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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我們不知道要去哪裏,或者發生了什麽,特別是在科學領域,”莫斯科經濟智庫的阿列克謝·薩溫克博士解釋道,“我們現在有了一條拚布毯子,一床被子。每個地方政府都可以為所欲為。至於公共衛生和醫療保健,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我們目前沒有任何標準。”
在格魯吉亞,衛生部部長約本納澤熱情地接受了美國的公共衛生和衛生保健模式。但他承認,由於大部分資金仍流向了美國過於龐大的醫院係統,格魯吉亞公共衛生受到了忽視。約本納澤承認,在20世紀90年代,人均公共衛生支出不到40美分。
約本納澤衷心地依賴於美國顧問,笑著說:“這是建立一個有市場經濟關係和民主的新國家的一部分。”
這清楚地反映了美國政府在這個新獨立國家的公共衛生問題上的立場。“我們在這裏進行民主建設,”一位在該地區工作的美國高級官員說,“我們不關注衛生部門改革。”
這位官員還沾沾自喜地補充說,這個國家的公共衛生領導層並沒有從俄羅斯那裏尋找理念,而是從西方尋找。
也許。
但這些舉措充其量也隻能算是軟弱無力的。例如世界衛生組織格魯吉亞顧問阿基爾·洪美澤博士承認,他的國家已經開始了一場明顯的美國式的公共衛生和醫療改革。
洪美澤說:“這個國家正在進步,但這隻是開始。如果戰爭再次爆發,如果俄羅斯發生大災難,它仍有可能倒退。記住:如果俄羅斯打噴嚏,格魯吉亞就會感染肺炎。”
愛沙尼亞社會事務部部長揚·魯特曼早上喝的咖啡是用美國政府的咖啡杯衝的,咖啡杯上裝飾著昔日的榮耀。魯特曼的辦公室很寬敞,用木頭和蠟筆裝飾。自1991年以來,他對全國的醫院實施了嚴格的會計和財務控製—這是第一次大多數管理人員被要求告訴政府他們是如何花錢的。
確保公共衛生正常運轉的關鍵,是這些醫院在基本的預防服務上花費了足夠的資金,例如計劃免疫、性病篩查、疾病監測和健康教育。盡管魯特曼認為預防支出最終通過避免將來患上嚴重疾病而節省了資金,這是“顯而易見”的,但他還是感到不安。他可能會看到愛沙尼亞衛生係統中出現逐利者。隨著保險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醫生在尋求短期、高收益的藥物,而不是缺乏利潤的預防性保健措施。
在捷克共和國,鍾擺在管理健康和私人保險的方向上擺動得太遠了。維克多·皮亞克是全國最大的私人肺內科醫生,其布拉格診所的走廊裏回**著結核病患者的咳嗽聲。在1995年至1996年間,他看到結核病病例增加了35%,而與此同時,政府公共衛生部門記錄的結核病水平僅略有上升。
“他們怎麽知道?”顯然是精疲力竭的皮亞克問道,“在捷克共和國,這是一個醫療保健經費分配的問題。我們的政府和衛生部門甚至沒有考慮到結核病……國家應該為控製結核病提供資金,但並沒有。我們現在通過保險報銷獲得資金,但這對結核病來說還不夠……這是一個可怕的情況!”188
這位高高瘦瘦的醫生穿著一塵不染的實驗服,非常沮喪,他曾熱切地擁抱新民主主義甚至是新的衛生經濟,但現在,他大聲疾呼:“公共衛生被推到一邊,政府正在放棄它的所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