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
在波希米亞采訪妓女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人會說話。甚至拍照都會招致抗議和威脅。吉拉瑟克說，1996年在E-55上拍照的一名德國攝影師遭到槍擊，但沒有受傷。
婦科醫生帕夫拉·維塔法斯科娃在布拉格的“無風險的快樂”組織工作。她說，布拉格的感染率不像波希米亞那麽高，但也在穩步攀升。更糟糕的是，即使是她的組織也無法通過皮條客和黑手黨來教育和檢測妓女。
維塔法斯科娃說：“女孩們經常挨打。皮條客不想讓我們跟他們說話。有些人隻有16歲。在主火車站附近有一個區域，那裏有許多無家可歸的婦女。他們經常從斯洛伐克來找工作，但是找不到工作。女孩們生病了，無家可歸。他們在廁所**。有時隻是為了一碗湯。我們發現一名斯洛伐克女子患有二期梅毒。”
該地區公共衛生研究所的首席流行病學家約瑟夫·特馬爾博士在1997年發現證據表明，“**不羈的性病流行似乎已經遠遠超出了賣**圈，並影響到所有性活躍的年輕人。我們看到尋求性病谘詢和治療的人數在增加，其中大多數是青少年和非常年輕的成年人。”
“我們確實看到了吸毒者和妓女之間的聯係，”特馬爾說，“對女孩來說，吸毒和賣**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一些女孩說她們隻有在毒品的刺激下才會賣**。花500德國馬克，你可以從土耳其商人那裏買到一個（奴隸）女孩，皮條客買下女孩，然後強迫她們永遠做妓女。這些女孩吸毒，她們沒有證件。”
捷克全國梅毒患病率從1986年的50/10萬人上升到1996年的320/10萬人。博胡瑪·克裏茲是國家流行病學和微生物學中心的負責人，該中心相當於捷克的疾控中心。1995年，捷克共和國的首例先天性梅毒病例被寫進了公共衛生記錄。“糟糕！”克裏茲喊道。
俄羅斯的每一個城市都出現了規模可觀的賣**街或社區，那裏有年輕妓女、女皮條客和男匪徒組成的複雜網絡，為當地和出差的商業客戶提供服務。
在莫斯科紅場前的一個冰冷的夜晚，漂亮的烏拉以她十幾歲的魅力吸引了顧客。身穿黑色外套，黑色緊身漆皮褲子，高跟靴子和熒光粉馬海毛緊身毛衣的烏拉看起來像是美國郊區的少年女王。她說她18歲，但是她撒謊能力很差，說的時候臉紅了。她看起來不超過15歲。烏拉說，1996年夏天，她離開距莫斯科東北約800千米的寒冷的錫克特夫卡，以改善自己的生活。
現在她站在旅行者酒店前，向在她旁邊的駕車男人們招攬生意。當他們找到烏拉嚴厲的35歲“媽咪”（她的皮條客）的那一刻起，就商討了地方和價格，那是烏拉下一小時工作的細節。如果男人給的價格合適，烏拉可以拿走50%的提成，在酒店或莫斯科迪斯科舞廳**1小時，要價150至200美元。她的女皮條客堅持讓女孩們用親切的俄語稱呼她為“媽咪”，她的收入則占了另一半。一個典型的莫斯科大夜總會每晚有10到20個女孩工作，有時候一個晚上能賺到超過5000美元。但是，在這樣一個沉悶的冬夜裏，即使是“媽咪”都必須努力爭取足夠的顧客來支付她的開銷：賄賂酒店，並向坐在暴躁的梅賽德斯車上的當地暴徒支付報酬，這些暴徒會幫忙把那些行為古怪的顧客或沒錢付賬的嫖客暴打一頓。
幾個街區之外，瑪麗娜在俄羅斯杜馬立法大樓前為她的6個姑娘拉皮條。這位藍眼睛的褐發女郎已經做好了禦寒的準備—畢竟，她並沒有出賣自己的身體。瑪麗娜說，她去年遇到了“一些財務問題”，所以在1997年冬天，24歲的她當起了“媽咪”。十幾個皮條客在男人靠邊停車的時候和瑪麗娜搶生意。身著迷彩服的杜馬保安人員隻是看著，什麽也沒做。
“杜馬就在街對麵。如果他們什麽都做不了，我們又能做什麽呢？自從1980年奧運會舉辦以來，情況就一直是這樣。現在更加開放了。人們曾經害怕，但現在我們有了民主。”
她的小夥伴—也叫薩沙—笑著說：“這就是你們的民主！”
莫斯科的賣**活動並不隱蔽。女孩們，她們的”媽咪“，還有那些保護她們的暴徒，在高速公路上，在火車站裏，在國家神聖的紅場和杜馬前，在迪斯科舞廳和賭場裏，在酒店的酒吧裏，日夜都可以看到。在莫斯科最高檔的夜總會，高級妓女一晚的“娛樂”收費為1500美元。另一端是莫斯科環城公路沿線的婦女，她們每晚隻要50美元，甚至更低，這些女孩是非法移民，無家可歸，她們為了能吃得起火車站2美元的街邊餐不得不出賣自己的身體。137
白天，在莫斯科擁擠不堪的街道上，被遺棄或離家出走的孩子們在車流裏亂竄，兜售妓女小冊子和“熱辣**”的傳單。10歲的小女孩娜塔莎說她住在大街上，顯然已經幾天沒洗澡了，她在普希金廣場周圍的汽車中跑來跑去，叫賣一本介紹莫斯科妓女的書。138
“給我5萬盧布（約合8美元），”娜塔莎要求道，“它會告訴你地址、價格，等等。”
一個像費金一樣的教唆犯在人行道上偷偷摸摸地走著，對娜塔莎和其他幾個顯然無家可歸的小女孩大喊大叫：“快點！多賣點！當心警察！”
娜塔莎驚恐地看了那人一眼，說她怕警察，之後就從契訶夫地鐵站的樓梯上衝下來。
小娜塔莎顯然不識字，但如果她能夠認字的話，她就會知道這本是由愛德華·馬克西莫夫斯基撰寫《反妓院指南》。馬克西莫夫斯基在令人沮喪的頁麵中詳細介紹了莫斯科性工作者的恐怖生活，強調了是脅迫和恐懼把女性帶入了賣**行業並被迫繼續這種生活，盡管這對婦女的健康和福祉造成了明顯威脅。例如，馬克西莫夫斯基寫道：“1993年春天，莫斯科河冰融化時，發現了6具女性屍體。這是對所有女孩的警告：這就是試圖逃離的命運。”139
交警經常坐在“媽咪”中間執法，他們指揮交通和開停車罰單，很少逮捕妓女，從不毆打來訪者。1997年9月是莫斯科建城850周年，市長將最明目張膽的紅場賣**活動區從市中心遷出。盡管這暫時減少了肉體交易對莫斯科的視覺衝擊，但並未影響該行業對健康的影響。當然，妓女隻流離失所了幾個星期。
據衛生部統計，1988年，俄羅斯登記在冊的梅毒病例總數為5704例。1996年登記的病例達到驚人的386935例，在8年內增加了68倍。140根據1996年141英俄聯合分析報告顯示，蘇聯追蹤並強製登記已確診梅毒病例的所有性伴侶的係統實際上已經崩潰，其他醫療係統也一樣。此外，在俄羅斯的許多地方，被稱為“皮膚性病學服務處”的機構已經沒有資金購買藥物，現在向患者收取高達300美元的28天梅毒療程費用。
越來越多的梅毒患者不想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名單上，同時又缺乏支付國家醫生的資金，因此他們要麽轉入地下接受治療，要麽根本得不到治療。即使在最好的條件下，梅毒也很難在女性身上被診斷出來，因為感染隱藏在她們的生殖道深處，可能潛伏多年，傳染給她的胎兒和性伴侶，然後在女性身上引起明顯的難以治療的症狀。隨著俄羅斯舊的梅毒篩查係統的惡化，婦女健康和一般公共衛生的風險都在上升。
但是，即使是正式報告的病例數量（嚴重被少報）也令人不寒而栗。
1995年，全國18至19歲男性和女性的梅毒患病率分別為359/10萬人和922/10萬人。142（通過比較，該年齡段的美國男性/女性梅毒綜合感染率為13.7/10萬人。）
1996年全國梅毒患病率為221.9/10萬人，是美國的37倍。莫斯科的人口規模與紐約相當，官方報告的梅毒病例有2萬例。當年美國人口為2.6億，全國的梅毒病例不到1.7萬例。
當人口統計學家研究梅毒的數據時，最讓他們感到困擾的是梅毒病例的上升曲線是如何急劇上升的—幾乎呈90°角。1994年全國發病率為81.7/10萬人，到1995年為172/10萬人，1996年達到221.9/10萬人，1997年梅毒發病率達到330/10萬人，俄羅斯的梅毒發病率躋身世界前十。甚至在莫斯科以外的地區，發病率也在飆升。例如，伊爾庫茨克的官方數據顯示，在西伯利亞中型城市伊爾庫茨克，從1995年到1996年，梅毒報告病例上升了78%，每10萬人中有422人感染梅毒。
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官員們在瑞士日內瓦的辦公室裏緊張地觀察著這一情況，他們確信俄羅斯的官方數字將梅毒的真實發病率低估了10%至20%。到1998年，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遺憾地報告說，每400個俄羅斯人中就有一個人患有梅毒，這種疾病的發病率是西歐的500倍，自1991年以來，先天性梅毒的發病率上升了30倍。143他們在其他蘇聯國家，特別是烏克蘭，也看到了同樣令人不安的性病趨勢。144
在烏克蘭，性病流行是由於13至21歲年輕人的活躍的性活動造成的。盡管自1990年以來，30歲以上的烏克蘭人梅毒發病率穩步上升，但仍低於180/10萬人。然而，在青少年中，這個率就像坐著火箭飛向月球一樣飆升，尤其是女孩。
根據烏克蘭衛生部的數據，14歲及以下的女孩每10萬人中約有600人感染梅毒。自1993年以來，15至16歲的女孩感染梅毒的比率在每10萬人1550至2000例之間波動。這就意味著，在烏克蘭，每56個甜美的女孩中就有1個不僅在性方麵很活躍，而且在與足夠多的男性伴侶的交往中感染了梅毒。1995年，青少年男女的梅毒和淋病合並發病率估計為4500/10萬人。但到目前為止，大多數青少年梅毒患者仍是女性。
“我總是讓我的顧客使用**。”一個穿著熱褲、及膝長靴和毛皮短上衣的14歲女孩說。她笑著，向另一個在敖德薩愛樂音樂廳前工作的十幾歲的妓女會心一笑。女孩們都聲稱使用**，但事實是，她們隻是向那些拒絕使用**的顧客收取更高的費用。
這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穿著熱褲的女孩，是一個有組織的隊伍中的一員，這個隊伍由50名妓女組成，她們在莊嚴的“愛樂樂團”前招攬顧客，“快速**”收費50美元，整晚調情收費100美元。根據為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和敖德薩州立大學製定**易計劃的心理學家瓦萊麗·基諾夫的說法，在敖德薩充滿活力的性產業複雜的等級結構中，“愛樂樂團”的女孩屬於中產階級。在敖德薩寒冷的冬季，大約有2000名女孩做妓女。但到了夏天，這個海濱城市成了烏克蘭的熱門度假勝地，妓女的數量增加了1倍多。
基諾夫發現了6個不同社會階層的妓女。大多數是年齡在11至17歲之間的年輕女孩，每周放學後都要在街道上做2到3次他所謂的“混亂的妓女”。她們通常每周賺39到50美元，還使用**。
第二組的平均年齡為26歲，通過女性皮條客工作，往往有穩定的客戶。基諾夫說，在他的3年研究（1994年—1997年）中，2/3的這些女性至少有一種性病。
最**的群體被稱為“安撫者”，他們往往聚集在工廠和大型工作場所周圍，每周為20至40名客戶提供服務。這個群體的平均年齡是19歲，幾乎所有人都在某一年患上了性病。
幸運的女孩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行事：要麽是混跡於高檔的“愛樂”人群中，要麽是頂級應召女郎，為在敖德薩的倫敦斯卡亞和其他所有精英酒店裏經營業務的黑幫成員辛苦工作。
但基諾夫說，“最脆弱的群體卻也是最龐大的，占敖德薩性工作者的一半以上。她們在特定的街道上工作，平均年齡為18歲。她們最有可能被打，被強奸，被虐待。她們買不起安全套（每個隻要25美分左右），當你和她們談論‘安全性行為’時，她們認為安全意味著避免挨打。她們完全不知道你在跟她們說性病和艾滋病。”
這些人中有一半注射了當地的鴉片製劑，近年來這些妓女的平均年齡一直在下降。
“去年夏天我看到這群體中有9到10歲的少年在工作，”基諾夫說，“一些七八歲兒童甚至為了大約2美元在學校的角落與成年男性速戰速決。”
這一地區的性傳播疾病暴發令人震驚145，145個國家的政府和聯合國機構都沒有製定公共衛生戰略來解決這一問題。1998年，莫斯科醫學院的流行病學家尼古拉·布裏科說：“莫斯科的形勢嚴峻。在過去的7年裏，俄羅斯聯邦的梅毒發病率增加了50倍。兒童和青少年梅毒病例增加了40倍，先天性梅毒病例增加了30倍，這引起了特別的焦慮。”
1998年，在16至20歲的女孩中，梅毒的最高發病率在某些情況下是美國發病率的2000倍。白俄羅斯衛生部的巴拉巴諾夫說：“不幸的是，我們的政府沒有足夠的財政、技術或人力資源來獨自抗擊性病流行。所以我們認為國際社會的援助至關重要。”
20世紀90年代末，在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日內瓦總部，公共衛生專家們正忙著製定策略，防止由妓女引發的流行性病和靜脈吸毒者中迅速蔓延的艾滋病病毒或肝炎危機不可避免地結合在一起。梅毒的發病率高得驚人，主要集中在14至20歲的女孩身上，而艾滋病病毒或肝炎的發病率在同年齡段的男孩和女孩中也在飆升，一場艾滋病災難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德國科學家卡爾·德尼在他小小的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辦公室，嚐試協調橫跨12個時區的預防工作。德尼睡眼惺忪、身體抽搐，很明顯是睡眠不足，他聲音裏的急切表明他真的很焦慮。
“他們（蘇聯國家）對開展工作、行動和谘詢一無所知。他們隻會說‘信息！信息！’當我說，信息並不足以改變行為時，他們說‘好吧，那還有什麽？’可以想象，他們根本沒辦法開展任何工作。”
他們為什麽會這樣？在防疫站的鼎盛時期，“開展工作”包括強行召集公眾並使所有人接受並認為這是值得幹預的。戒毒學家隻接受了囚禁患者的培訓，培訓了性病學家如何最大限度地培養羞恥感，以限製疾病的傳播。同伴教育、說服和不帶評判的行為幹預等公共衛生幹預技能在該地區無跡可尋。
“他們讓我去找那裏的人，但就是找不到，”德尼大聲說，“那裏有幾百萬妓女，也沒有一個可以接近妓女的項目。”
在非洲從事這類工作多年後，德尼對東歐的困境感到震驚：他在非洲國家開展防止毒品和性病危機項目時，都沒有遇到過如此嚴重的公共衛生技能限製和社會障礙。
“我認為我們在這裏有一個機會之窗，我仍然希望我們能夠防止流行病的發生。這是非常新穎的，”德尼說。然後他垂下肩膀，總結道，“但我擔心不會真能成功。”幾個月後，德尼對形勢感到心煩意亂，離開了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成立了一個私人組織，專門培訓俄羅斯人和其他蘇聯人的公共衛生技能。
巴西研究員路易斯·洛雷斯在戴尼的大廳裏設有一個辦公室，盡管他在拉丁美洲預防艾滋病方麵遇到了嚴峻的挫折，但他和德尼一樣，也認為蘇聯國家是令人沮喪的挑戰。
“首先，”洛雷斯指著散布在他那堆滿數據的辦公桌上的圖表說，“看看經濟學。例如烏克蘭。1992年，烏克蘭的‘人類發展指數’得分為60。”這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編製的一項指標，得分越高，表明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的各個方麵，進步越大。“一年後，也就是1993年，這個數字降到了19，在1994年降到了17。”
洛雷斯繼續說，現在再加上25萬靜脈吸毒者和數百萬少年妓女，很明顯，到2001年烏克蘭將有2萬名艾滋病患者。
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主任，比利時的彼得·皮奧特，是個醫生，自20世紀80年代初艾滋病病毒首次出現以來就一直在與之鬥爭。他目睹了流行病在一個又一個國家的演變。他從經驗中知道，隻有一件事可以避免蘇聯地區的災難—“政治領導”。
皮奧特總結說：“從根本上說，世界各地的問題都在於公共衛生領導。沒有領導和政治承諾，‘預防艾滋病’是不可能的。”因此，在1997年末，皮奧特前往該地區，會見了葉利欽和其他蘇聯國家的領導人。他參加了達沃斯經濟峰會和1998年的八國集團會議。他懇求世界上最有權勢的政治領袖們，請他們在前鐵幕國家的土地上畫一條線，說：“不再有艾滋病病毒。”
在八國集團會議上，葉利欽、跨國公司領導人、世界銀行以及所有新獨立國家的領導人都點頭同意，發布了大膽的決議，並書麵支持皮奧特在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工作。
但具體來說，他們什麽也沒做。
八
俄羅斯的特點是大多數人都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保障工資少得可憐，保障藥品糟糕透頂。那些不習慣在自由條件下生活的人，都在懷念他們失去的東西。
—安德烈·辛亞夫斯基146
20世紀90年代突然麵臨那些傳染病災難，醫生們不能再像十年前那樣自以為是了。在蘇聯時期，醫療護理被外包給獨特的專業中心；酗酒者和吸毒者被送到戒毒所；結核病患者到療養院；傳染病病人則到那些位於農村地區的傳染病診所就診，以保證那裏病人的病菌不會引起城市傳染病。甚至普通的感冒和輕微的流感病例都被隔離在隔離設施內，工人們不必在生病的時候辛苦地工作，但在痊愈之前都要與家人相隔兩地。這樣一來，蘇聯公共衛生規劃人員就相信風險被隔離了，因而傳播風險有限—整個社會不需要害怕梅毒、結核病或白喉，因為所有的攜帶者都被例行地聚集起來、安置在隔離設施中。
這是一個與蘇聯政治控製有很多共同點的係統。持有異端思想的人同樣被聚集起來，關進集中營，以免他們的顛覆性思想汙染大眾。在近70年的時間裏，它一直是起作用的。
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早在蘇聯解體之前，醫院就麵臨著醫生們知之甚少的新威脅：有抗生素耐藥性的細菌、無法治療的耐多藥的結核病、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1991年之後，這一趨勢加速，增加了許多曾經受到控製的古老傳染病和人類新的災難—艾滋病。這些微生物並不尊重醫院的隔離係統：傳染病並不會順從醫生的要求隻在指定的設施中出現。而且病人越來越不願服從於隔離係統，他們更願意待在家裏有親人陪著，而不是在醫學隔離集中營熬上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尤其是設施的資金有所減少，住院治療經常性要麵對無聊、冰冷的房間，每天無所事事，也基本沒什麽吃的。
因此，20世紀90年代表明，該地區需要一種公共衛生休克療法，在這種療法中，防疫站要麽消失，要麽轉變為一種極為有益的流行病服務和監測服務。其中，隔離病人和疾病的概念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所有衛生保健設施中嚴格的、全麵的感染控製標準，其中假定每個病人都可能是一個微生物攜帶者，因此預防措施需要標準化和普及化。例如，在1999年，當某地區正遭受無明顯症狀也可能被具有傳染性微生物引起的嚴重流行病侵襲的時候，所有急診室的醫生都能夠在不戴防護手套、長袍、護目鏡或眼鏡的情況下自信地治療任何病人。
新時代還表明，迫切需要減少患者住院的時間，以降低成本和風險。如果病人在醫療設施中待的時間短一些，他們最終會活得更久，因為他們在那裏會接觸到其他病人攜帶的細菌和病毒。
社區公共衛生的形象需要馬上改變，從蘇聯的家長式作風變為一個新模式，承認個人有權利拒絕接種疫苗，會籌資用於修複供水係統，會堅持適當使用抗生素，會提供靜脈吸毒者康複服務，會通過宣傳**提升安全性行為，會提供其他保護社會的預防幹預措施。個人擁有的拒絕權利再也不能被國家力量所壓倒，隻有借助說服、同伴教育、健康營銷和常識的力量才行。
但改造整個龐大的基礎設施並非易事。雖然蘇聯已經不複存在，但它的公共衛生機構和官員們仍然存在。
該係統在1999年大部分還是按照1937年最初設計的模式執行，其工作原理是這樣的：醫學生和未來的流行病學家從18歲開始在不同的機構接受培訓，很少相互交流。一旦這些流行病學家出師，他們就會加入防疫站，在那裏，他們被訓練得“像警察一樣來到醫院，帶來悲傷”，在俄羅斯訓練過，就職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際衛生聯盟的埃琳娜·布爾甘斯卡婭說：“因此，醫生們學會了把流行病學家視為威脅。”
“對感染的監測根本不是基於實驗室，”布爾甘斯卡婭說，“它是被動的。他們（防疫站）會等待醫生報告（在醫院獲得的）醫院病例。但在舊製度下，如果醫生與感染有任何關係，他們就會受到懲罰。所以，作為一名醫生，一般隻有瘋了才會報告病例。”
在約瑟夫?斯大林的統治下，蘇聯的每一個係統都必須由共產黨控製的平行機構進行監控。對於醫療係統來說，這個機構就是防疫站。作為一名醫院管理人員，能否生存完全取決於能否向防疫站提供樂觀的報告，而不是在你的心髒手術後病房暴發耐抗生素葡萄球菌感染後上報消息。
更糟糕的是，防疫站的整個處置流程是基於錯誤的生物學理論進行的。它的“感染”概念是一種環境概念，與古希臘的“瘴氣”（意思是“糟糕的空氣”）並沒有太大的不同。細菌在空氣中四處傳播，肮髒的環境導致疾病的發生。蘇聯的醫院被要求花費大量人力去刮牆上、天花板和地板上的任何薄膜或汙物來采樣。醫院微生物實驗室投入了70%到90%的資源來仔細檢查這些樣本的細菌汙染。
如果發現有汙染物，防疫站就會衝進來，有人可能會因此下台。
如果疾病在醫院裏傳播，就會引發一場瘋狂的混亂，防疫站就會四處搜尋導致細菌傳播的肮髒牆壁或地板。
如果患者對一線治療沒有反應，那麽治療通常遵循一個經驗過程：A計劃沒起作用，轉到B計劃。很少有病人的樣本被送到實驗室，並被要求找出A計劃失敗的原因。
“事實上，（在蘇聯）沒有人是診斷、管理和預防院內感染的臨床專家。”波士頓兒童醫院的傳染病專家埃德·奧魯克在20世紀90年代穿梭於俄羅斯和其他蘇聯國家之間，試圖傳播西式感染控製的福音。
“我們在這裏談論抗生素的濫用，但我們這裏，通常是使用強效藥物來治療簡單的感染，”奧魯克說，他也在哈佛醫學院任教，“而在那裏，他們隻是簡單地把一個加到另一個上麵，沒有任何特別的理由……當病人病情惡化時，他們隻需要在治療方案中加入另一種藥物。”
奧魯克的主要信息是，如果按照蘇聯政權時期所教導的方式，每個人都停止使用抗生素，並改善醫院衛生條件，那麽更多的病人將會從簡單的細菌疾病中存活下來，醫院內患此類疾病的人將會更少，這既可以拯救生命也能省下金錢。
沒有辦法量化俄羅斯或任何其他蘇聯國家的醫院感染和抗生素耐藥性的程度。第一是院內感染無法量化，因為斯大林時代的感染控製體係太嚴苛，以至於醫生很少報告病例。第二是耐藥性無法量化，因為很少有臨床實驗室有足夠的供應或技術來進行藥物敏感性檢測。
然而，很明顯，耐藥微生物的傳播正以驚人的速度進行著，而伊拉克裏的悲劇故事—被鏈球菌感染的格魯吉亞青少年—每天都在變得越來越普遍。
在莫斯科的俄羅斯衛生部中央微生物實驗室，尼娜·塞米娜和維克多·馬雷耶夫博士對來自俄羅斯各地病人的細菌樣本進行了篩選。他們的方法能夠確定存在哪些種類的突變微生物，但不能確定它們導致人類疾病的頻率。盡管存在缺陷，但他們已經發現了令人不安的證據，表明抗生素耐藥性正在迅速擴大。
自1993年以來，莫斯科的科學家們發現了新的耐藥菌株，包括葡萄球菌、克雷伯氏菌、肺炎球菌、傷寒沙門氏菌（傷寒的起因）、誌賀氏菌（痢疾）和霍亂。到1994年，送到他們實驗室的所有葡萄球菌樣本中，超過10%是耐甲氧西林的，3%的肺炎球菌是耐青黴素的。
馬雷耶夫說：“現在這正成為一場真正的危機。”
在烏克蘭，情況也差不多。基輔的格羅馬舍夫斯基流行病學和傳染病研究所的安納托利·夏皮羅說。“我們的醫生，也許這是他們教育的一個缺陷，但他們的第一個想法不是去實驗室。他們隻是開處方，看看會發生什麽……現在烏克蘭充斥著新的西方抗生素；醫生們不了解—頭孢菌素之類的東西。”
夏皮羅說，在烏克蘭各地，鏈球菌和假單胞菌產生了廣泛的多藥耐藥性。氨苄西林（氨苄西林）不再對腸球菌有效。每增加一層抗生素耐藥性，細菌的治療就會變得更困難，也更昂貴。隨著醫生們將他們的武器從簡單的青黴素升級到強大的廣譜抗生素，這有點像從一個專家狙擊手開始，最終使用全麵的空中戰略轟炸行動。附帶的損害，以被破壞的胃、腸、肝、腎和其他器官的形式增加，往往與其他藥物一樣必須由醫生管理。在烏克蘭這樣的國家，醫生對這種抗生素附帶的傷害並不熟悉，也不知道如何治療。1991年以後，盡管各種各樣的替代抗生素隨處可見，但病人還是不得不花錢買抗生素，而且人們幾乎沒有人擁有現金。結果，許多細菌感染無法治愈。
新西伯利亞州立醫院的微生物學家維拉·伊莉娜從1994年開始跟蹤西伯利亞的抗生素耐藥性。當時，該地區的兒童突然出現了許多無法治療的感染，她說，“這是一個真正的問題。我們乞求人道主義援助。”
美國默克、夏普和多美製藥公司為細菌敏感性測定提供了實驗室耗材，伊莉娜發現，整個醫院（實際上是整個西伯利亞）的葡萄球菌都對甲氧西林（一種重要的抗生素）耐藥。她還發現有證據表明，鏈球菌不僅對第三代頭孢菌素（羅維納在格魯吉亞為可憐的伊拉克人求的藥）具有抵抗力，而且還對更昂貴的新型第四代頭孢菌素具有抵抗力，這些藥在1993年前西伯利亞也沒有。
那時，她開始在新西伯利亞醫院四處搜尋，試圖找到這些新的致命微生物的來源。她尋找了受感染患者之間的聯係，並注意到那些具有耐藥菌株的患者往往在燒傷病房的機械呼吸器上花費了很長時間，他們也許是新生兒重症監護室的嬰兒。
但在1997年春天，她的調查陷入了停滯，因為她沒錢買培養基來完成她的研究。
米哈伊爾·嚴博士說，這是一個完美的案例，它說明了蘇聯地區的醫學界在20世紀90年代遭受的苦難，因為他們在過去的7個世紀中一直與科學界隔絕。畢竟，眾所周知，燒傷科、新生兒ICU和機械呼吸機是醫院感染的主要來源。但這並不是因為那裏在“生長”某種微生物，而是因為這三個地點的患者和設備都需要與醫生、護士、勤雜工和家屬們無手套接觸。
布裏亞特共和國烏蘭烏德的流行病學家米哈伊爾·嚴解釋說：“我們與國際經驗的聯係非常有限。世界衛生組織的公報、醫學期刊、科學書籍，我們從來沒有見過。我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怎麽運作的。根本無從得知。”
信息差距有多嚴重？以洗手為例。
從世界上大多數地方的最貧困到最富裕的醫院，醫生和護士都明白，在接觸任何患者或會與患者接觸的設備之前，必須用消毒肥皂徹底擦洗手和前臂。理想情況下，醫療人員最好每天戴上一次性乳膠手套來代替數百次擦洗，為每位患者或每個過程戴上不同的手套。
戴手套和擦洗的原因是，人的手是人與人之間細菌傳播的主要媒介。缺乏手部清潔意識就很容易發生傳播，例如，瓊斯太太胳膊上的葡萄球菌會順便到了史密斯小姐的嘴裏—布朗檢查了瓊斯的傷口後沒洗手，然後把溫度計放在史密斯的舌頭下麵。
這似乎非常顯而易見。然而，對於在舊政權下接受培訓的醫生和護士來說，這是一種革命性的思想。
布魯克林科尼島醫院前執行主任霍華德·科恩說，“我無法告訴你我對他們缺乏感染控製感到多麽驚訝。”他指的是敖德薩、莫斯科和基輔的醫院。“在手術室裏他們反複使用肥皂，反複使用毛巾。外科醫生從一個病人到另一個病人間穿梭也不洗……他們認為空氣中細菌孢子的感染是關鍵，但他們真的不知道髒手才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