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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公共衛生保健的主要好處是，提高了改進後的醫學院畢業生對細菌理論和疫苗學的信仰。醫院也從19世紀僅僅把病人從社區隔離起來的倉庫轉型，變成了真正的醫學治療中心。78
但隨著醫生技能和醫院質量的提高，醫療成本也隨之上升。隨之而來的是關於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和醫療服務方麵應該扮演什麽角色的爭論。當時的紐約市已經有了由財政撥款的公立醫院，在西部，洛杉磯郡正在朝著成為該地區唯一的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方向發展。但是沒有一個州（當然也包括美國國會）已解決支付醫療費用的責任歸屬問題。關於政府是否應該提供全民醫療保險的爭論始於1912年，並一直持續到21世紀。
隨著時間的推移，基礎研究科學領域的主導者已經逐漸從歐洲轉向美國。19世紀20年代，法國在醫學探索方麵領跑西方世界。到19世紀40年代，德國主導了醫學科學領域的發展，除了巴斯德實驗室外，19世紀下半葉大部分重要的醫學發現都來自德國。然而，到1910年，美國的科研成果占據了主導地位，大多數最新的科研成果都誕生於紐約市的實驗室。79一戰時，美國本土免受戰爭之苦，一戰結束的時候，美國的科學研究已處於全世界的主導地位，並在整個20世紀的大多數研究領域都持續保持領先地位。
一切似乎都對公共衛生有利。在美國，細菌理論的改革者們正處於他們的權力和威望的頂峰，似乎沒有一種疾病不會被他們的科學“大刀”所征服。
直到1916年，小兒麻痹症出現了。
在40多年的時間裏，實驗室都無法成功分離和培育出導致小兒麻痹症的微生物。在此之前，它與天花、狂犬病和黃熱病一樣，都屬於病毒性疾病。作為一種傳染病，可以間接證明其微生物病原的存在，但這種病原一直無法被發現或解釋。科學，以及隨之而來的公共衛生，都遇到了嚴重的阻礙。
幾十年後專家們才明白，正是當年公共衛生領域的蓬勃發展間接導致了小兒麻痹症的發生：微生物是古老的，但疾病不是。在公共衛生者們開始清理這些水源之前，嬰兒從斷奶的那一刻起就接觸到微量的、免疫劑量的病毒。清潔的飲用水意味著兒童接觸脊髓灰質炎病毒的機會要比之前少得多。1900年後出生在紐約、波士頓、芝加哥、巴黎和倫敦等城市的一代人幾乎對這種微生物完全沒有免疫能力。
當時，隻要持續幾天飲用水沒有被充分過濾，就會引發一場傳染病，而這種情況在炎熱的夏季很常見，因為此時細菌繁殖和水位降低都會增加微生物的濃度。80
1916年6月6日，紐約市的兒科醫生報告了當年的第一例小兒麻痹症病例，這是在人口稠密的海濱地區的居民中發現的。到6月底，美國各地的城市都出現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脊髓灰質炎疫情。紐約市衛生局和美國軍醫總署都意識到正麵臨著一場巨大的傳染病疫情，轉而采用一種新的解決辦法—宣傳。他們通過全國的報紙、民間組織和學校發出呼籲，敦促把好的衛生習慣作為預防小兒麻痹症的最佳手段。在7月4日獨立日前夕，美國軍醫總署宣布“國家危在旦夕”。81
美國的公共衛生領導人們想盡一切辦法試圖控製這個兒童殺手。在紐約市，警察和護士一起挨家挨戶搜索病例，所有有小兒麻痹症患兒的家庭都被隔離。
城市街區的入口處到處都釘著這樣的牌子：
小兒麻痹症（脊髓灰質炎）
本市某些地區小兒麻痹症很嚴重，
本市某些街道有患兒，這條街就有。
請勿進入！
科學家們過了幾十年後才明白，隔離對控製小兒麻痹症的流行毫無價值。孩子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或朋友才可能是危險的傳染源。隻有疫苗才能預防小兒麻痹症，而這一新技術還要再過40年才出現。
雖然小兒麻痹症在1917年似乎有所減少82，但後來又卷土重來。而且在1916年至1919年間，小兒麻痹症還隻是幾個新挑戰中的第一個，這些挑戰嚴重削弱了國民對公共衛生的敬仰和信念。由於有大膽的政治策略、強有力的科學證據和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戰略規劃，公共衛生的細菌理論在民眾中的威信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裏達到了頂峰。
但是現在，它的威望將開始螺旋式下降。
一戰期間，美國男人在歐洲的戰壕裏深陷泥潭，而在國內，主要由基督教婦女團體領導的禁酒聯盟成功地推動國會通過了美國憲法第18修正案。新法律禁止在全國範圍內“製造、銷售或運輸高濃度的酒”，這反映了接受廣泛宣傳的中產階級對醉鬼父親和丈夫的道德憤慨，這些人往往來自工人階級。
雖然禁酒的動機不是為了公共衛生，但很明顯，酗酒不僅對飲酒者有害，而且可能會危害整個家庭。
廣受歡迎的福音傳道士比利·桑迪預言，禁酒令將會帶來美好的未來：“眼淚將會遠離，貧民窟很快會成為回憶。我們要把監獄變成工廠、倉庫和糧倉。男人們開始行得正，女人們麵帶微笑，孩子們開懷大笑，地獄將永遠遠離我們的生活。”83
然而，相反的是，禁酒令引發了一場由大規模犯罪網絡導致的公共衛生災難。消費者對酒精的需求從未減少，在紐約這樣的城市，禁酒令實際上增加了酒精的實際消費量和毒品的使用。當聯邦當局在四處追查裝滿杜鬆子酒的卡車時，醫生們卻公然開起了處方，將富含嗎啡、鴉片、鴉片酊、顛茄、苦艾酒、大麻和可卡因的藥物作為酒精的替代品，所有這些藥物都在地下酒吧公開出售和販賣。84
在禁酒令生效的第一年，全美國的犯罪率上升了24%，監獄的容量達到了170%；賄賂和勒索政府官員的行為很快變得司空見慣，任何人幾乎都不會感到驚訝。85
1919年，紐約市衛生局報告稱，該市至少有10萬名吸毒人員，他們主要吸食鴉片或可卡因。隨後，美國步入繁榮的20年代，酗酒者和吸毒者的人數不斷上升。新任命的衛生專員科普蘭博士努力將所有與藥物成癮有關的事務都劃歸到他的部門管理，並將河濱醫院改造成戒毒治療中心。但是因為許多警察已經身陷與禁酒有關的貪汙，他們與科普蘭產生了分歧。到1920年，科普蘭的戒毒基金已經枯竭，而病人康複率不到5%的河濱醫院也被迫關閉。86
公共衛生領域另一個被持續爭論的主題出現了：將毒品和酒精成癮的人視為需要接受醫學治療的病人還是將其定為罪犯？盡管在未來幾十年裏，公共衛生偶爾會取得勝利，但美國人通常會選擇對非法使用毒品者采取執法手段。1933年禁酒令廢除後，人們對酗酒者的關注不再那麽強烈，但對非法使用毒品的擔憂在整個世紀不斷加劇。87
盡管美國人對成癮物質的新嗜好是很麻煩的公共衛生問題，但真正讓人們對公共衛生失望的並不是鴉片和酒精，而是另一種病毒：流感病毒。豬流感於1918年夏天在堪薩斯州暴發，在18個月裏環繞地球3次。88到1920年早期，據估計全球有2000萬到2500萬人死於這種病毒感染。89
1918年11月，美國的5323家醫院全部人滿為患，612251張床位幾乎全部住滿。在1917年大流行前夕，全國每年因流感死亡的人數為164.5/10萬人。1918年，這一數據飆升至驚人的588.5/10萬人，並一直保持到1921年。90
公共衛生部門不堪重負，幾乎所有其他活動都不得不受製於流感疫情。由於流感病例實在是太多，無法進行隔離，衛生部門對此幾乎無能為力，他們隻能一邊數著死亡人數，一邊忙著收集屍體，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各路“神仙”趁機鑽了空子：在對流感病毒缺乏清晰認知的情況下，各種各樣的騙子和庸醫都在出售長生不老藥、口罩、蒸汽、酒精酊劑和其他數百種物品。
從紐約到洛杉磯，對當地的衛生官員來說，1918年至1919年的傳染病疫情是對他們在其他方麵取得成就的又一沉重打擊。小兒麻痹症、藥物和酒精成癮以及流感都凸顯了公共衛生人員的重大缺陷。畢竟，他們對微生物的控製力和防控疾病的社會動員力都是有限的。
在1920年的年度報告中，紐約市衛生局發布了一篇近乎悲哀的聲明，這與比格斯在十年前的慷慨激昂形成了鮮明對比。聲明中寫道：
就在幾年前，“安全第一”和“健康第一”的口號已經深入人心，但如今文明國家的實際狀況，卻很容易讓人以為，人們現在的態度已經轉變為同意推行“健康最後”政策了。這些觀察結果與全麵爆發的問題有關，人們對社會福利活動興趣索然……這也同樣反映在公共衛生迭代活動中。時代的潮流清楚地表明，在促進人類福祉的事情上，需要更加理智和積極進取的領導才能……
民眾對公共衛生領導人的信任似乎都是沒有根據的。在他們的集體記憶中，近期明顯的疾病防控失敗掩蓋了之前戰勝白喉、黃熱病和霍亂的所有功績。
而且越來越明顯的是，即使是20世紀早期已取得的公共衛生成就，在執行力和影響力方麵，全美國都不一致。波默羅伊手下的洛杉磯郡官員悄悄對比了墨西哥裔美國人和白人嬰兒死亡率，兩者之間有高達3倍的差異，但沒有進行任何研究去解釋產生這種差異的可能原因。即使是比格斯在紐約市的權威鼎盛時期，白人移民和土生土長的非裔美國人之間的預期壽命相差大約10年，但這也不過隻是一組按規定逐年記錄的數據，沒有人去深挖其產生的原因。
一個世紀以來，英美兩國以健康為導向的知識分子，一直在思考貧困與疾病之間的關係，他們推測出各種各樣的結論：決定其疾病結局的要麽是窮人們惡劣的生活環境，要麽是家庭生活方式，要麽是“家族傾向”（又名遺傳因素）。91在美國，移民問題給這一情況蒙上了一層疑雲，土生土長的白人衛生領導人將其歸咎於新到美國的貧困工人不佳的健康狀況。反猶太主義、對愛爾蘭和意大利的成見、反天主教以及其他帶有偏見的觀點也對此進行了簡單的解釋，盡管曆史證明這些解釋都是錯誤的。
在世紀之交，美國最富有和最貧窮公民之間存在巨大的貧富差距，這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921920年，收入最高的1%的美國人掙的錢比收入最低的50%的美國人掙的錢的還要多。當時的公眾擁護者認為，巨大的貧困差距既是社會底層人民痛苦的根源，也是他們無法進行健康選擇的原因，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
但在20世紀，在英國和美國，大家經常會把對底層貧困人口的擔憂加上一層不道德的外衣，他們認為酗酒和吸毒、性獲得疾病以及精神疾病都應歸咎於窮人們道德的缺失或自卑。
20世紀初的細菌理論革命者，無論他們的事業多麽崇高，也無法正視種族和經濟差距是健康問題的根源。隨著20世紀20年代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興起，對種族差異導致的預期壽命和健康的差異的相關解釋，也從尋找道德缺陷轉向了進化論和原始的遺傳學。93
疾病的“種族免疫”概念在醫生和許多公共衛生倡導者中很受歡迎，但統計學家和人口學家並不這麽認為，因為他們在不同的死亡率中看到了非常不同的景象。“我認為沒有任何種族對某種疾病有絕對的免疫力。”大都會人壽保險精算師路易·都柏林寫道：“在對幾乎所有疾病的預防或治療護理中，黑人的死亡率都遠高於白人，但這並不能說明黑人天生就更容易患上這些疾病，或者隻能說明他們對這些疾病的抵抗力較低，更有可能的是由於無知、貧窮和缺乏適當的醫療衛生服務導致的。”94
在西部，墨西哥裔美國人、華裔美國人和白人之間的鴻溝同樣巨大。20世紀初，墨西哥裔美國人已經成為該地區的主要非熟練勞動力，到1920年，在洛杉磯有多達1/3的墨西哥裔美國人的家庭沒有父親，這些平均擁有4個以上孩子的母親們，通常在離家遙遠的白人家庭裏打工。95與白人相比，他們的死亡率要高得多，這無疑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96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洛杉磯衛生局沒有人有時間或有興趣研究這個問題。97
在整個20世紀，美國公共衛生領導人們都在為種族、遺傳、族裔和經濟階層的問題而鬥爭，他們也無法確定這些問題對個人和群體健康的影響有多大。而這場博弈，再加上整個社會排斥的衛生體係，將成為美國公共衛生的一個關鍵的、曠日持久的尷尬主題。
三
到了30年代，擴張性的時代已經結束，公共衛生的職能變得更加常規和固定。細菌學革命已經在公共服務機構中發揮了作用。不久，抗生素和其他藥物的問世將使私人醫生能夠正常開展診療工作，如性病和結核病的治療。然而，早在很久以前，人們就清楚地意識到，美國的公共衛生將退居次要地位—因為不如臨床醫學有威望、缺乏資助，並且無法執行更高層次的協調和指導職能，其實這些職能如果不是已從醫療保健領域排除的話，本是可以發展起來的。
—保羅·斯塔爾，1982年98
1929年10月29日，紐約證券交易所在經曆了連續幾天的暴跌後崩盤，整個世界陷入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細菌學家、當時最著名的科學作家保羅·德·克魯伊夫99，在那個黑色10月之後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遊曆整個國家。貧窮和疾病的殘酷現狀讓他大開眼界，這是包括他在內的幾乎所有科學家從未見過的。他幾乎怒不可遏地寫道：
我不知道為什麽我花了這麽長時間才明白，那些探索者辛苦勞作的動力和成果是可以被出售的；隻要你能付得起，你就可以擁有生命；也就是說，如果你夠精明，夠狡猾，夠幸運，你也能生存下來。
隻是我仍然困惑，為什麽這麽長時間以來，我一直在為我們可怕的文明尋找借口，這太諷刺了……這是被加爾文主義的謊言統治的結果，上帝分配給了人間苦難，這些苦難其實是好的；但將獎杯頒發給探索者，對他們假笑祝賀，卻將他們科研成果的真正利益分配給少數富人，然後轉過臉來，不再正視千百萬人的痛苦，不再正視人間隱藏的饑餓，不再正視絕對不必要的死亡。100
德·克魯伊夫從一個相信科學將戰勝人類最嚴重疾病的公共衛生倡導者，轉變為該領域最尖銳的批判者。在美國前所未有的全國性貧困中，德·克魯伊夫發現，自己多年來忽視窮人的公共衛生需求，或者更糟的是，將窮人的疾病歸咎於窮人自身，現在正在逐漸削弱他曾經大聲宣揚的那些成就所構建起來的威望。
在他穿越美國的旅途中，德·克魯伊夫看到了健康問題的大雜燴。一些社區似乎沒有受到大蕭條的影響，而另一些社區則出現了結核病的死灰複燃，達到了他所說的“謀殺”級水平，並在兒童中造成嚴重的風濕熱流行（1929年至1934年間，該疾病在紐約市的發病率上升了20倍）；政府削減了許多州的疫苗接種計劃，導致被德·克魯伊夫斥為“可恨”的白喉病例激增；營養不良的兒童人數也在急劇上升。
1935年，《紐約世界電訊》的一篇社論101這樣寫道：“紐約市的小學裏有13.5萬名學生由於營養不良而非常虛弱，他們太虛弱，以至於不能夠在課堂上真正獲取知識。這種情況幾乎是每5個學齡期孩子中就有1個，占比18.1%。”
德·克魯伊夫諷刺地問道：“孩子們應該吃嗎？如果不應該，為什麽還要讓他們活著？”
然後，他又將憤怒轉向了生育問題，記錄下了大蕭條時期嚴重不達標的醫院裏“為生命而戰”的經曆。102他認為，整個北美的醫院已經沒有了基本的衛生標準。母親們再次受到產褥熱的嚴重威脅，死亡率如此之高，隻有在塞梅爾維斯關於消毒洗手的偉大發明出現之前見到過。嬰兒出現“嬰兒床熱”是因為護士在照顧他們時不洗手就連續為多名嬰兒更換尿布。梅毒和結核病的發病率急劇上升，根據美國結核病協會的數據，到1937年，結核病每年給美國造成6.47億美元的醫療費用和相應的生產力損失。然而，醫院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應對這些疾病，全國各地的公共衛生部門都處於崩潰的邊緣。“讓我們麵對現實吧，”德·克魯伊夫說，“隨著我們醫院和大學的貧困程度不斷加深，人們對統治者、審計人員、熱衷於經濟的預算平衡者越來越絕望，我們幾乎不可能有足夠的資金來培養新時代的應對死亡威脅的衛士。”103
曾被視為美國英雄的公共衛生部門的領導人，卻因遭到排擠而無能為力，甚至被迫為政府和行業辯護。104像查爾斯·休伊特和赫爾曼·比格斯這樣的科學家早已不複存在了，取而代之的都是官僚。
大蕭條奪去的不僅僅是生命和經濟，也敲響了公共衛生革命的喪鍾。公共衛生的職能通過聯邦製得以保留，並通過建立更大的國家級項目來支撐，由各級政府的工作人員組成，但這些人員往往是平庸的醫生和官僚。
當1929年股市崩盤時，聯邦政府的公共衛生部門的工作一團糟，涉及40個不同的機構，要對5個不同的內閣部長負責。全美僅有5000名政府公務員在參與公共衛生項目的相關工作，105這是一支無法與麵臨的挑戰所抗衡的力量。
在經濟崩潰後的幾年裏，美國人口健康的每一個關鍵指標都在惡化，就像六十年後蘇聯解體後的東歐一樣。男性自殺率飆升，特別是在50至64歲的失業男性中更為突出。106總的來說，全美國的自殺率從1925年的12/10萬人上升到1932年17.4/10萬人，創下了美國的曆史新高。1929年至1936年間，全人群的總體預期壽命略有上升，但這個數據掩蓋了1933年至1936年間預期壽命連續5年急劇下降的事實。
在大蕭條時期，某些傳染病的死亡率在全國範圍內顯著上升，其中包括猩紅熱、白喉、百日咳、麻疹、流感和肺炎。在一些地區，結核病和傷寒的死亡率在20世紀30年代也曾飆升。更糟糕的是，全美國的醫院都破產了。107當然，醫院破產的原因是因為病人都破產了，不管是公立的醫療機構還是私立醫院，都無法支付其運營費用。由於口袋裏沒有錢，病人們不再前往久負盛名的私立醫院，不得已選擇在公立的醫療機構裏接受免費治療。
大蕭條對美國人民的生活和健康所產生的影響之大怎麽講都不過分。大多數城市的失業率在10%至40%之間，工業中心城市的失業率最高，消費品和資本品的銷售一落千丈，因為一夜之間消費市場整體消失了。農民被迫大幅降低農產品價格，以至於其收入無法負擔收割和運輸產品而產生的成本。1932年，超過25萬個農場被取消贖回權，所有的建設工程完全停工了。108
所有的企業都關門了。越來越多的下崗工人轉而求助於救濟辦公室，而負責此事的市政官員將他們拒之門外，因為城市金庫也空空如也。受打擊最嚴重的是非裔美國人、墨西哥裔美國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他們的失業率高達60%到75%。同樣受到衝擊的還有因早期公共衛生成就而受益的老年人，1929年，美國65歲以上的退休人群空前龐大，占全國人口的5%，在經濟大蕭條時期，他們中沒有人有養老金或收入來源。1923年至1932年間，全美國有1萬多家銀行倒閉。
地方政府為這場危機嚐試了各種各樣的解決方案，但這些方案很少是明智的或最終有效的。
對許多家庭來說，除了自殺之外的另一種選擇就是搬遷。從1929年至1940年，隨著數百萬人為找工作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美國的人口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們中的許多人由於1935年毀滅性的沙塵暴而去世，而沙塵暴是幾十年來在阿肯色州、得克薩斯州、俄克拉荷馬州和大平原過度耕作的結果。109
這些難民中有許多人去了加州，在那裏他們非常不受歡迎。保守的加州人對土生土長的赫伯特·胡佛寄予厚望，他是第一位當選總統的西部人士。即使大蕭條愈演愈烈，1932年大多數民眾領袖仍接受了胡佛提出的明智假設：政府不應該用來緩解每個居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也不是用來減輕私營機構對公眾的責任。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裏，人們都能從受加州人愛戴的總統那裏聽到這種觀點。
西部地區正在醞釀階級戰爭。“胡佛村”是一種隔板式的貧民窟，居住著大量來自沙塵暴地區的難民和流動工人。這些居民湧現在每個主要的西方城市裏。勞工組織的領袖們在憤怒中找到了發泄的出口，他們既有世界產業工人聯盟的無政府主義者，也有尤金·德布斯這種社會主義者。加州各地的工會成員們舉行了各種形式的遊行和抗議活動，反對“資本家”。
洛杉磯的領導人對日益緊張的局勢做出了回應，從1931年開始，當地政府將大規模的墨西哥人和墨西哥裔美國人驅逐出境。110
在這種混亂的局勢下，政府綜合治理的各個方麵都處於緊張狀態，公共衛生也不例外。在股市崩盤前夕，郡級衛生部門有400名員工，10年後僅僅多了19名員工，而在此期間，該部門所服務的人口從約67.7萬人增長到約90萬人。盡管這隻是一個大概的數字，因為沒有人真正知道每天到底有多少墨西哥人、“俄克拉荷馬州人”或墨西哥裔美國人居住在該郡。當時需要寫的各種各樣的報告讓他們有一種喘不過氣來的感覺，就連在打字機前敲字都像是寶貴的休息時間。1930年，美國公共衛生協會對該部門的工作狀況進行了評估，發現其人員“嚴重不足”，因為四處奔波的工作人員幾乎無法滿足民眾最基本的健康需求。
在20世紀20年代的繁榮時期，波默羅伊博士曾計劃在這個廣闊的洛杉磯郡建立一個醫療診所網絡，但因遭到了當地美國醫學會的強烈反對而未能實現，該協會不能接受來自政府的任何競爭。1935年，波默羅伊博士計劃中涉及醫療保健體係構建的大部分內容都已經支離破碎，這個體係不僅是美國醫學會攻擊的對象，更重要的是，它還受到一個新興的不斷壯大的團體“紅色誘餌”的影響。這個團體被該郡的精英階層視為“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團體”，他們為窮人提供醫療服務，就算是在大多數洛杉磯人遭受苦難急需援助的時候，也被這些追隨《洛杉磯時報》號召的人指責，稱“紅色誘餌”濫用稅收為所謂的“不值得的窮人”提供服務。111
在這種混亂之中，百日咳、白喉、傷寒、產褥熱、母嬰死亡率和肺結核發病率在大蕭條期間都有所上升。1121934年，當小兒麻痹症在洛杉磯肆虐時，衛生部門對此竟無能為力。113
那種脊髓灰質炎病毒的毒株不同尋常114，很多病例都發生在成年人身上，很少有患者癱瘓，死亡率很低，而且大多數都是腦炎的臨床表現。115
郡裏的衛生官員們無法解釋這種疾病是如何進行傳播的，為什麽會引起如此不尋常的症狀，如何才能阻止它的傳播，或者什麽樣的治療會有效。116
到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公共衛生當局已經完全崩潰了。由於擔心感染（已經傳染給了許多衛生工作者），很多公立醫院的工作人員逃離了他們的工作崗位，剩下的醫護人員不堪重負，擔架和輪**擠滿了等待救治的病人；生病的孩子一直在街上號啕大哭，大量的患者徒勞地呼救。
多年以後，不管洛杉磯衛生部門表現出多大的誠意和謙遜，也很少能得到該地區政治領導人、醫生或普通民眾的認可與合作。
然而，禍不單行。1929年到1933年，沒有了稅收的支撐，美國各地的市、郡和州都在分崩離析。在一些地區，醫生自願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相應的服務。但是在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競選之前，美國大多數公共衛生部門要麽已經像洛杉磯那樣支離破碎，要麽正徘徊在崩潰的邊緣。117
而明尼蘇達州是一個意義非凡的例外。在大蕭條期間，該州的左翼傾向非常明顯，以至於羅斯福的民主黨成了被攻擊的右翼。就在股市崩盤幾周後，明尼蘇達州人選出左翼人士弗洛伊德·奧爾森擔任州長，他所在的農工黨上台。該政黨認為，公共衛生之類的社會項目是最應該被重視的，並把反對公共福利的言論視作某些黑暗的資本主義的陰謀。“隻要我還坐在州長的位子上，”奧爾森說，“隻要我能以人道主義的方式阻止它，這個州就不會再有類似的苦難。我希望廢除現行的政府工作體製。”118為此，公共衛生項目在奧爾森執政期間得到重視，為農民和城市貧民提供的醫療和疾病控製服務得到有力推行。
即使在20世紀40年代農工黨下台後，其對明尼蘇達州政治和公共衛生的影響依然持續深遠。六十年來，明尼蘇達州因其持續增長的稅收和有稅收力挺的社會項目而聞名，這些社會項目包括公共衛生項目和為赤貧、弱勢的明尼蘇達州勞動者提供醫療服務。
在羅斯福近四屆總統任期快結束時，美國的公共衛生要實行聯邦製了。誠然，每個城市和州還會有自己獨特的公共衛生服務和項目，但那些曾百分百依靠地方財政收入支撐的醫療衛生服務項目將轉為依賴華盛頓的資金支持。美國公共衛生署的權力和影響力將隨之增加。
美國公共衛生署最初是一個很小的聯邦機構，其權力被嚴格限製，管著那些進入美國的主要港口以及全國範圍內的傳染病疫情，特別是紐約的埃利斯島和舊金山的天使島。1901年，就在鼠疫耶爾森菌襲擊舊金山的唐人街之後，119加州的一場抗疫戰改變了人們的觀點。天使島的美國公共衛生署微生物學家約瑟夫·金尤恩分析了唐人街患者和大鼠的血液標本，證實的確是鼠疫耶爾森菌。他立即向加州和聯邦當局匯報。120
加州州長亨利·蓋奇將金尤恩的發現斥為無稽之談。共和黨人蓋奇絕對不會容忍疫情來阻礙加州的發展和人口擴張，所以他直接宣布在加州沒有鼠疫，至少現階段沒有。
金尤恩和蓋奇對峙18個月後，一個獨立的審查委員會證實確有鼠疫耶爾森菌。在美國曆史上，聯邦衛生當局第一次在沒有州領導要求或支持的情況下（但在舊金山當地衛生官員的緊急要求下）接管了傳染病控製工作。1211912年，為了全體美國人（不僅僅是海員和移民）的健康，國會授權美國公共衛生署在地方層麵進行健康幹預，並授權其進行基礎醫學研究。122第一個影響較大的聯邦健康法是1921年頒布的《謝潑德-唐納法案》，該法案每年向美國公共衛生署提供一定數額的資金，用於向各州發放嬰兒健康計劃的補助金。這開創了一種新的籌資模式，這種模式將成為20世紀後期的主導模式：資金將通過聯邦財政支出，下撥分派到各州和各個城市，用於執行由聯邦衛生當局和國會政治家決定的相應政策。
與歐洲不同的是，美國的公共衛生起源於地方層麵，並逐漸發展為多種不同基礎體係拚湊而成的複雜體係，每個基礎體係都有不同的規則和權威，因此實施這種自上而下的強製性政策就很奇怪。要製定出一刀切的衛生政策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未來幾十年裏，聯邦政府的慷慨往往會讓地方公共衛生部門非常糾結：他們想要這筆錢，但可能會對其附加的政策不認同。123
然而，對於在20世紀20年代能使用這筆資金的41個州來說，《謝潑德-唐納法案》無疑是一個福音。124
1926年，民營的由醫療和公共衛生機構組成的國家健康委員會向國會提交了一份報告，將美國的公共衛生描述為隸屬於5個不同行政部門卻沒有真正主管領導的，一個軟弱無力、支離破碎的體係。分布在40個不同機構的大約5000名公務員，在製定和實施各種公共衛生政策的工作中發揮了作用。美國公共衛生署並不是孤軍奮戰，也不是獨自擔責。125
在1932年的民主黨提名大會上，富蘭克林·羅斯福曾呼籲製定“美國新政”，對銀行和金融界進行監管，同時國家伸出援助之手，幫助民眾擺脫困境。1933年上任時，羅斯福身邊就迅速聚集了一群顧問，他們被媒體稱為“智囊團”，並著手製訂新政。國會幾乎通過了白宮提交的每一項立法提案，到1933年年底，美國邁出了走出大蕭條的建設性的第一步。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