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8
醫療保險推動了醫療費用的增長，因為“藍方”和社會保障局不但接受了不斷膨脹的賬單，並且照單支付了。由於老年人是社會上最需要醫療服務的群體，而且需要最耗錢的治療，因此醫療保險的客戶立即占到了所有住院病人的75%以上。醫院相應提高了目標，允許醫院以同樣的價格向非醫療保險客戶開出同樣的賬單。當被問及這個問題時，醫院經常會聲稱，醫療保險和私人保險支付了更多的賬單並掩蓋了醫療補助病人的費用。
1970年，城市公立醫院已經成為破舊的救濟所，病人都擠在走廊的輪**。這些醫院顯然一直都是美國窮人的醫療衛生服務提供者，並不意外的是，也為非裔美國人和墨西哥裔美國人提供醫療衛生服務。20年前的種族隔離導致了現在醫療補助和醫療保險製度的意外結局：衛生和醫療服務出現了明顯的種族差異。260衛生係統中存在的種族差異反映了整個社會種族隔離的狀況還在普遍惡化。
舉一個例子：1960年洛杉磯郡人口普查時261發現，全郡大約有20萬套不合格或不適合居住的住房，其中大部分位於洛杉磯中南部的非裔聚集區和洛杉磯東部的拉美裔聚集區。262在全國範圍內，盡管當地經濟增長顯著，但估計仍有23萬家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在洛杉磯中南部和東部的貧民窟，每一項公共衛生指標都遠遠低於該郡其他地區。郡嬰兒死亡率為19.6/1000活產嬰兒，在瓦茨地區為33.3/1000活產嬰兒。全國孕產婦死亡率為4.5/1萬人，洛杉磯東部地區為7.3/1萬人。263
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洛杉磯的拉美裔患肺結核的比率是白人的5倍，非裔則是白人的7倍；35歲前人群的早死風險是全國平均水平的4倍。美國公共衛生協會的一項評估發現，約50%的貧困兒童沒有完全接種天花和麻疹疫苗，64%的人從未看過牙醫。2641964年，洛杉磯每4個嬰兒中就有1個是在這種貧困家庭出生的，其中26%的母親沒有接受過產前護理，80%的母親是在該郡兩家公立醫院裏分娩的。
盡管洛杉磯沒有黑人歧視法，但該郡仍是全國種族隔離第二嚴重的大都市，僅次於芝加哥。265
1965年8月11日，這是一個非常炎熱、霧霾籠罩的日子，一群白人警察和一名被指控酒後駕車的黑人發生了口角。當警察揮舞警棍時，司機的支持者擁上街頭。不到幾分鍾，一場混戰就開始了，一小時後整個街區發生了騷亂。266瓦茨地區的暴力和縱火襲擊持續了5天。根據官方的說法，這是美國曆史上最嚴重的一次騷亂，267也是一個可怕的預兆。
洛杉磯的政治領導人經曆了一段時間的自我反省和對政府部門的內部審查。1966年至1972年，包括洛杉磯郡衛生局在內的大多數大型郡級機構都接受了外部審查。洛杉磯郡的治理已經呈現出一種不同於其他地方的風格和模式，至少在法律上是允許這樣的。所有權力都掌握在郡監事會的5名成員手中。該委員會監督的年度預算超過了包括馬薩諸塞州、新澤西州和賓夕法尼亞州在內的42個州的預算，268主要來自財產稅和各種聯邦補貼。監察員們公開開會，但很少有民眾或記者參加他們的聽證會或跟蹤他們的活動。269他們的活動所受到的監督是如此瑣碎，以至於監察員們很少因為健康或死亡以外的其他理由而被迫辭職。270
洛杉磯是全美國第二大接受福利資助的地方政府，僅次於紐約市。該郡有加州醫保，也就是州版的醫療補助計劃，擁有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的公共財政醫療保險，當然，除紐約市外。根據美國公共衛生協會的數據271，該郡的衛生係統“缺乏彈性……煩瑣，墨守成規，無法滿足民眾當前或未來的衛生需求”。這個部門充斥著“難以接近”以及“複雜的結構布局和政治管轄權”。員工嚴重短缺，“有些要求……完全無法滿足”。該部門甚至“不提供個性化服務”，並且“遠離公眾服務”。
但公共衛生協會的監督人員也表示理解。他們發現，該郡2000名雇員麵臨著嚴峻的挑戰：空氣汙染，上班路途較遠，交通不便，大多數的醫療衛生任務都集中在郡辦的兩家醫院，員工士氣低落，工作人員流動較大，缺乏西班牙語交流技能，治理結構煩瑣，成本上升。
與全國的情況一樣，在聯邦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製度頒布以後，洛杉磯醫院的使用率和醫療成本大幅上升。1961年到1965年，洛杉磯醫院的費用每年上漲約6%。1966年開始實施聯邦醫療保險製度以後，在接下來的十年裏，醫院的醫療費用每年上漲16%。1966年至1968年間，醫生的診療費用翻了一番。費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價格上漲，而不是由於提供了更好的服務。272
全郡有大量的醫生以及745家醫院和診所，但幾乎都集中在洛杉磯較為富裕、白人較多的地區。這樣一來，就隻剩下幾家基督教慈善醫院和兩家龐大的郡辦醫療機構（洛杉磯南加州大學醫療中心和哈伯總醫院）來滿足瓦茨地區的非裔、洛杉磯東部巴裏奧斯的西班牙裔和市中心貧民區的貧困白人的所有需求。
洛杉磯出現了兩種情況，這兩種情況很快也會出現在每個有大量窮人的美國社區：大多數貧窮患者來到急診室尋求非緊急醫療服務，急診室裏大部分兒科患者都是私人醫生都很容易處理的小問題。就像為兩家已經人滿為患的醫院建立了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計劃後一樣，急診室的訪問量也急劇上升，在第一年就增加了16%。超過一半的增長都是因為非緊急醫療。同樣，兒童診所也擠滿了“加州醫保”的患者，其中大多數人都患有常見的非急性的兒童感染。這一趨勢反映出貧困社區缺乏私人醫生或較小的醫療診所。273
1967年，盡管該郡的預算超過了10億美元，但衛生部公共衛生項目僅占預算的1.6%，為1639萬美元。274衛生部門1/4的資金來自該郡以外，因此其在政治上和財政上都很容易受到遙遠的華盛頓或薩克拉門托的任何公共衛生和醫療政策變化的影響。
除了其他公共衛生支出的沉重負擔，1969年，洛杉磯還在努力應對尋求郡政府幫助的精神病患者數量突然激增的情況。那一年，衛生部發布指導方針要求關閉精神病院，通過以社區為基礎的小型門診中心對病人進行藥物治療，批準其出院後並隨訪，隻有在極端情況下，病人才應該住在醫療機構裏。大多數州效仿聯邦政府的做法，迅速關閉了這一類機構。1969年7月，《加州精神衛生法》生效，將照顧精神病患者的所有財政資助和社會責任從州轉移到郡。
洛杉磯郡不堪重負。該郡在精神衛生方麵的支出增加了2倍，1970年約為4800萬美元。275盡管政府在1970年提供了財政支持以緩和過渡，但很快就發現與精神病人有關的暴力事件和住院治療費用都有所增加。
在未來的幾年裏，洛杉磯郡的城市和美國其他的城市一樣，街道上到處都是無家可歸的精神病患者，他們被家庭遺棄，無法獲得政府的支持，也無法應對親屬的虐待或暴力。
在努力應對這些新挑戰的同時，洛杉磯也正處於大規模的淋病流行之中，淋病在當地的發病率幾乎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倍。276
當盤尼西林（青黴素）的發明提供了人們渴望已久的靈丹妙藥時，控製心血管疾病的任務對公眾健康的影響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複雜得多。到1975年，淋病已成為國家最常見的和花費最多的傳染病；到1980年，美國每年報告的淋病活躍期病例將有250萬。277幾個重合的因素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公共衛生當局一直低估了美國人的性行為數量，因此在製定計劃時，其目標就是十分錯誤的，忽視了大多數白人、中產階級的成年人和青少年的性需求。278青春期後性活動增加的兩個原因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被廣泛使用的避孕藥大大減少了對**會導致意外懷孕的擔憂；抗生素革命讓年輕的美國人認識到，性病不再是潛在的致命疾病。
此外，一場始於1964年通過的《民權法案》的權利革命，引發了激進的文化變革。在20世紀60年代餘下的時間裏，美國最高法院裁決了大量支持個人和團體權利的法律案件，給予《權利法案》和《憲法》關鍵權利條款比任何其他法院都更大的權重。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在包含種族、性、勞動和學生小群體的更大的社會體係中擴展了權利的概念。279
事實上，性權利是公開的，也是所謂的反主流文化。20世紀60年代末的嬉皮士，以及70年代末摒棄了恥辱感的男同性戀都在倡導性權利。從1960年到1971年，舊金山的性病發病率總報告病例數從3869例上升到17928例，幾乎所有的增長都發生在男同性戀者身上。280即使在像明尼蘇達州這樣相對保守的州，性傳播疾病的發病率在20世紀60年代也有所上升，並且在接下來的十年裏還在繼續上升。281
盡管美國青少年和年輕人的性行為很活躍，但這個國家顯然還沒有做好公開討論性的準備，公共衛生官員通常隻能把自己的職能局限在製作性病紀錄片供學校統一觀看以及統計這些可怕的數字，暫時還沒有明確的國家策略來解決這個問題。282
1968年夏天，年輕人的抗議活動震撼了整個國家，問題主要集中在反對越南戰爭上。來自明尼蘇達州的“快樂勇士”—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與加州共和黨人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鬆進行了一場孤注一擲的競選。幾乎沒有什麽國內問題，當然也沒有健康問題在競選活動中占有突出位置。11月，尼克鬆僅以50萬張選票擊敗漢弗萊，占所有選票的0.7%。
1969年1月尼克鬆宣誓就任總統時，美國的兩極分化程度比20世紀的任何時候都要嚴重。他呼籲“絕大多數沉默的”美國人支持他的政策。越南戰爭仍在繼續，全國緊張局勢加劇。新的公共衛生問題開始成為美國爭論的焦點。隨著微生物瘴氣的問題似乎已得到解決，美國人開始關注他們周圍的化學性瘴氣。在20世紀70年代，當安全的水、健康的空氣和天然食品這些術語被使用時，它們並不是指沒有細菌，而是指沒有被汙染。
1962年，一位來自紐約長島的沉默寡言、謙遜的海洋生物學家出版了她的標誌性著作《寂靜的春天》，首次將美國人的注意力集中到環境上。283她的證據表明，殺蟲劑作為潛在的致癌物對人類健康產生影響；鳥類蛋殼變薄，導致一些鳥類種群顯著減少，這些都令公眾尤為震驚。事實證明，雷切爾·卡森的擔憂被迅速擴散出去，成為整整一代美國人極大的焦慮之源。卡森寫道：“目前殺蟲劑的流行完全沒有考慮到生態環境中最基本的因素。化學武器像穴居人的棍棒一樣粗糙，向生命的組織投擲化學彈藥，這種組織一方麵脆弱易碎，另一方麵卻具有不可思議的堅韌和彈性，能夠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進行反擊。”
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健康和環境問題融入美國的公眾輿論，並因此催生了相應的政府監管、學術探討、商業和政治活動的新領域。到1974年8月8日尼克鬆政府結束時，美國的環保運動已是聲勢浩大，至少有6個聯邦機構已經感受到它對政府的影響。284它影響了公共衛生領域的許多方麵，並在較小程度上影響了醫學領域，包括毒理學、流行病學、衛生統計學、腫瘤學和職業衛生等。環境保護主義者的想法會對公共健康產生兩極分化和激進的影響，最終促使該領域的許多領導人與企業利益發生衝突。雖然公共衛生一直以來都是窮人的聲音，但現在主要代表中產階級選民的汙染企業也加入了美國的抗議大軍。
20世紀70年代的每一天，都有一種化學物質被發現，另一種汙染物被命名。公眾的恐慌日益加劇，最終導致公共衛生的公信力受到大規模的有力的攻擊。
早在公眾開始關注癌症之前，美國癌症的死亡率就一直在穩步攀升。1900年，每10萬美國人中就有64人死於癌症；到1940年，這一比率幾乎翻了一番，達到120.3/10萬人；1950年，達到140/10萬人；1969年，美國每年的癌症死亡率是160/10萬人。285雖然死於心髒病的人還要多得多（1969年，每10萬人中有500人死於心髒病），但癌症還是引起了人們的特別關注。1900年，每25個美國人中隻有1個死於癌症。到1969年每7個人就有1個，自二戰以來，癌症和心髒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都在攀升。
然而，導致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並不是某種神秘的環境汙染。早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人們就認識並命名了“吸煙”。1956年，國家衛生研究所副所長盧瑟·特裏博士對當時大量的證據表明吸煙會增加肺癌的風險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呼籲全國“戒煙”。
特裏於1961年出任衛生局局長，他發起了一項積極的行動來對抗香煙在疾病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任命了一個藍絲帶煙草研究小組，並於1964年1月，在一個電視直播的隻有站位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了該小組的結論：“吸煙與男性肺癌存在因果關係。吸煙對健康的影響遠遠超過所有其他危險因素。吸煙對女性影響的數據雖然沒有那麽廣泛，但也指向了同樣的方向。”286
這份報告立即在醫學界和國會引起了轟動。287在特裏的敦促下，約翰遜政府下令在每包香煙上都印上健康警示。
煙草製造業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公共衛生運動”，聲援身體健康的從事煙草種植業的國會議員，煙草製造業者稱，這些人的健康受到反煙草法的威脅。
煙草業秘密資助成立了煙草研究所，這是一個半獨立的研究機構，數十年來發表的研究報告，都聲稱吸煙很少或幾乎不會對人體造成不良影響。其實，該研究所不僅發現了吸煙的不良影響，還有人體對煙草興奮劑尼古丁的強烈成癮反應，這些都沒有被披露。大約過了三十年後，該研究所的隱匿文件才問世。288
在20世紀70年代，許多公共健康倡導者和他們的律師傾向於淡化煙草對癌症和心髒病的影響。289他們這樣做不是因為他們不相信煙草致癌的證據，而是因為化學工業界的反應。化學工業界一貫地在提及因接觸他們的產品而導致癌症的病患時，也說成是因吸煙導致的。煙草業和化學工業界都不夠坦誠。
盡管吸煙及其對公共健康的影響日益成為政治黨派爭論的問題，但從來沒有一個好的理由來解釋。從左翼自由主義到極端保守主義的外科醫生們一直遵循盧瑟·特裏的先例來攻擊煙草業。事實上，最響亮的聲音來自被羅納德·裏根任命擔任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的埃弗雷特·庫普博士，他是一個臭名昭著的社會保守派，曾是20世紀80年代美國極右勢力的寵兒。但他有很強的公共衛生的良知，是煙草業的死敵。他問道：“雖然吸煙和十幾種或更多嚴重的、使人衰弱的、筋疲力盡的、花費昂貴又難以啟齒的疾病的關聯還沒有證據支撐，但煙草業怎麽敢對他們之間已存在的明確聯係置之不理？產生這一聯係的機製是什麽？答案是事實就是如此。煙草業聲稱不用對任何人負責，他們的遊說團體極其強大。”290
國會山的煙草的保護者大部分是共和黨人和南部民主黨人，他們以兩個理由反對與吸煙有關的公共衛生措施：一是為煙農和煙草業雇員提供工作保護；二是冷靜地反對任何束縛自由企業發展的條例，包括旨在每年挽救數萬人生命的衛生法。政客們對他們堅定支持煙草的第三個原因就沒那麽公開了：錢。1969年至1999年，煙草業每年在廣告上的花費在5億到10億美元之間，並為競選提供了慷慨的捐款。相比之下，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公共衛生領域的廣告資源少之又少，而且很少有像紐約的鮑姆加特納那樣的領導人欣賞麥迪遜大道的力量。即使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聯邦政府在反吸煙廣告上的花費每年也不過7000萬美元，而相比之下每年的煙草廣告費用就超過了9億美元。291
1964年，軍醫處處長特裏引用了7000多項研究來證明煙草與人類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之間存在關聯。到1988年，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庫普通過堆積成山的6萬多份研究報告，證明了煙草與吸煙者和所謂的被動吸煙者身上的幾十種疾病之間的聯係。被動吸煙者指的是那些與吸煙者共同乘坐飛機、共用辦公室和在家裏，一起吸入了他們之前的焦油、尼古丁、一氧化碳和其他有害化學物質的人。這些研究清楚地解釋了煙草為什麽以及如何發揮其致命作用。
盡管煙草燃燒的生化效應很差，但若沒有尼古丁，它們對公眾健康的影響肯定是微乎其微的。如果沒有尼古丁的成癮性，很少有初學吸煙的人會上癮。吸煙者感受到的即時愉悅刺激是尼古丁附著在大腦神經細胞突觸上的受體而產生的結果。通常情況下，這些突觸受體被最關鍵的神經遞質乙酰膽堿用來傳遞信息，這些信息是大腦思考的本質。尼古丁與乙酰膽堿競爭使這些受體飽和，從而讓吸煙者有愉悅的感覺。尼古丁還會與控製腎上腺素釋放的激素受體結合，腎上腺素是人體中最強大的化學物質之一。當腎上腺素湧進血液時，這種刺激對吸煙者已經不堪重負的心髒來說是極其危險的，但矛盾的是，吸煙者卻能因此感受到更多的快樂。人體對神經刺激的感覺是容易成癮的。大腦需要的尼古丁越來越多，吸煙者吸煙的時間就會越長，大腦在生理上的變化就越大，對尼古丁刺激的適應就會非常徹底，以至於沒有它大腦就不能正常工作。292
“這就是我們真正在談論的，不是吸煙，不是煙草，而是尼古丁上癮。”大多數吸煙者都是癮君子，庫普補充說，“煙草公司是推動者。”293
據估計，在20世紀的後半葉，吸煙在美國每年造成40萬人死亡，共導致500萬年潛在壽命年的喪失。2941964年軍醫處處長的報告發表後，研究人員確定了一長串癌症清單，以及其他與吸煙或常年與吸煙者同住的相關其他疾病。295據美國公共衛生協會估計，吸煙導致了美國近1/3的癌症患者死亡（近90%的肺癌死亡），以及每5個人就有1個人死於心血管疾病。296
盡管用於提高公眾意識的預算相對較少，公共衛生領導人還是試圖通過健康教育來抵製麥迪遜大道的香煙宣傳活動。健康教育的主要場所在學校。但早期的活動嚴重低估了尼古丁上癮的威力。最有健康意識的煙民聽從教育警示戒煙了。幾項法律措施最終在減少美國煙民數量方麵發揮關鍵作用：聯邦通信委員會禁止煙草產品的廣播廣告；大多數地方和州政府最終禁止在公共場所吸煙；政府對香煙征收重稅。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死於癌症的終身煙民的家人提起的訴訟，驚人地贏得了針對煙草巨頭的數百萬美元的官司，並且通過法律，打開了煙草研究所長期收集的秘密數據的大門。
1964年至1989年，美國煙民的數量從40%下降到29%。大多數戒煙者都是白人中產階級成年人。超過1/3仍在吸煙的人是非裔美國人和美洲印第安人。297
20世紀70年代，煙草對公共衛生和醫藥行業都發起了獨特的挑戰。公共衛生還沒有找到有效的方法來改變人類的行為，而他們的行為導致的可怕結果發生在未來，而且是不確定的。動員500萬人在麵臨迫在眉睫的威脅時采取具體行動是一回事，比如接種天花疫苗。讓同樣的500萬人改變他們大多數人覺得相當愉悅的行為，尤其是當一個人麵臨不良後果的可能性相對較低的時候，卻是另一回事。然而，新的公共衛生時代需要的正是這種幹預。注射海洛因、濫用處方藥、傳播性病的行為、日常飲用蒸餾酒和吸煙，這些都是20世紀70年代美國人生活方式的特征，出於健康考慮，這些特征都需要改變。很少有公共衛生領導人清楚為什麽這些行為在社會上如此普遍，也不知道如何改變它們。
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和國家職業安全與健康研究所在這種文化和政治的烏煙瘴氣中應運而生。1970年，國會通過了設立這些機構的法律。美國環保署的重要指導性法律《聯邦殺蟲劑、殺菌劑和滅鼠劑法案》賦予了該機構全國性的化學製劑的監管權力。隨著1970年《清潔空氣法》的通過，環境保護局也被授權製訂國家環境汙染標準。
美國環保署是由國會組織的，既是一個公共衛生機構，也是一個環境保護機構。有時候其職責是相互矛盾的，因為一項標準的製訂，可能適合這項職能卻不適合另一項。它被設計成既是研究機構又是監管機構，這將使環境保護局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它用自己的研究來決定並執行可能使行業損失數百萬美元的法規。
相比之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隻負責製訂和執行工作場所的安全法規。國家職業安全與健康研究所是一個獨立的研究機構，它旨在為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政策決策的製訂提供數據支撐。
與曆史更悠久的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一樣，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和環境保護局都是監管機構，基本上可以對提交其審查的任何藥物、化學品或危險品做出以下四種批複：下令其進行更多研究，禁止使用該化合物或危險品，限製在特定的情況或劑量下使用該化合物或危險品/機器/工具，或者根本不批複。
公共衛生倡導者有理由把重點放在所有這些機構上，因為使用殺蟲劑、空氣和水汙染物、藥品、石油化學品以及這些機構管轄範圍內的大多數其他項目，都涉及明顯的健康問題。但是，許多其他利益集團也有理由密切關注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環境保護局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包括有組織的勞工，受影響的行業，農民，環保人士，有組織的醫藥、研究型科學家和疾病相關組織，如美國癌症協會。他們的需求和利益經常發生衝突，難以實現聯盟和妥協，但最終這三家機構都會被利益集團的律師壓垮。更糟糕的是，大多數州設立了相應的機構，製訂各自的監管和執行標準。雖然這些標準在法律上不可能比聯邦政府製定的標準更弱，但它們可以更嚴格。
盡管殺蟲劑、汙染物和藥物在很多方麵讓公眾擔憂，但當時最大的恐懼是癌症。而且，要無可辯駁地證明任何指定的藥物或化學物質在以指定的方式或劑量下使用時是否會致癌，是極其困難的。
在所有關注這一問題的機構中，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指導原則是最嚴格也是最不可行的：1958年製訂的《德萊尼修正案》就是最好的例子。紐約民主黨人詹姆斯·德萊尼領導了調查食品和化妝品中化學物質使用問題的眾議院特別委員會，該委員會在20世紀50年代曾舉行過聽證會，聽證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國家癌症研究所的威廉·休珀博士證詞的嚴重影響。
休珀率先使用實驗室小鼠和大鼠來測試各種化合物的致癌作用。在20世紀50年代，他證實了與β-萘胺類似的各種化學物質可能會導致齧齒動物發生腫瘤。298然而，他在超出了他數據的基礎上進行推斷，其結論是美國人被化學和輻射致癌物所包圍，這些致癌物將導致大規模的癌症流行。他錯誤地認為90%的人類癌症是由環境和職業性致癌物引起的。當休珀在德萊尼的委員會麵前陳述時，他堅持說，致癌物暴露沒有安全值。
因此，在1958年德萊尼委員會通過的立法中，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被要求下令禁止在人類或實驗動物的食品中添加任何可能導致癌症的食品添加劑或化合物。《德萊尼修正案》的相關條款明確指出，食品中的致癌物沒有安全限度。
1970年，隨著《德萊尼修正案》的出台，299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在執法過程中發現三個問題。首先，許多沒有任何添加劑的食物被發現含有強致癌物，例如燒烤肉類產生的焦油和花生醬中的黃曲黴毒素。第二，許多工業界人士攻擊實驗室齧齒動物研究與人類接觸潛在致癌物的相關性。第三，法律上最困難的一點，是沒有人知道如何根據新技術來解釋《德萊尼修正案》。1958年該法案頒布時，科學家們測量出潛在致癌物的含量是百萬分之幾，但到1970年，新技術可以檢測出十億分之幾的化學物質，在某些情況下，是萬億分之幾。這種含量的化學物質對人類健康還有危害嗎？
環保署和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認為，對於大多數化合物來說，確實存在可以容忍的或是安全的暴露水平。他們設定了法律上的限製（在美國環境保護局稱為“安全值”），這些成了可執行的顯性標準。例如，消費者可以購買表麵上殘留X量馬拉硫磷的水果。公共供水可能含有Y水平的甲苯。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不同的利益集團在聯邦和州兩級就這些容忍度和標準展開了鬥爭。由於需要取悅的選民太多，環境保護局、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將會變得越來越不公平，時而像圍城中的城堡，時而像憤怒的警察。很少有哪個利益集團會對決策所依據的科學質量標準或所有爭論的結果感到滿意。300也沒有人能說公眾的健康在多大程度上受益於三合會的監管。
批評人士一致認為，最大的贏家是律師，因為大多數環境保護局和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的問題最終都是通過訴訟解決的。
1990年，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回顧了20年來的環境衛生工作，得出結論：“我們剛剛開始了解暴露於環境因素所造成的各種健康影響……在數千種常用化學物質中，隻有一小部分被充分檢測出致癌物或致癌的能力。很少有人評估過對關鍵器官的影響，如神經係統、免疫係統和生殖係統。目前，人們對化學混合物知之甚少，而這些致癌物大多數正是以化學物質的形式呈現給人類的。”301
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做評估的時候，民族情緒以及美國公共衛生的推力有了一百八十度大改變。到1990年，美國將以更加個性化的方式看待世界，公共衛生領域會將其優先事項從事物外部問題轉向個人生活方式和選擇的問題。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工作喜憂參半。第一次挑戰始於20世紀50年代，在1962年取得了積極成果。一種在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普遍使用的藥物正在等待美國的銷售許可證。據說這種藥物非常有效，但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內部的一些研究人員對未經進一步臨床審查就批準孕婦使用這種藥物持保留態度。參議員埃斯特·凱弗弗在國會就藥品欺詐問題舉行聽證會，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領導層意識到，自該機構成立以來，立法者首次對他們的活動進行了嚴格審查。因此，審批程度更加謹慎似乎是明智的。
這後來被證明是一個明智的決定。正在接受調查的英國藥物是沙利度胺，其目的是防止流產，並建議所有35歲以上或曾有過自然流產經曆的孕婦服用。在國會聽證會上，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領導人宣布，他們經過調查後否決了製藥公司沙利度胺在美國的銷售許可，因為它會導致嚴重的先天缺陷。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他們的謹慎讓成千上萬的美國嬰兒避免了這樣的命運，凱弗弗委員會於1962年開始動議修訂在1938年頒布的《食品和藥物法案》，以提高公眾對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信任。該機構被賦予權力規定實驗性藥物的臨床試驗條款，並以此作為藥品許可的一個條件，確定該產品是否真如製造商所宣傳的那樣。
就在新法律生效之前，一種由西爾列製藥公司生產的口服避孕藥Enovid勉強通過了藥物審批。1962年年初，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已經收到了超過132例服用該避孕藥的婦女出現嚴重健康問題的報告。1963年，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調查人員得出結論，這種避孕藥對35歲以上的女性顯然是危險的。在嚴重的行業壓力下，委員會在6周後撤回了這一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