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8
但是，就像防疫站采用的許多公共衛生方法一樣，這是一個極其低效的策略。1987年至1991年間，俄羅斯做了大約7200萬例艾滋病病毒檢測，從中篩出522例感染病例；其中一半以上來自埃利斯塔事件。為了進行所有這些檢測—俄羅斯每確診1例病例就要做13.8萬份檢測—蘇聯必須在莫斯科維持一個龐大的中央實驗室，專門製造檢測試劑盒，並每年檢測數百萬份血液樣本。此外，防疫站的現場工作人員必須收集所有這些血液樣本，並將它們運往莫斯科。大多數測試是對獻血者、孕婦、囚犯和出國旅行的蘇聯人進行的，這些測試在重新入境時是強製性的。
1996年，俄羅斯在這項檢測上花費了175萬美元。但是，1997年開年的時候，艾滋病防治預算較少，全國範圍內從事該項工作的醫生和護士沒有報酬，醫院的藥品貨架也空空如也。俄羅斯根本沒有能力支付每年1萬到4萬美元的費用，以符合美國標準的方式治療艾滋病患者，或者繼續一項耗資近200萬美元的檢測項目，甚至沒有財力購買電視廣告時間在全國電視上宣傳艾滋病教育。
同樣的政策，包括廣泛的、昂貴的非自願測試，是整個蘇聯的規則。
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發生時，19歲的烏克蘭人斯維特麗娜住在核電站附近，暴露在大量放射性塵埃中，她立即患上了輻射病。4年來，烏克蘭的醫生給斯維特麗娜輸血，希望能補充因輻射而死亡的紅細胞和白細胞。
1993年，當時住在基輔的斯維特麗娜的艾滋病病毒檢測呈陽性，引起了負責蘇聯血液供應的官員們的恐慌。成千上萬在切爾諾貝利事件後的獻血的人被重新檢測，瘋狂地尋找斯維特麗娜的艾滋病病毒來源。
但她知道不是來自血液。
“我知道是誰傳染給我的，”斯維特麗娜回憶說，“他來自意大利，已經去世了。他的姐姐從意大利給我寫信，告訴我他死於艾滋病。我意識到自己有危險，於是尋求了醫療救助。”
盡管如此，蘇聯公共衛生官員堅持要重新測試烏克蘭的血液供應。斯維特麗娜已經因為切爾諾貝利事故遭受了多年的苦難，她被送往聖彼得堡外的共和國傳染病醫院，在那裏度過了20世紀90年代剩下的時間。她的烏克蘭家人被允許探病，但在後蘇聯時期，從基輔到這裏的長途跋涉非常昂貴。斯維特麗娜很快意識到，埃利斯塔事件的幸存者和少數從其他來源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成年人是她僅有的夥伴。她看著這些瘦小的埃利斯塔兒童長大成人—有80個孩子已經死亡—她開始充當他們的代理阿姨和臨時保姆。
“孩子們很可愛，”斯維特麗娜告訴來訪者，“他們的母親在這些男孩女孩之間相親，所以有一天，艾滋病病毒陽性的孩子可以長大並結婚。”
斯維特麗娜把聲音壓低得像耳語：“大多數孩子不知道自己的診斷結果。”
自1989年以來，除了搖搖欲墜的醫院、醫院的工作人員，以及從窗戶可以看到的遠處的鄉間田野和河流之外，這些孩子們（大多數剛出生不久）就再也不知道其他的世界了。1993年到1995年，這些年輕人的生活稍有起色，當時醫院裏擠滿了數以千計的白喉患者。但是，自從那次流行病結束後，共和國醫院的走廊變得安靜了，在這個可悲的隔離“殖民地”裏，僅有的新成員是吸毒者和他們的孩子，他們中的大多數都來自加裏寧格勒。他們都是艾滋病病毒陽性。
27歲的尼古拉·內德澤爾斯基英俊瀟灑，1991年在莫斯科被診斷出艾滋病病毒陽性。
“這是我的俄羅斯伴侶傳染給我的。”身為同性戀的尼古拉說。尼古拉能言善辯，接受過歐洲艾滋病活動人士的教育，他每天都會去一些隔離中心，比如聖彼得堡的隔離中心，遊說政府推行人道主義政策。1997年，他也是全俄羅斯僅有的接受過最先進的聯合藥物治療的艾滋病患者之一—這是他頻繁前往洛杉磯和巴黎的結果。他希望俄羅斯所有艾滋病患者都能得到這種延長生命的藥物，但由於蘇聯那套法律仍然用於俄羅斯，隻有被感染，莫斯科居民才能獲得哪怕一種這樣的治療藥物。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以外的地方，沒有人能得到西歐常見的雞尾酒療法（抗逆轉錄療法，HAART）的全套藥物。
1995年，尼古拉被他的艾滋病患者朋友們選中，在巴黎艾滋病問題首腦會議上向國際社會提出申訴。他直言不諱地告訴大會：“在俄羅斯，這仍然是一種政治疾病。與治療和預防有關的一切都是政治性的。社會大眾會質疑，‘為什麽要把錢花在妓女、同性戀和吸毒者身上？為什麽我們要提供聯合治療？如果我們不這麽做，他們會死得更快。’”
尼古拉的講話在俄羅斯電視台播出。
“當我母親在電視上看到我的演講時，她說：‘我很高興你出生在這個時代，要是在過去，你會被抓去古拉格監獄。’”尼古拉回憶道。
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古拉格監獄仍然在接收俄羅斯的艾滋病患者，因為這個國家的法律禁止他們大部分人的性活動，把受感染的吸毒者關押在結核病肆虐的監獄係統中，並極大地限製了他們接受治療的機會。125
俄羅斯衛生部艾滋病控製中心主任米哈伊爾·伊萬諾維奇·納爾科維奇說，回顧埃利斯塔和聖彼得堡“殖民地”的悲劇，“這教會了我們很多東西，如果沒有那場悲劇，我不知道在蘇聯的醫院裏還會有多少人被感染”。
蘇聯解體後，每一個新的獨立國家都勉強應付了一段時間，極大地忽視了艾滋病病毒，而傾向於更直接的公共衛生危機，如白喉和結核病。如果不是因為埃利斯塔和羅馬尼亞的兒童病例，該地區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在全球範圍內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即使算上這大約2300個病例，俄羅斯、格魯吉亞、立陶宛、波蘭和其他任何前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陷入明顯的艾滋病病毒危機。
直到1996年。
“那一年情況變得更糟。”納爾科維奇堅持說。實際上，那是在1995年5月的某個時候。
“很明顯，它是從烏克蘭傳到俄羅斯的。”瓦倫汀·波克羅夫斯基補充道，“問題是它是如何從烏克蘭傳到白俄羅斯，又從白俄羅斯傳到俄羅斯的？這是一種艾滋病A亞型病毒，而不是我們以前看到的B亞型病毒，所以我們知道它是新的。可是它是從哪兒來的呢？”
“從哪裏來”可能永遠都搞不清楚，納爾科維奇反駁說，但是“怎麽來”卻非常明顯。它與毒品濫用有關：1995年5月至1996年間，發現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俄羅斯靜脈吸毒者人數增加了近100倍。在東歐、白俄羅斯，最重要的是烏克蘭毒品使用激增的背後，是俄羅斯人的毒品狂熱危機。
那是周一晚上7點，阿圖爾準備走馬燈似的穿過敖德薩最大的毒品區巴勒莫。和朋友奧列格計劃獲得足夠的罌粟杆和必要的溶劑，能夠煮出一批足以讓兩個人興奮的“香腸”。
這位精力充沛的—或許是超級藝術愛好者在寒風和大霧中，將自己的外套拉得高高的，一直朝前走，來到這座烏克蘭城市鐵軌附近的一幢大型混凝土公寓樓。在靜脈注射麻醉劑兩年之後，21歲的他確切地知道該去哪裏。
阿圖爾飛快地穿過濃密的、刺骨的霧氣，進入一幢看起來很像蘇聯公共住房的建築，爬上十層滿是尿的樓梯，因為他知道電梯壞了。阿圖爾在頂樓上喘著氣，拉開夾克拉鏈，拿出一個空的塑料水瓶和8格裏夫納（烏克蘭幣，大約5.5美元）。他走近一個特別建造的鋼製結構的密室，這個密室將後麵的公寓與外界隔離開來。在鋼鐵密室的一側有兩個鏤空的洞：阿圖爾通過一個5厘米×5厘米大小的洞將錢遞進去，再將他的空瓶子放入另一個稍高的槽中。他按下一個很大的蜂鳴器，然後等待。
一隻手出現了，取出了錢和瓶子。5分鍾後，一扇鋼門打開了，露出裏麵的鋼罩子，裏麵還有一扇門—原來是為10A公寓設計的。一個上了年紀的吉卜賽女人，穿著一件飄逸的多彩裙子和同樣色彩斑斕但又撞色的絲質上衣，靜靜地把已經裝滿的瓶子還給阿圖爾，連同一個裝滿了醋酸酐的注射器，也從籠子的欄杆裏遞了出去。隨著鐵柵欄連續不斷地砰然關上，阿圖爾嗅了嗅瓶子裏的東西，確定這就是他所期待的油漆清除劑的味道。
10分鍾後，阿圖爾爬上一輛拉達老爺車的後座，向奧列格點了點頭，然後他們倆開車經過一條坑坑窪窪的路來到了被稱為巴勒莫的社區。吉卜賽人選的道路崎嶇不平，阿圖爾解釋說，這樣警察就不會突然襲擊。大概開到離巴勒莫還有一半路程的地方，路就沒法走了，那裏有上萬吉卜賽人和他們的“奴隸”—沉溺於毒品的烏克蘭青少年，無償為他們工作來維持日常的吸毒。
“我們要走過去。”奧列格宣布，下車消失在濃密的、冰冷的霧中。阿圖爾跟在後麵，他們倆就像當地癮君子所說的那樣“走鋼絲”，沿著吉卜賽堡壘之間蜿蜒曲折的小巷快速前行。每個加固的房屋周圍都有又高又厚的牆壁，上麵有些一隻手大小的洞，這些洞是為交換毒品和現金而設計的。
這是晚餐時間，黑暗，沒有月亮。很少人在戶外。阿圖爾和奧列格走過時，兩個穿著鮮豔的吉卜賽姑娘輕蔑地望著他們的眼睛；一個穿著時髦的吉卜賽人在擦拭他1996年的寶馬轎車；一位中年婦女從大門裏探出她的頭巾，向她的德國牧羊犬大聲發出命令，狗跑向相反的方向，尾巴夾在**。
奧列格和阿圖爾在一座堡壘般的房子前停了下來，這裏播放著喧鬧的勁舞音樂，電子流行音樂回**在鄰居的牆上。這兩個人互相耳語著，然後奧列格決定留下來，讓阿圖爾單獨去找他們喜歡的經銷商。
從那座房子出來，穿過泥濘的馬路，阿圖爾走到一扇約2.5米高的鐵門前，大聲喊道：“盧巴！盧巴！”中年的盧巴從房子裏走出來，閃亮的五顏六色的衣服在夜晚的空氣中飄揚，她凝視著阿圖爾。他們聊了幾句，但她把阿圖爾爾趕走了。他被難住了。
一輛嶄新的1997年福特車從相反的方向開過來，司機走了出來，他也把盧巴叫出來。當司機把錢遞給吉卜賽人時，阿圖爾再次向她索要罌粟杆。盧巴告訴他不行—她認不出他的短發和深色牛仔褲。阿圖爾看起來像個警察。
突然，土路對麵的房子裏惱人的音樂停了。一個戴著索尼隨身聽的14歲男孩走出家門，認出了奧列格，用俄語對盧巴喊道：“他們是好人，我認識。”
盧巴點點頭，消失在她的房子裏，然後帶著兩個包裹回來了。她把一根賣給了阿圖爾，但當她把另一根遞給司機時，狡猾的德國牧羊犬出現了，撲向盧巴伸出的手，偷走了罌粟梗。一瞬間，這隻狡猾的狗消失在鄰居的房子裏。
阿圖爾和奧列格現在拿到了原料，心裏很著急，趕緊跑回車裏。
晚上8點，他們來到奧列格祖母的公寓，奧列格把她稱為巴布什卡。
“別擔心，巴布什卡，”奧列格說，“不會有什麽壞事發生的。”祖母別無選擇，就讓兩個年輕人進了她的小公寓，但馬上給奧列格的母親斯維特麗娜打了電話。
阿圖爾在廚房開始工作了，他脫下襯衫說：“這裏會變熱，你一會兒就知道了。”奧列格正安撫著祖母，他的姨媽和母親幾乎立刻就出現在他麵前，而阿圖爾則擦拭著一套烹飪鍋和一台用鋼製的絞肉機。
阿圖爾在巴布什卡不到10平方米的廚房裏努力幹活，廚房裏有剝落的白色天花板和牆壁、不平整的石灰綠色油氈地板、四個煤氣爐、水槽、單人餐桌和迷你冰箱。在客廳裏，奧列格安慰著他那漂亮的金發母親，母親透明的藍眼睛裏噙滿了淚水。他向斯維特麗娜保證，他不會注射阿圖爾在廚房裏製作的毒品—“如果我再墮落就會死掉。”他告訴母親。去年，斯維特麗娜的父親和丈夫都死於心髒病，她承認阿圖爾試圖戒毒。但她母親並不相信。
“我兩年前就知道他已經上癮三年了，”斯維特麗娜一邊緊張地拽著衣服和手指一邊解釋道，“當時不明顯。他設法使自己保持鎮定，所以我看不出來。他大學畢業，享有很高的職位。”
奧列格點頭：“對，我有一份好工作，一個月500美元。在敖德薩，年齡比我大得多的男人的平均工資不到我的一半。而且我結婚了。”
奧列格避開他母親發紅的眼睛，悄無聲息地溜進廚房，看著阿圖爾，盡管夜晚的空氣寒冷，阿圖爾的汗水仍在滴落。“如果你有一個聰明的兒子，讓人痛徹心扉的是，他卻變成了癮君子……”斯維特麗娜低聲說，她的聲音在“癮君子”這個詞上中斷了。
廚房裏充滿了強烈的惡臭，化學霧霾讓房間裏的每個人都在喘氣，他們的眼睛都在流淚。奧列格打開窗戶，在廚房入口處掛了一條毯子，防止霧霾逸出進入狹小公寓的其他地方，然後把斯維特麗娜送到客廳。
9點46分，整個過程完成了，成果就是鴉片提取物，稱為“切爾尼”，足以讓人成癮。
在家人的敦促下，奧列格發誓說，他製作這個混合物隻是為了向客人演示如何製作切爾尼，他“證明”自己不再是一個癮君子，並把最後的毒品倒進廚房的水池裏。阿圖爾靜靜地看著，緊張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一陣冷風吹進廚房，驅散了令人作嘔的霧霾。奧列格的眼裏充滿了淚水，不知道他是後悔倒了鴉片劑，還是僅僅對氣體的惡臭做出了反應。
幾天後，敖德薩的4月初還很寒冷，空氣仍然潮濕，一個遊客穿過鐵軌，在一個小山上逗留了一會兒，俯瞰著一片廣闊的草地，再往遠處就是巴勒莫。一群青少年川流不息地從他們身邊走過，他們的腳步加快了，眼睛望著巴勒莫，向空曠的田野走去。很容易就能看出哪個孩子使用切爾尼的時間最長，因為他們不再有足夠的衣服和鞋子來抵禦早春的寒冷，同時他們無法控製地顫抖。那些新加入鴉片世界的人，他們的冬衣和靴子還沒賣出幾塊錢；也許，這足夠再來一曲《歡樂合唱團》了。
薩沙是一名蒼白、瘦削的20歲工人，他在血管裏注射了兩年的鴉片混合物，現在已經不能滿足於此了。“即便如此，”他說，“我無法放棄。總是有什麽東西把我拉回到這裏來。”
他停了一會兒，看著一群吸毒的青少年匆匆穿過巴勒莫。“不過也沒關係。”他補充道，“我是艾滋病病毒陽性患者。不管是毒品還是艾滋病，很快我就會死去。”
和薩沙一起長大的許多朋友都已經去世了—死於吸毒過量、酗酒、與毒品有關的暴力、肺結核、艾滋病和自殺等。現在輪到他了。
專家們說，1991年蘇聯解體時，像烏克蘭毒梟卡拉巴斯這樣的人開始在整個地區崛起—匪徒們利用這一曆史性變革所造成的動**，把目標對準了像薩沙這樣被疏遠的一代年輕男女。毒品突然變得便宜而唾手可得，賣**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地區性產業，第三世界範圍內地區性艾滋病流行的形成也就有了條件。
“這不僅僅是一次大暴發。”阿拉·索洛維奧瓦博士是在基輔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工作的烏克蘭人，他說，“這是一枚原子彈。”
1996年，烏克蘭登記了大約7000例新發艾滋病病例。一個國際機構預測，到2001年，他們將會有2萬例艾滋病病例，可能有25萬的艾滋病累積感染病例，在那之後，每年將會有4000例新發艾滋病病例。對於一個在1994年之前隻記錄了214例艾滋病累積病例的國家來說，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流行病學家路易斯?洛雷斯做出了這一世紀之最的預測。
直到1996年中，健康專家在敖德薩開始了解在城市以及烏克蘭的其他地區，艾滋病“炸彈”爆炸得如此顯著。當時，敖德薩的律師謝爾蓋·米諾夫等誌願者在敖德薩開設了一家針頭交換中心，並開始詢問年輕人的生活習慣。米諾夫解釋說，他們發現這“簡直是一場噩夢”。幾乎所有的吸毒者都說，他們經常共用針頭和注射器，而且他們通常會在第一次注射後把自己的一些血液抽到注射器裏，以便把剩下的毒品衝洗出來。
米諾夫說，很明顯，巴勒莫的吉卜賽人和該地區其他地方的有組織的黑幫正在出售罌粟秸稈，而且已經被病毒汙染了。這是因為這些毒品是大批量生產的，然後由年輕的吸毒者進行毒效檢測，這些吸毒者用這些危及生命的測試換取免費的毒品。為了測試這些樣本，這些被稱為“奴隸”的吸毒者反複將他們的個人注射器浸在大罐子裏，並經常將注射器拉進和拉出幾次。
最後，米諾夫說，當地吸毒者說毒品供應商命令吉卜賽兒童收集用過的注射器，供應商將用來注入麻醉藥，然後重新在市場上流通。
米諾夫說，當他和其他誌願者在癮君子中散布消息說，他想和“吉卜賽男爵”談談時，這種做法就停止了。“吉卜賽男爵”在敖德薩領導著罌粟秸稈交易。
他說，幾周過去了，1996年冬天的一個早晨，兩輛大型豪華轎車開到了米諾夫的公寓大樓，保鏢們跳了出來，那個衣著華麗的毒梟敲了敲米諾夫的門，米諾夫告訴他，出售受汙染的鴉片和注射器是“糟糕的生意”，因為這會迅速殺死他的客戶。
米諾夫曾發誓要為毒梟的身份保密，毒梟覺得這個律師的話很有道理，就答應不讓孩子們收集二手毒品注射器了。
這是“原子彈”戰爭中的一個小勝利。
但是，巴勒莫前麵的射擊場被用過的注射器覆蓋，絕望的青少年癮君子經常從地上拔出一個完整的注射器，如果需要的話，可以進行快速的毒品注射。
在射擊場上，年輕人三五成群地擠在一起，試圖找到未塌陷的靜脈，以便互相注射。痛苦寫在他們扭曲的臉上，他們互相戳針，不顧一切地想讓毒品進入他們的血液。鴉片藥劑的黏稠度如此之高，以至於使用者需要10毫升甚至20毫升的針頭—這遠遠超過北美或西歐注射海洛因用的1毫升注射器的容量。
1997年1月，米諾夫和一家名為“信任場”的小型戒毒診所的工作人員收集了在敖德薩射擊場發現的數千支注射器：其中足足有1/3被檢測出艾滋病病毒陽性。
“這是一次爆炸性的暴發，”在敖德薩工作的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流行病學家格裏戈裏·巴夫斯基說。“我們每個月都會發現600例新發艾滋病病例……在敖德薩，我們登記在冊的有3000名吸毒者。實際數字是這個的10倍。”
米諾夫打斷：“這個城市有110萬人口。想想吧—在110萬人中，肯定有3萬人吸毒。”
巴夫斯基繪製了一張圖表，展示了敖德薩自1995年出現首例艾滋病病例以來不斷上升的艾滋病死亡人數。他畫了一些虛線，一直延伸到2012年，他說：“在15年內，整個敖德薩人們的感染率可能高達70%。”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索洛維奧瓦是一位漂亮、熱情的金發女郎。她說，1995年春季的血液檢測結果顯示，敖德薩靜脈注射毒品的人群中，有近3/4的人是艾滋病病毒陽性。就連她也很難相信這些數據，因為她無法相信病毒在不到6個月的時間裏就席卷了整個社區。對吸毒者的調查表明，幾乎所有人的年齡都在30歲以下，高中畢業、無業。
早在1995年，索洛維奧瓦參加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一個區域會議，在會議上她懇求她的聯合國同事為她所預見的艾滋病危機投入資金和人力。
政策製訂者說：“哦，整個烏克蘭隻有300個病例？我們有更多的心血管疾病，癌症……艾滋病病毒不是問題。”
第二年，索洛維奧瓦再次提交了她的請求，直接向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首席卡羅爾·貝拉米申辯。那時，索洛維奧瓦的數據顯示，基輔和敖德薩的病例突然激增，“就像一顆炸彈爆炸了。他們說，‘天哪，真的是這樣嗎？’”索洛維奧瓦回憶道。
索洛維奧瓦開始工作，發現該地區沒有一個政府機構有任何處理艾滋病病毒的公共衛生策略。她說，“這種流行病的傳播速度在整個歐洲是最快的。”
即使在瘟疫實驗室，那裏曾經是薩內普在烏克蘭工作的戰鬥堡壘，列夫·莫吉列夫斯基和埃琳娜·尤戈羅娃博士認為，青少年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數量巨大。
“我們的主要任務是拯救年輕一代，”莫吉列夫斯基嚴厲地說，“如果我們設法讓他們脫離黑手黨的控製，我們將贏得這場戰鬥。”
精神病學家帕維爾·伯爾尼說，要在這一地區製止黑手黨、吉卜賽團夥和其他毒品販子是很難的，也許是不可能的。34歲的伯爾尼長著一頭長發，相貌英俊。他是東歐毒品濫用問題的主要專家之一，也是捷克政府反毒品委員會的主席。伯爾尼堅持認為，不管是什麽因素促使該地區的年輕人走向毒品成癮的生活—他感到其中涉及的問題相當複雜，但該地區政府麵臨的真正危機是這種殺手級產品的價格低廉和唾手可及。幾乎毫無例外，即使在西伯利亞的農村地區或冰冷的北極圈內，也可以輕鬆、公開地購買麻醉品。強大的黑幫和吉卜賽人網絡與來自尼日利亞、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亞洲金三角的傳統毒品販子合作，穿越了鐵幕後那個千瘡百孔的邊界。
伯爾尼說：“如果你關注那些經濟穩定的國家（例如美國），你會發現近年來吸毒人數幾乎沒有增加。但是這些新興的經濟體是有組織犯罪的絕佳機會，他們將價格壓低到入門級。”
按照市場普遍的規則，毒販以不到紐約市同等毒品價格1/10的極低價格出售從生鴉片到海洛因的各種毒品，在該地區創造了客戶群體。
最便宜的被稱為“葡萄酒”，是一種過敏藥的提取物，被製成強力的致幻劑，在莫斯科隻賣3美元。
“葡萄酒”的賣家是年邁的奶奶們，她們有免費的抗過敏藥，作為俄羅斯人微薄養老金的一種補充，國家給患有過敏症或花粉熱的老年人免費發藥。這些婦女進行化學提取，然後把這種令人上癮的混合物賣給青少年—利潤比總成本高出200%。
“葡萄酒”的主要銷售點是盧比揚卡廣場，就在俄羅斯警察總部（前身為克格勃）的街對麵。
這些毒品的低成本和可及性，解釋了為什麽失業的年輕人可以一直負擔得起—即使是使用頂級海洛因。
年輕人渴望注射致命的毒品，伯爾尼用流利的英語說，“這與信息量過大和對某些價值和能力日益增長的需求有關。看看今天的青少年，想要建立自己的事業並對社會有價值，就意味著你必須完成很多非常困難的任務。很多年輕人說，‘我們做不到！我們不能滿足這個要求。我們不能被計算在內，這毫無道理。’技術文化的出現沒有道理可言，你是在太空的某個地方翱翔。這不是一種理解的方式，這隻是一種感覺。作為一名精神科醫生，我認為這是一種與真實感受的分離。這是老一輩人—父母—無法理解的。”
毒品使用激增最明顯的地區，是在二戰剛結束後蘇聯把自己建成超級大國時建立起來的工業區。20世紀六七十年代，數百萬人移居到這些地區，大部分是自願的；報酬不錯，莫斯科把它的頂級工業中心作為運送新鮮食品、衣服、電視和消費品的最高優先區。在其他地區物資極度匱乏的時期，新西伯利亞、諾裏夫斯克、克麥羅沃或納爾瓦的工人們在2月份都能吃到熱帶水果。
但隨著蘇聯的解體，出現了一種艱難的轉型經濟，過去陳舊、低效的工廠被關閉。這種新的開放使得電視圖像和雜誌能夠向那些驚愕的居民們展示，他們淒涼的生活與那些有能力購買西方夢想的莫斯科人之間的反差是多麽可怕。曾經的精英階層，醜陋、肮髒的城市變成了充滿失望、嫉妒、失業、酗酒和毒品的肮髒中心。
例如，在愛沙尼亞，俄羅斯人在古老的中世紀村莊納爾瓦建造了一座重工業之城，距離俄羅斯的西北邊境僅一步之遙。1991年以前，納爾瓦的平均人口為8.1萬人，其中大多數是俄羅斯人，他們的工作地位高於愛沙尼亞本地人。這是一個繁榮的城市。
但是到1998年，隻有7.5萬人留在納爾瓦，幾乎所有的水泥、紡織品和金屬工廠都關閉了，39%的人口失業。這座城市與芬蘭的赫爾辛基位於同一緯度，一年之中有三個月沒有陽光，這期間一直被埋在雪裏。
“民主是好的，但如果你有年輕人可以做的事情，那就更好了。”納爾瓦副市長維克多·維沃抱怨道。這位身材魁梧的愛沙尼亞裔俄羅斯人估計，在納爾瓦有3000名年輕人吸毒成癮，大約每5名居民中就有1名年齡在14到25歲之間的年輕人是癮君子。
按照納爾瓦醫院的主任奧列夫·西蘭的說法，納爾瓦的乙肝和丙肝發病率從1992年到1996年間增長了400%。維沃對該市靜脈吸毒者數量的估計持懷疑態度—他說，這個數字遠遠超過3000人。也許更像是1萬人，或者說是這個被毒品圍困的城市裏每7.5個居民中就有1個吸毒。
愛沙尼亞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仍然很低，但是年邁的流行病學家列塔邁博士不敢相信肝炎的現狀，她在塔林的梅裏梅薩傳染病醫院工作。她說，1990年，愛沙尼亞的乙型肝炎發病率為6.9/10萬人，丙型肝炎為2.6/10萬人。到1996年，乙型肝炎的發病率高達24.5/10萬人，而丙型肝炎的發病率則增加了1倍。
醫院的兩層樓滿是肝炎患者，他們都是靜脈吸毒者。
在莫斯科第17號戒毒醫院，副院長塔蒂亞娜·李森科每天都要去看那些吸毒成癮的男孩。現在，他們成群結隊地來到這裏，年輕的身體被毒品和肝炎所毒害。這家在莫斯科擁有3300個床位的醫院已經人滿為患，她與從敖德薩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其他醫生一樣，不知道該怎麽辦。自1982年第17號戒毒醫院開業以來，李森科一直是防疫站設在這個龐大醫院裏的代表，在蘇聯時期，她的工作相當簡單。戒毒學或涉及毒品成癮性疾病的醫學學科具有非凡的力量，可以找到吸毒者並將其關進17號醫院（有時長達數年）。李森科從來不需求助於勸導、美沙酮（1991年之後在大多數地區仍然是非法的）、行為矯正，或者是其他一長串西方醫生使用的治療麻醉品和安非他命成癮者的策略中的任何一種。直到1991年，李森科和數百名像她一樣的醫護人員隻需要報警把吸毒者關起來。病人們被關起來後，恍然大悟、後悔不已，接受了政治再教育，要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要麽被送進監獄。就這麽簡單。
但是在1991年共產主義統治崩潰之後，戒毒學家們不知道該怎麽辦。
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駐莫斯科代表茲德內克·耶澤克說：“據俄羅斯內政部估計，大約有200萬靜脈吸毒者，30萬長期吸毒者。10%到15%的俄羅斯人有靜脈注射毒品的經曆。”
曾在全世界為聯合國工作的白發捷克科學家耶澤克震驚不已。他發現公共衛生官員們現在完全沉迷於蘇聯的舊思維方式，完全無法掌握如何在新的民主社會體係中遏製肝炎和艾滋病病毒的流行。
耶澤克拿了一堆圖表和表格，告訴來訪者，這些表格之前已經陸續給政府官員看過了，但通常都沒有任何效果。例如，一份圖表顯示，1995年，俄羅斯已知的艾滋病病毒病例中隻有0.3%是靜脈吸毒者。但到1996年12月，耶澤克說，“所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有61.2%是靜脈吸毒者。要繪製這個群體的增長率，我們必須使用對數表。”
5月，俄羅斯醫學科學院的格拉西緬科博士宣布，新發艾滋病病毒病例在1995年至1996年間增長了8倍，達到1500例左右，衛生部表示，預計20世紀結束時將感染80萬人，占20世紀預計人口的5%。相比之下，在1979年至1999年之間，隻有0.3%到0.5%的美國人口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與烏克蘭一樣，艾滋病病毒的迅速蔓延也發生在俄羅斯。就在幾年前，該國衛生官員還以國家強製進行的詳盡的艾滋病病毒檢測為依據，將該國列為“無艾滋病區”。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主任彼得·皮奧特博士堅持道。“我們看到了16年前在北美看到的同樣的潛力，這讓我們擔心我們真的沒有從錯誤中吸取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