門中許多敬業的高級專業人員厭惡地辭職了。公共衛生診所變得破舊不堪，隻有最窮困的紐約人才會跨過他們這個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