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
沙夫醫生說：“在當時，這種治療方法大約對30%的患者有效。”但這也常常會產生毒性作用，因為人類對馬蛋白產生了急性過敏反應，而馬蛋白是血清抗體中的殘餘成分。
不過，在20世紀末，科學家已經掌握了在小鼠或試管中製造純人類血清抗體的技術。所謂的單克隆抗體技術被用於其他醫療目的，沙夫醫生的團隊已經製造出了抗鏈球菌單克隆抗體，並被證明在免疫缺陷小鼠身上有效。
“我認為應該回頭看看，”沙夫說必須這樣做，“因為已經別無選擇了。”19
紐約幾乎沒有醫生願意接受沙夫醫生這個嚇人的觀點，在20世紀90年代末，他們認為盡管抗生素耐藥問題很嚴重，但大多數時候會有辦法解決。
紐約州參議院調查委員會在1999年年初表示，事實並非如此。20該委員會當時發布的一份報告結論指出，僅1995年紐約市的院內感染就已造成1020人死亡，產生了2.3億美元的額外住院和治療費用。該委員會由曼哈頓共和黨參議員羅伊·古德曼擔任主席，該結論由洛克菲勒大學諾貝爾獎得主喬舒亞·萊德伯格和托馬斯博士、紐約市合作組織的威拉·阿佩爾博士以及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醫學中心的風濕病學家謝爾頓·布勞共同提供證據支撐。
他們提交給參議院委員會的證詞和研究報告數據顯示，從1975年到1995年，由於院內感染，全國住院病人的住院天數增加了36%。報告還指出，1995年，美國有170萬人在醫院內感染，其中8.8萬人因此死亡，同時給美國增加了45億美元的醫療成本。
此外，該報告還指責，管理式醫療下的成本控製措施使得問題更加嚴重，因為護理人員工作強度很大，過度疲勞以致犯錯，同時更多的醫院通過使用訓練不足的助理護士取代熟練護士的方式來降低成本。例如，在紐約市衛生和醫院集團，從1994年到1999年，護理人員僅占所有員工的21%。
更糟糕的是，在所有此類醫院內的感染中，70%與耐藥菌有關。僅在紐約市，1995年就有7800名患者在住院期間感染耐藥葡萄球菌，其中1400人死亡。
但是，隻要在醫院內部嚴格執行衛生製度，讓醫生少開抗生素，就可以減少大約一半的院內感染。
布勞說：“大約在五年前，我在一家聞名遐邇的醫院做常規的血管成形手術，在住院期間感染了耐藥性葡萄球菌，那時我已瀕臨死亡，甚至有人要給我送終了。”布勞控訴道，他的感染是由於醫生和護士接觸病人和使用儀器前未洗手，再將葡萄球菌傳播給病人導致的。而且，他不悅地說：“下次你去醫院看望親戚的時候，你就會看到醫生是不是經常洗手了。”
“這是一件令人震驚的事情，”古德曼說，“像洗手這樣的基本問題竟然被醫生忽視，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不可思議的是，我們可能會看到美國醫生和西伯利亞的醫生一樣，省略了這些必不可少的感染控製流程。
參議院的報告還譴責了紐約的醫院，報告說，醫療工作者是救死扶傷的，最重要的是絕不能造成傷害。然而，即使是最簡單的衛生習慣，他們也不能始終如一地遵守，這是院內細菌感染的主要原因。從長期看，醫院堅持嚴格的感染控製程序會得到優厚的經濟回報，但是短期內的經濟考慮卻妨礙了感染控製程序的持續執行。21
40年前，萊德伯格曾因證明細菌如何通過進化避開抗生素而獲得諾貝爾獎。20世紀50年代，他曾警告學術界和醫療界，如果使用不謹慎，抗生素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不那麽有效，因為病原體會發生突變。到20世紀90年代末，支持他這種預言的證據已經很多了，卻幾乎沒有什麽公共衛生行動來終結抗生素時代。萊德伯格是位彬彬有禮的紳士，他很少公開表達自己的憤怒，但對此事他非常生氣，他認為解決的辦法有很多，而且可以實現，但是社會政治和經濟意願的不足，成了恢複醫院安全性和藥物有效性合理途徑的絆腳石。
“用來對付這些感染的‘子彈’，我們幾乎已經用完。”萊德伯格晃著長著白胡子的頭，冷靜地說：“今天的我們比一個世紀前過得更好嗎？在大多數方麵，現在的情況反而更糟了。”
政府對公共衛生的投入不斷下降，病原體搭著人類全球化的順風車四處播散，管理式醫療在美國興起，這些都讓萊德伯格對未來幾乎不抱希望了，他說：“世界真的隻是一個村莊，我們在世界任何地方對疾病放任不管，都是置自身於險境。病人正在死亡，因為我們沒有起效的抗生素了。我們不可能消滅所有這些微生物，所以我們必須像移動的靶子一樣學會和它們共同生活。”
萊德伯格堅持認為，如果製藥行業被激發出強烈的意願，是有可能開發出新型抗菌藥物的，如果公共衛生部門有充裕的資金和賦權來控製耐藥菌的傳播，也是有救的。
“有人還保守地認為公共衛生會被聯邦政府（白宮）冷落，實際上公共衛生早就被打入冷宮了，此時的公共衛生體係已經混亂不堪了。”萊德伯格越說越生氣。
建好一個公共衛生體係花了幾個世紀的時間，而將其摧毀，卻隻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時間。美國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曾經是全世界都羨慕的，但在20世紀末確實是一團糟。
一
幹熱的風，持續吹拂，
亡靈遊走於，墓穴沿途：
靈車不絕，
悼詞不息；
哦！這瘟疫，竟無跡可逐！
—菲利普·弗雷諾寫於黃熱病大流行時期，費城，1793年
公共衛生—這門被譽為健康基石的學科—誕生於這樣一個時代，醫院已淪為垂死之人的倉庫，而人類健康福祉的最大敵人就是人類自己的行為。在當時的紐約，政治腐敗、奴隸製和種族主義、城市的肮髒和貧富差距，都給微生物提供了極好的傳播機會，導致近一半的兒童在12歲之前死亡；而在中西部，無知和醫療腐敗是罪魁禍首；在美國遙遠的西部，因為氣候限製了微生物的生長，加上當地的宗教信仰和種族偏見，以及新興城市的發展速度超越了基礎工程的發展速度，使得在整個20世紀，公共衛生領導人的努力都得不到公眾應有的支持。
不過，公共衛生的基礎就是在這樣曆經苦難後建立起來的。哥倫比亞長老會醫院病房的護士們為了控製“流浪者”和耐萬古黴素腸球菌，早在一個多世紀前就已經開發出來所需要使用的行業工具了。事實上，早在1629年，弗吉尼亞州的美國殖民者就意識到，除非他們有確切的數據鐵證，否則他們無法保護人民的健康。這些記載著殖民地的重要統計數據，是依據法律，用羽毛筆盡職盡責地記錄下來的鐵證，如出生、死亡、疾病和婚姻等信息。
盡管殖民地領導人缺乏傳染病相關理論知識，但他們也發現，當載有生病的船員和乘客的船隻抵達時，當地就會發生大規模的傳染病疫情。1665年大瘟疫肆虐倫敦時，美洲的港口城市就對離岸的英國船隻進行了嚴格的隔離，就此開創了一個範本。從那以後，為了公眾的健康，每個殖民地都製定了越來越嚴格的檢疫和隔離製度，如扣留船隻，甚至將船員關在近海島嶼上直到認為其安全後才解除隔離。22
盡管在早期已采取了公共衛生措施，但殖民地城市仍不時受到大規模傳染病疫情的侵襲，現在回想起來仍感到恐懼。例如，1679年一艘滿載奴隸的船帶來了天花，從1689年開始，一波又一波的傳染病疫情給紐約市帶來了致命的打擊。23
除了天花，紐約和其他殖民地的人們還不斷遭到麻疹、猩紅熱、黃熱病、傷寒和瘧疾等疾病的侵襲，甚至導致死亡，這些病都有傳染性。當時，疾病的流行和死亡的浪潮得不到合理解釋，所以殖民地首領將此歸咎於道德敗壞的報應，各種反基督教勢力也層出不窮。隨後，這一宗教解釋被瘴氣理論所取代，該理論認為環境中存在籠罩著人類的惡臭和邪惡的力量。
除了天花肆虐，黃熱病還引發了更大的恐懼，它奪去了無數人的生命，倒逼了未來幾十年各種公共衛生政策的出台。引起黃熱病流行的病毒毒株和當地人群的免疫水平存在差異，所以感染者的死亡率在5%至50%之間不等。
17和18世紀的美國人並不知道，黃熱病病毒是通過埃及伊蚊在人群中傳播的。這實際上不是一種新發傳染病，但對美國印第安人和白人殖民者來說就是新的，尤其是這個病不僅僅是兒童會得，整個人群都易感。這種病毒和攜帶病毒的埃及伊蚊都來自西非，和天花一樣，它們通過運送奴隸的船來到了美洲。24對黃熱病的恐懼促使各國通過了新的、更為嚴格的隔離製度，設立了針對患病船員、乘客和奴隸的離岸隔離中心。
據估計，在1743年黃熱病流行期間，5%的紐約人死於黃熱病。25一位移民醫生看到了曙光，這位來自蘇格蘭的卡德瓦拉德?科爾登醫生發現，居住在髒水靜區周圍的家庭發病率也很高，兩者之間存在著至關重要的聯係。他推測，供水不足、城市貧困兒童的膳食不足以及遍地的汙穢是導致黃熱病的原因。在一係列引人矚目的著作中26，科爾登在原來的瘴氣致病理論基礎上，衍生出一個最終被稱為“衛生主義”的新概念。經過多次修改與完善，衛生主義已成為美國150多年來所有公共衛生行動的關鍵框架。
在紐約的實踐中，科爾登的黃熱病理論變成了倡導清潔用水和改善衛生條件。值得注意的是，這兩者對於任何一個除了從井裏取水外，幾乎沒有其他淡水資源的城市來說，都是艱巨的目標。而且這座城市長期以來沒有做好垃圾和廢物管理，醫生們普遍忽視了科爾登和當時其他醫學家的這些“觀念”。
為了控製對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的天花和黃熱病，紐約州議會於1796年通過了美國第一部全麵的公共衛生法，並設立了州衛生專員辦公室、紐約市衛生辦公室、隔離傳染病病人的收容所、嚴格的海上檢疫條例，以及對不遵守檢疫和衛生條例人員進行處罰的相關製度。27
出於對黃熱病的恐懼，美國其他地方也掀起了一波類似的有組織的公共衛生浪潮。1798年，國會下令成立美國海洋健康服務機構，該機構旨在監控海員並保護美國港口免受輸入性疾病的侵襲。兩年後，美國的國會大廈在馬裏蘭州和弗吉尼亞州之間的一片大沼澤上拔地而起，黃熱病、天花、病毒性腦炎和其他許多疾病伴隨著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建立迅速蔓延，導致了一場公共衛生災難。1802年，哥倫比亞特區以紐約州為藍本頒布了一係列公共衛生條例。
1805年，為應對又一次夏季黃熱病的襲擊，紐約市成立了全國第一個衛生委員會。委員會有了當時相當可觀的8500美元的預算經費，並且有權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來製止黃熱病，所以馬上著手對這個城市進行消毒。該委員會還與美國第一位城市督查約翰·品塔爾開展合作。
品塔爾和衛生委員會都得到了紐約強勢商業階層的大力支持，但鳥盡弓藏，隨著城市衛生麵貌改觀，黃熱病消退，公共衛生措施的普及度顯著減退了。到1819年，衛生委員會的經費降至區區500美元，即便如此，商界竟然還在遊說取消該項預算。
紐約最富有的商界人士與市政當局在公共衛生問題上的衝突，是追求短期利益與防範對民眾的長期威脅之間的典型衝突。大多數商人直接或間接地依賴於外貿和海運，他們認識到雖然諸如隔離等措施會妨礙他們的商業活動，但在傳染病流行期間采取嚴格的衛生措施還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沒有發生衛生危機的情況下，這些措施帶來的對經濟的負麵影響，遠遠超過任何可能的健康益處，因此商業界對此的反對聲音越來越多。
在之後的幾十年裏，這種商業和健康部門之間的緊張關係在美國頻繁重演，成了全國性人民健康權益鬥爭的重要主題。
1819年，商業部門持續施壓，通過限製活動和會議的手段，最終迫使紐約衛生委員會屈服。結果不出所料，1822年，紐約市再次暴發黃熱病疫情。到了1835年，民主黨的“坦慕尼協會”掌控了委員會。“坦慕尼協會”是一個腐敗的政治組織，幾乎完全代表著紐約企業的利益，與親信為所欲為，操縱紐約州和整個國家的政治長達一個多世紀，腐敗從此滋生。
1850年，紐約市的人口死亡率（主要由傳染病引起）比1750年的估計值高出整整10%，28公眾健康每況愈下。顯然，這並不是一種進步。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紐約市的衛生法和衛生委員會已是全國典範。事實上，如果不是坦慕尼的腐敗使得這些法律在紐約州形同虛設，如果衛生委員會中沒有安置那麽多笨蛋和親信，這套機構體係其實還是合理的。因此，在對黃熱病和霍亂恐懼的推動下，美國各地的城市都采納了紐約衛生委員會製定的法律，華盛頓特區、波士頓、芝加哥、新奧爾良和其他幾十個城市都在1810年至1840年間創建了衛生委員會，其框架體係和功能與1805年的紐約如出一轍。
在東海岸，貧困移民（主要來自愛爾蘭）的浪潮29和整個城市的混亂，導致了公眾健康水平的全麵下降。傳染病疫情定期席卷城市，給窮人造成巨大傷亡。30在美國人口密集的城市中，沒有一個擁有合理的基礎設施，譬如安全的用水、像樣的住房、平整的街道和完善的下水道係統、充足又安全（而不是腐爛）的食物，以及有效的傳染病公共衛生控製措施。1850年，美國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是36歲，女性是38歲，大規模的傳染病疫情是導致這一狀況的原因之一，例如1853年，僅兩個月，霍亂流行就奪去了新奧爾良1.1萬居民的生命。不過，導致預期壽命降低的真正原因，是極高的孕產婦和嬰幼兒的死亡率。
1857年，美國54名孕婦中有24名會出現產後發熱，當時的感染科醫生和助產士對此茫然無知。由於產褥熱，每54次妊娠中就有19次對母親造成致命威脅。31當時大多數婦女生育6個以上的孩子，因此，女性生育期過早死亡的風險巨大。
1850年，在美國大城市長大的兒童，隻有一半能平安活到5歲，很多都死於疾病或營養不良。而對於居住在那些最貧窮城市的移民和非裔美國人來說，兒童的生存率就更低了，活下來的概率隻有1/3。
美國城市社會缺失的（但很快就會出現）是中產階級。內戰之前，這個國家的大多數城市主要居住著工薪階層、正在創業的窮人和極度貧困的人。一小群城市精英擁有巨額財富，並雇用大量仆人，他們和窮人居住在一起，但生活很少有交集。
由於缺乏強大的由平民組成的中產階級，城市成了政治腐敗的中心，公眾健康狀況日益惡化。
公共衛生這個主題將在美國未來的曆史中形成共識，但這需要具有一定規模的中產階級支持。在沒有中產階級的情況下，富人們獨立居住，享受著高人一等的生活。他們寬敞的豪宅沿著幹淨的、綠樹成蔭的林蔭大道聳立，他們的家人享受著私人的醫療、教育和文化培育體係。如果城市的精英們沒有興趣和資金投資建設這個城市，隻是偶爾通過基督教徒來關注他們，那麽這個城市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是貧瘠的。窮人缺乏教育、資金和能力去選擇和支配一個有效力的政府。
隨著城市中產階級的崛起，美國的公共衛生狀況逐漸得到改善，中產階級通過納稅、支持環境治理、公共教育、披露和懲治腐敗來管理城市，並且在城市裏投資建設自己的房產。這個利益集團秉承“清潔近乎神聖”的理念來實施公共衛生舉措。1820年，這樣的社會階層實際上還不存在，直到1850年，美國許多東部城市開始出現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和小商人團體。內戰結束後，美國的中產階級不斷壯大，到20世紀中葉成為城市和地區政治領域的主導力量。32
1842年，兩份重要文件發表，迫使城市領導人和醫生基於工業化的社會背景—特別是階級背景—來考慮健康問題。在倫敦，埃德溫·查德威克博士發表了《英國勞動人民衛生狀況》，這是一份引人注目的調查報告，涵蓋了衡量英國生活水平的各種指標，包括每個公共廁所的使用人數，以及倫敦特定街區的異味。33查德威克被公認為20世紀的流行病學家，也是人口統計學家，他在這個領域特別擅長的，不僅僅是對英國汙穢、貧窮和瘟疫進行簡單枯燥的統計，而是將這三者緊密聯係起來。這一創舉貢獻巨大。
查德威克呼籲建立有組織的公共衛生體係，並且他把它的使命定義為衛生清理。查德威克是一位傳統的瘴氣理論思想家，他認為如果一個人生活在肮髒的環境中，疾病就會一直伴隨著他。因此，使英國人擺脫瘟疫和過早死亡的辦法，就是徹底清洗一遍。在19世紀40年代，這是一個驚人的革命性見解。
查德威克在美國的同行是紐約人約翰·格裏斯康，他在1842年出版了《紐約勞動人民衛生狀況》，並在1844年出版了他的戰鬥檄言《衛生改革》。34格裏斯康沒有查德威克那麽雄心勃勃，他不指望能清潔整個國家，隻希望把紐約市清理幹淨就好了。
19世紀40年代，紐約和大多數美國其他大城市都變得異常擁擠，肮髒不堪，又厚又臭的馬糞鋪滿街道，死去的動物躺在那裏好幾天也無人清理，公寓附近的空地上堆滿了垃圾，每個人，除了富人，每天都得走過這汙穢之地。
1845年，格裏斯康的追隨者們已經形成了一個組織鬆散的市民團體，自稱為“紐約公共衛生者”。他們的呼聲很快在美國各地蔓延，公共衛生者的隊伍迅速壯大，其中包括基督教領袖、社會活動家、政治家、醫生和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他們的目標是清理因移民而形成的汙穢。和英國的查德威克一樣，美國的公共衛生者們對提高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並不是特別感興趣。事實上，許多本土35的公共衛生者把貧窮之源歸咎於窮人，給居住在貧民窟和廉價公寓的老百姓貼上懶惰、閑散和不道德的標簽。36
美國早期的公共衛生者不願意依靠政府來實現他們的清潔夢想，在19世紀40年代，大多數美國人堅決反對政府，也反對知識分子。
在19世紀的頭四十年裏，在美國的任何地方，醫生本身都算不上是知識淵博、經驗豐富的群體。本傑明·富蘭克林於1765年在費城建立的醫學院是美國曆史最悠久的醫學院，那裏每年培養的醫生屈指可數，而當時大多數的美國“醫生”都沒有接受過專業培訓。1780年，紐約市大約有4000名行醫的醫生，其中隻有400人擁有醫學學位。37盡管在美國革命之前，紐約和波士頓就已經建立了醫學院（後來被更名為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和哈佛醫學院），但當時很少有醫生接受過這樣的專業培訓。38由於在醫學院學習的時間一般隻有9個月，而且，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學習拉丁文和哲學上，所以即使是接受過醫學院教育的人，也沒有做好應對傳染病的準備。1869年，哈佛大學校長曾抨擊他們學校的醫學教育“不比一家文憑工廠好多少”。
19世紀早期，大家都認為最好的醫生在法國。39多年來，美國的醫務人員一直忽視歐洲醫學的先進性。1840年，塞氏洗手法40就要求醫生在接觸病人前，必須對手進行徹底的清潔消毒，但當時在美國並沒有人這麽做，直到1890年，塞氏洗手法才得以推廣。而且，幾十年來他們也沒有跟上當時歐洲另外兩個重要的進展。其一是，幾乎沒有美國人注意到英國議會於1848年通過了《公共衛生法案》，通過立法迫使英國的每個城鎮建設供水係統、下水道和科學的排水係統，鋪設主幹道，這一壯舉用20多年才完成了。
其二是，美國的衛生領導人也沒有注意到1853年約翰·斯諾博士的重大發現，他在倫敦一個霍亂發病率特別高的社區（寬街），通過移除井口的水泵手柄（從而控製被汙染的水源）就迅速減緩了該社區的霍亂流行。雖然斯諾博士對霍亂的病因不甚明了，但他認識到肮髒的水會傳播霍亂。
即使早期的公共衛生者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真正可怕的傳染病仍在持續流行，並且這僅僅隻是個開端，這或許也跟19世紀50年代美國各地的反政府情緒四處蔓延有關。在羅得島州的普羅維登斯，埃德溫·斯諾博士與紐約市政府進行了長達數月的交涉，直到1850年，在他的力促下美國通過了第一部強製接種法案，該法案規定要為所有在校兒童接種天花疫苗。在美國其他地方，此類法案都要經曆多年與法院的對抗後方才生效。盡管接種疫苗是一種功效顯著的疾病預防策略，但對疫苗的抗藥性問題，在150年後仍然是公共衛生的主題之一。
正如黃熱病流行開始推動美國采取公共衛生措施一樣，霍亂給人們帶來的恐懼也是巨大的，它在19世紀中期成為推動變革和製造過度恐慌的一股力量。當霍亂來了的謠言四處播散時，當局就強製將霍亂患者關押在醫院或拘留所裏，實際上就是把生病的人—通常是來自最貧困階層的人—關進牢房。盡管這種做法肯定違反了人權，而且對患者來說通常是致命的，但隔離措施得到了相當多的民眾支持，主要是因為霍亂是一種極其可怕的傳染病。
公共衛生者們沒有注意到英國的約翰·斯諾博士移除寬街水井泵手柄傳遞出來的大量信息，他們也沒有意識到霍亂的傳染源可能潛伏在不幹淨的水中，而堅持認為汙穢本身就是疾病的原因。因此，在對霍亂恐懼的驅使下，他們保持著對清潔工作的無限熱情。
當公民領袖們把矛頭對準肮髒的豬、泥土和馬糞時，關於疾病更複雜的概念正在海外傳播，大家都在談論查爾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1858年，魯道夫·菲爾紹出版了《細胞病理學》，他通過大量實驗研究，證明人類疾病是在細胞層麵上起作用的。1859年，克勞德·伯納德博士在巴黎出版了第一部現代人類生理學著作。1862年，路易斯·巴斯德在法國發表了關於“細菌”存在的理論，他認為細菌是發酵的關鍵。但是當時的美國人關注的是內戰，53.5萬名陣亡士兵中大多數是疾病或糟糕的醫療衛生行為的受害者，這些措施導致大多數受傷的士兵肢體被截肢，62%的胸部受傷和87%的腹部受傷士兵死亡。41
除了士兵的狀況，美國東北部大多數城市的公共衛生狀況都有所改善，但紐約的公共衛生狀況卻停滯不前。在紐約市，戰爭加劇了移民、非裔美國人、本土主義者和政治家之間的緊張關係。在坦慕尼派勢力的控製下，市政督查辦公室和衛生委員會都很無能和腐敗，到處都是坦慕尼派勢力的馬屁精。1865年戰爭結束時，弗朗西斯·布爾在坦慕尼協會擔任紐約市督查辦公室的負責人。在幾個月的時間裏，布爾雇用了928名公共衛生督查員，這些人都是布爾的密友，他們要麽在其位不謀其政，要麽利用自己的職權敲詐餐館、麵包店、屠宰場、農產品市場和私人醫院的老板。而由坦慕尼派勢力控製的衛生委員會同樣無能和腐敗。
在遙遠的明尼蘇達州，查爾斯·休伊特博士一直在為反腐敗而孤軍奮戰。然而，他反腐的目標不是“老大”特威德和他帶領的坦慕尼暴徒，而是這個州的醫生。作為土生土長的紐約人，休伊特知道在19世紀60年代哪些是高質量的醫療服務，而哪些肯定不是。1858年，就在紐約獨立成州前不久，休伊特開始為該地區繪製人口、健康和疾病的統計學圖表，在實地調研過程中，他對親眼所見的醫療衛生服務感到驚訝。
休伊特在1856年寫道：“理想太豐滿，現實太骨感。以至於我經常在想，醫生腳踏實地的醫療實踐會比誇大其詞的那種號稱‘幾個世紀的聯合經驗’更安全、更有效。”42
休伊特深信，許多明尼蘇達州的醫生在無意中使用有毒的酊劑、藥膏和藥劑，進而害死了他們的病人，而醫生們對病人的無能處理，加劇了天花疫情等公共衛生災難，於是他痛斥了這種職業暴行。但是，他這樣做引發了該州大多數醫生的憤怒，這些醫生試圖用各種方式抹黑他，但休伊特的話還是引起了明尼蘇達州普通民眾的共鳴，他們厭倦了無德無能的醫生，籌錢求醫，卻被醫生騙人的把戲、各種無用的騙人的藥和基督教的說教搞得病入膏肓。休伊特利用他的聲望向明尼蘇達州的政治領導人施壓，要求建立衛生委員會和重要信息數據係統，用來統計追蹤明尼蘇達州居民的出生、死亡和疾病信息。
休伊特成了明尼蘇達州衛生委員會的秘書長，並開始像政府官員一樣工作。他要求醫護人員勤洗手，在全州範圍內接種天花疫苗，隔離天花病人。他告訴該州的政客們，如果給予他的辦公室更多的立法支持，那麽作為回報，他保證將阻止傳染病流行和延緩疾病的發展。休伊特永遠不會背叛這份承諾，但政客們往往不會信守承諾。
1877年，休伊特開始了疾病起源的探索，這一壯舉讓該州在大約一百年後名聲大噪。43天花暴發時，休伊特不滿足於僅僅發放宣傳計劃免疫的小冊子，他開始尋找其暴發的源頭—首發病例。這樣一來，在東部地區解決這個問題之前，休伊特就發現，天花發病的理論基礎不是清潔理論而是傳染病理論。雖然休伊特非常支持對城市進行清潔，但他發現僅憑汙穢很難解釋天花為何在這個人口稀少、以農村為主的州四處傳播。肯定不是！休伊特認為天花是通過某種媒介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傳播的。
盡管他還不知道“某種媒介”究竟是什麽，但他確信隻有某種可傳染的、可致命的物體存在，才能解釋為什麽隔離能夠有效地控製傳染病的流行。休伊特很快就發現，1877年明尼蘇達州第一例天花病例，與當時新建的一條連接聖保羅和鄰近的威斯康星州的鐵路線之間存在聯係。他發現，該州的首發病例是一名婦女，她在威斯康星州感染了天花，要前往明尼蘇達州的曼卡多，她登上了從聖保羅開往蘇克斯的火車，無意中把天花傳染給了火車上的其他乘客，而這些乘客又把天花帶到了全州的城鎮。後來休伊特在該州邊境的所有火車站設立檢查點，由醫生檢查乘客和列車工作人員是否有天花的跡象。他在短短幾天內就控製住了疫情，隻有7名明尼蘇達州人因感染而死亡，這在1877年是一個驚人的壯舉。
休伊特成功抗擊天花的經驗，再次嚴厲地鞭策了醫生們。他提醒醫生，當病人中出現如麻疹、猩紅熱或由其他微生物導致的疾病時，應接受他的傳染病防控理論並開始進行本地調查。然而，在內戰結束後的19世紀，醫生們像坦慕尼協會一樣經常公開蔑視公共衛生，認為這不過是好管閑事的政府和衛生清潔者的一拍即合罷了。休伊特已經因為揭露醫療不作為而被醫生疏遠，現在他還敢於要求醫生們接受他的理論體係，即病因不明的、神秘的、具有傳染性的疾病是可以預防的。明尼蘇達州乃至全美各地的醫生們都不願接受這個觀點，他們覺得自己對病人的診療自主權受到了威脅。醫生們抵製休伊特和他的追隨者們開展以人群為基礎的相關活動，也就是說，治療疾病的人反對那些想要預防疾病的人。44
治療者和預防者之間的摩擦，準入者和衛生清潔者之間的摩擦，還有個體醫生和政府監管機構之間的摩擦，都將形成美國公共衛生領域的另一個持久的主題。一個半世紀後，這種緊張局麵，限製了瑪格麗特·漢伯格博士在紐約控製耐抗生素疾病的能力，因為她無法改變醫生的處方習慣。19世紀60年代，休伊特執掌明尼蘇達州公共衛生服務部門，但與醫療協會照樣存在分歧。在整個美國，像休伊特這樣的人，與美國醫學會和個體醫生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