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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新上任的總統約翰·肯尼迪邀請鮑林到白宮，並向其承諾支持禁止核試驗210。美國和蘇聯於1963年8月5日正式簽署地麵核試驗禁令。兩個月後，萊納斯·鮑林又接到了斯德哥爾摩打來的電話，這次他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
從現有的公共記錄中可以清楚地看到211，美國原子能委員會自始至終都清楚，任何方式使用核武器的行為都將造成公共衛生災難212。然而，艾森豪威爾政府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對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和國防部進行的所有輻射研究都對公眾進行了保密和誤導。1955年，第一座核電站的建立，將核研究這層麵紗延伸到民用領域。
近四十年來，所有關於輻射對公眾健康影響的信息都有嚴重的偏倚。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及其下屬的核管理委員會將隱藏如山的數據，進行混淆或歪曲後再進行發布。政府和民用核工業和核電站的雇員將被迫簽署保密協議，違反這些協議將構成以叛國罪或間諜罪起訴的依據。獨立研究低水平電離輻射對人類健康影響的科學家會受到詆毀，他們的聲譽也會受損。而且，說實話，他們的研究經常被證明是不可靠的，因為他們幾乎無法獲取到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關鍵數據。
在20世紀剩餘的時間裏，美國公眾對一切放射性物質表現出極度的恐懼，但又欣然接受發射微波的烤箱和手機以及核威懾的概念。公共衛生科學在諸如安全暴露劑量、累積劑量效應、輻射劑量閾值理論、核電站的相對安全性、不同類型和波長的輻射所造成的不同損害或處理，和儲存廢核廢料的適當方法等基本概念上，基本上找不到合理的定義，甚至無法達成共識。
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最終解密了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和核管理委員會的許多舊文件，猶如打開了一扇可怕的人體試驗的窗戶，這些試驗大多是由在美國主要的教學醫院工作的善良的平民醫生承擔的，他們基本上不清楚自己行為的風險和道德問題。213針對一些公共衛生問題所開展的試驗和對結果的掩蓋無疑是不道德的。214這些恐怖的真相隻有在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蘇聯解體後才能被揭露。到20世紀末，公共衛生輻射場仍將是高度極化和矛盾的話題。215
公共衛生領域的輻射研究以及政府的信譽和政策是冷戰的主要受害者。216
雖然紐約市衛生專員約翰·馬奧尼撰寫社論譴責他認為紐約人表現出的對民防的冷漠態度，但到1952年，顯然很少有人認為他的譴責是正確的，或者相信他們可以通過住在地鐵隧道裏，在氫彈襲擊中幸存下來217。馬奧尼的員工們也在反思，他們不再相信那些見不得光的信息，同時也厭倦了為微薄的薪酬而承擔巨大的責任。
紐約市衛生部門員工的工資十年來沒有任何增長，在這段時間裏，他們在私營醫療機構同行們的收入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通貨膨脹率或美國平均工資的增長速度。但紐約市的稅收收繳基數仍在向郊區轉移，人們期望紐約市的稅務部門用更少的錢做更多的事。1952年，美國公共衛生協會評估了紐約市政府部門的政績：“紐約市衛生部曾是市政事務中的傑出代者。它是全國最好的衛生部門之一，但現在不是了。”218
這一批評在紐約媒體上的廣泛傳播引起了公眾的關注，並在1953年的選舉中把公共衛生的堅定支持者小羅伯特·瓦格納推上了市長的位置。他任命利昂娜·鮑姆加特納為衛生專員，這位能言善辯的醫生直接向公眾尋求支持。她打破常規，每周通過電台發表健康報告—自赫爾曼·比格斯以來，紐約人從沒有聽到過衛生領導人在公共媒體進行如此熱情洋溢的報告。
鮑姆加特納懂得“公共關係”這一新概念的含義。她意識到，公共衛生項目不能再簡單一味地要求或期待民眾的支持，尤其要考慮到麵臨來自醫院和私人醫療機構的競爭。憑借其非凡的先見之明，1954年，鮑姆加特納決定，未來接觸美國人的最佳方式將是通過一種被稱為“電視”的新技術。
一夜之間，美國變成了一個擁有大量電視機的國家219。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人會把越來越多的時間花在被貶低者稱為“電子管笨蛋”的東西上，觀眾的集體消費行為反映出電視廣告的猛烈衝擊。同時，美國人的熱量攝入總量增加，運動水平下降了。220
1955年，也就是鮑姆加特納的電視節目播出一年後，她每周的節目在全國有500萬觀眾。221事實證明，她是一位非常老練的公共衛生宣傳人員。1954年，她所在部門的預算是1840萬美元。6年後，這個數字變成了3070萬美元。鮑姆加特納把她的整個部門都變成了公共衛生理念的傳播者。他們每年舉辦約2500次講座和演講，共拍了數十部電影，每周還在電台發表演講。她組織了一個由50人組成的完整的健康教育部門來籌劃這些龐大的公關活動。222
20世紀50年代，傳染病對死亡率的影響逐漸減弱，取而代之的是癌症、心髒病和意外事故，美國人的健康狀況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在1957年，鮑姆加特納的部門認識到，“公共衛生領域和衛生部門的工作是不斷變化的，因為健康問題的性質在持續變化。一個問題解決了，另一個問題又會冒出來。”223
在鮑姆加特納和她在美國各地城市的同行們麵臨的“新”問題中，最麻煩的是海洛因的問題。海洛因於1898年由德國拜耳製藥公司發明，在美國合法和非法使用了幾十年，但直到1948年毒販將海洛因充斥紐約街頭才成為主要問題。從1948年到1960年，這座城市和美國大多數其他中心城市遭受了一波又一波的被公共衛生官員、警察和媒體稱之為的“毒品流行病”的衝擊。224使用海洛因的人越來越多，致使15歲到29歲的年輕人染上了肝炎，其中大多數是男性，這主要是通過共用針頭和注射器吸毒引起的傳播。
紐約市幾乎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那些對海洛因上癮的人。盡管長期以來一直將海洛因問題定為犯罪行為，但衛生部門還是盡力為海洛因吸食者提供一種不用被關在監獄裏就能徹底戒掉毒癮的替代療法。但是，正如鮑姆加特納在1960年向紐約市政府提交的報告中所說，“人們逐步認識到，應該把吸毒者看作是病人，而不僅僅是罪犯。”但是，由於麻醉劑成癮者的生理基礎和治療方法都尚不明確，因此，對成癮者的治療方案顯然是治標不治本且相對無效的。225
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世紀末的調查結果顯示，美國海洛因成癮者的人數在30萬到150萬之間。226一些執法人員和政治領導人描繪了一幅吸食海洛因時的可怕畫麵，他們關注的並不是“癮君子”自己生活的噩夢，而是他們所謂的反社會甚至是惡魔的行為。227遊**在城市街道上的精神錯亂的海洛因癮君子進一步把中產階級推向了郊區。盡管在美國吸食海洛因的人群中，白人的數量一直占主導地位，但在中產階級的想象中，黑人是更危險的吸毒者。
的確，吸食海洛因的人居住地確實相對集中，而且在美國日益破敗的非裔美國人聚居區更為明顯。
二戰之後，非裔美國人向北方和西方遷移的步伐加快了，但當南部非裔美國人抵達波士頓、紐約、芝加哥、洛杉磯、底特律和其他城市時，他們發現，住房成本超過了他們有限的收入，因房產導致的不同階層人群的隔離是一個明顯的城市現象。228雖然在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和約翰遜執政期，一派欣欣向榮，整個國家的經濟都在增長，但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超過一半的非裔美國人生活在貧困中，其中一個關鍵原因是工作歧視，同時學校裏嚴格的種族隔離製度迫使大多數非裔美國人隻能接受二流的教育。229
20世紀50年代，非裔美國人發起了一係列法律維權活動，並發起了一係列自發的、精心策劃的抗議活動，這些活動後來被稱為民權運動。1956年，亞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的牧師馬丁·路德·金成為該運動的領袖。那首古老的福音歌曲敦促人們“再堅持一會兒，一切都會好起來”。這首歌確定了20世紀50年代民權運動堅定力量的精神。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非裔美國人，尤其是年輕的城市居民，變得更加目中無人和叛逆。一百年前，南方白人從美國分離出來組成一個致力於使奴隸製永久化的聯邦政府；一百年後，北方的一些非裔美國領導人呼籲黑人應站起來進行一場革命。230
作家詹姆斯·鮑德溫在1961年1月說：“在這個國家，作為一個黑人，要想有相對清醒的頭腦，就得時刻處於憤怒之中。”231
深刻的種族分歧在醫療和公共衛生係統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於白人醫院的急診室拒絕為黑人提供治療，數十名，也許是數百名黑人（盡管沒有人統計具體數字）因此而死亡。232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布魯斯歌手貝西·史密斯之死。為了讓有資質的黑人護士和醫生在紐瓦克市醫院獲得行醫的權利，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的律師瑟古德·馬歇爾不得不起訴新澤西州。直到1940年，美國醫學會在所有非裔美國人名字旁邊都用縮寫“Col.”標明，表示他們是“有色人種”的醫生。
到20世紀50年代末，艾森豪威爾政府已向大多數州明確要求，任何由聯邦政府出資的醫院都不能因為病人的膚色而拒絕醫療服務。然而，一種新的隔離形式出現了，黑人病人被享有聲望的醫療機構拒之門外，直接轉到市、郡辦的公立醫院去，而這些醫院除了最窮的白人外誰都不願意去。233
20世紀50年代的公共衛生部門通常都是白人，或者有部分黑人雇員，但他們也隻是從事最低層的工作。如紐約的鮑姆加特納這樣最有善意的白人領導人，對他們在哈萊姆、紐約東部和南布朗克斯等黑人貧民區的努力所受到的敵意感到困惑，盡管十年來美國公共衛生協會一直在支持全黑人成立的國家醫學會關於終止在健康和醫療實踐中各種歧視的呼籲。
1961年，聯邦政府資助的醫院反複指控肯尼迪總統的衛生教育和福利部存在種族歧視行為，234但是政府授權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通過切斷帶有歧視性的醫療機構資金資助的立法提案被參議院小組評議委員會擱置。因此，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隻是對投訴進行了分類，並向違規醫院發了函。民權領袖會議稱衛生教育和福利部的不作為“不僅僅是沉默，更是對延續歧視性做法的助紂為虐”。235
1963年6月，肯尼迪總統終於推出了他的《民權法案》第六章，其中規定，提供聯邦資金將以非歧視的做法作為交換條件。這個時期，越來越多的人支持馬丁·路德·金博士，同時全國人民對南部白人尤其是他們的政治領袖的可恥行為非常憤怒，這使得政治輿論轉向支持肯尼迪的民權立法。改變的時機似乎終於要成熟了。
但是在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總統在達拉斯的競選活動中遇刺身亡。
在肯尼迪遇刺事件發生5天後，約翰遜總統在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說：“沒有哪篇悼詞或紀念演講，能比盡早通過《民權法案》更能表達對肯尼迪總統的緬懷之情了，他為此奮鬥了這麽長時間。在這個國家，關於平等權利的討論已經夠多了。我們已經談了一百多年了。現在是書寫下一章並把它寫入法律文書的時候了。”236
約翰遜政府的衛生教育和福利部秘書安東尼·切萊布裏茲馬上被隔離醫院這個熱門話題所困擾。然而，他沒有采取任何行動，隻是希望最高法院能通過審理西姆金斯上訴科恩一案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案件是一名黑人男子指控北卡羅來納州科恩紀念醫院存在種族歧視問題。237但是在1964年3月2日，高級法院維持了下級法院對醫院有利的判決。
在約翰遜的敦促下，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在自由派同僚中爭取了他們對《民權法案》的支持，238聲援西姆金斯上訴案，宣稱：“醫療機構的種族歧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這樣一個事實：在北卡羅來納州，黑人嬰兒死亡率是白人的2倍，而其產婦死亡率是白人的5倍。”
1964年6月10日，在兩黨支持下，約翰遜的《民權法案》在參眾兩院獲得通過。《民權法案》第六章消除了醫學和公共衛生實踐中所有法律形式下的種族歧視。
亞利桑那州參議員巴裏·戈德華特對該法案表示強烈反對，他表示這預示著戰場將發生改變，239同時，該法案標誌著民權運動的新方向，該法案被通過後將改變政治氛圍，讓公開支持種族隔離的人成為政治上的棄權派。當時，由戈德華特領導的共和黨極端保守派新策略的主要方向是，抨擊聯邦當局強加的社會自由化法律。
1964年，約翰遜總統推動通過了另外兩項對公共衛生產生深遠影響的重大舉措：“反貧困戰爭”計劃和“醫療保險”計劃。林登·約翰遜的總體目標是，通過類似於羅斯福新政的聯邦政府來推動創建他所謂的“偉大社會”。然而，一個關鍵的區別在於，當年羅斯福是在美國經濟極度匱乏的時期推行大規模的聯邦開支項目，而林登·約翰遜卻希望在大部分美國人享受富庶的時期來推行同樣水平的社會項目。這就很難打動美國人。
當約翰遜宣布向貧困宣戰時，美國有2100萬人生活在政府劃定的貧困線以下。處於社會最底層的是“偉大社會”計劃中所針對的三種社會群體：65歲以上的老人，由於經濟大蕭條而一貧如洗，他們幾乎沒有積蓄來安度晚年；非裔美國人；以及單親媽媽。作為“偉大社會”計劃的一部分，約翰遜推行的補救計劃包括醫療保險、醫療補助和有子女需要撫養家庭的援助。
“偉大社會”計劃的最終效果是建立了一個聯邦體係，旨在為美國的窮人、老人、兒童和移民提供一個加入美國主流社會的機會。約翰遜的目的是通過這些項目的階梯作用，讓所有人都富裕起來，但這最終的提升將取決於個人。約翰遜政府從未想過要建立一個免費的施舍製度，或者把聯邦政府變成一個福利國家。如果不是約翰遜無可救藥地卷入了越南戰爭，他的計劃無疑會取得更大的成功。240
戰爭開支造成了巨大的財政赤字，耗盡了約翰遜原本希望用於國內項目的資金。軍費開支從1965年496億美元的曾經曆史最高水平上升到1968年的805億美元。美國財政部拿不出那麽多錢來，這讓美國陷入了債務的惡性循環。
“我從一開始就知道，”約翰遜後來告訴作家多麗絲·克恩斯·古德溫241，“不管我決定走哪條路，都注定會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因卷入世界另一邊的戰爭而被迫放棄我真正愛的‘偉大社會’計劃，那麽我將失去這裏的一切，包括我所有的項目、我所有用來幫助那些饑民和無家可歸的人的希冀、我所有的夢想。”
除了1964年的《民權法案》，約翰遜的確把自己的大部分夢想都輸給了那場戰爭。他所設想“偉大社會”的每一項計劃最終都是由國會以一種設計者都無法識別的形式頒布的。因此最終製定的計劃存在嚴重缺陷，這些錯誤將對美國的公共衛生產生深遠影響。尤其是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製度，將徹底重塑美國的醫療保健和公共衛生體係。最終的結果也不可能像約翰遜當初預想的那樣。
當國會和政府在爭論這些社會項目的細節時，這個國家正在分崩離析，暴動、示威、代溝、種族衝突和勞工鬥爭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中爆發。
約翰遜是華盛頓和美國人民之間所謂的信譽鴻溝的主要受害者，但是每一位國會議員也都感受到來自公眾多個方麵的不信任和攻擊的刺痛：越南戰爭需要上會，這助長了已經活躍的學生運動，數以百萬計的大學生變成了憤怒的抗議者。雖然《民權法案》獲得通過，但非裔美國人在城市貧民區的生活卻每況愈下，從而引發了爆炸性的騷亂。許多工薪階層的美國白人與激進分子為了保護工作和生活方式免受嬉皮士和非裔美國人的威脅而進行了大量抗爭。這個國家被撕裂，卻並沒有陷入深思；20世紀60年代被證明是一個過激的，而不是一個善於思考的時代。
因此，國會通過了一項旨在解決美國重大危機，如醫療保健的缺乏和根深蒂固的貧困問題的法案，但這項法案是以零敲碎打的方式通過的，反映了強大的遊說團體和利益集團的博弈，目標是消除貧困和增加獲得醫療衛生服務的機會。但很少有政治領導人會退一步反思怎麽做、為什麽做，缺乏一個前瞻性的全麵規劃。
從1900年到1940年，美國女性的平均預期壽命從48.3歲上升到65.2歲，累計增長16.9年；男性平均預期壽命從46.3歲提高到60.8歲，累計增長14.5歲。這些驚人的成就是在細菌理論革命之後、現代疫苗或抗生素發展之前取得的。這些成就的獲得早於大多數心髒病和癌症的現代治療方法，當時還沒有外科腫瘤切除術。而且，當時在全國範圍內也沒有龐大的醫院網絡。
也許更引人注目的是，這些成就是在一個三次拒絕建立全民醫療保健體係的國家取得的，同時，他們經常拒絕為美國20世紀的第三代窮人和有色人種提供醫療衛生服務。早在1911年，當英國建立國家強製醫療保險製度時，美國選民就表示，他們希望獲得某種由政府確保的公平的醫療衛生服務。242在1919年，加州人甚至投票讚成這個理念。但是，美國醫學會使用了當時帶有貶損意味的“社會化醫療”243平息了這一說法，也磨滅了隨後旨在創建全民醫療保險的所有努力。
因此，取得巨大成就的不是藥物，而是大規模公共衛生行動努力的結果，這些努力試圖通過社區幹預來預防傳染病。早在1900年，赫爾曼?比格斯就已證明，此類幹預措施節約了成本，因此這不僅僅是人道主義政策的問題，還具有合理的經濟學意義。244其基本理念側重於集體的作用，即個人的健康將通過提高整個社區的健康水平而得到保護。產生這些成就的另外的一些原因是經濟狀況改善和生活水平提高，以及人群營養狀況的普遍提高。245
相比之下，從1940年到1965年（當時國會正在討論聯邦醫療保險製度），女性的預期壽命從65.2歲上升到73.7歲，隻增加了8.5歲；男性預期壽命從60.8歲增加到66.8歲，淨增長僅為6歲。246也許更重要的是美國人60歲後平均剩餘預期壽命的趨勢。1900年，美國60歲的女性剩餘預期壽命為24.4歲，預期壽命為84歲；60歲男性的剩餘預期壽命為23.1歲，預期壽命為83歲。
到1940年，60歲美國人的平均剩餘預期壽命女性為33.3歲，男性為30歲。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老年女性的壽命增加了8.9歲，男性增加了6.9歲。到1965年，老年女性又延長了4.2歲，而男性隻延長了1.7歲。247
隨著傳染病的威脅日益減弱，麵對這種明顯的轉變，需要提出的問題是，以人群為基礎的情況下，采取什麽樣的戰略才可以很好地應對新時代的挑戰？醫療保險的目標是什麽—是為了提高美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還是為了提高那些剩餘預期壽命的生活質量？讓所有美國老年人都能享受現代醫療服務？增加付費醫療消費群體的規模？提高美國醫院的地位和規模？很少有醫生會免費為老年患者提供服務，是否要給醫生提供補償？
這些問題從來沒有真正被提出或回答過。相反，政治領導人隻是考慮了當時的文化趨勢，並想當然地認為每個人想要的和需要的隻是更多的醫療服務。
1965年，大部分美國人都清楚，他們會比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更健康。他們長得更高，更強壯，很少為會擔心患上傳染病；**時不用擔心會死於梅毒；在公共泳池遊泳時不用考慮會得小兒麻痹症；而且有豐富多樣的食物可供選擇；幾乎每天都有新藥或新疫苗被發現。在電視上，醫生被描繪成無所不能的可以拯救和治愈世界的天才。總的來說，1965年，生活在美國的人們對新技術非常樂觀，甚至持信奉和崇拜的態度。
對美國人來說，諸如貧困、種族主義、共產主義威脅、越南戰爭、學生騷亂之類的社會問題，似乎既複雜又有爭議，在這些問題上幾乎無法達成社會共識。然而，科學和技術提供了解決方案、策略甚至是奇跡，特別是在醫學方麵。美國人幾乎毫無疑問地相信，把錢花在大牌的藥品上是值得的。打個比方說，人類的身體是一台偶爾會壞的機器，或者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機能退化，而足夠的藥物可以治愈它。
因此，在大眾看來，醫療保險、醫療補助和政府支持的任何其他健康項目的目標應該是雙重的：加快醫學發展的步伐，並盡快讓所有美國人都能看到這些研究的成果；擴展那些用於修複損壞的人類機器的工具箱，並建設更多更好的身體修理店。
這種觀點很好地服務於醫生和醫院，這樣能幫助他們在盡可能少的監管機構和政府“瞎管”的情況下工作。醫生們希望製訂護理標準，而醫院則堅持應該控製成本。這實際上是醫療行業的自我監管政策。
“這種政策……對某些新藥、設備、診斷或治療手段有助於健康的可能性都非常敏感，”經濟學家羅伯特·埃文斯和格雷戈裏·斯托達特寫道248，“缺乏醫療幹預可能會危及人的健康，但這隻是引起政策密切關注的表象，至少也是為了獲得幹預支持的充分理由。與此同時，極度糟糕的事實卻是，人們正在受苦受難，甚至是瀕臨死亡，在某些情況下，這是由一些與醫療服務沒有直接聯係的進程造成的，這一驚人事實既沒有引起反駁，也沒有得到回應。”
公共衛生的聲音（與有組織的醫學相比）相對較弱，他們主張對國家健康采取一種不那麽簡單的、更全球化的方法。他們無法預見醫療模式最終是如何把醫療衛生服務成本推高到三十年後幾乎沒有美國人能負擔得起的地步，但他們正在將美國人口健康問題的變化情況製成表格。正如紐約的鮑姆加特納所說，他們認識到，技術、意識形態和社會變革給人類帶來了新的威脅和問題。很明顯，人類未來的大部分疾病都是自己造成的。
“因此，人類健康的目標是不斷變化的。隨著技術變革的步伐不斷加快和人類願望的不斷延伸，衛生領域的變化可能會比過去來得更快。”249
毫無疑問，健康轉型正在進行，但從什麽開始轉型，又向什麽轉型，為什麽轉型？20世紀上半葉國民健康方麵所取得的許多成就和勝利在20世紀60年代仍是無法解釋的。例如，為什麽結核病發病率在1920年到1945年間持續下降？也就是說，抗生素發現之前，在社會改革使結核病初步減少的時期，影響就已經產生了。2501918年毀滅性的豬流感從何而來？未來出現類似毀滅性傳染病大流行的可能性有多大？251貧困和疾病之間究竟是什麽關係？
盡管傳染病專家雷內·杜博斯受聘於哈佛醫學院，這是美國醫學衛生領域的堡壘，但他對建立大規模的醫療係統就可以解決人們的健康需求或人群健康根本問題的觀點嗤之以鼻。他在1961年出版的經典著作《健康的海市蜃樓》252中寫道：“現代美國人自詡擁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其實美國人收入的10%必須用於醫療，而且建造醫院的速度不夠快，以至於無法接納所有的病人。他們被鼓勵去相信金錢可以研發出治療心髒病、癌症和精神疾病的藥物，但是他沒有努力去思考，更不用說去糾正因對日常生活方式的不善管理導致這些疾病高發的行為。”253
因此，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仍然沒有完善其醫療政策，盡管它確實有醫療保健。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計劃的淨效應將是推動越來越多的人進入醫療保健領域，但這總是在沒有任何明確的政策將這類醫療衛生服務置於更大的背景之下進行考慮。這樣導致的結果將是，公共衛生的能力和影響力將繼續減弱，而針對個人醫療衛生服務的能力和影響力將增加。
幾十年來—事實上，是自威廉·佩蒂·格蘭特1662年為倫敦寫下《死亡率清單》以來—公共衛生倡導者注意到社會經濟狀況與健康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二戰後，美國公民健康狀況的改變在某種程度上模糊了其人口學特征，因為癌症和心髒病最初似乎在各個社會階層中都有發生，甚至可能略微向更富裕的美國人群傾斜。然而，到60年代中期，大多數慢性病也顯示出社會梯度，給最貧窮的美國人帶來了極大的痛苦。
把“向貧困開戰”項目同聯邦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計劃結合起來，創造出一種提高美國人健康和福祉的單一戰略途徑，也許是明智的。254
1965年的醫療保險法案由兩部分組成，它將醫療保險計劃的管理權置於社會保障局之下，而不是在衛生教育和福利部之下。根據第一部分，醫院被允許指定第三方機構或非政府組織來監督其預算，並與社會保障局協商。幾乎全國所有的醫院都將這個私營的非營利組織命名為“藍方”—藍十字和藍盾保險公司。第二部分則闡明了醫生有權決定適當的治療，也通過“藍方”，與社會保障局結算。
聯邦政府放棄了大部分限價權，允許醫院和“藍方”製訂自己的成本和價格表。它還允許醫院將資產成本納入患者醫療費用評估。這種資產成本可能包括醫院建築物的折舊，在許多情況下，聯邦政府根據《希爾-伯頓法案》支付了折舊。這就像給美國的每一家醫院提供一大筆抵押品，用來建造更多的病房、購買更多的設備、雇用更多的醫生。一夜之間，這些大型醫院將較小的社區和社區中心推入默默無聞或被遺忘的境地。
1966財年—聯邦實行醫療保險計劃的第一年，預計覆蓋1900萬65歲以上的美國人，而預算僅為65億美元。這當然無法覆蓋所有老年人的醫療需求。事實上，醫療保險項下的扣除額非常多，而且這一數字還在持續增長，到1974年，醫療保險支付後，美國老年人的自付費用與1964年開始推行醫療保險之前一樣多。255
醫療補助計劃為貧困單親家庭提供了類似的醫療保障，由各州管理，最初的目的是讓聯邦基金與地方基金配套使用，以保證廣泛的覆蓋麵。而實際上，從一開始，較窮的和不太舍得花錢的州就很少或不提供相應的配套經費。而且，在醫療補助製度下，全國範圍內各州提供的醫療質量也有很大的差異。在許多州，醫療補助計劃是由財政和福利辦公室管理的，社會福利部門提供衛生服務。這預示著美國公共衛生計劃的未來將麵臨嚴重的危險，美國公共衛生項目將作為被福利保障和“聯邦救濟”全麵否決的一部分而受到打擊。
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計劃最直接影響的是病人的就診行為。1966年，在這些措施生效之前，窮人和非裔美國人很少去看病。生活在貧困線以上的人看病頻率比窮人高20%，白人看醫生的頻率比非裔美國人多2%。1966年以後，這一切徹底改變了。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窮人和非裔美國人看醫生的頻率實際上已經超過了富裕的白人。256
那麽，如果衡量健康的真正標準取決於看病的機會和醫療衛生服務利用的程度，那麽約翰遜時代的醫療保險或醫療補助計劃就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但早在1967年，也就是項目開始一年後，在市中心地區工作的醫生們就意識到，醫療補助不過是一個在破舊的公立醫院裏提供二流醫療的融資係統。由於州政府通常隻提供很少的配套資金給醫療補助計劃，所以不能給醫務人員提供足夠的報酬，病人更向往私立醫院和優質醫院。257
相比之下，醫療保險對醫院和醫生都極具吸引力，因為《醫療保險法案》把他們和“藍方”一起置於成本控製的主導地位。1960年，美國醫院的資產總額為108億美元。醫療保險實施4年後，醫院資產增加了1倍多，達到267億美元。到1977年，這一數字已達到611億美元。在短短17年的時間裏，醫院的資產增長了6倍，這對任何行業來說都是令人欽佩的。而且醫院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花美國政府的錢而不是他們自己的錢來實現這一目標的，這對醫院來說簡直是太棒了。258毫不奇怪，醫院和“藍方”一貫認為社會保障局提供的資金不足，1966年至1976年間，他們將患者的人均住院費用翻了一番。醫院收入也翻了一番，而且耗費的時間很短：從1965年至1969年，僅4年時間裏，所有基本醫療操作的費用也都增加了。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