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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羅斯國家流行病學家弗拉基米爾·葉裏明舉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經濟蕭條的工業城市斯韋特洛戈爾斯克，人口為7.2萬，直到1997年1月都沒有發現艾滋病病毒病例。然後，突然間，出現了800名年輕的吸毒者，葉裏明估計，在這個肮髒的城市裏，每9個居民中就有1個感染了艾滋病病毒。126
更糟糕的是，日內瓦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科學家們發現了10種已知的艾滋病病毒亞型中的8種，它們分布在從白俄羅斯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從北部的波羅的海國家到多瑙河和第聶伯河沿岸的東歐國家等廣泛區域。這反過來又引起了人們的擔憂，人們擔心在這個人來人往的地區，這種疾病會在基因上重組，形成新的形式。
艾滋病病毒是世界上變異最快的病毒之一，它對目標人群的變化反應迅速。例如，世界上大多數受感染的吸毒者和男同性戀者攜帶的是艾滋病病毒的B亞型，而非洲和亞洲的妓女主要攜帶的是C、D、A和E亞型。
但是，世界上隻有一小部分艾滋病患者進入了社會圈子，從而得以接觸到迥然不同的艾滋病病毒亞型，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幾乎沒有人同時在體內攜帶兩種或兩種以上的亞型。當這種超級感染發生時，艾滋病病毒就有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它可以將RNA的基因片段從一種亞型轉移到另一種亞型，創造出新的基因形式，包括能夠感染更廣泛的細胞類型、戰勝某些藥物或導致更嚴重的疾病。
不出所料，1997年俄羅斯加裏寧格勒確實出現了一種新的艾滋病病毒。新菌株是B和A亞型病毒的混合體。A亞型與之前在敖德薩靜脈吸毒者中發現的毒株完全相同；B亞型的起源尚不清楚。這種新病毒包含了這兩個亞型的遺傳能力。127
日內瓦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病毒學家薩拉丁·奧斯曼諾夫說：“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現在看來，東方將成為過去15年來全世界艾滋病病毒所有危險因素的大熔爐：亞型、性、靜脈注射吸毒者、醫院傳播。”
所有這些病毒的多樣性意味著艾滋病病毒曾數次從世界各地進入該地區。奧斯曼諾夫說，該地區至少發生了5次流行，反映了5個不同的時間和地點，在那裏引入了特定的菌株。
令人懷疑的是，這5種是否會繼續發展？專家說，很明顯，除了由毒品主導的主要疫情之外，還有一種迅速發展的異性戀主導的疫情，這種流行可能在任何地區都有爆炸性，包括泰國，該國的感染率從1989年的少數病例上升到1991年妓女中有70%的感染率。
“你真的需要了解歐盟東部的性網絡的本質，從而來了解該地區的潛在的趨勢。”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路易斯·洛雷斯說，“很明顯，多個性伴侶的比例比西歐要高。雖然沒有人知道性工作者的人數，但這個數字很大，而且還在增長。”
他補充說：“這一切都是動態的，目前的形勢很難預測。”128
耶澤克說，盡管有這些可怕的信息，政府官員仍然拒絕采取適當的措施來減緩艾滋病病毒在靜脈吸毒者中的傳播。
耶澤克解釋道：“在蘇聯時期，官方不允許吸毒。所以這些人都在地下。如果人們生活在地下，你就無法接觸到他們，無法教育他們。”
該地區最強大的反艾滋病項目是在捷克共和國的布拉格，由瑪麗·布魯德科娃博士管理著的一個國家艾滋病實驗室，該實驗室收集並分析了自願在保密或匿名環境下提供樣本的人的血液。這些感染者得到了免費的治療、谘詢和安全性行為教育。
與此同時，在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的支持下，街頭艾滋病教育通過針具交換中心開展，學校課程中也加入了安全性行為教育。
自1997年中期以來，捷克共和國隻確診了318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95人已經患上了艾滋病。布魯德科娃用“警惕，但不是恐慌”來形容該國對艾滋病的情緒。
格魯吉亞政府由於內戰後的經濟絕望而資金極度匱乏，在規模上無法與捷克政府相比，但至少在意圖上采取了類似的做法。滕吉夫·采爾茲瓦澤領導了這個高加索國家的反艾滋病工作，他通過首都第比利斯的一個小實驗室進行協調。
采爾茲瓦澤自豪地說，該教育和自願測試計劃是與布魯克林下州醫療中心的傑克·德霍維茨博士合作完成的，他指出：“這是一個非常文明的計劃。”
但是，在這個飽受戰爭折磨的國家，還有其他問題，像采爾茲瓦澤這樣的醫生必須應對，其中包括可能有問題的公共血液供應。例如，在第比利斯，隻有不到一半的血液製品是已經完成針對艾滋病病毒或肝炎篩查的血清或血漿。
據采爾茲瓦澤的工作人員稱，1996年，在5萬名血庫獻血者中，隻有1.7萬名接受了檢測，而全國緊急獻血中，至少有一半根本沒有接受艾滋病病毒或其他任何病毒的檢測。全國隻有3%的獻血者接受了乙肝和丙肝篩查。
“過去我們有血庫，”采爾茲瓦澤說，“但現在沒有了。”
格魯吉亞的血庫實際上是令人遺憾的事情：采爾茲瓦澤說大約有5%的捐贈血液是乙型肝炎陽性，而同樣百分比的人攜帶丙型肝炎。但是他承認，很少進行丙型肝炎檢測，“沒人知道真正的情況”。
西方大使館的消息人士警告說，格魯吉亞的血液供應絕對不安全，並敦促他們進行緊急操作程序，可能需要在國外輸血。
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內戰期間，格魯吉亞的中央血庫係統在1992年至1995年幾近崩潰。取而代之的是醫院銀行和獻血診所的混亂雜物間，所有這些都由有償捐助者提供，有助於吸引需要快速現金的酗酒者和吸毒者。第比利斯有一家這樣的診所，隻有斷斷續續的電力供應，以確保所有放滿全血的3台冰箱和2台血漿的小冰櫃安全。血庫主任貝拉·克瓦坎蒂瓦德承認，大部分血液是由專業獻血員“捐贈”的，他們在醫生允許的情況下頻頻出場，以一袋血來換取12拉裏（約合9.60美元），轉身就去買一瓶酒或一劑毒品。
有兩個這樣的獻血員，尤裏·內萬多夫斯基和維克多·雅科夫列夫，當他們把手臂伸進玻璃牆的一個入口時，身上散發著濃烈的酒味。在隔離牆的另一邊，一個護士抽了他們的血。然後，他們把拉裏裝進口袋，踉踉蹌蹌地走去找格魯吉亞的烈酒。
雖然該地區的其他一些國家有更好的血庫係統，但隻有少數國家有資源對獻血者進行乙肝和丙肝、艾滋病病毒或任何其他危險病毒的普遍篩查。考慮到這些病毒在靜脈注射吸毒人群中發生的驚人暴發，以及當地付錢給提供血液或血漿的獻血者的做法，這似乎是一枚非同尋常的地區性公共衛生定時炸彈。
這種可能性在俄羅斯是最可怕的。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橫跨11個時區，肝炎正從默默無聞發展成為一種全麵流行的疾病。在短期內治療費用是最低的，因為沒有幾家俄羅斯醫院可以治療這種需要營養支持和丙種球蛋白注射，以增強免疫功能的病毒性肝炎病人。然而，十年之後，隨著晚期肝硬化和肝癌病例的出現，俄羅斯和其他東方國家將麵臨艱難的經濟選擇。
在美國，如果監督器官捐贈優先事項的地方委員會願意將寶貴的器官移植給病毒感染的受者，那肝炎晚期病人可以成為抗病毒和癌症化療或肝髒移植的優先候選人。但是這種手術非常昂貴，需要先進的醫療技術。一個6個月的丙型肝炎抗病毒化療療程要花費20萬美元，但在所有病例中完全有效的還不到20%。129
雖然俄羅斯的醫療體係在2007年之前已經發展到足以應付此類情況，但除了最富有的患者（自費）外，其他任何人都無法負擔得起治療費用。
據衛生部稱，1996年，俄羅斯官方的混合型肝炎發病率為每10萬名成年人26.7例、每10萬名兒童5.9例。這是1992年官方記錄肝炎病例數據的2倍。
但在俄羅斯醫學科學院於1996年年底向鮑裏斯·葉利欽總統提交的一份報告中，肝炎的死亡人數似乎更為嚴峻，並被描述為“不利”。130報告指出，在1995年，有超過5.2萬名俄羅斯人因病毒性肝炎住院，主要是乙型和丙型，僅乙型肝炎的發病率就高達36/10萬人。據說混合型肝炎的發病率還要高得多，但由於對丙型至庚型等其他肝炎進行的檢測很少，因此無法給出可靠的數字估計。
1991年蘇聯解體時，俄羅斯隻有不到6%的肝炎病例是因靜脈注射毒品引起的。然而，到1995年，莫斯科所有肝炎住院患者中有21%是吸毒者，聖彼得堡的這一比例為40%。
肝炎病毒感染的漏報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兩個因素加劇了這一問題的發生：缺乏適當的實驗室檢測工具以進行診斷，以及患者在感染達到急性期之前未尋求醫療幫助。通常情況下，年輕的吸毒者對自己的健康需求毫不知情，在他們開始治療的時候，黃疸已經變成了淡黃色，並已發生了嚴重的肝硬化。由於大多數非甲型肝炎感染數周甚至數年無症狀，因此報告的住院人數僅占實際病毒感染的一小部分。在俄羅斯的任何地方，科學家都沒有對吸毒的成年人和青少年進行係統的篩查，以確定真實的感染率。
公共衛生委員會副主席塔蒂亞娜·博伊科博士說，在西伯利亞南部的新西伯利亞，正式登記的乙型和丙型肝炎病例數猛增，1997年接近180/10萬例。新西伯利亞醫院傳染病專家葉夫根尼·博沙洛夫博士對住院的納科馬尼進行病毒檢測時說，“這已經是無處不在，像是普通感冒了。自1995年以來，我們已經看到了5倍的增長。”
一旦這些病毒進入醫院—例如通過吸毒的肝硬化患者—如果不采取適當的預防措施，它們可能以驚人的速度傳播到普通人群。這就是為什麽當博沙洛夫在新西伯利亞醫院被問及患肝炎的風險時，他喊道：“缺物資！缺物資！我們沒有乳膠手套、注射器，什麽都沒有。”
在敖德薩的大型州立醫院，瓦西裏·戈古連科博士同樣對院內感染感到不安，特別是因為他說：“不到一滴的血液暴露量就可以使我們（醫護人員）被感染。每毫升血液僅需10-9病毒即可引起丙型肝炎感染。”
高級護士萊拉·布林查克表示，醫院外科的護士們公開的抱怨聲不斷，因為在烏克蘭，醫護人員罷工是非法的。他們希望政府支付乙肝疫苗的費用，這需要花費20格裏夫納，相當於一名護士每月工資的15%。
由於害怕治療毒癮患者，敖德薩傳染病醫院的工作人員的工作幾乎癱瘓。康斯坦丁·塞維茨基說，“因為我們沒有經濟能力為員工購買手套。”
醫護人員也擔心他們的病人，因為他們負擔不起常規的肝炎血液檢測。在腫瘤學和放射學研究所，格裏高利·克林尤克博士會做任何必要的事情來保護正在接受他的癌症治療的40名兒童—包括定期給白血病和淋巴瘤患者提供自己的幾品脫不含肝炎病毒的血液。這位敬業的年輕醫生說，他不得不給自己和護士們放血，“因為不幸的是，近幾個月來，機構沒有找到資助來進行肝炎檢測”，即使是艾滋病病毒檢測也隻能在“血液捐贈者有症狀”的情況下進行。131
在基輔的一家診所裏，從事電視維修工作的亞曆山大在一座經過改造的17世紀烏克蘭修道院中。這座修道院是烏克蘭主要的艾滋病醫院。這位已經是3個孩子父親的46歲“老人”把他的房間稱為“籠子”，但他說他很感激工作人員的好意。
其中一名護士—一位治療艾滋病患者有兩年以上經驗的婦女—把亞曆山大的袖子卷起來，抽了他的血液樣本。雖然她沒有戴防護性的乳膠手套，但她依然用食指按壓，在取出針後注射。然後，她仍然赤手空拳，將血液注入試管中，再手動從中取出針頭。當她的上司阿拉·伏克醫生後來被問及此事時，她斷然否認任何員工曾進行過與血液有關的沒有適當預防措施的程序的事情。訪客說這些事件是有目擊者並被拍了照的，但她堅持否認。
在蘇聯的各個地區，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都在急劇上升，但醫療機構似乎已經落伍了。雖然擔心自己的安全，但很多人被發現還是照樣不穿防護服，進行直接接觸病人血液的手術。
與此同時，一些人繼續要求獲得不必經病人同意就可進行艾滋病病毒檢測以降低個人風險的權利，並拒絕照顧那些被感染的人。這是一個美國護士、醫生和牙醫都非常熟悉的討論，他們在十多年前都麵對同樣的問題並進行了辯論。
在聖彼得堡，一個清爽的6月早晨。阿紮·拉赫馬諾娃是該市的首席感染學家，她在博特金傳染病醫院的眾多建築間穿梭，趕往神經外科研究所。這位矮胖的女人氣喘籲籲地回憶道，一個月前，“外科醫生做了腦部手術之後才發現病人是來自加裏寧格勒的艾滋病病毒陽性吸毒者。但外科醫生手術時沒有戴手套！他們聲稱大腦是一個精細的結構，手套會妨礙他們的工作。我告訴他們這是犯罪！”
拉赫瑪諾娃消失在神經外科大樓裏，在那裏她將傳遞一個令人遺憾的消息：在手術室裏的6名外科醫生和護士在第一輪檢測中，發現了一些試驗性的艾滋病病毒陽性結果。這些檢測將不得不重複進行，可能在未來幾個月裏會重複幾次。
拉赫馬諾娃剛從艾滋病病房回來，她在那裏給病人發了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即使在北美傳染病的中心—紐約，治療措施也不過如此。對於28歲的科斯塔，她建議在他的蛋白酶抑製劑聯合治療中加入合成代謝類固醇，以增強他的新陳代謝。
“有道理。”她突然說。拉赫瑪諾娃在隔壁房間裏踱來踱去，旁邊是一個留胡子的長發男人，他坐在床沿上，慢慢地嚐試將食物舀進嘴裏。
“怎麽樣？”拉赫瑪諾娃問道。帖木兒·諾維科夫抬起頭，他的眼睛盯著距離醫生所在位置隻有幾英寸的地方。當諾維科夫小心翼翼地把羅宋湯放在一邊時，他微笑著說：“我可以吞下這些藥片—這並不太難。”
諾維科夫是一位藝術家，最近一次機會性的病毒感染侵襲了他的大腦，導致了腦炎，並因此失去了視力。現在，他賣掉自己的畫作，用來支付蛋白酶抑製劑的費用。蛋白酶抑製劑已經幫助他恢複了一部分體重和行走能力。
當拉赫馬諾娃和她的工作人員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進行查房時，他們知道什麽時候需要戴手套，什麽時候不需要。
但是，除了少數幾家專門從事艾滋病治療的綜合醫院之外，無知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例如，在基輔的艾滋病診所，38歲的郵遞員維克多已經得艾滋病3年了。他不會接受齊多夫定治療—這是烏克蘭唯一的治療方法。相反，他看的是一位頗受歡迎的基輔醫生，“發明了一種儀器來測量我身體裏的生物電流。她用一塊錫給電流充電，我們稱之為子彈。子彈可以對抗我的負生物電流。”
維克多打開襯衫，露出一塊貼在他胸前的子彈形狀的錫。
在敖德薩，墮胎是首選的節育方式，醫生通過在醫院以外的地方實施手術來賺取額外的收入。著名產科醫生伊戈爾·博伊琴科說：“在這種情況下，醫生不知道病人是艾滋病病毒陽性。她可能會和下一個墮胎的女人一起使用同一批工具和方法。”
蘇聯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數以驚人的速度上升，東歐國家政府發現自己處於獨特的地位，采取公共衛生行動的時間不多了，隻有這樣才可能阻止醫療災難的發生。盡管有著近20年來自世界各地與艾滋病鬥爭的鮮活的曆史和經驗，各國政府還是無法達成一致的行動方案，他們願意采取一些措施，但缺乏資金支持，並且在以現代公共衛生方法解決醫療問題方麵沒有任何經驗。
在一些地方，例如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自由和坦率的討論被認為是遏止艾滋病病毒浪潮的理想辦法。但在蘇聯的許多其他地區，頂尖的艾滋病醫生和政治家聲稱，隻有回到對社會的極權控製，才能阻止這種病毒。
“在我看來，有必要重新引入社會主義製度，”瓦迪姆·波克羅夫斯基在他位於莫斯科的艾滋病病毒研究和臨床護理機構對一名來訪者說，“這種社會主義的機製更容易為俄羅斯人所接受—所謂的民主在目前是不現實的。為社會工作的意識對年輕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現在他們不理解，結果就是吸毒成癮、賣**，等等。”
盡管這聽起來可能有些極端，但波克羅夫斯基反映了俄羅斯和烏克蘭公共衛生精英中流行的一種情緒—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蘇聯時期進入了科學和醫學領域的頂級圈子，當時隻有加入共產黨的人才能獲得這樣的地位。這些領導人審視了蘇聯解體後的國家，看到了無法無天—很容易被微生物鑽空子的無政府狀態。他們說，看到了一種需要用典型的蘇聯式手段來控製的混亂狀態：秘密警察、少先隊員和其他青年組織，大型監獄和嚴厲的懲罰。
俄羅斯衛生部官員別拉耶夫指出，“國際社會迫使我們遵守人權概念”，國家被迫放棄了十年來控製艾滋病病毒的方法。現在很難相信俄羅斯會遵循美國人權人士倡導的艾滋病防控措施。
“在美國有超過50萬的艾滋病病例，這對我們可不是一個好的示範！”別拉耶夫堅持道。
到1998年年底，俄羅斯衛生部不得不承認兩件事：幾乎所有的新發艾滋病病毒病例都發生在年輕的靜脈吸毒者身上，同時注射毒品和安非他命的人數急劇增加。衛生部的奧尼申科說，自1996年1月以來確診的所有新發艾滋病病毒病例中，有90%是靜脈吸毒者。在1998年年初，俄羅斯有100萬靜脈吸毒者。在俄羅斯抽查的地方，1998年全國靜脈吸毒者中有20%至70%是艾滋病病毒陽性，這表明，假設上述所有數字都相當準確，那麽俄羅斯有20萬到70萬靜脈吸毒者攜帶艾滋病病毒。考慮到俄羅斯的感染率在1996年之前一直是世界上最低的，這些數字如果準確的話，說明了這是大流行中最迅速演變的傳染病之一，而且代價高昂。幾乎所有這些人都是年輕的成年人，如果他們身體健康，就會成為21世紀早期俄羅斯經濟發展的支柱。
截至1998年年底，東歐和中亞有27萬人感染了艾滋病。這當然是一個保守的猜測，可能是一個嚴重低估的數據。考慮到該地區靜脈吸毒者的明顯感染率，很難想象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數會如此一般。截至1997年12月底，7%的俄羅斯軍人艾滋病病毒檢測呈陽性。這大約是10.5萬名男性，比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估計的超了1/3。132在21世紀初，1990年代中期在敖德薩和加裏寧格勒出現的吸毒行為和艾滋病病毒傳播模式在各地重複出現。結果，在莫斯科、聖彼得堡、伊爾庫茨克、克拉斯諾亞爾斯克，以及散布在愛沙尼亞和立陶宛等波羅的海國家和西伯利亞的一些前哨站，由於共用麻醉針而點燃了艾滋病病毒的野火。在這些熱點地區的青少年和年輕人中成癮率高達50%很常見，統計人員很難在2000年之前校準艾滋病病毒的爆炸性傳播。133
20世紀90年代末，該地區的艾滋病病毒流行似乎走了十年前泰國悲慘模式的老路。1988年，在這個東南亞國家的所有人群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都很低，隻有不到3%的人被檢測出感染。然而，在1989年年初，對曼穀靜脈吸毒者的調查出現了不祥的征兆，超過1/3的人檢測呈陽性。11個月後，半數人被感染。到1991年年底，全國的靜脈吸毒者都被感染了，隻有不到15%的人逃過了艾滋病病毒的毒手。
在靜脈注射毒品流行之後僅僅幾個月，妓女和男性嫖客身上的艾滋病病毒數量激增。1989年中期，泰國全國隻有不到4%的人檢測結果呈陽性；12個月後，妓女的感染率為10%。6個月後，在旅遊勝地清邁，高達70%的妓女被感染。到1991年年底，90%以上的底層妓女—那些每天為5個以上的顧客提供服務的妓女—在全國範圍內被廣泛感染。到1992年，艾滋病病毒已徹底蔓延到普通人群，2000年的預期壽命預計將平均下降30歲，預計人口將出現萎縮，比沒有艾滋病病毒的情況下將減少2500萬泰國人。
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僅僅兩年半的時間裏。134
要使東歐的艾滋病病毒流行遵循這一悲劇性的模式，整個區域的青少年人口中要麽存在高度的**，要麽存在大量的賣**活動。
雖然蘇聯解體在該地區的大多數國家可能並沒有標誌著真正民主的崛起，但它確實在年輕人中間帶來了一種更自由的氛圍。隨之而來的是青少年和後青少年時期**的增加。由於沒有現成的**，或者男性不願意使用這種保護措施，這種60年代式的自由戀愛氛圍在麵對90年代的艾滋病大流行時顯得令人揪心。
但在該地區的每個國家，性傳播疾病的數據追蹤都是錯誤的：性別不同步。在同年齡組中，女性的患病率遠遠高於男性。這是因為越來越多的女孩不再與男友發生性關係，而是與有錢的成年男性發生性關係；而且是有償的性行為。
以雅羅米爾·吉拉瑟克博士為例，他已經無計可施了。他竭盡全力阻止妓女、皮條客和他們的德國顧客占領他的捷克小鎮，但根據蘇聯解體後捷克新憲法，任何禁止賣**的企圖都是對人權的非法侵犯。
因此吉拉瑟克和他的波希米亞小村莊杜比的同胞被迫對烏克蘭、斯洛伐克、俄羅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吉卜賽女孩熟視無睹，這些女孩半裸地站在E-55高速公路的玻璃小棚裏，搖擺著一個聞所未聞的節奏，向過往的寶馬、奧迪和梅賽德斯的駕駛員展示她們的“商品”。
杜比距離德國邊境隻有12千米，離德累斯頓不遠。20世紀90年代，E-55公路上到處都是妓院、**夜總會、街頭妓女，公園裏到處都是丟棄的內衣，學校操場上到處都是用東德方言寫的性傳單。
40多歲的吉拉瑟克並不是一個拘謹的人。他的辦公室裏到處都是**的美女，他眨了眨眼睛說，醫生知道如何玩得開心。吉拉瑟克是一名中年男子，頭發日漸稀疏，戴著金屬絲鑲邊眼鏡。他坐在一份巨大的掛曆前說話，掛曆上是6月小姐—一個**的金發女郎，身上掛著縱橫交錯的彈殼，手裏拿著AK-47步槍。他說，他反對這個新的但已經非常龐大的賣**業，是出於一種醫生的反對。
吉拉瑟克解釋說：“我們看到梅毒、淋病，很快又是艾滋病。從1989年開始，這裏的皮條客就開始用一輛車載著兩三個女孩。後來他們就在高速公路附近買了房子……一年前的情況是，一個個女孩沿著高速公路排起了長隊（有幾千米長）。德國人開車經過，選擇了某一個。他們在這些房子裏、在森林裏、車裏、任何地方**。有時當地人也會參與，但公司是由外國人經營的。他們不為妓女提供醫療保健。他們遍布捷克共和國，遍布東歐，事實上，當一個妓女生病的時候，他們就會替換掉她。就是如此。”
自從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1990年柏林牆的倒塌，以及1991年蘇聯的解體以來，這個廣闊的地區從一個受嚴格控製的經營方式變成了數十億美元的產業，跨國企業由複雜的有組織的犯罪集團控製，這些集團將成千上萬的婦女從最貧窮的前社會主義國家運送到富裕的西歐和中東邊境的富裕地區，其中有很多是女孩和男孩。這些行動的規模令人震驚。這是一種全球性的性傳播疾病。
自1991年以來，國際移民組織一直在努力追蹤聯合國在東歐的婦女走私活動。國際移民組織的馬克·格拉米尼亞說，販賣婦女的規模如此之大，而且迅速擴大，以至於該機構隻能提供大致的估計。
“這些（蘇聯）婦女是新的商品，”格拉米尼亞解釋說，“這是一種新的奴役形式。我想說，這完全是在遵循我們在印度看到的模式。這些婦女得到了一份合同—一份偽造的合同—在西歐從事合法的工作。這個人販子從她的銀行賬戶中收取費用，或者從她未來的收入中扣除她的機票和住宿費用。當她到達目的地時，走私者沒收了她的護照、回家的機票、身份證件，並告訴她必須做妓女，直到她賺回她的債務。當然，她從來沒有達到目的。”
格拉米尼亞說，到1995年，大約50萬東歐和蘇聯地區的婦女以這種方式被偷運到西歐，被迫賣**。此後，這一行動的規模不斷擴大，每年有多達30萬名婦女被販賣到西歐，其中大部分來自俄羅斯和烏克蘭。到1998年年初，“奴隸買賣”在西歐每年淨賺至少200億美元，而在中東和亞洲每年淨賺的數目更是不計其數。沒有人知道有多少婦女從這個地區被走私到亞洲，或者是從西方進入中東。但是有可能的是，這些偷運行動的總規模幾乎與西歐走私企業（合法的）的規模相當。135
在國際層麵，格拉米尼亞指出，參與販運婦女和女童的犯罪集團也是毒品和武器走私的主要參與者。有些交易是由有幾十年曆史的黑手黨處理的，但也有“新的俄羅斯黑幫”。他們正在進行財務投資。
吉拉瑟克說：“一名黑手黨男子告訴我們，女孩被買來當奴隸，她們掙的每一分錢都被剝削了，還要被毆打。身份證件被拿走了，沒有保鏢在旁，她們哪兒也去不了。”該地區的每一位波希米亞官員和醫生都證實，95%以上的波希米亞妓女都不是捷克人，而是被有組織的犯罪分子以虛假的借口引誘到該地區的比如所謂的迪斯科舞廳工作。這些婦女來自烏克蘭、俄羅斯、白俄羅斯、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用最常用的詞來描述她們的困境，就是“奴隸”。
賣**集團似乎不受監管，不受警方控製。例如，在小小的杜比，20多家妓院中有2家位於警察局的兩側。穿著熱褲和高跟鞋的吉卜賽和俄羅斯婦女一天24小時在警察的眼皮底下招停汽車。妓女也在當地的學校和公園從事賣**活動，這激怒了無助的父母。
“自1985年以來，梅毒增加了千倍。”烏茲提納拉班中央醫院的壓力山大·莫洛克醫生說。烏斯蒂也是波希米亞小鎮，距離杜比約有20分鍾車程。莫洛克是該市性傳播疾病的臨床專家。
“68%的梅毒患者是15到24歲的女性。我們經常在晚期妊娠婦女中發現梅毒。它們在懷孕後期出現，這時什麽都做不了。在1995年以前，我們從未患過梅毒，但現在我們確實在這裏看到了先天性梅毒。在一個案例中，嬰兒當場死亡。但正常情況下，孩子看起來很健康，但血清學檢查呈陽性……通常這些孩子會失去跟進的機會而得不到治療。另一種主要的性病—淋病，也在上升，但我們看到了一個悖論，淋病發病率似乎隨著梅毒的上升而下降，這是因為全科醫生隻治療淋病而不報告病例。”莫洛克解釋說。
梅毒更難診斷和治療—它需要更廣泛的抗生素治療—所以患者通常尋求診所或醫院的幫助，最終成為登記病例。相比之下，淋病隻需要注射一針青黴素就可以治愈。因此，有隱私意識的人們為他們的淋病尋求謹慎的治療，可悲的是這種疾病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道。136
更糟糕的是，廣泛的自我藥物治療或醫生濫用抗生素，導致了淋病球菌的突變株耐藥。
莫洛克說：“實際上，現在對青黴素的耐藥性已經成為常態。”他指出，在1991年之前，波希米亞沒有耐藥性淋病。吉拉瑟克說，在杜比隻有三名醫生有執照，沒有人會治療妓女。因此，他得出結論，皮條客通過黑市供應商獲得青黴素和其他抗生素。
捷克政府1992年對性工作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30%的性工作者攜帶梅毒或淋病。莫洛克說，自那以後，這一比例翻了一番，但皮條客禁止這些女性參與此類研究。
莫洛克是一個胖胖的中年人，稀疏的黑發，臉上洋溢著溫暖和真誠。他透露，1996年捷克共和國報告的所有女性梅毒病例中，68%來自他的家鄉烏斯蒂區。說到這裏，莫洛克搖了搖頭。
莫洛克說：“在妓女中進行的調查顯示，這些女性被皮條客強迫不能使用**，因為這樣她們會掙更多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