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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菲莫夫麵臨的主要問題是，俄羅斯立法機構不斷違背其承諾的科學基金。例如，1996年，俄羅斯科學基金會收到了1.5萬份撥款申請，其中3000份被專家小組認定為值得資助。俄羅斯國家杜馬承諾提供近1萬億盧布（2億美元）的資金資助，但到1996年12月，俄羅斯聯邦緊急財政基金隻收到1.7億盧布（34萬美元）的撥款。
到1998年，俄羅斯在科學研究方麵的支出已從1991年的116億美元下降到15億美元，這使得科學大臣邁克爾·基爾皮尼科夫說：“當今的情況對俄羅斯科學來說是最糟糕的161，而且，正如預測的那樣，科學研究的資金仍在進一步減少，1999年下降到僅5億美元。項目的平均研究經費僅為5000美元。”162
許多外部組織，包括喬治·索羅斯的開放學會，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歐盟，都將大量資金投入該地區的科技企業中，挑選出最有前途的研究人員並提供合理規模的贈款。但是，科學家們仍然不得不在自己國家的政治經濟框架內進行科學研究，這通常被證明是行不通的。
1996年，俄羅斯科學部部長鮑裏斯·薩爾季科夫說，該地區科學事業的所有缺陷的核心在於一個關鍵點：直到1991年，蘇聯所有科學研究的75%以上—所有學科領域—都是由蘇聯軍隊控製的。163軍事把科學與世界其他地方隔離開來，獎勵那些具有潛在戰略應用價值的企業，並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科學官僚機構，在這個機構中，薩爾季科夫說，“服從和容忍領導的觀點比創作作品的自由更有價值。”
軍隊的主導地位，也解釋了為什麽蘇聯領導人很少資助在大學裏進行的研究，而大學是西方社會關注的科學進步的關鍵組成部分。
考慮到某些科學研究的質量，這可能並不完全是壞事。例如，在蘇聯解體後的烏克蘭，負責所有精神病學和心理學研究的丘普裏科夫博士發表了大量研究成果，聲稱有色眼鏡、大腦激光手術和胰島素誘發的昏迷都可以治愈精神分裂症。一個由荷蘭和加拿大精神病學家組成的獨立小組判定這項工作“令人想起克格勃精神病學巡回法庭”和“直接侵犯人權”，更不用說偽科學了。164
這種偽劣的精神病學對公共衛生具有直接影響。隨著毒品濫用、酗酒和自殺在地區激增，荒誕心理學方法的遺留問題使該行業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應對這一挑戰。
例如，在格魯吉亞，該國最大的精神科服務負責人喬治·納尼什維利悲哀地看著格魯吉亞的男性心理健康數據，特別是40至60歲人的自殺率的上升。“當然，這是社會狀況。”納尼什維利在他黑暗、冰冷、沒有暖氣且不通電的辦公室裏討論時驚呼道，“因為傳統上父親會照顧家庭。隨著（後蘇聯時代的）改變，這個人不得不把食物帶給他的家人，但是他做不到。這個人的反應是……自殺。”
在納尼什維利的研究所裏，一位拒絕透露名字的中年婦女正從完全的神經衰弱中恢複過來。她在格魯吉亞奧塞梯的禁區的家被叛軍占領，這使她陷入了困境。在用特比西以前的一家旅館設置的肮髒的難民營中住了四年，甚至在三個孩子中一個孩子診斷出腎結石，另一個孩子診斷出心髒和肺部疾病的情況下，也未能使該婦女處於崩潰邊緣，即使一家六口擠在37平方米的房間裏也沒有讓她的家完全瓦解。
她說，真正摧毀她的是一起火災。開始時，公寓樓下的難民在電爐上煮晚餐時犯了一個錯誤，火焰很快吞噬了她的公寓。她從二樓的窗戶跳下，摔斷了腿。當她看著大火吞噬了她僅有的在奧塞梯前半生的回憶—全家福、繡花衣服、一些祖傳的珠寶—她的精神徹底崩潰了。
納尼什維利說，蘇聯從共產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所造成的壓力正在產生如此明顯的精神病學困境，可以將其比作列寧格勒綜合征，這是聖彼得堡人在二戰期間所經曆的一種社會精神病學狀態。二戰時，德國軍隊圍困這座城市一年多，數百萬人因此挨餓或死亡。
這種心理負擔必須由社會來承擔，在很多情況下，幾乎完全缺乏任何傳統的心理療法或現代精神病學藥典。的確，在蘇聯對這一廣大地區實行極權統治的鼎盛時期，精神科醫生曾與克格勃和警察攜手合作，證明持不同意見的人都是精神病患者，應該在西伯利亞的古拉格和精神病院度過餘生。
烏克蘭基輔的塞米恩·格魯茲曼博士在西伯利亞的古拉格集中營裏待了10年。他犯的什麽罪？他發現，反對使用核武器的烏克蘭著名將軍彼得羅·格裏戈倫科“是理智的，醫生們犯下了不公正的行為”，格魯茲曼回憶說。20世紀70年代，格裏戈倫科因為挑戰了“必勝的”核戰爭，被關進了瘋人院。
格魯茲曼在基輔的辦公室說：“克格勃將精神病學用於政治目的。這是可行的，因為精神科醫生沒有得到足夠的培訓。”
多數精神科醫生還沒有準備好接受現代醫療。在（蘇聯時期的）烏克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簡明扼要地解釋一切，不要含糊不清。這就是為什麽精神病醫生不可能說“我們不知道什麽是精神分裂症”的原因。我們不得不說，這是X病，它是蘇聯人發現的，它將永遠存在嗎？在20世紀中葉，西方醫生意識到最好不要治療未知疾病，而要幫助患者過正常的生活。在蘇聯體係中，禁止使用“心理學家”一詞。而且心理學家被禁止參加治療。
在蘇聯統治烏克蘭的70年裏，西方心理學或精神病學書籍、文章或期刊都不允許進入烏克蘭。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隨者的開創性工作因此被忽視了，20世紀70至80年代在理解大腦化學和開發可以調整特定化學失衡的藥物方麵的驚人革命也被忽視了。大多數精神疾病被簡單地分為5類：精神病、老年癡呆、精神分裂症、神經症和智力遲鈍。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最常見的精神疾病—抑鬱症卻沒有出現。人們認為，在共產主義製度下，唯一可能抑鬱的人肯定是反共產主義者，而不是抑鬱的人。
在整個蘇聯地區和東歐，精神病學和心理學在過去遭受了類似的命運，後來也不幸地證明了，它們無法滿足後蘇聯時代的需求。165
保加利亞索菲亞醫科大學的托馬·托莫夫博士說，真正的問題是，“如果社會有機體生病了，如何獲得自我尊重？這需要引導易化，這意味著要接受現實。”這個現實包括你曾被教導去相信的這個世界、這個你所在的地方其實都是錯的，還包括知識的真相。許多精神病學家認為，這種情況會誘發出區域性大量的偏執型精神病。
即使是在波羅的海國家，這些國家僅被蘇聯占領了46年，並保留了強大的西方傳統，精神病學的職業也受到蘇聯意識形態的控製，並在努力應對蘇聯的威脅。萊姆比特·梅海蘭稱其為“一個心碎的國家”。
梅海蘭是愛沙尼亞著名的塔爾圖大學的一名教師，她記錄了這場悲劇：1988年至1994年間，這個小國的自殺率翻了一番，僅1994年就有6000人試圖自殺。1996年，在愛沙尼亞有超過6萬的臨床抑鬱症確診病例，或者說每25個人中就有1個。在這個國家隻有53名精神科醫生有私人診所，另有170名在醫院裏執業，而全國隻有40名臨床心理學家。166
1991年以後，諸如精神病和精神分裂症等經典精神疾病的發病率並沒有增加—專家們堅持認為，由於它們通常是遺傳性的，因此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增長主要是在抑鬱症中。畢竟，在所有可以想象的職業中，數百萬的工人都在努力工作，以期有一天他們會得到報酬。沒有人知道這些。俄羅斯政府隻承認拖欠工資為“萬億盧布”。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提供的線索甚至更少。167被解雇的工人占該地區潛在勞動力的28%至50%，根據地區不同而有差異，他們無法享受福利或失業救濟。
那些精明的人得過手，在龐大的非官方經濟體係中從事貿易和拉皮條、走私和小規模創業活動。例如，世界銀行估計，1996年烏克蘭的非官方經濟超過100億美元，考慮到其官方私人資本流動淨額隻有2.47億美元，這可能遠遠超過官方經濟的規模。168
那時，生存越來越依賴於大多數在共產主義下長大的人所不具備的技能：個人主動性、貨幣智慧和競爭本能。那些無法應對的人遭受著精神崩潰、抑鬱、酗酒、吸毒和自殺的折磨。
“我認為這是造成心理危機的主要原因，”格魯茲曼說，“對我們來說，帶著蘇聯的心態長大，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必須為自由付出代價。第二，普通的蘇聯人認為這是自己的自由，不是整個社會的自由，不是每個人的自由。第三，並不是每個人都意識到，隻有非常努力地工作才能帶來更好的生活。”
極權主義顯然是一種可怕的鎮壓力量，但它也提供了可預測性和穩定性。沒有驚喜。持續的檢查，重複的習慣。“在舊的社會主義時代，我們不舒服，但是我們被關在一個籠子裏—這個籠子保護著我們，”格魯吉亞的納尼什維利說，“不要認為我是共產主義者，但極權主義製度提供了穩定性。”
蘇聯的貨架上可能沒有多少錢，但每個人都有錢—隻是為了防止市場上出現一些發黴的甜菜。現在，情況正好相反：在最偏遠的西伯利亞邊區，百事可樂和可口可樂都在爭奪消費者，挪威鮭魚與當地鱘魚在貨架上競爭。
但大多數人隻能看看。他們沒有足夠的現金買東西。
真正的精神病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就消失了。169在20世紀60和70年代，蘇聯精神病學家沉迷於心理研究：超感官知覺、不明飛行物的證據、心靈感應、天體生育控製、心理電子產生裝置、金字塔力量和針灸的特殊用途。約瑟夫·斯大林和尼基塔·赫魯曉夫都是心理學家。蘇聯海軍花費了大量金錢來訓練水手與潛艇船長進行心理交流，從而使莫斯科可以向艦隊下達命令，而無須使用可能被北約或美國竊聽者截獲的無線電信號。在這一地區，雜耍風格的魔術師和蘇聯科學院成員完美結合了，也許根本無法察覺到他們之間有什麽不同。170
到20世紀80年代，前十年的超心理學，再加上克格勃授予的精神科醫生對蘇聯公民生活的非凡權力，把這一職業的許多成員推到了超乎尋常的宏偉高度。一些精神病學家，尤其是烏克蘭、西伯利亞和白俄羅斯的精神病學家，開始把自己視為宗教人物。在他們周圍有著各種各樣的邪教組織，其特點是從中世紀的巫術和末日預言者到信仰治療師和各種各樣的偽基督教。171
即便是在新西伯利亞曾經享有盛譽的俄羅斯科學院臨床免疫學研究所，科學家們也完全相信，壓力加上汙染，已經摧毀了西伯利亞人的免疫係統。但奇怪的是，他們無法為這一論斷提供一絲實驗室證據—沒有T細胞測量、淋巴細胞計數、過敏測試結果或西方使用的其他標準工具。偽科學並非蘇聯精神病學所獨有：所有的生物醫學領域都遭受了相當多的欺騙。
在蘇聯解體後的幾年裏，這家免疫學研究所遭受了毀滅性的預算削減。例如，30歲的奇維耶塔患有慢性支氣管炎和頭痛長達三年之久，研究所給她注射了豬脾髒提取物，目的是提高她的抗體水平。
68歲的前古拉格法官萊昂尼德呼吸困難，他因此住在研究所，接受免疫係統治療，包括食用研究所獲得專利的西伯利亞草藥麵包，以及由一種含氧綠色**製成的泡沫—瓦列裏·史林斯基拒絕透露它們的名稱。
“但它會讓你振作起來，”史林斯基宣稱，“它會提高你的免疫力。你的精神一定會輕鬆愉快。”
每個病人都要在蘇聯時代的醫療設備—高壓氧艙—中度過一段時間。病人們被密封起來，俯臥在精巧的裝置裏，產生一種類似深海潛水的壓力感。有專門為各種年齡和大小的人設計的房間，甚至新生兒也不例外。盡管沒有人向前來問詢的來訪者提供受控的、有效的科學研究證據，但該地區所有的醫生都證實，這些艙室通過未知的生物手段促進了免疫反應。
伊萬·胡廷博士是俄羅斯龐大的科學僑民的一分子。他與亞特蘭大的美國疾控中心合作，記錄了東歐過度使用藥物注射劑以及由此引起的乙型和丙型肝炎傳播的情況。在羅馬尼亞和摩爾多瓦，胡廷發現人們每年有4到6種注射劑，通常作為治療劑，用於諸如發燒、瘀傷、輕度腹瀉和胃痛等模糊診斷。給這些病人注射維生素補充劑和抗生素的做法缺乏科學依據。
而且是通過沒消毒的針頭來注射。172
從布達佩斯到庫頁島，許多這樣的注射都是“虛弱兒童”理論的一部分，這一理論在兒科醫生中非常流行。總的來說，該理論認為生物—植物和人類一樣—會對環境做出“反應”，最終，如果一切進展順利，就會“適應”。但是，如果活的生物很弱，那麽適應就會受到阻礙，而該地區所有的兒童都像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到20世紀90年代嚴重衰弱；因此，他們在對汙染、疫苗、普通感冒和過敏等“反應”之後，就無法“適應”。
這種適應概念起源於一位不知名的烏克蘭農學家特羅菲姆·丹尼索維奇·李森科的研究成果。李森科於1889年出生在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由於1925年在阿塞拜疆進行一係列實驗，他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後出名了。這一努力歸結為一個誘人的斷言：在適當的條件下，植物可以被迫適應寒冷的環境，而且高產。在隨後的幾年裏，李森科聲稱已經實驗性地“改造”了豌豆、大麥、小麥、大米和燕麥—所有這些都能在西伯利亞茁壯成長。
一夜之間，這位農民農學家被推向蘇聯科學權力的巔峰，因為他實現了共產黨的兩個需求：一是他承諾可以增加糧食產量；二是他代表一個英勇的農民形象。當時斯大林背棄傳統知識分子，需要具有新思想和創新科學思維的無產階級領袖。173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通過社會變革的可塑性的理論受到了孟德爾主義的威脅，而李森科主義又加強了這一威脅。1741927年，他在蘇聯生物學和醫學領域取得了統治地位，這要從《真理報》上高唱李森科讚歌開始。
到1929年，李森科已經有足夠的能力在蘇聯所有主要的遺傳學會議上占據主導地位，在那裏他堅定地推行了他的“春化”概念，即作物可以在它們通常不怎麽茂盛的季節生長。
李森科毫不掩飾地將他的春化理論擴展到了人類。人類的染色體、DNA都與後代的本質無關。李森科認為，它們僅僅是人工物品：
當使用諸如龍膽紫的核染料時，所有準備的物品都被龍膽紫嚴重染色。在去除染料的某個時刻，染色體變得可見。但是，如果繼續這個過程，染色體就會消失。因此，染色體隻是去除染色期間觀察到的臨時圖片。
當李森科根據“春化”和“適應”來重塑俄羅斯遺傳學時，歐洲和北美的大學生都在拜讀達爾文和孟德爾的著作。175西方的遺傳學家對此深信不疑，但蘇聯並不相信。
到1945年，李森科已經是斯大林的寵兒，他名氣非常大，獲得了8枚列寧勳章，這是蘇聯的最高榮譽，他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副主席，蘇聯科學院遺傳學研究所的所長，並在1945年獲得了最高榮譽—社會主義勞動英雄。176
隨著李森科勢力的壯大，蘇聯的合法科學家也開始感到恐懼。大清洗始於1932年。隨著李森科從蘇維埃科學的殿堂裏清除出所有的“摩爾根主義者-孟德爾主義者”，這個國家的頂尖遺傳學家一個接一個地被送往勞改營，或被草草處決。他的權力延伸到了波蘭和東歐的大部分地區，在那裏，那些相信染色體存在的科學家們—確切地說隻是簡單地相信存在著染色體—被抹殺了。177李森科在他們的崗位上提拔庸醫和馬屁精，他們譴責當時西方生物科學前沿的每一個方麵。
李森科主義對蘇聯醫學、科學和公共衛生的負麵影響怎麽說都不過分。這種意識形態不僅將蘇聯的生物學領域帶回到18世紀，而且這種信仰體係還產生了一種致命後遺症，這種後遺症將繼續影響該地區的公共衛生政策，一直延續到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
想想看：如果有人斷言染色體和現代遺傳學是不相關的，那就不可能理解諸如病毒、抗生素耐藥性、免疫學和遺傳疾病這樣的東西。因此，李森科的團隊堅持認為病毒是由有機物自發形成的。成群的病毒自發地變成了細菌。相反的，如果把青黴素的抗生素晶體放在培養液中，就可以自然地長出青黴菌。
20世紀60年代，李森科最終從蘇聯科學神壇跌落，當時蘇聯以外的科學家們已經描述了DNA的絕大部分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的問題，遺傳、細胞功能、突變、抗生素抗性、病毒結構、病毒導致的細胞感染、DNA質粒，蛋白質化學，激素與細胞的相互作用，以及弗朗西斯·克裏克在1956年闡明的“中心法則”。其原理可簡單理解為：生命歸結為DNA，將其轉錄成RNA，然後翻譯成氨基酸鏈，形成蛋白質。
1965年，非蘇聯世界的每個大學裏學習生物學的學生都知道這些簡單的真理。
然而，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在蘇聯或大多數東歐國家的醫學院或研究生的生物課本中，上述詞還沒有一個出現過。20世紀80年代，李森科主義者仍然在區域科學中占有突出的地位。178
以李森科主義為框架去理解防疫站、蘇聯醫院管理層和醫生的公共衛生政策，豁然開朗。例如，如果牆壁上的汙物可以自發產生細菌，那麽成立一個像警察部隊的防疫站就有意義了，他們的任務是懲罰那些沒有把醫院牆壁擦洗幹淨的醫生。如果病毒是由有機物自發產生的，就不必擔心重複使用的注射器。如果染色體是無關的產物，為什麽要擔心不適當的抗生素使用或輻射暴露呢？
李森科的遺風是致命的。179當美國科學家們在為2000年“生物技術世紀”的到來做準備時，他們的蘇聯同行們卻在奮力追趕，乞求研究資助，投身被禁已久的科學文獻。180
“我們的生物醫學確實還不錯，這主要歸功於李森科”，愛沙尼亞著名科學家安德·裏皮瑪諷刺地說，“因為禁止研究生命的分子基礎，所以，生物醫學研究現在在愛沙尼亞是一種時尚，因為這曾是被禁止的。”
蘇聯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需要如何正確地進行科學研究，隻需看看小小的愛沙尼亞就可以了。當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學研究在蘇聯的大部分地區還處於黑暗時期時，叛逆的愛沙尼亞人卻津津有味地投身於基因工程和細胞研究。
“我們能夠建立相當嚴肅的研究，甚至滲透到醫學領域，”裏皮瑪自豪地說，“但你為什麽要拿我們和他們（俄羅斯）相比？畢竟，我們的國家是一個被占領的國家。如果他們有偽科學，那是他們的不幸，不是我們的。”
這種背棄俄羅斯的態度在愛沙尼亞很普遍，這也解釋了為什麽這個小國如此迅速地挽救了它的科學事業。1991年，似乎“所有35至40歲的人都要離開愛沙尼亞”。這裏的科學會像莫斯科一樣崩潰。位於塔爾圖的愛沙尼亞生物中心主任理查德·維勒姆斯說。
1993年末，愛沙尼亞克朗對德國馬克的匯率一穩定下來，維勒姆斯和他的同事們就采取果斷行動拯救科學事業。181正如維勒姆斯所說，他們用可用的資金“買回”離開了的科學家，用新的實驗室設備和有保障的高薪來吸引他們。他們要求瑞典皇家科學院對愛沙尼亞所有的科學領域進行公正的審查並打分，幫助這個小國找出最薄弱的地方。愛沙尼亞沒有支持薄弱領域，而是投入資源加強其最強大的領域，使之與歐洲和美國的科學界競爭。
愛沙尼亞成功的關鍵在於它不僅願意建立強大的部門，而且願意撤銷那些產生最差科學成果的部門。1970年，愛沙尼亞有72個研究機構；1990年，這一數字減少到47個。在1970年，任何獲得愛沙尼亞科學院成員資格的人，不論其研究的質量如何，都有保證獲得資助。但是在1991年7月，政府建立了一個基於研究質量的撥款和同行評審係統，就像鄰近的瑞典所做的那樣。
最大的贏家是包括分子生物學在內的醫學領域。1990年，醫學領域獲得了全部資助資金的7.7%，到1995年，這一比例已經上升到16.5%，預計還會進一步上升，主要以犧牲工程學和農業科學為代價。
1996年，愛沙尼亞的人口隻占蘇聯地區人口的0.3%，但卻獲得了歐盟撥給這些地區的全部贈款的14%，維勒姆斯不無自豪地說。
塔爾圖大學副校長托伊沃·邁梅茨說，當時的訣竅是將這種新的科學活力轉化到愛沙尼亞的醫療和公共衛生實踐中去。
“這些鬥爭有時非常活躍，”邁梅茨笑著說，“因為醫生們相當保守，固守著蘇聯的老路。同時問題是深刻的。醫學界是相當封閉的。它不讓麻煩製造者的新想法進來。”
“我帶孩子去看醫生的時候，我自己也有問題。”邁梅茨繼續說，“他們開了一種抗生素，我問，‘你怎麽知道這是正確的？’他們說，‘嗯，這就是我通常開的處方。’他們不知道從生物學角度看，這是否是合適的藥物。”邁梅茨說著一口流利的英語，曾在布裏丁研究p53致癌基因時研究過腫瘤生物學，研究該基因與人類**狀瘤病毒感染之間的關係，這是蘇聯科學家無法想象的研究。
到1999年年底，看起來愛沙尼亞並不是唯一一個創造了科學複興萌芽的國家。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投入數億美元支持此類科學研究，希望阻止該地區人才外流。匈牙利、捷克共和國和波蘭都經曆過類似於愛沙尼亞研究界經曆的痛苦剪枝過程，從而見證了科學的蓬勃發展。但是，這些繁榮很少，而且是孤立的，仍然被蘇聯時代陳舊、陳腐的辯論、效率低下、教條和意識形態所包圍。182
十
怎麽辦？
—列寧，1902年
最終，公眾衛生的成敗和對未來的希望，與一個國家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地位緊密相連。在21世紀前夕，蘇聯和東歐集團國家不穩定的未來也是息息相關，程度不一，其中問題最大的就是：俄羅斯聯邦。
在世紀之交，各種預言都在努力預測俄羅斯的未來。183大多數西方觀察家最終同意華盛頓分析家耶金和古斯塔夫森的觀點：
俄羅斯在21世紀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並沒有從任何地方開始。相反，它標誌著俄羅斯回到了1917年曾被迫放棄的征程起點。到2010年，後蘇聯時代的過渡還遠未完成。與此同時，俄羅斯很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偏離正道。但一個民主的俄羅斯是可能的，一個非帝國的俄羅斯是可能的。一個資本主義的俄羅斯似乎已成定局。
俄羅斯聯邦似乎也有可能脫離聯邦，分裂成一些難以控製的省份，遵循車臣的路線：達吉斯坦、薩馬拉、諾夫哥羅德、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薩拉托夫。俄羅斯聯邦政府在自身腐敗、無能和法治欠缺的重壓下崩潰了。它早已失去了對遙遠省份的控製。例如符拉迪沃斯托克在1996年就停止了向莫斯科繳稅，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市長管理著俄羅斯最東端的太平洋島嶼，仿佛這是他的私人領地。鮑裏斯·葉利欽的長期對手亞曆山大·勒貝德在擔任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州長時也有類似的傾向。184
地方一級通過的法律蔑視相互矛盾的聯邦立法。
公共衛生法在聯邦層麵上是微不足道的，在地方層麵上也被公然忽視。由於缺乏聯邦資金來支付工資和電力等基本生活費用，幾乎沒有醫療政策的製定者和執行者覺得有足夠的理由去效忠莫斯科，而且據預測，它還會帶來更多的痛苦結局。
可悲的是，公共衛生迫切需要集中化，因為俄羅斯的任何組成部分本身都沒有這個行業的基本工具：疫苗、藥品、數據庫、無菌醫療設備和合格的科學家。
俄羅斯的其他地區也有自身的問題，一般來說，越往西，問題就不那麽嚴重了。但是，盧布的崩潰、俄羅斯的惡性通貨膨脹、俄羅斯的內戰—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個都可能使整個蘇聯世界產生深遠的連鎖反應。
任何簡單的人口問題答案都是無用的。預期壽命下降和過早死亡率上升的區域性趨勢，歸根結底是由一係列複雜的因素造成的，既有蘇聯的起因，也有1991年後轉型的獨特之處。
在斯大林的專製統治下，蘇聯從一開始就把公共衛生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工具。公共衛生實踐的執行方式在各個方麵都強調集體高於個人的重要性。有時（甚至可能是經常）公共衛生就像是國家殘暴的“女主人”。當然，它的領導是虔誠的共產主義者，它的科學基礎更多地建立在意識形態上，而不是任何一組實驗事實上。
蘇聯的解體迫使其前社會主義國家加入國際社會，產生了三個影響。首先，長期封閉的出口被打開，導致了前所未有的人才外流，失去了該地區最聰明的科學和醫學人才。第二，大門也向外打開，允許外部世界的渴望和罪惡進入長期封閉的社會：人們第一次意識到他們的物資相對匱乏，經曆了怨恨和貪婪，並發現了毒品和其他減輕現實痛苦的方法。第三，蘇維埃時代的科學、心理學、公共衛生和人權的後遺症使得專業人士和其所在的機構以及公民個人都沒有了處理現實中新問題的工具：戒毒醫院、結核病療養院、防疫站、性病醫院、克格勃附屬的精神病院、和李森科破壞的生物學，都無法保護自由的公眾。
簡而言之，蘇聯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需要權威體製—沒有中央集權的專製體製，也沒有像公共衛生機構那樣的侵入性權力，這一體製的根本缺陷被可怕地暴露出來。
1991年以後，蘇聯地區的轉變，甚至是無政府狀態，當然不是在全球真空中發生的。一個新的現實同時出現在地球上的每一個國家，這是50年冷戰的結束和全球化資本主義的興起所造成的，其主要特點是“患難與共”，這種痛苦不是均衡的，美國人感受很少，歐洲人過得輕鬆，但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加拿大和所有蘇聯國家在經濟和社會上都受到損害。
然而，其全球化確實涉及共同的風險：不斷升級的毒品市場有可能蔓延到其他國家；妓女奴隸市場成為性傳播疾病的出口和來源；新的突變菌株的細菌，可以抨擊現代醫學，迅速蔓延到國家或地區邊界以外；肺結核是一種全球性的傳染病；疾病肆虐的地區經常使大量的人口遷徙到地球的其他地區；地球上任何地區戰略的不穩定都可能對全球地緣政治產生影響。
“總而言之，那些專攻地緣政治、經濟和軍事的人忽視了這些問題，或者把這些問題揣入‘沒誰在乎’的口袋，這樣做的風險是不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及其後果，”費什巴赫說185，“也許俄羅斯人會死亡或病入膏肓，那麽就無法解決該國的經濟、軍事和政治問題。無論是過去的體係管理者還是現在的領導人，在指責別人的時候不應該得到任何安慰；他們都是或將是要負責任的。”
當該地區的保守派竭盡全力反對變革時，西方的機構卻將他們的議程推入真空。這並不總是美麗的圖畫。20世紀90年代，北美和歐洲的私人保險、健康管理和製藥公司蜂擁至該地區，希望能抓住有利可圖的交易，讓新社會致力於形成健康的混合經濟結構。各種政府機構從西方趕來，宣揚健康管理組織、管理式護理、全球藥品專利保護和社會營銷的福音。世界銀行和一些聯合國機構嚐試了“胡蘿卜加大棒”的方法，希望吸引該地區的政府采用西方的重建模式，以換取大量無息或低息的財政援助。186他們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尤其是在全麵推進以醫療保險為基礎的製度方麵。
“總的來說，考慮到經濟改革和民主化進程的混亂本質，俄羅斯可能還沒有準備好接受基於市場的保險計劃。”美國公共衛生領域的一個頂級專家團隊寫道187，“當然，鑒於社會化醫療未能完成其使命，它肯定對俄羅斯的醫療決策者有說服力，使他們接受‘保險’新模式。然而，許多俄羅斯人現在意識到，至少舊體製的某些部分值得保留，直到‘保險’兌現它的承諾。舊體製的‘保證’是由國家負擔全民醫療保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