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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甚至在馬奧尼證明青黴素可以治療梅毒之前，已經有超過3600種抗生素處於產品研發階段。這個數字在下一個十年將增加10倍。公眾對“靈丹妙藥”的興奮程度如此之高，以至於這些產品中的大多數在經過少量測試後就被引入臨床使用，其直接導致的後果是副作用往往很嚴重，使用劑量不確定。因此，抗生素的使用實際上增加了全國的住院率，因為醫生通常提醒病人，這些富有奇效的藥物隻有在醫生嚴密的監督下才能使用。戰爭期間，平民入院人數激增，從1941年的約1050萬人增加到1946年的1400萬人，而且大部分是病人主動申請入院治療。因此，抗生素革命增強了醫院的力量，也將整個公共衛生領域從家庭或社區層麵轉移到了完全由醫生控製的醫療機構環境中。166
1945年5月，德國投降，同年春天，太平洋戰爭升級。7月16日，也就是羅斯福去世4個月後，一個物理學家團隊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成功試爆了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哈裏·杜魯門總統的政府內閣就使用這種新型武器的問題進行了為期三周的討論。然後，當年8月6日，“埃諾拉·蓋伊”號載著原子彈投到了日本的廣島市。3天後，第二顆原子彈落在了長崎。
日本於1945年8月15日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在戰勝日本後的九個月內，美國曆史上最大嬰兒潮中的第一批孩子出生了，167到1964年嬰兒潮結束時，美國婦女已經生下了7640萬個嬰兒，美國人口超過了1.05億。
此時的美國經濟也蓬勃發展。國民生產總值從1939年的1000億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2120億美元。雖然美國人可能會對杜魯門總統的表現吹毛求疵，但他們在戰爭結束時仍是滿腔熱情的愛國主義者，並為美國政府感到自豪。聯邦製為他們提供了較好的服務，帶領國家走出大蕭條，並在世界各地的戰場上取得勝利，同時通過戰後顯著的繁榮來回報美國公民。
杜魯門總統早在兩年前就向國會提交了一份全麵的健康計劃，現在似乎是重新考慮執行該計劃的大好時機，但這個計劃卻在國會中遭到擱置。
不過，1946年，共和黨在全國選舉中獲得了國會的控製權，共和黨參議員羅伯特·塔夫特接管了衛生委員會。塔夫特明確表示，公共衛生應該按照每個州認為合適的方式分配給窮人，無論附加條件是什麽，窮人應該接受他們分到的一切。就是這樣。
還有一些共和黨人更為極端，他們指責“社會化醫療”是莫斯科主導的共產主義計劃的一部分。當時國際上和美國國內都在冷戰階段，公共衛生也因此陷入夾縫之中。
國會沒有通過杜魯門的計劃，而是於1946年通過了《希爾-伯頓法案》，該法案是由美國醫學會主導的。在未來的30年裏，聯邦政府將花費40多億美元用於支持醫院的現代化建設。到1966年，大約有4700所醫院利用希爾-伯頓基金建成或修繕。168並且與法案中美國醫學會另一個方麵的意圖相一致，新型醫院強調醫學高科技方法的應用。
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政府廢止或取締了大多數使用聯邦資金卻公然帶有種族歧視的項目，而羅斯福也禁止了部隊向帶有種族偏見的製造商那裏購買任何產品。盡管如此，希爾-伯頓基金會的資金還是被用來在南方修建了89家實行種族隔離的醫院，這些醫療機構禁止非裔美國人進入。而且，一些由希爾-伯頓基金會資助的北方醫院也製定了種族隔離的政策。因此，盡管那些北方醫院所在的地區有大量非裔美國人，但醫院的非裔病人占比不到1%。169越來越多的公共衛生責任和醫學治療功能從小的城市診所和私人醫生那裏轉移到了新醫院。毫不意外的是，醫療費用增加了。170
希爾-伯頓給美國醫療機構的權力分布帶來了重大的變化，並為40年後的緊張局勢埋下了伏筆。隨著醫院權力的增強和醫療技術的發展，除了鄉村醫生外，醫院和所有人的關係都變得至關重要。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和諧關係越來越難。
到1960年，與公共衛生最密切相關的醫療領域，如家庭醫生、兒科、傳染病、內科、醫療社會工作等的地位大幅下降，獲得的報酬和聲望也降低了。相反，那些與以醫院為基礎、與臨床治療護理聯係最緊密的學科地位上升到了頂端，如外科、腫瘤學、心髒病學等。在那些聲望更高的學科裏，醫生和護士的職能在戰後變得越來越專業化。
與醫院實力的增長相匹配的是個人醫療保險的興起，這種保險是美國人通過工會和大雇主之間的集體談判而衍生出來的。1711945年，美國人口中隻有不到20%的人享受任何形式的醫療保險，這其中大部分人因此而享受到的保障是有限的，他們無法支付住院期間的主要費用。然而，到1960年，大約25%的醫院費用將由保險支付。172在《希爾-伯頓法案》通過後，醫院費用推動整體醫療成本的加速上升。
商業健康保險的主要驅動力是美國的保險公司。隨著美國最大的幾家公司向需要醫療保險的勞工做出讓步，美國的參保人數有所上升。
但這種發展的內在原因是對社會權力的偏見。那些依靠組織的勞動者，或在最關鍵的行業中工作的人，能夠從他們的雇主那裏得到更好的健康規劃。因此，到20世紀70年代，醫療保險將被推薦給那些經濟狀況最好的工人，以便他們在必要時購買自己的醫療保險。最貧窮的工人則沒有醫療保險。173商業保險將對醫院的財政和權力產生積極的影響，因為它隨時可以償還醫院費用，但實際上對公共衛生發展和貧困病人的保健幾乎不起任何作用。174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曆史學家羅斯瑪麗·史蒂文斯說：“第三方保險直接激勵人們在醫院內部而不是醫院外部接受治療。”175
當然，這一趨勢並沒有立即使美國的公共衛生事業變得無關緊要。在疫情防控、性病監測、結核病相關工作、貧困婦女產前篩查等幾乎沒有利潤的方麵，相關的服務仍將繼續保留在政府和慈善機構的手中。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公共衛生項目的管理者看到他們的聲望持續下降、工資相對降低、醫療設施老化、公共衛生機構的醫療技術水平不如當地的醫院，他們的服務群體也從全人群轉移到了社會人群中最貧困和與社會疏遠的那部分。隨著戰後歲月的流逝，公共衛生領域與治療醫學領域相比，其報酬將變得非常微薄，以至於其專業人員很可能要麽是高度積極的利他主義者，要麽是平庸的科學家、醫生和護士。
加劇這種公共和私人醫療服務之間緊張關係的，是美國人生活方式的重大變化，其特征是一種新型社區的創建，它是基於文化背景和物理距離而建立起來的，在城市和鄉村生活之間的一種中間狀態：郊區。隨著生育高峰的到來，加上退伍軍人的補貼，數以百萬計的年輕家庭開始尋找出路，以擺脫擁擠、汙染嚴重的城市生活。
在戰後蓬勃發展的經濟形勢下，1948年至1958年間，郊區修建了1100萬套住房。在那些年裏，全美國83%的人口流動和增長都流向了那些在郊區新修建的社區，這些社區的人口一般不到5萬人。176希爾-伯頓基金會的大部分建設資金用於建造郊區醫院。
美國的郊區化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它對公共衛生的影響是多方麵的。
首先，郊區化帶動了汽車文化，數百萬輛通勤汽車造成的空氣汙染是郊區化的直接衍生物。汽車文化又帶來了社區凝聚力的缺失。全國各地住在郊區的美國人開始經曆洛杉磯人早就經曆過的社交孤獨和默默無聞。社區高度私密、缺失凝聚力，以及對城市的反感，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使公共衛生部門很難接觸到郊區居民。
其次，被白人中產階級拋棄的城市狀況迅速惡化。如果沒有中產階級和職員階級的稅收基礎，像紐約、芝加哥、匹茲堡、底特律等大城市中心就無法維持它們的公共基礎設施。這種現狀又促使更多的人逃離城市。
早在1949年，這種影響就非常明顯，許多美國城市的市中心突然出現了貧民窟。國會看到了這個現象，批準撥款在最近出現的城市貧民區建造81萬套公共住房。但到了1955年，1/4的公共住房計劃都沒有完成，許多所謂的城市改造項目變成了妨礙市容區和犯罪中心。到了20世紀60年代，“這些項目正如其名，與美國大多數城市的功能退化社區，無形中進行了種族分層，從而形成爆炸性的反政府情緒，這種結果幾乎讓公共衛生官員無法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城市公共衛生仍然麵臨著一些典型的挑戰，盡管情況每況愈下。
紐約市一直是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之間主要的微生物連接點。20世紀40年代，移民不再從歐洲大量擁入，而是從熱帶地區擁入，在那裏有一群新的攜帶微生物的旅行者。1948年，紐約市成為加勒比人，尤其是波多黎各人的第一大移民目的地。177
1947年冬末，一名遊客把天花從墨西哥城帶到了紐約。178
尤金·勒巴到達紐約市時感到身體不適，但他還是住進了當地的一家旅館，開始旅行。179不到一星期，勒巴就死於天花。
紐約市自1902年以來就沒有再暴發過天花疫情，當年有310人死於天花。當時幾乎沒有醫生或護士曾見過天花病例，衛生部的實驗室不得不向軍方求助，因為實驗室已經沒有可用來診斷天花的試劑了。
待勒巴的診斷得到證實後，衛生專員伊斯雷爾·溫斯坦博士下令，衛生部下屬的實驗室每天24小時不停地生產疫苗。他們的目標是生產出足夠多的疫苗為整個紐約市的人進行免疫接種，這一決定是有理由的，因為不確定之前接種的疫苗能繼續提供多長時間的保護。他同時下令對其他天花病例進行嚴密監控。任務非常艱巨，因為勒巴之前在這個城市旅遊了好幾天，並且曾去兩家醫院就診。
幾乎每一個警察局、公立醫院、兒童健康診所、工會大廳、大公司和學校等都成了疫苗接種中心，公共衛生的護士誌願者們在城市的每一個社區裏挨家挨戶上門宣傳，3000名來自紅十字會和其他各種組織的誌願者被召集起來提供相應服務。
到4月20日，超過600萬的紐約人已經接種了疫苗，衛生部門完全有理由誇耀自己執行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快速免疫接種運動，並將一場可能致命的傳染病控製在了11例新發病例、2例死亡的良好局麵。無論如何，這都是一次真正的公共衛生的勝利。180
但就在一種病毒被擊潰的同時，另一種病毒又浮出水麵—僅僅一年後，小兒麻痹症暴發了。1948年的這次暴發是自1916年美國第一次暴發以來經曆的最嚴重的一次，而且持續了多年。到1950年，大約有3.2萬人感染了這種疾病，急性脊髓灰質炎是美國最可怕的傳染病。181
羅斯福的朋友巴茲爾·奧康納於1938年創立了國家小兒麻痹症基金會，在20世紀50年代發起了一場“畸形兒基金”慈善運動，為小兒麻痹症的研究籌集資金。全國近2/3的人參與了捐款。
這個基金會成立的目標是研究公共衛生，而不是提供治療性醫療服務。奧康納和他的同事希望通過研發疫苗來消除脊髓灰質炎對整個社會的威脅，而不是資助治療方法方麵的研究。
但是對這種病毒的研究異常艱難，直到1949年，哈佛醫學院的約翰·恩德斯博士和他以前的兩個博士研究生托馬斯·韋勒和弗雷德裏克·羅賓斯終於有了重大的發現，並發明了一種大規模生產脊髓灰質炎病毒的簡單方法。因為他們的這一突破，這三人同時獲得了1954年諾貝爾醫學及生理學獎。182
匹茲堡大學的喬納斯·索爾克博士利用這一發現，開始研製脊髓灰質炎疫苗。到1953年，索爾克的滅活病毒疫苗終於研製成功了。但事實證明，其研發成功的關鍵在於添加了紐約公共衛生研究所朱爾斯·弗羅因德博士研發的一種佐劑（一種潛在的增效劑）。183
1953年，紐約市衛生專員利昂娜·鮑姆加特納博士宣布發現了紐約人為之驕傲的佐劑，並宣布紐約將成為人類第一個大規模使用索爾克疫苗的試驗場。1953年秋天，超過8萬名6歲至8歲的紐約小學生卷起袖子，他們要麽注射了索爾克的疫苗，要麽注射了安慰劑。1954年和1955年，全國成千上萬的兒童被招募為脊髓灰質炎疫苗的先驅者，自願充當疫苗試驗的小白鼠。184盡管索爾克疫苗研究陷入了政治、倫理以及生產和分配的種種混亂之中，但排隊接種脊髓灰質炎疫苗的學童從未少過。185父母們對小兒麻痹症的恐懼已遠遠超過了對試驗危險性的恐懼。
1955年4月12日，這一天是特意選定的，因為這一天是小兒麻痹症患者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去世10周年紀念日。喬納斯·索爾克在這一天宣布了脊髓灰質炎疫苗是安全和有效的。全國人民為之歡欣鼓舞，幾乎和10年前宣布二戰勝利一樣歡呼雀躍。教堂的鍾聲從東海岸傳到西海岸。當洛杉磯的通勤者們從汽車收音機裏聽到這個消息時，成千上萬的人自發地按喇叭，將車停在封閉的高速公路上歡呼。全國各地的學校都舉行慶祝大會，世界各地的新聞媒體也都興高采烈地傳播這個消息。
在那一刻，幾乎沒有人懷疑索爾克的疫苗是公共衛生領域的偉大勝利之一。疫苗成功帶來了希望，類似的技術可以用於開發針對其他致命疾病的疫苗。
1955年春天，索爾克疫苗開始被廣泛應用，小兒麻痹症在北美消失了。但是，索爾克在科學領域的主要競爭對手阿爾伯特·薩賓有預見性地警告說：“公共衛生領域的每個人都知道，當你開始給數百萬兒童接種某種製劑時，你的問題才剛剛開始。”186
事實上真有不少問題。索爾克疫苗的製造商之一，加利福尼亞的卡特實驗室，由於其未能充分滅活用於製造疫苗的病毒，從而導致220名接種的兒童患上小兒麻痹症，並在全國範圍內引發了一場醜聞，幾乎抹殺了全國公共衛生努力剛剛獲得的政治支持。
最終將小兒麻痹症在美國的發病率降至零的是沙賓的口服疫苗，1961年開始被廣泛使用。薩賓一直認為，注射疫苗可以保護個人，但不能降低社區脊髓灰質炎病毒的整體水平。因此，他說，小兒麻痹症的風險將繼續存在，一旦群體免疫減弱，它將重新構成公共衛生威脅。由於沒有人知道索爾克的疫苗能讓人對病毒保持多長時間的免疫力，所以薩賓的觀點令人擔憂。
同時，他有充足的科學理由堅持口服疫苗。在自然感染的過程中，脊髓灰質炎病毒通過飲用水進入體內，從腸道被吸收進入血液，最終進入中樞神經係統。索爾克注射的疫苗會消滅血液中的病毒，但隻要病毒還殘留在胃腸道中，它們就可以自由繁殖，並通過糞便回到自然界中。因此，某一特定社區內脊髓灰質炎病毒的數量可能不會因該人群使用索爾克疫苗而有所減少。
薩賓發明了使脊髓灰質炎病毒以缺損的、非致命的形式存活的方法。這些減毒病毒與弗氏佐劑和無害的**混合，可以被咽下去。而且，因為它們是活病毒，減毒後的脊髓灰質炎病毒進入腸道後會刺激局部，產生免疫反應。
從1961年開始，這種新型疫苗開始滴入全國各地的學童口中。盡管口服沙賓疫苗依然存在得脊髓灰質炎的微小風險187，但口服配方與索爾克的注射配方相比有兩個明顯的優點：它消除了生活環境中的脊髓灰質炎病毒，同時也消除了注射針頭傳播疾病的風險。
自世紀之交以來，針和注射器一直是醫療和公共衛生實踐的主要工具，但眾所周知，它們也能夠攜帶和傳播疾病。早在1933年，奧馬哈的內科醫生奧利弗·尼克姆就發現了內布拉斯加瘧疾傳播的本地病例，是因為這些人為了注射毒品而共用注射器。188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醫學文獻中充斥著關於醫院裏病人之間重複使用針頭而導致肝炎、瘧疾189和黃疸190的病例報告，其他疾病如細菌性腦膜炎和結核，也可通過使用醫療和公共衛生設備和重複使用注射器進行傳播。191
醫生們對重複使用注射器的各種消毒方法進行了廣泛的爭論，結果清楚地表明，隻有高溫高壓滅菌法才能達到消毒目的。192然而，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好心的醫生、護士和公共衛生官員優先考慮的是傳染病防疫，經常一次給注射器內安放幾倍劑量的疫苗，然後使用同一個注射器依次在幾個人身上進行注射。在醫院裏，重複使用注射器，尤其是用於麻醉滴液和常規注射，是一種常見的做法。
澳大利亞醫生報告說，1949年在墨爾本附近的白喉免疫接種的活動中，53人重複使用注射器接種，其中8人因此患上了小兒麻痹症。193德國和荷蘭的醫生也公布了一些其他小範圍暴發的疾病，這些疾病也是因為在疫苗接種中重複使用注射器引起的。194
盡管如此，在研發脊髓灰質炎疫苗成功所引發的強烈刺激下，1963年研發出了麻疹疫苗，1969年開發了風疹和腮腺炎疫苗。很少有公共衛生衛士、醫生或公眾對注射器問題進行過思考。多年後，這一疏漏再次困擾著美國和全球公共衛生領導人，人們再次指控在大規模疫苗接種活動中重複使用注射器的行為，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這一做法傳播了小兒麻痹症195、埃博拉病毒196、丙型肝炎病毒197和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等所有疾病198。
然而，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全世界都熱衷於疫苗學，它確實挽救了大量的生命。1985年，美國疾控中心估算，1968年推出的麻疹、腮腺炎和風疹三聯疫苗（麻風腮），保護了美國2.46萬名兒童不得這幾種病，同時每年為國家節省13.855億美元的直接或間接醫療費用和生產成本（成本數據值以1983年的美元價值計算）199。到1990年，在北美、日本和西方國家，疫苗可預防的兒童感染（比格斯時代的那些感染）隻導致不到0.1%的死亡。200
二戰剛剛結束，美國的政治和公共衛生領導人就開始熱情地展現他們的成就。在杜魯門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46年聯合國成立，兩年後成立了衛生委員會，即世界衛生組織。杜魯門總統在1949年的就職演說中宣布：“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著手實施一項大膽的新計劃，使我們的科學和工業進步所帶來的好處惠及不發達地區，以促進這些地區環境的改善和經濟的增長。”到1953年，以傳染病中心的科學家為主要代表的美國科學家團隊參與了38個國家的公共衛生工作。
可以肯定的是，長期以來，美國的健康衛士們一直在海外開展工作。但在20世紀50年代，有兩種新的驅動力在強力推動此項工作。首先，公共衛生領域的領導人對他們在疫苗開發、抗生素、水衛生、下水道設計、醫院建設、蚊蟲控製和消滅結核病方麵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其次，專注於冷戰的政治家們認為，拯救兒童的生命是在不結盟的第三世界國家贏得盟友的有力途徑。1955年，冷戰時期的反共產主義運動如火如荼，保守派樂於強調是資本主義的美國而不是蘇聯首先戰勝了小兒麻痹症。值得注意的是，考慮到俄羅斯人民糟糕的健康狀況，西方領導人在20世紀50年代時認為，40年後如果蘇聯正如他們聲稱的那樣，創造了一個公共健康和科學的天堂，那有可能讓資本主義的美國在全球蒙羞。
跨過冷戰的阻礙後，1950年，世界衛生組織在世界衛生大會宣布，該機構成立的意圖就是平衡超級大國和最貧窮國家的衛生資源，在必要時將向世界上最窮的國家輸送衛生資源。公共衛生官員長期以來一直申明：“經濟發展與健康是密不可分和相輔相成的，一個社會的文化、經濟發展和公民的健康狀況，是相互依存的。”
對於大多數在貧窮的國家做義工的美國科學家、醫生和護士來說，激勵他們的動力不是冷戰的政治，而是一種不亞於當年赫爾曼·比格斯在世紀之交的紐約市的工作熱情，同時，他們堅信公共衛生的使命和他們所掌握的科學工具的可靠性。
冷戰在1949年升級，當時美國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201，該組織是西歐對抗蘇聯的安全結盟。當年，蘇聯成功地試射了一枚原子彈，使其成為美國的軍事對手。美國和蘇聯都開始研製一種更致命的武器—氫彈。202
美國政府和許多公民變得極度偏執，正如當時大多數美國人所不知道的蘇聯政府一樣。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和50年代，一場可怕的所謂“紅色恐怖”影響了美國生活的各個方麵，它是由著名的反共產主義者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眾議員理查德·尼克鬆、眾議院反美活動委員會及專欄作家德魯·皮爾森和沃爾特·溫切爾煽動起來的。1953年，二戰英雄艾森豪威爾將軍入主白宮時，全國各地被懷疑是“共產主義者”的人都被從政府的各個部門除名了。
在這樣的氛圍下，美國政府運作的大多數海外項目都必然陷入冷戰政治。在世界衛生組織的會議上，美國和蘇聯代表就誰的國民擁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展開了辯論。雙方都指責對方在其世界衛生組織代表團中有中情局或克格勃機構的情報人員。
即使是在國內發表的有關國際問題的公共衛生評論也會使演講者陷入困境。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萊納斯·鮑林和愛德華·特勒就蘇聯、美國、法國等國的武器設計者進行的數百次地麵核彈試驗所產生的放射性塵埃對公眾健康的影響展開辯論。
在廣島事件後的十年裏，美國人對原子彈的印象各不相同，而且總體上是混亂不清的。坦白地說，他們既不懂這種武器的物理原理，也不懂其可怕的威力，幾乎沒有人意識到輻射的風險。203
三十年來，萊納斯·鮑林一直是世界上最頂尖的蛋白質化學家之一，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實驗室裏研究蛋白質結構的問題。20世紀40年代，鮑林決定攻克當時美國生物學家麵臨的最有趣的難題之一，即蛋白質和遺傳之間的神秘關係。他們知道在某個地方有一個缺失的環節，盡管蘇聯的李森科幻想其並非如此。
20世紀40年代，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的化學家埃德溫·沙戈夫發現，在人類細胞中，DNA本質上是一種以單糖和磷酸鹽為骨架，由四種核苷酸組合後形成的化合物。1949年沙戈夫代碼發布，這些化合物內部以及化合物與化合物之間存在精確不變的比率。204沙戈夫代碼一經發布，立即在鮑林和他的許多競爭對手中引起轟動，他們都在追求遺傳學的聖杯。
1951年，鮑林在他的實驗室裏模擬了人類蛋白質的一個關鍵結構模型，稱之為阿爾法螺旋體。但是直到1953年，英國牛津大學的兩位年輕科學家才真正搞明白這個問題。美國人詹姆斯·沃森和英國人弗朗西斯·克裏克破譯了鮑林的阿爾法螺旋體和沙戈夫代碼之間的關係，最終發現了DNA的結構。
1956年，克裏克發表了他所謂的“中心法則”，這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基礎，闡述了DNA和蛋白質之間的精確關係。克裏克的中心法則激發了全世界（除信息被禁止的蘇聯外）成千上萬名科學家的靈感，引發了一係列的發明熱潮，這觸發了20世紀後期和21世紀早期的生物學革命。
早在DNA結構被闡明之前，研究人員就已經證明，人類染色體暴露於各種輻射下都可能受到不可逆的損傷。一旦確定了DNA的結構，鮑林就很清楚這種損傷是如何發生的。205
1948年在其自由黨妻子艾娃·海倫的敦促下，鮑林開始公開反對當時在洛杉磯的學校和學院進行的反共清洗和對美國科學家的所有鎮壓。206他為自己的直言不諱付出了高昂代價，失去了所有聯邦研究資助，受到《洛杉磯時報》和其他數十家新聞媒體的嚴厲抨擊，1951年差點失去加州理工學院的工作。
對於鮑林和其他反對原子彈的生物學家來說，原子彈爆炸後報告的相關疾病才是他們發聲的動機。爆炸釋放出的伽馬射線破壞了細胞分裂，人體在暴露後相關的每一項功能都會在數月內惡化：頭發脫落、血液變稀、免疫係統崩潰、皮膚剝落、表麵的傷口潰爛成無法治愈的傷口。
物理學家愛德華·泰勒是匈牙利裔猶太移民，他曾在設計投放在廣島的原子彈“胖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48年，蘇聯接管匈牙利，泰勒在感情上深受打擊。和大多數參與曼哈頓計劃的人一樣，他最初讚成製造原子彈，以阻止希特勒並拯救歐洲的猶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泰勒所鄙視的正是斯大林，而匈牙利人認為打敗蘇聯需要更強大的武器。泰勒完全相信，如果沒有他所說的超級炸彈，美國將會被共產主義統治，而他，一個直言不諱的反斯大林主義者，就會被扔進位於懷俄明州或蒙大拿州某個地方的蘇聯古拉格集中營。207因此，泰勒帶領團隊設計了熱核氫彈。
1954年3月1日，泰勒的第一顆超級炸彈被扔在太平洋中部的珊瑚環礁比基尼島上。它的威力是“胖子”的750倍，在方圓約180平方千米的範圍內散布著帶有放射性的比基尼島碎片。
6個月後，蘇聯試驗了第一顆氫彈，令人難以置信地是，他們把氫彈投到了一個名叫托特斯科耶的西伯利亞俄羅斯人居住的村莊裏，這個村莊離莫斯科僅僅1000千米。208
在蘇聯核爆之後，幾屆美國政府延續了一種幻想—公眾能在核戰爭中幸存於難。這給陷入困境的衛生部門增加了額外負擔。例如，他們不得不教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小學生如何“躲起來”，老師發出信號說一顆蘇聯製造的氫彈“已經落下”，學生就立即躲到課桌下麵，小心地遮住眼睛，以免弄瞎眼睛。一些衛生部門不得不承擔起防輻射和民防職責。紐約成立了一個醫療應急部門來計劃應對核襲擊，同時指定數百個地鐵站作為防空洞。就像在德國轟炸倫敦期間一樣，當時許多家庭接到指示，要求建造獨立的防空洞，所以英國家庭挖了地下室。美國原子能委員會指示，在這些庇護所內，應備足夠一家人生活一年的食品和日用品。
鮑林和其他數百名科學家對此深表懷疑。他們認為，美國政府故意製造可以在核戰爭中生存的假象，是在破壞公眾至關重要的公共衛生信任。他們認為，核輻射會使任何一個爆炸地點在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後都無法居住。
炸彈製造者當然知道這是事實，盡管他們如果要公開真相還需要幾十年的時間。在1940年曼哈頓計劃的一份內部備忘錄中，科學家們告知羅斯福政府，“由於放射性物質隨風擴散，炸彈可能無法避免不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可能使這個國家不適合采用該類武器……”209。
1954年年底，剛剛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鮑林開始了世界巡回演講，提醒人們低水平輻射對人體細胞將產生的影響。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立場是，無論核彈爆炸到底產生多大的輻射，原子能機構一貫的原則是低估其輻射量，稱其隻會增加自然本底輻射，使大氣承受的核輻射負擔僅比自然本底輻射水平高1%。
熟悉核輻射沉降物的科學家幾乎都不相信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數據。但鮑林並沒有就此進行爭論，他隻是說，好吧，我們假設就隻有1%。據估計，每年有150萬嬰兒出生時由於本底輻射而造成基因缺陷；輻射每增加1%，每年就會多產生1.5萬名遭受這種突變的嬰兒。
鮑林宣稱，核輻射沉降物是一場公共衛生災難，而美國政府的說法恰恰相反，這是在背叛自己的公民。鮑林堅持認為，原子彈釋放出的鍶-90會聚集在正處於生長發育階段兒童的骨骼中，而碘-131會聚集在人的甲狀腺中，導致甲狀腺癌和甲狀腺功能障礙。鮑林的這一觀點讓他的整個餘生都在聯邦調查局的嚴密監視之下度過。1958年，鮑林仍舊堅持他的反核運動，在全國電視上與泰勒辯論核輻射問題，他還前往蘇聯，要求蘇聯也停止地麵爆炸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