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
在俄羅斯和烏克蘭的一些手術室裏，設備看起來像是從天花板上垂下來的倒置的雨傘。裏麵是紫外線燈。醫生解釋說，這種裝置的設計目的是消滅“飛行”的細菌孢子，然後這些孢子“墜落”到保護傘中，讓病人免於任何感染的風險。
“3年前我第一次去那裏的時候，我的第一印象是—天哪！為了太空衛星和軍隊，他們犧牲了所有的人。70年來，他們犧牲了公共健康。”科尼島醫院感染控製負責人裏賈納·納波利塔諾說。
例如，資金緊張的聖彼得堡第17兒童醫院已經停止購買紙巾和橡膠手套。員工們沒有意識到洗手的重要性，要麽不洗，即使洗手（尤其是在上完廁所之後），他們每天也要和幾十位同事共用擦手手巾。
在伊爾庫茨克的西伯利亞地區，所有醫院的感染控製工作都因“物資短缺，物資短缺，越來越嚴重的物資短缺”而受阻。公共衛生委員會副主席塔季揚娜·博伊科說，由於缺乏乳膠手套、紙巾、消毒劑肥皂以及導尿管等一次性設備，新生兒敗血症的發病率自1995年以來增加了30%，其中大多數病例都死亡了。
在格魯吉亞境內的奧塞梯，正在進行疝切除手術。手術室的一些工作人員沒有戴口罩或手套，包括那位副手術護士。手術進行到一半時，她收集了一些血淋淋的器械，把它們放到一個裝滿水的洗澡盆裏，這些水已經在那裏放了好幾小時了，沒有蓋蓋子。她把器械浸在水裏，迅速地搖了搖，然後把手術器械放回外科醫生的桌子上。幾秒鍾之內，護士衝洗過的止血器械就進入了病人的肚子裏，在外科醫生做疝氣手術的時候，靠這些器械在一旁托住組織器官。
納波利塔諾說，她在該地區訪問的每一家醫院，都沒有我們認為可以接受的防止血源性感染的措施。他們在重複使用針頭，手套很少。
俄羅斯衛生部負責所有傳染病問題的根納季·奧尼申科對這個問題不以為然。他說，一些俄羅斯醫院將稀缺的資源從購買乳膠手套轉移到醫生的工資和昂貴的高科技設備上。但俄羅斯擁有一切：“試劑、試劑盒、手套，足夠我們的病人使用，我們不進口任何東西。原則上，我們是自給自足的”。
此外，奧尼申科堅持認為，抗生素耐藥性在俄羅斯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問題，他指出，“這裏有更重要的問題需要考慮。”
然而與此相反，該地區的醫院和耐藥性問題非常嚴重，但由於蘇聯防疫站體係的本質，這些問題基本上沒有被發現。
除了耐藥細菌，巨大的、陳舊的醫療設施正在傳播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艾滋病病毒和其他血源性疾病。盡管與非洲的情況進行比較總是會引起蘇聯地區衛生服務提供者的憤怒，但人們難免會想到基奎特的埃博拉病毒暴發以及其他傳染病，這些流行病是由於注射器的醫學再利用和醫院感染控製不力而在非洲大陸暴發的。然而，有一點不同：大多數受過訓練的非洲醫生都知道像樣的感染控製需要什麽，但他們因貧困和缺乏必要的醫療條件而力不從心。然而，在俄羅斯、土庫曼斯坦、摩爾多瓦和該地區的其他地方，即使在供應充足的地方，感染也沒有得到適當的控製，感染控製標準也沒有得到維持。
1991年之後，大多數醫院和醫生仍然固守舊的防疫站思想，但少數人開始遠離它。
20世紀90年代，科尼島醫院的納波利塔諾曾在烏克蘭的敖德薩州立醫院待過很長時間，向那裏的同行傳授紐約醫院感染控製標準。來自烏克蘭醫療機構的工作人員在科尼島進行了輪轉，在那裏他們感覺就像在家裏一樣，因為45%的病人會說俄語。在美國國際衛生聯盟的讚助下，經過4年的這樣的交流，敖德薩的首席醫生瓦西裏·戈古連科自豪地說，他使患者平均住院時間從15天縮短到11天，死亡率下降了29%。147
美國國際衛生聯盟希望敖德薩州立醫院的經驗能成為一個風向標，指引整個地區改革。
但是奧魯克說，“變化不像野花一樣突然出現，（因為）感染控製的整個概念是如此具有懲罰性……這裏的製度仍然是找到替罪羊並懲罰他們。重點總是抓住壞人，把他扔進監獄……所以感染控製是一堆規則，不是一個思考的過程。”
布爾甘斯卡婭說，這一切都可以歸結為對生物學的思考。例如，在俄羅斯，醫生開出的抗生素組合處方毫無意義，因為它們針對的都是細菌的同一方麵，而不是針對微生物的兩三個不同的易損點。但她堅持認為，他們實際上並不了解抗生素是如何起作用的，所以這些珍貴的藥物幾乎被普遍濫用。
“我們計算過，如果他們改變這種做法，可以節省數百萬美元，”布爾甘斯卡婭說，“同樣，如果醫院管理部門意識到感染控製可以提高護理質量並節省資金，那麽他們或許會做出改變。他們需要的是改變做事的思考方式，以及思考該如何去做。”
蘇聯國家不需要把布爾甘斯卡婭的批評看作是對西方的背叛。他們隻需稍微向西看看捷克人，就能清楚地理解這一原則。
捷克共和國在感染控製方麵做得很好，甚至比美國和幾乎所有西歐國家都做得好。
捷克共和國在蘇聯時期，國家的致病性致病菌中對抗生素的耐藥率最低，並且在全球排名第一，幾乎沒有其他國家可以與之抗衡。在美國和蘇聯，由於廣泛的耐藥性而導致許多無用的抗生素在布拉格和捷克共和國的其他地區（如20年前）在1998年仍然有效。捷克醫院從未出現過最令人擔憂的抗生素耐藥性形式，例如對萬古黴素的腸球菌耐藥性。
“就抵抗力量而言，我們可以說是一個島嶼，”安娜·吉德利德科夫博士說，“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我們所有的鄰國情況要差得多。而我們處於非常良好的狀態。”
盡管捷克的許多衛生政策與蘇聯時期的法律一樣，都是防疫站式的，但該國的微生物學家和醫生卻努力追求更科學的方法，並盡其所能追隨西歐的趨勢。
1968年，捷克的微生物學家們被彌漫在捷克生活中的抵抗精神所感染，他們打破了蘇聯的政策，建立了自己的體係。他們不知道西方在控製新的細菌感染方麵做了什麽，但他們意識到蘇聯模式是一場災難。
由於與西方隔絕，捷克人發明了他們自己獨特的製度。根據法律，所有抗生素的使用都必須經過控製微生物實驗室的檢測，比如在布拉格的耶德利科娃實驗室。醫生不能隨意開這些藥，因為這會導致耐藥性細菌的出現。相反，他們必須將痰、血液或受感染的組織樣本提交實驗室進行分析，在那裏可以確定感染的確切性質。
例如，如果實驗室診斷出鏈球菌，醫生會被告知：“好吧，這是鏈球菌。這是我們建議你使用的3種抗生素的清單。”
“建議”實際上是一項命令，布拉格的中央實驗室根據觀察到的細菌突變和耐藥性趨勢定期修改藥物使用指南，該政策在該國各地通常有所不同，反映了當地細菌生態學的差異。
醫院也被告知他們可以使用哪些消毒劑、哪些設備需要消毒。這也反映了微生物實驗室的持續警惕性，尋找對氯漂白劑和其他防腐劑的微生物對抗性的趨勢。
“我們引入了無菌控製的專門實驗室，”吉德利德科夫說，“它是獨一無二的。它將檢測環境以及高壓滅菌器和消毒機的無菌性。”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1989年成功推翻捷克獨裁統治的天鵝絨革命之後，整個體係幾乎崩潰了。
“一些醫生認為抗生素使用政策是不民主的，”吉德利德科夫說。“這些人想要廢除（微生物學）中心。但幸運的是，常識占了上風。甚至抗生素中心的反對者也開始明白細菌不承認民主。”
不久，吉德利德科夫和她的同事們麵臨著一個新的挑戰—自由市場藥物。捷克政府正在逐步擺脫國有化的醫療體製，轉向類似於美國的混合醫療體製。這意味著私人診所、管理式醫療、健康維護組織和個人健康保險都在迅速取代這個世紀五十年來蘇聯模式的社會化醫療。對微生物學家來說，這是失控的信號。
在布拉格久負盛名的擁有3000個床位的大學教學醫院，吉德利德科夫仍然能夠指揮抗生素和感染控製工作，但她對私人醫生開處方的廣泛影響力正在迅速消失。
據捷克衛生部副部長米羅斯拉夫·塞巴克博士所說，出於保護病人性隱私，以及對妓女和嫖客進行非法治療可以賺到大筆錢，捷克醫生冒著失去行醫執照的危險，未經微生物實驗室的檢測和批準就開處方。
在俄羅斯，現代科學的教訓尚未滲透到大多數醫療和公共衛生設施中，當然，克裏姆林宮除外。這就是為什麽你永遠無法說服來自得克薩斯的皮珀斯相信俄羅斯的醫療係統處於混亂狀態。
“地獄，不！”得克薩斯人皮珀斯在博蒙特用他的鼻音宣布，這位60歲的美國大使館電氣工程師說，他在1997年5月9日的主要症狀是“死亡”！
“我想我隻有幾小時了。”他回憶道。憩室炎和腹部穿孔使人們痛苦地彎下腰。但皮珀斯很幸運，作為一名美國大使館雇員，他有資格進入全俄羅斯最先進的設施—克裏姆林宮醫院，也被稱為莫斯科中央臨床醫院。
毫無疑問，在克裏姆林宮的醫院裏，人們會有賓至如歸的感覺—皮珀斯實際上就是這種感覺。皮珀斯從手術中恢複過來看到，豪華地板經過全麵翻修，鋪滿了美國地毯，牆上貼著美國合成纖維的壁紙，漂亮的美國沙發供病人一邊休息一邊看電視，美國護士瑪麗安·赫斯和工作人員的照料，給病人提供了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還有美國雜誌可供閱讀。這一切太過微妙，在前廳，美國星條旗就站在俄羅斯三色旗旁邊。
牆上的一塊匾上寫著：“在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國國際衛生聯盟的支持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第一衛生聯盟的下列衛生保健成員為該單位提供了培訓。”
俄羅斯總統鮑裏斯·葉利欽就是在這裏接受心髒治療和檢查的。這裏70%的病人是國家杜馬的代表、參議員或葉利欽內閣成員和高級職員，其餘30%的患者要麽是像皮珀斯這樣的西方大使館工作人員，要麽是來自俄羅斯新近私有化的大公司和銀行的富有高管，心髒病科主任瑪麗娜·烏格留莫娃說。
烏格留莫娃說：“一部分富人可以在這裏接受治療。出於嚴格的安保要求，我們不希望強盜和殺手在這裏接受治療。”
換句話說，如果你有足夠的錢，你就可以在美國國旗飄揚的地方受到優待—除非你的錢是明目張膽的不義之財。
克裏姆林宮醫院一向提供優質醫療服務。但是要進入這個設施從來都不容易：莫斯科市中心的精英大院，有著精心修剪的庭院和寬敞的建築，周圍環繞著一圈圍牆；入口處有武裝警衛、攝像機和封閉的車道嚴密監視。148
為客戶安全考慮，這是意料之中的。20世紀70年代，勃列日涅夫在這裏接受了中風治療，並於1982年死於心髒病。他的繼任者尤裏·安德羅波夫兩年後因腎衰竭在克裏姆林宮醫院去世；他的繼任者康斯坦丁·契爾年科第二年在這裏接受了心髒衰竭、肝炎和其他多種健康問題的治療，於1985年去世。
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這家醫院已經變成了一個高度安全、花哨的老年護理中心，為蘇聯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老年人提供服務。烏格留莫娃說，它停止了前進，因為對俄羅斯70多歲的老年政治家的治療太容易預測了。
1996年，全世界得知鮑裏斯·葉利欽總統患有危及生命的心髒病。在葉利欽迫切需要的心髒四重搭橋手術中，莫斯科沒有一家醫院達到西方的標準。但不可想象的是，俄羅斯聯邦的總統會因為尋求海外治療而讓該國傷痕累累，讓引以為豪的醫療體係蒙羞。因此，美國政府不僅匆匆翻修了克裏姆林宮醫院的外觀和設備，而且還翻修了醫院員工的結構和技能。
其結果是，該設施比俄羅斯普遍可用的設施高出許多，仿佛來自另一個星球。
在神聖的克裏姆林宮圍牆外，該地區的醫院和診所讓人從驚喜到震驚。149大多數公司的職員都是極少得到報酬（如果曾經有過的話）的人，各種供應都很缺乏，各種設備早已年久失修或被廢棄，許多衛生設施一開始就建得很差。因此，10多年來，醫院管理人員看到的都是修補的痕跡、油漆剝落的牆壁、開裂的地板、塌陷的天花板和破碎的窗戶。
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人考慮到病人的活動能力。莫斯科的中央計劃者規定，該地區的醫院擁有一種尺寸的電梯，但卻有另一種長度不兼容的輪床。在許多醫院，病人必須由親屬帶著上下樓梯，才能到達X光機或其他診斷和治療設備。事實上，沒有一所醫院是輪椅可以通行的。床幾乎都是最簡單的、不可調整的。對於某些手術—特別是墮胎和分娩—麻醉和止痛藥的使用最少，如果有的話。一般來說，疼痛管理並不是重點。
這種情況在1991年之後變得更糟，因為電梯壞了，這迫使生病的人爬樓梯才能從檢查地點到達醫院的病床。食物供應不足，大多數醫院坦率地說，家屬需要向生病的親人提供口糧，就像他們在印度或紮伊爾那樣。
舊的蘇聯醫療係統規模龐大，但完全缺乏效率或成本效益管理。就像1991年後整個地區關閉的高汙染、低效率的工業一樣，蘇聯的醫療模式根本無法適應新的現實。例如，在俄羅斯，有10280家醫院、1601家診所、6107家門診中心和450家大學教學醫院。1995年，俄羅斯人口為1.47億，醫院床位近200萬張，病人與床位的比例為1∶118。1995年俄羅斯的平均住院時間為17天。
一種按服務付費的醫療形式已經出現，病人的支付能力（或物物交換）決定了他們醫療的範圍和質量。對某些人來說，這是一直存在的。在蘇聯時期，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時期，病人被期望為他們的外科醫生提供私下的現金或服務，比如免費的汽車維修或魚子醬和伏特加酒。150但是，1991年之後，情況急轉直下，市場一片混亂，從心髒手術到更換床單，醫生和護士們要求任意設定各種費用。尤裏·科馬羅夫指出，到20世紀90年代末，高加索地區（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的所有醫療保健服務幾乎全部由患者直接支付，每一項服務都預付現金。
科馬羅夫說：“我們仍然生活在無法無天的國家，仍處於泥瓦匠的階段，建設一個我們不知道是什麽的衛生保健係統。”例如，1997年俄羅斯國家衛生保健支出的80%以上都流向了醫院，醫院主要利用這些錢來維持其效率低下、人數過多的員工。
“我們需要改變這種情況。”科馬羅夫堅持說。
在土庫曼斯坦，20世紀90年代見證了衛生保健的徹底變革，衛生部的安娜格莉·蓋波夫等改革者成功地推動改革，徹底取消了蘇聯時代的特權。從1994年到1997年，住院病人的平均住院率降低了4%，蓋波夫說。全國工資單上的醫生人數在慢慢減少，首先是醫學院的錄取變得更加困難，新醫生的執照也越來越少，然後是消除重複的醫療部門。住院床位減少了1/3。國家資助的醫療保健的所有重點從醫院的長期的疾病治療轉向公共衛生。
結果呢？從1990年到1997年，土庫曼斯坦的孕產婦死亡率降低了10%，麻疹發病率降低了1/3，炭疽熱發病率降低了60%，到1996年消滅了所有小兒麻痹症病例。
“我們非常有信心，我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蓋波夫笑著說。
但對於人口450萬的小國土庫曼斯坦來說，這是一條相對容易的道路。在地理或人口障礙更大的國家，醫療改革的挑戰更大。例如，哈薩克斯坦的人口分布非常分散，平均人口密度僅為每平方千米1.5人。塞米巴拉金斯克市社會事務主任巴克海特·圖梅諾娃說。在不斷加劇的經濟混亂中，許多農村診所變成了無法無天的實體，衛生服務提供者向病人勒索巨額金錢，或拒絕提供醫療服務。圖梅諾娃說，為了扭轉這一趨勢，國家建立了一個競爭性招標係統，將小診所私有化，迫使它們參與競爭。
在格魯吉亞，醫療改革遭到了醫學界的抵製，因為醫療機構意識到，當改革完成時，他們中的許多人將會失業。在1990年，格魯吉亞有3.7萬名醫生和5.5萬名護士—專家們說，這足以滿足這個擁有6500萬人口的國家的公共衛生和醫療需求。但是格魯吉亞隻有500萬公民。和所有蘇聯國家一樣，格魯吉亞人過度診斷疾病，住院治療的人太多。
幾十年來，格魯吉亞的醫療係統都是建立在龐大的醫療設施的基礎上，比如位於第比利斯市中心的共和中心醫院。醫生們說，在20世紀80年代，這棟12層樓高、有2000個床位的混凝土建築非常擁擠，病人們常常躺在走廊兩旁的輪**。
1997年，一位訪客發現醫院的所有電梯都壞了，爬了10層樓，水泥台階上血腥的繃帶和醫療碎屑到處亂扔，沒看到一個病人。周圍到處是腐爛的跡象：油氈地板上的許多條卷曲，並在自毀的波浪中起泡，在灰泥牆上開有孔，各種各樣的膠帶覆蓋了大部分窗戶的裂縫和孔，證明麵對陣陣冰冷的風是頂不住的。這家已有30年曆史的醫院正搖搖欲墜。
隨著蘇聯政府從莫斯科頒布法令，地方政府工作人員別無選擇，隻能服從，或者至少看起來是服從。在衛生規劃方麵，莫斯科的命令總是集中在兩件事情上：降低各種傳染病發病率百分比的目標和醫院的建設。
“在過去，他們會在五年計劃上寫‘1957年：必須建造1000個新床位’。然後下一個計劃就寫2000年。這就是計劃的本質，這個國家所做的一切並不是改善健康。”40多歲的衛生部部長阿夫坦迪爾·約本納澤說。由於政策是由追求“巨人症”驅動的，蘇聯把他們的醫療係統置於一個他們負擔不起的螺旋式上升的軌道上。151建設更多的醫院床位意味著要為越來越大的醫院和綜合診所配備更多訓練有素的人員來照料這些床位。到20世紀60年代，醫療係統中的每個人都清楚地認識到供過於求的問題，於是蘇聯人就簡單地擴大了需要住院治療的醫療條件的範圍，並延長了建議的住院時間。
“過去，我們生活在一個有著奇怪的醫療體係的國家，”約本納澤笑著說，“並不都是壞的。但是我們有過多的技術和資本投資。1991年以後，我們不得不設想國家、醫療保健和人民在我們的新社會中所起的主要作用。我們必須評估我們的資源和需求。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將這個垂直係統轉變為水平係統，在國家、管理者和員工之間建立夥伴關係。”
約本納澤說，改革的關鍵是消除防疫站。取而代之的是，他希望建立一個公共衛生和疾病控製係統，這個係統顯然植根於健全的科學。他夢想著去美國疾病控製和預防中心，至少在他的想象中，使用流行病學作為科學工具，為衛生政策提供數據驅動的基礎。這是約本納澤為格魯吉亞設定的雄心勃勃的目標。
這將是一個艱難的挑戰。
九
為了更新我們的國家機構，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出發。首先，學習；其次，學習；第三，學習；然後，看看學會了沒有。學習不應該是一紙空文，或時尚的信仰警句（我們應該坦率承認，我們經常發生這種情況），學習應真正成為我們的一部分，實際上它應當完全成為我們社會生活的一個組成元素。
—列寧，《寧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
1991年，當強硬的共產主義者發動反對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政變失敗時，該國聲望最高的職位是科學家。這座20層的白色大理石俄羅斯科學院是在那場政變發生前4年用陽極氧化的金鋁和鈦建成的，配有切割水晶燈具：它的本意是作為一個科學發現的讚歌。巨大的白色建築在莫斯科河上投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陰影。大樓的頂部是一個奇怪的五層樓高的金鋁鈦結構，在中午的陽光下閃閃發光。
但是，科學院總部屋頂上有個奇怪的、巨大的假雕塑品，那是對一個難以置信的錯誤的拙劣掩蓋。共產黨的建築師們深信蘇聯的科學總有一天會統治世界，於是他們設計了一座50層以上的大樓，並花了一大筆錢購買了格魯吉亞的大理石和極其昂貴的鈦，以充分展示它的輝煌。但還沒建到一半，工程師們就注意到大樓正在下沉。整個建築由大理石堆砌而成，比莫斯科河垃圾填埋場所能承受的重量還要重。為了掩蓋他們在設計這個巨大的爛攤子之前沒有進行地質評估這一可惡的疏忽，建築師簡單地停止了施工，並創造了奇怪的鋁/鈦“雕塑”來覆蓋部分建成的第21層到第25層。
蘇聯解體多年後，學院的總部看起來很淒涼，讓人想起1975年左右一個廢棄的美國購物中心。空****的會議廳和接待區回**著腳步聲，沒有更換的燈泡留下了黑暗的洞穴般的陰影，在皮革填充的門後麵是數百個空辦公室。
1991年以前，蘇聯科學事業的規模是驚人的。
它在質量上的不足被數量所彌補。僅在俄羅斯就有250個民間科研機構，雇用了6萬名科學家。在一些機構中，特別是新西伯利亞以外的機構中，科學家們常常帶有一種特權的自由感，能夠沉溺於那些會使任何一個蘇聯人都進到古拉格集中營的思想中去。152
但那隻是曾經。
1991年後，一切都變了。
20世紀90年代後期，俄羅斯科學家的平均收入為每月50萬盧布（約合88美元），他或她的全部收入也就這麽多。俄羅斯國際科學技術公司眾議院的鮑裏斯·薩爾蒂科夫曾經是蘇聯社會收入最高的成員，他說，俄羅斯科學家的聲望急劇下降，僅獲得國民收入中位數的80%。153在俄羅斯，受雇的研究科學家和技術專家的人數從1985年的340萬下降到了130萬。在20世紀80年代，科學家被列寧勳章裝點著，被譽為社會主義英雄，但是隨著21世紀的到來，根據莫斯科科學研究與統計中心的數據，科學家在公眾尊敬的職業中位居最低職業之列，僅比軍隊高1%。154
1991年至1996年間，至少1.5萬名博士離開了俄羅斯，形成了世界曆史上和平時期最大的人才流失。
俄羅斯科學的崩潰在蘇聯和東歐的大多數國家都有體現，隻有波羅的海小國例外。甚至在蘇聯解體之前，東德科學家就已經清醒地意識到，他們要為與西德先進國家隔絕數十年而付出代價。1989年，在柏林牆倒塌的前幾個月，鐵幕減弱，約40萬東德人得以訪問西德，1%的德國科學家向西遷移。那些去了西方的科學家告訴國內的同事，他們發現自己的技術落後得可憐。特別是，幾乎完全缺乏計算機技能和計算機驅動的研究工具的知識，使東德落後了20年。155柏林牆倒塌後，西德的科學家們震驚地發現，共產黨完全控製了東德的科學，讓教條比物理定律這樣看似無可辯駁的基礎更有分量。156
捷克斯洛伐克從1990年的天鵝絨革命中覺醒過來，意識到在1968年蘇聯入侵後，該國1.5萬名科學家中的大部分人被恐嚇或監禁。在過去的22年裏，隻有捷克和斯洛伐克科學家中的共產主義理論家才獲得了大量的研究經費和有聲望的學術地位。157
從1991年到1994年的內戰結束後，格魯吉亞的1萬多所科學院處於一片混亂之中。幾乎所有的研究機構都斷電，導致所有冷凍的實驗室樣本都被銷毀，計算機存儲的信息也所剩無幾。到1996年，實驗室的設備、銅線、變壓器甚至燈泡都被竊賊洗劫一空。158匈牙利的科學機構迅速縮小，因為聯邦基金幾乎全部消失，國家科學院被迫改組。1985年至1996年間，匈牙利流失了27%的生物學家和化學家，一些人搬到了西部，一些人別無選擇，隻能尋找新的謀生方式。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也采取了類似的做法。159
烏克蘭受到的影響尤為嚴重，因為該國70%以上的科學家在1991年以前受雇於蘇聯軍隊。160
可悲的是，在蘇聯科學巨輪沉沒的同時，該地區民眾的健康和生存卻依賴於醫學思維方向上的創新、研究和方向修正。盡管資金嚴重短缺，但解決方案更多地依賴於政策製定者、醫院管理人員、醫生、護士、流行病學家和生物醫學研究人員對其工作的思考方式的根本改變，而不是現金注入。
“基礎研究科學已經分崩離析。甚至在（蘇聯解體）之前，研究的質量就非常低，”埃琳娜·布爾甘斯卡婭在1997年說，“你不能相信結果。沒有病例對照研究。幾乎沒有合適的統計方法。研究的需求是巨大的！他們必須改變他們正在做的事情，但是他們不能僅僅基於美國或法國的數據。他們的做法必須與環境相適應。”
27歲的布爾甘斯卡婭代表了俄羅斯淪陷的悲劇。在莫斯科接受醫學博士訓練的美麗、精力充沛的布爾甘斯卡婭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在美國主要大學獲得了兩個博士學位，她對自己的世界充滿好奇，工作精力充沛，對現代科學在公共衛生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成熟的見解，雄心勃勃，風度翩翩。然而，她在美國工作，而不是在俄羅斯。她說，她不會很快回國，隻會去看一看。布爾甘斯卡婭是俄羅斯的損失，也是美國的收獲。
“你需要數據來確定你實踐的效率和效果—這不是一個正在使用的概念。醫學院的培訓不包括科學的方法：假設、研究、數據驅動的解決方案。你永遠不會在報告中看到分母……在蘇聯看來，一切都是一門‘科學’—曆史是一門科學，政治是一門科學，哲學是一門科學。任何院士都是科學家。出版的東西太可怕了！”
布爾甘斯卡婭對俄羅斯科學研究的願望清單包括建立關鍵實驗室，以確定致病細菌對抗生素的耐藥性程度，並製定適當的治療策略。她希望能通過測試來確定該地區普遍使用的許多醫療技術是否真的有效，或者是否造成了傷害。
在莫斯科第五兒童醫院，微生物學家瓦列裏·斯特羅加諾夫很想回答一些布爾甘斯卡婭提出的問題。但這位34歲的科學家還有一個更基本的問題：他找不到合適的培養基來培養細菌，他甚至找不到合適的生物用品來進行簡單的抗生素耐藥性篩選。
“這就是為什麽俄羅斯微生物學家不可能清楚地解釋他們工作的結果，”斯特羅加諾夫說，“我們沒有任何工具。”
在烏克蘭、俄羅斯、白俄羅斯和愛沙尼亞，擔心艾滋病和肝炎的醫生們迫切地想要得到有關藥物濫用的信息：在該地區使用的奇怪的混合物—可能包括像丙酮這樣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化學物質—比西方流行的同類麻醉劑更容易上癮嗎？如何預防和治療這些上癮呢？
“吸毒者來找我們尋求幫助。他們注射的是溶解在丙酮中的海洛因和鴉片，並使用稀釋劑。”愛沙尼亞塔爾圖艾滋病信息和支持中心的斯維特麗娜·丹克斯說：“答案是我們不知道。和其他事情一樣，我們也不知道。”
丹克斯希望看到在該地區對幾種建議的方法進行更嚴格控製的科學測試，但這並不是該地區政府的優先事項。而且沒有錢。
在過去，蘇聯的加馬利亞研究所是該國頂級的醫學科學機構。然而，1991年後，加馬利亞將大部分土地和辦公空間租給了三流企業家、一家啤酒廠和一個停車場，以支付稅款、暖氣和電費。該公司董事謝爾蓋·波佐羅夫斯基說。
“過去我們的資金是有保障的。”加馬利亞的科學家亨利·多爾戈夫說。“但有些工作可能不是最好的。今天我們必須為資金而競爭。我們必須學習撥款程序。我們必須學會競爭。事情就是這樣。”
在莫斯科，物理學家邁克爾·阿爾菲莫夫正在竭盡全力為俄羅斯創建一個競爭性的撥款程序，其模式模仿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從國會獲得資金的方式。自1994年以來，說著一口流利英語的阿爾菲莫夫一直領導著俄羅斯科學聯合會，並以華盛頓特區的國家科學基金會為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