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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對美國公共衛生基礎設施的影響是深遠和持久的。1933年至1938年間，美國成立了十幾個機構，每個機構都跟美國人的健康息息相關。而且這些機構中的大多數以某種形式成為美國政府的永久組成部分。127
沒有一個州拒絕執行新政（甚至明尼蘇達州也不例外），但是沒有哪個州的領導比紐約市市長菲奧雷洛·拉瓜迪亞更善於利用新政。128
早在拉瓜迪亞當上紐約市市長之前，他就告訴羅斯福，他很樂意讓總統把紐約市作為每一個新政項目實施的試驗田。129盡管1933年羅斯福的總統選舉結果並不確定，他依舊做出了這個承諾。
在繁榮的20世紀20年代，坦慕尼派對衛生部門有絕對控製權，最終導致了赫爾曼·比格斯於1923年筋疲力，盡灰心喪氣地辭職。隨後，弗蘭克·莫納漢在衛生部門的領導腐敗透頂，全方位地破壞了那些能使紐約市成為國家公共衛生典範的項目。
但坦慕尼派的貪婪實在太過分了，即便是在極能容忍腐敗的紐約市也顯得太過明目張膽。1925年，地下平民組織挖出了各種醜聞迫使莫納漢下台。他的繼任者路易斯·哈裏斯隨後發現了更多令人震驚的莫納漢欺詐、要求讚助和勒索的證據。例如，一夥餐館督察員一年就從餐館老板那裏敲詐了300萬美元，這些老板被迫每周支付5美元的“保護費”；還有一筆100萬美元的傳染病防控基金也憑空消失了。
眾所周知，哈裏斯是個誠實的人，他隨後就下令解雇和起訴了一大批人。該部門在公眾中的信譽嚴重受損。1928年，民營的紐約福利委員會發布了《紐約市民健康狀況報告》，由此對衛生部門提出了嚴厲批評。130報告中指出，幾乎每個健康指標都是一團糟，哈裏斯的前任造成的損害完全無法彌補。131
被稱為“小花”的菲奧雷洛·拉瓜迪亞陷入了大蕭條的泥潭。坦慕尼派執政146年，對紐約市和民主黨77年的罪惡操縱，最終被拉瓜迪亞擊敗了。
拉瓜迪亞上任不到一年，與羅斯福智囊團的積極配合就有了回報，而他任期中的一個標誌性的政績就是他有能力讓紐約的發展與羅斯福的新政相匹配。新政的資金主要用於消滅蚊蟲和濕地排水，研究紐約日益嚴重的空氣汙染問題，以及“全麵阻擊性病”。
1935年至1937年，紐約市衛生部門投入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建設熱潮，建了新實驗室、診所和辦公室。所有這一切都歸功於聯邦資助的公共工程管理項目。拉瓜迪亞自豪地說：“我們把政治因素從衛生部門清理出去，就像我們把微生物、細菌和臭蟲從我們的城市裏趕出去一樣。”132
1937年，一項由新政資助的研究顯示，在紐約和洛杉磯（盡管屬於不同的體製），大蕭條對非白人居民造成的損失要比白人居民大得多。紐約非裔美國人和其他有色人種的死亡率比白人男性死亡率高473%。非白人嬰兒的死亡率是白人嬰兒的2倍。133
在大蕭條結束後拉瓜迪亞的最後一個任期內，他清醒地意識到一個驚人的事實：即使紐約人民經曆了15年的經濟困難期，這裏的醫院和醫生卻更繁忙，以至於城市的普通工薪階層再也負擔不起醫療費。134因此，拉瓜迪亞在1944年建立了美國第一個市政醫療保險計劃，該市為年收入超過5000美元的工薪階層支付一半的醫療費，為低收入者支付全部醫療費。
但早在拉瓜迪亞帶領美國走上醫療保險的道路之前，美國醫學會就已經在抗議中聲嘶力竭了。約翰·賴斯用新政的撥款改變了紐約市的公共衛生活動。在1938年的部門年度報告中，賴斯明確指出公共衛生的使命已經改變。雖然梅毒、肺結核、細菌性肺炎、腦膜炎和小兒麻痹症等傳染病一直在困擾和威脅著人民的健康，但是“影響死亡率的疾病”不能再占用該部門的大部分精力。相當有先見之明的賴斯說，未來的公共衛生將需要“考慮到影響公眾健康和福祉的身體和精神疾患”135。
那時紐約市衛生局每5美元的開銷中就有1美元來自聯邦政府。而對比4年前，紐約市還沒有從華盛頓得到過一分錢的公共衛生資助，這已是一個明顯的改變。1940年，該部門第一次麵臨經濟困境時，凸顯出一個不好的征兆：白宮的政策變化已經通過華盛頓一係列新政官僚機構，沿著資金階梯緩緩而下，撥到紐約的公共工程管理項目的資金被削減了21%，許多機構的醫護人員一夜之間收入減半至兼職收入的水平。這也將被證明是美國公共衛生安全網絡在未來麵臨的挑戰。
依賴可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尤其是當救濟金的條款完全由捐贈者決定的時候。在未來幾十年裏，公共衛生項目將越來越依賴華盛頓的慷慨程度，因此更容易受到遠方政客一時衝動和優先事項的影響，而項目本身對這些政客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影響力。如果沒有赫爾曼?比格斯那樣的政治覺悟，或者菲奧雷洛?拉瓜迪亞那樣的政治支持，幾乎沒有哪個地方能夠免受華盛頓方麵的周期性變化的影響。
然而，新政對公共衛生的影響是非常積極的，而且往往其收益都來自意想不到的原因。美國印第安人的健康狀況因1934年《印第安人重組法案》賦予的地權變化而有所改善。136新政農業計劃的實施降低了農民和俄克拉荷馬州農場工人的死亡率。隨著田納西穀管理局為數萬戶家庭供電，並允許安裝冰箱，農村地區的食物中毒率有所下降。800萬工人突然有了錢來養活他們的孩子，這多虧了公共工程管理項目提供的就業機會。鉤蟲感染率下降，因為南方家庭的收入足夠給他們的孩子買鞋。
1934年的國會選舉中，羅斯福的支持者在參眾兩院占據了很多席位，使得共和黨人成了少數派。盡管羅斯福的智囊團廣受歡迎，但當政府著手開展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計劃時，還是遭遇到了阻力。羅斯福的社會保障計劃將覆蓋每個美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健康、醫療和養老金需求，並通過工資繳納製度來提供資金。羅斯福設想通過建立一種體製，為失業工人提供保障，為懷孕的婦女提供產前護理，為退休人員提供生活保障。按照他的設想，每個美國人，無論種族或階級，都將享受到美國社會保障計劃的庇護。
這種設想走得太遠。
南方的政治領袖們說，他們絕不會投票支持這項法案，該法案可能是從辛苦工作的白人的工資中多榨取些錢，比如拿失業救濟金來支付給“在畫廊前閑坐著無所事事的黑人”137。共和黨人說，羅斯福計劃公然帶著社會主義色彩，必須加以阻止。
當然，美國醫學會也插了一腳，其領導人反對羅斯福社會保障計劃中涉及的所有醫療保險條款。138
麵對強勢反對，《社會保障法案》於1935年最終通過，但還是違背了羅斯福最初的所有設想，是一項存在嚴重缺陷的立法。正如美國醫學會所希望的那樣，它沒有醫療保險條款。
這是美國曆史上第二次提出基於強製保險的全民醫保提案，最終宣告失敗。這兩次提案都是被美國醫學會否決的。
保羅·德·克魯伊夫對《社會保障法案》中達成的妥協持強烈批評態度，他最終得出的結論是，拯救美國公共衛生的唯一希望在於進一步實行聯邦化，並組建一支龐大的美國公共衛生隊伍。他主張創建一個與未來的美國傳染病中心並無太大不同的機構。
在《生命之戰》中，德·克魯伊夫寫道：
美國公共衛生署為什麽不能被委以重任處理現在可以預防的瘟疫？為什麽不能讓他們打響為生命而戰的人民戰爭？你們會聽到這樣的呼聲：這將催生一個新的官僚機構。請大家不要忘記這一點：我們擁有由政府和全民支持的陸軍和海軍，來保衛我們的國家，抵禦武裝入侵的威脅。其實，這些也都是官方資助的官僚機構。
但是，難道就因為陸軍和海軍是官僚機構，我們就可以把陸軍和海軍移交給私人，把保衛我們國家的任務交給這些拿著鐮刀和獵槍的平民嗎？如果不可以的話，那麽，為什麽要反對組建一個機構，去對付那些長期潛伏在所有人身邊，比刺客還要危險得多的健康威脅呢？
如果允許我們健康衛士存在—那我們也可以保證—他們是有能力用這筆錢來掃除那些花費我們數十億美元都依然存在的死亡威脅，在一代人之內，我們國家的財富將不再有這種流失。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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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沒有理由懷疑科學方法擁有通過發現病因和治療手段來解決疾病的每一個具體問題的能力。無論是涉及需要克服的特定危險還是需要滿足的特定要求，人類健康的所有問題都能夠並最終找到解決辦法。但是，解決疾病問題與創造健康和幸福不是一回事。
—倫·杜博斯，1959年140
1941年12月7日上午7點55分，日本空襲了駐紮在夏威夷的美國海軍艦隊，使得美國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雖然國防經濟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結束了大蕭條，但也使政府開支向戰爭前線傾斜。對美國的許多地方來說，聯邦資金突然轉向其他支出其結果是痛苦的，因為地方政府已經習慣了“新政”的撥款。
例如，明尼蘇達州衛生部在1942年的預算為764134美元，這筆預算的60%（453496美元）來自聯邦基金撥款。可是，當年大部分的聯邦捐款突然被華盛頓轉移到戰爭中去了。此外，數以萬計的公共衛生專業人員、醫生和護士都被征召參加戰爭，從而消耗了為國民健康服務的非常重要的專業人員。
另一方麵，戰爭推動了公共衛生方麵的重要研究，為控製蟲媒傳染病（特別是斑疹傷寒、黃熱病和瘧疾）、細菌感染和性病製定了大膽的新計劃。到20世紀40年代末，美國人的關注點從微生物轉向兩大慢性殺手：心血管疾病和癌症。與這種轉變相對應的是，美國人對生理致病環境的看法也發生了逐步轉變，曾被認為不斷威脅健康的細菌瘴氣環境，似乎開始變得可控，甚至恭順於人類。
到1941年，羅斯福新政極大地改善了國民的健康狀況。在大蕭條中期，人均醫療支出迅速下降了120%，1941年已低於危機前的水平，跌至近4000美元。白人的預期壽命從1934年極低的61.1歲，到1941年達到64.8歲，淨增長了3.7歲。在此期間，非白人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增加了2歲，從1934年的51.8歲上升到1941年的53.8歲。141產生這一現象的一個明顯的原因是食物保障，1941年，美國人終於能夠像1929年股市崩盤前一樣衣食無憂了。肺結核、猩紅熱、傷寒和瘧疾的死亡率都有顯著改善，後兩種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一半。142
珍珠港事件後，地方當局麵臨的挑戰是，在戰時居民減少以及在新的與戰爭有關的健康危機的情況下，如何維持1941年時的健康美景。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巨大的社會運動和動**時期。
美國女性填補了男性應征入伍後空缺的就業崗位，南方移民到西部和中西部的軍事生產中心工作，成了工業勞動主力軍，其社會角色也在發生變化。經濟財富是緊隨軍工發展之後的，二戰期間政府支出和金融增長的最大受益者是洛杉磯郡143，加州190億美元中的大部分軍火合同都流向了洛杉磯。在戰爭結束時，洛杉磯已經是美國第二大工業中心，擁有全世界最龐大、最現代化的工業基礎設施。144
從1940年到1945年，加利福尼亞州的人口增長了135%，從6982000人增加到9491000人，這些增加的人口主要集中居住在洛杉磯郡。145
1943年7月26日，蓬勃發展、勤勞、動**不安的大都市洛杉磯經曆了“黑色星期一”。這是該地區空氣嚴重汙染的第4天，也是洛杉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正如《洛杉磯時報》所描述的：“整個鬧市區被低空的刺鼻霧霾所籠罩，昨天早上，衛生局和警方開始調查，以確定導致數千洛杉磯人眼睛和鼻子過敏以及喉嚨發炎的‘毒氣’的來源。在商業區的一些地段，能見度降低到不到三個街區。”
人們發明了一個詞來描述那片陰霾：霧霾。盡管到了20世紀50年代，從裏約到紐約的沿線城市都被霧霾籠罩，但洛杉磯是第一個持續遭受襲擊的城市。在“好天氣”時，這些令人作嘔的物質會被來自太平洋的風吹去東邊，但在“黑色星期一”，連續幾天沒有刮風，霧霾因此在城市上空形成了褐色的一氧化碳層、臭氧層和工業廢水層。
3年後，當霧霾幾乎成為洛杉磯永久的特征時，艾德·安斯沃斯在《洛杉磯時報》上寫道：“最近的大雨洗刷了洛杉磯曾經聞名的空氣，讓南加州人看到了一個被稱為‘太陽’的稀罕物……1943年，籠罩在洛杉磯上空的‘霧霾’一直頑固地存在，令人惱火，從那以後，通過肉眼幾乎就再也看不到太陽了。”146
在長灘油田附近，這種特殊的霧霾經常散發出硫黃和甲烷的氣味，當地居民開始談論“臭雞蛋日”。往東到豐塔納附近，鋼鐵廠周圍的居民喉嚨裏隱約有金屬的味道。在美麗的聖加布裏埃爾山穀的帕薩迪納市和聖馬力諾市，這裏的人們通過眼睛感覺到了霧霾的到來，眼睛經常無法控製地流淚。在戶外跑步和嬉鬧的孩子們很快就感覺到肺部疼痛和劇烈的頭痛。
自19世紀90年代盎格魯房地產開發商向中西部潛在的買家大肆宣傳以來，洛杉磯一直以瘋狂的快速發展的形象展現。該郡幾乎沒有考慮過這樣一個現實：它坐落在一個盆地裏，長期受到周期性的空氣倒流的影響。
1941年，洛杉磯不再擁有“大紅鐵路網絡”147，取而代之的是縱橫交錯的高速公路、林蔭大道和州際公路，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汽車穿梭其間。早在汽車真正在美國其他地方紮根之前，洛杉磯就已經有了汽車通勤文化。
“黑色星期一”和隨後的“戰時霧霾”是工業化和汽車尾氣排放的綜合結果。而且，對於一直人手不足、飽受爭議的郡衛生局來說，霧霾是一場噩夢，把衛生局逼到了極限。
到戰爭結束時，洛杉磯郡已有超過400萬居民，占地4000平方英裏。在它下屬的45個城市中，有40個不僅與郡衛生局簽訂了公共衛生合同，而且還簽訂了醫療服務合同。
1945年接任洛杉磯郡的衛生官員羅伊·吉爾伯特明確表示，公共衛生的首要任務仍然是控製傳染病。由於無法獲得用於解決霧霾問題的專項資金，又缺乏確鑿的科學證據來證明這些明顯的刺激性氣體將導致一場公共衛生危機，吉爾伯特幹脆將“空氣汙染”添加到衛生局下屬的公共衛生部門的一長串職責清單中。
1947年，也就是出現“黑色星期一”的4年後，加州頒布了第一部旨在通過降低空氣汙染來減少健康風險的立法。該法律賦予衛生部門發布霧霾預警日的權利。在汙染嚴重的日子裏，洛杉磯郡衛生局會發布警告，要求居民避免開車，盡量待在室內，並禁止兒童在戶外奔跑和玩耍；在洛杉磯的一些學校，霧霾警報導致校長禁止開展任何形式的學生運動；在休息期間，孩子們被告知待在室內。148由於無力控製霧霾的來源，又缺乏空氣汙染測量研究的資金，衛生部門也別無他法。
在接下來的十年裏，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將對霧霾進行分析，並得出一致結論：霧霾中含有一係列被認為對人類健康有害的化學物質，如環烴、碳氧化物、一氧化二氮、二氧化硫、苯並芘、臭氧和鉛等。如果霧霾的某些成分被證明會在實驗動物身上引發癌症，公眾對霧霾的焦慮程度就會加劇。但是，想要有效地減少霧霾來源，那還需要幾十年的時間。與此同時，公共衛生部門的領導們對此卻束手無策。他們深信，正如哥倫比亞大學的喬治·羅森在1958年所寫的那樣，“現代工業社會的空氣已是致癌物的海洋，被各種各樣的廢物所汙染，變得渾濁不清。在這樣的環境中，幾乎不可能避免與致癌物的日常接觸。然而，一直存在的困難至今都在阻礙我們針對新問題開展全麵的流行病學研究和尋找解決問題的技術方案。”149
直到1956年加州才製定空氣汙染標準，到1959年汽車尾氣才被南加州空氣汙染控製委員會正式指定為霧霾的主要來源。在接下來的十年裏，汙染控製官員、汽油經銷商和汽車製造商將圍繞汽車引擎設計、燃料和排放標準展開爭論。150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抗擊霧霾的鬥爭中，公共衛生領導人最終發揮的作用相對較小，主要是通過聯邦一級的政策和監管行動來展開博弈的。
就像化學汙染和霧霾等問題要在經曆了十多年後，才引發了公眾健康和對癌症越來越多的關注，戰後對心髒病發病率不斷上升的關注和擔憂也有一段時間的滯後。
在戰爭年代，明尼蘇達州相對來說還是一個幹淨的州，雖然非常寒冷，但幾乎所有傳染病的發病率都在繼續下降。戰時明尼蘇達州的心髒病死亡率發生了最大的變化。當日本襲擊珍珠港時，明尼蘇達州人心髒病的死亡率約為每270/10萬人，到1947年戰爭結束，軍隊返回家園時，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飆升，達到309.7/10萬人。這是明尼蘇達州有史以來心髒病發病率增幅最大的一次。151
該州衛生部長期以來一直承認心髒病是該州人群的頭號殺手，但卻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控製它。這種不作為的部分原因是，和美國其他地方的衛生部一樣，明尼蘇達州衛生部是建立在傳染病防控模型的基礎上的，對如何解決慢性病的問題幾乎一無所知；此外，當時大多數醫生認為心髒病和腦卒中是老年人不可避免的慢性病，其實他們錯了，45到54歲的中年男性因這兩類疾病而死亡的人數急劇上升就表明了這一點。152
當時，該州的公共衛生領導人對吸煙、不良飲食和缺乏鍛煉在心髒病發病中的相關作用知之甚少。明尼蘇達州是美國生活方式徹底改變的先鋒，在這種改變中，許多因素相互作用，從而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風險。農業機械化使這裏的農民久坐不動；汽車的普及也使大多數人久坐不動了；飲食結構也在發生改變，超市為了提高銷售額，開始提供高脂肪、高糖和高鹽的加工食品。以前需要在家裏辛辛苦苦準備的款待，一下子變得輕鬆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成千上萬的男人養成了一根接一根地抽煙的習慣。20世紀年代，香煙銷量飆升，吸煙突然成為社會普遍接受的事實，從辦公室到教堂，從學校到電影院，從醫院候診室到醫生辦公室，到處都可以吸煙。所有的媒體，甚至是《美國醫學會雜誌》和許多其他主要的醫學出版物，都刊登了香煙廣告。事實上，20世紀40年代的公共衛生領導人認為沒有理由攻擊美國人對香煙的迷戀。
在戰爭年代，在所有為官兵提供補給和集結場所的城市，公共衛生領域最大的恐慌是不斷上升的性病發病率。以紐約為例，抗擊淋病和梅毒的行動消耗了該市絕大部分的傳染病防控的資源，隻留下很少的資金或醫務人員來對付結核病和兒童疾病這兩大頑疾。
在全國範圍內，梅毒和淋病的發病率自世紀之交以來一直在穩步上升，沒有任何公共衛生機構能製定出控製性病的有效策略。153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全美國梅毒發病率平均為113/10萬人，到二戰結束時，梅毒的平均發病率已達到450/10萬人，其中軍人的發病率最高。
自1900年以來，盡管全國範圍內淋病的發病率有所波動，但總體呈上升趨勢。在大蕭條中期，每10萬美國人平均有121例淋病患者，1941年，這一比率上升到146.7/10萬人，1944年達到236.5/10萬人。154
從最早的有組織的公共衛生機構開始，美國人就一直沒有能力同時應對三個可怕的因素：性、疾病和死亡。在殖民時期和後期的美國，即使不是性傳播疾病也被傳統地加上道德的枷鎖。155整個社會對性病患者的歧視在美國遠比在歐洲更為極端，這反映了美國人對基督教道德主義的普遍偏愛。這種歧視直接導致的結果是，梅毒和淋病患者更有可能隱瞞他們的疾病，直到疾病達到生理上非常明顯的、完全無法治愈的第三階段。而且，因為要隱瞞性病的事實，就要求一個人的行為不能有任何改變，以免配偶質疑其為什麽不再同意**。因此，羞恥感助長了淋病和梅毒的傳播。156
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各地的醫院都有拒絕治療性病的規定，其理由是性病患者是不道德的。同時，好像所謂的道德缺失本身是具有傳染性的。157即使是一向堅決反對由政府出麵提供醫療衛生服務的美國醫學會，也沒有對建立公共衛生性病門診部表示反對，這些門診部與醫院分開，由政府的醫生和護士負責。
美國國會於1935年通過了《性病法案》，授權美國公共衛生署對梅毒和淋病開展研究。此前一年，紐約州衛生專員托馬斯·帕蘭博士因在廣播中說了“梅毒”這個詞被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禁言，此後不久，羅斯福任命帕蘭為首席醫官，《紐約客》認為他上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能治理性病。
多年來，梅毒和淋病在非裔美國男性中發病率最高，這一事實強化了白人的種族主義者對黑人中一些性行為的歧視。由於圍繞性病有種族成見和道德歧視，非裔美國人憎恨任何人在他們的社區討論梅毒和淋病。
全世界梅毒發病率最高的地方之一是亞拉巴馬州的梅肯郡，1932年，美國公共衛生署的塔利亞費羅·克拉克博士發現，在這個地區，35%的黑人有梅毒，但其中90%的病人沒有接受治療。
美國公共衛生署資助了在亞拉巴馬州的梅肯郡進行的一項梅毒研究，這項研究由克拉克主持，在塔斯基吉大學開展。158根據最初的研究設計，塔斯基吉大學招募了400名黑人進行測試和醫學觀察，其中已經患有和沒有患梅毒的黑人各200名。整個研究過程不提供任何治療，否則將會幹擾兩個研究目標：在沒有治療的情況下確定該疾病的長期病程，並注意該疾病在黑人中的特點（醫生們普遍錯誤地認為黑人對疾病的反應與白人不同）。盡管這項研究是由白人醫生發起的，但在過去的四十年裏，非裔護士和醫生也參與了這項工作。
為了讓病人參與這項研究，研究人員沒有告訴病人他患有梅毒，相反，塔斯基吉大學醫院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得的是“壞血病”。多年來，免費交通、餐食、非梅毒外的小病醫療和喪葬保險等優惠措施保障了他們的持續參與。最初隻想設計一項6個月的研究，但塔斯基吉大學實驗室的研究將持續到1972年。在那段時間裏，梅肯郡的病人和他們的家人一直沒有被告知得了梅毒，1943年美國公共衛生署的研究人員發現青黴素可以治療梅毒時，也沒有向他們提供青黴素。幾十年來，美國公共衛生署一直在繼續這項研究，外審專家也一直在批準這項研究的執行，直到1972年美聯社的一名記者偶然發現了還有這樣一項研究，隨之而來的是媒體關注。因此，參與研究的病人查理·波拉德得知自己被騙了，即將死於梅毒。他聘請了著名的民權律師弗雷德·格雷，該律師於1974年代表所有梅肯郡病人對美國公共衛生署提起了集體訴訟。經過庭外和解，每個幸存者僅得到了微不足道的3.7萬美元賠償。
當時，所有參與研究的誌願者中，72人已死亡，剩下的大多數人正處於嚴重的三期梅毒：大腦和心髒的感染和衰竭，以及皮膚、口腔和**的損傷。這其中30人直接死於梅毒，至少70多人死於與性病感染相關的並發症。他們從來沒有意識到自己攜帶了一種傳染病，到1974年，病人已經把梅毒傳染給了22位妻子，而這些妻子們又把梅毒傳染給了17個孩子，孩子又繼續往下傳染給了2個孫輩。
在公共衛生領域和非裔美國人社區，人們一直在批判塔斯基吉大學研究的做法，本已不堪重負的信任危機繼續加大。最終，這種分歧越來越大，以至於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政府所有的公共衛生聲明和項目都被所有社會階層的非裔美國人敵視，甚至是公然蔑視。159
塔斯基吉大學研究被證明是美國公共衛生領域研究失敗的一個極端案例。在整個20世紀，美國白人和非白人在預期壽命、健康狀況、嬰兒死亡率和獲得醫療保健的機會方麵仍然存在顯著差異。公共衛生領導人在這些問題上一如既往地表現出極大的無能、狡辯、公然的種族主義，甚至是無知。到20世紀60年代，公共衛生（政府和學術界）和少數族裔社區之間的鴻溝劇增。
由於塔斯基吉大學項目的研究對象是文盲，他們從未意識到自己從1936年開始遭受的症狀跟當時美國軍醫署在全國範圍內散發的傳單和告示上出現的症狀相同。這也是為什麽他們不能像大多數美國人那樣，了解到可以治愈他們“壞血病”的兩個具有裏程碑意義的醫學發現。
1937年，美國公共衛生署的醫生約翰·馬奧尼在斯坦頓島的實驗室工作時，發現磺胺類藥物可以殺死淋病細菌。早在5年前，蘇格蘭科學家亞曆山大·弗萊明發現了一種名為青黴素的磺胺化合物。在實驗室測試中，它被證明對多種細菌都非常有效。
1943年，馬奧尼證實了青黴素和其他磺胺類抗生素也能殺死像梅毒這樣難對付的螺旋體細菌。這一發現為公共衛生領域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民用和軍用醫生立即意識到，如果可以對患者承諾這些抗生素將會治療令人難以啟齒的淋病和梅毒，並鼓勵他們說出自己的性伴侶，那麽就有可能治愈所有的病例，從而有效阻止性病的傳播。
所有人都說，青黴素似乎是埃爾利希早在六十年前就許諾過的人們期待已久的靈丹妙藥。即使是梅毒和淋病的晚期患者，小劑量的青黴素也能將其奇跡般地治愈。當藥品供應短缺時，軍醫們發現，即使是用藥患者尿液中排出的無法測量到的藥物劑量，也可以用來治愈另一個病人。160
在馬奧尼發現青黴素在梅毒治療中的顯著作用後的幾個月內，紐約市衛生局在貝爾維尤醫院開設了一個專門的性病病房，向全市的醫生和醫院免費發放青黴素。該市還製定了性接觸者追溯政策，要求所有梅毒和淋病患者說出最近性接觸者的姓名，隨後對這些人進行追蹤、詢問和治療。如果是因為不知道聯係人的全名，或是因為此人拒絕接受治療，必要的時候，紐約警察局會派警察協助相關工作。比格斯五十年前的老一套傷寒防治策略在性病防治工作中又重新流行起來。
1943年以後，美國各地都采用了類似的措施，梅毒發病率從1943年的447/10萬人下降到1950年的154/10萬人。到1970年，美國的梅毒發病率為43/10萬人。161
然而，淋病的發病率變化無常。與梅毒不同的是，隻需注射一次劑量的青黴素就能治愈淋病，而那些想要保護隱私又能負擔得起看私人醫生費用的患者，則可以不受到公共衛生部門的監管。隨著私人醫生對這種新抗生素的廣泛濫用，耐青黴素的淋病菌株很快就出現了，這進一步限製了該疾病防治工作的成功。162在20世紀50年代，淋病發病率下降到129/10萬人，但到了1970年，這一比率將超過1947年284/10萬人163，達到曆史最高水平。
抗生素的問世使防治結核病的公共衛生手段也發生了類似的轉變。1944年，明尼蘇達州的梅奧診所成功地使用鏈黴素治愈了一組罹患結核病的病人，公共衛生領導人立即認識到接觸者追蹤策略也可以應用於結核病的防控。164到1970年，美國的結核病發病率將比1944年的水平下降91%。165
抗生素革命對鏈球菌肺炎和傷寒等細菌性疾病的主要影響是立即降低其死亡率，有時候死亡率已接近零。從1936年到1945年，全國的肺炎死亡率下降至不到1%，下降了40%。雖然衛生部門在持續跟蹤細菌性疾病，並分發可用的疫苗，抗生素達到了藥物控製作用。醫生手裏掌握著抗生素，從公共衛生部門手中奪取了細菌領域的權威，即使在傳染病流行期間，他們再也不會放棄自己的權力。在未來的幾十年裏，這將被證明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這些老殺手的耐抗生素菌株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