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7
一個由醫生、護士和肺結核專家組成的龐大療養院係統（肺結核專科在西方已經不存在了），加上一個規模更大的門診篩查診所網絡，對人口進行監測，每年對每個公民進行胸部X光檢查。結果呈陽性的人都接受了皮膚和培養測試—實驗室化驗。如果其中任何一種檢測結果呈陽性，患者將被解雇2年，強製在療養院隔離至少1年，並接受1到2種抗生素的大量注射治療。患者的所有家庭成員和同事也將接受測試，以確保患者的結核病為公眾所知。如果他們中的任何一個被證明是陽性，他們也會被退學或被解雇2年。如果1年後治療成功，病人將得到一份臨時工作，不涉及與食品或公眾接觸。如果治療沒有成功，病人身體的感染部分就會被手術切除。20%到25%的結核病患者接受了肺部部分切除或全切手術。
由於財政緊張，這種高度勞動密集型、壓製性的結核病控製方法得以實施。但是，很少有結核病防治部門能夠負擔得起常規X光檢查，並追蹤每個受感染患者的所有家庭和社會接觸者，或進行適當的藥物治療。
而那些負責的人，比如俄羅斯衛生部的阿列克謝·普裏馬克博士說，結核病死亡人數的上升不是因為結核病控製方法的失敗，而是因為舊模式的資金不足。
世界衛生組織全球結核病項目副主任理查德·班加納堅持認為，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這些龐大、笨重的老醫院和機構的生存鬥爭。“他們現在為免費的東西向病人收費，當錢用完時就把他們趕出醫院。”這就是結核病死灰複燃的原因，俄羅斯衛生部部長沒有看到這一點，“結核病是長著翅膀的埃博拉病毒。”
在普裏馬克的敦促下，1996年衛生部成功遊說國會通過結核病五年計劃。從1997年開始撥出30億美元（18萬億盧布）用於改善現有的結核病基礎設施。然而，政府實際上隻提供了30%的撥款，但在疾病上的花費增加了1倍多。普裏馬克警告說，如果葉利欽的人沒有拿出這筆錢，“到2002年，俄羅斯官方每年的新病例達到20萬，兒童的發病率將增加100%。”
事實上，普裏馬克推薦的防控措施到1996年無法治愈至少24.9萬個結核病病例。雖然這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威脅，但在政治上是有效的。
這激怒了西歐人，他們確信俄羅斯的抗藥細菌正在跨越他們的邊境。到1998年，世界衛生組織哥本哈根辦事處已經記錄了俄羅斯所有結核病病例的25%與多重耐藥菌有關。
“結核病就在我們（歐洲）的家門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可怕。”世界衛生組織結核病項目主任高田新總結說。
事實上，它已經越過了歐洲的門檻，在俄羅斯和波羅的海國家發現的各種形式的結核病突然出現在整個斯堪的納維亞地區。位於哥本哈根的史丹頓血清研究所的尼爾斯·佩德森博士說，在1996年至1999年瑞典、丹麥和挪威記錄的所有結核病例中，一半以上是在來自波羅的海國家和俄羅斯的移民中發現的。世界衛生組織聲稱，到2000年，在俄羅斯產生的耐藥結核菌菌株將在整個北歐出現。
然而，普裏馬克和俄羅斯政府拒絕讓步。隨後就爆發了公開的公共衛生戰爭，西方和共產主義政策相互對立，這場戰爭可能導致數萬人喪生，並在整個歐洲傳播無法治療的結核病。
在舊的蘇聯結核病體係中，也有持不同意見的聲音。最響亮和最有影響力的是普裏馬克的老師，俄羅斯最大的結核病臨床研究中心主任亞曆山大·霍緬科，該中心屬於俄羅斯科學院，他們龐大的結核病設施不受衛生部和普裏馬克的影響。這對曾經的師生在一場關乎俄羅斯結核病流行命運的鬥爭中站在了對立陣營，但毫無疑問，獲勝者會影響各國的結核病防治方法和衛生機構的態度，不僅是莫斯科，還有基輔、明斯克、阿拉木圖和其他蘇聯國家的首都都會受到影響。1965年至1970年在日內瓦擔任蘇聯駐世界衛生組織代表的霍緬科讚成直接督導下的短程化療方法。
自1990年以來，霍緬科觀察到整個蘇聯地區的結核病發病率每年以10%到15%的速度上升。他目睹了財政的崩潰，作為全國收入最高的結核病醫生之一，他的月收入已經跌到400美元。他斷言，更令人擔憂的是耐藥性的顯著增強。
在他的指導下，位於莫斯科東北部的伊凡諾沃州正在嚐試直接督導下的短程化療方法，自1995年以來，該地區的結核病發病率已經降低了8%。作為正在進行的實驗的一部分，伊凡諾沃結核病醫院的實驗室能力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並對該地區患者的痰標本進行了藥物敏感性測試。超過一半的標本（58.1%）含有對一種或多種抗生素有部分耐藥性的分枝杆菌。伊凡諾沃每8名患者中就有1名攜帶多重耐藥結核病菌株。
在霍緬科位於莫斯科的治療中心，大多數病人都患有耐藥結核病，這也是他們從符拉迪沃斯托克遠道而來，尋找可能挽救生命最後一搏的原因之一。
例如，1996年，寶琳娜·馬哈切拉帶著她21歲的兒子庫巴諾夫從裏海沿岸多山的俄羅斯達吉斯坦遠道而來。1996年3月，懷有奧運夢想的舉重冠軍庫巴諾夫感到疲憊和虛弱—他家鄉馬哈奇卡拉的醫生診斷他患有肺結核。那時，這名年輕的男子雙肺裏已經布滿了結核杆菌，X光檢查發現他的雙肺都已受到損害。
“他在家裏待了一個半月，看起來一切正常。”寶琳娜個子不高，這位黑發白膚的中年女子回憶道。寶琳娜是一名醫生—盡管不是結核病專家—她相信用4種抗生素在家治療就足夠了。
但她不知道庫巴諾夫感染了耐藥結核病，同時也沒有人會知道，因為達吉斯坦沒有一家醫院有做痰標本藥物敏感性試驗的設備。更糟糕的是，這位年輕的黑眼睛男子對唯一一種能有效治療其肺結核的藥物產生了肝髒毒性反應。
1996年8月，庫巴諾夫在達吉斯坦住院，病情嚴重。當醫生將他的治療方案從4種基本藥物改為昂貴的頭孢菌素後，他對這種藥物產生了嚴重的過敏反應。就在那時，寶琳娜決定是時候把家裏的錢都集中起來，把兒子帶到莫斯科，交給那位著名的霍緬科醫生。
“那時，他已經對所有可用的藥物都產生了耐藥性。”寶琳娜說。X光片顯示他的兩個肺已經完全被感染了。霍緬科的手下感到別無選擇了—11月，病人被送入了手術室。
當外科醫生打開庫巴諾夫的肺時，他們驚呆了。他的左肺裏有一個“巨大的空洞”，一位外科醫生回憶道，這個空洞裏麵布滿了結核杆菌。除了右肺下葉，其他部位都被感染了，外科醫生切除了他肺腔和右肺的一半。
130天以來，庫巴諾夫僅存的肺部組織一直處於癱瘓狀態，他的生命隻剩下呼吸機維持和寶琳娜的祈禱。他的體重從84千克降到53千克，病情起伏，霍緬科的同事們每天都擔心這個年輕人會死去。
但在1996年莫斯科最糟糕的冬天，庫巴諾夫的肺又開始自動工作了。當他恢複了一些體力後，醫生們注意到，隻有他那已經被手術切除了一半的殘餘的右肺在工作，X光片顯示結核病再次奪去了他的左肺。
因此，5月14日，庫巴諾夫的整個左肺被手術切除，隻剩下25%的肺活量。
1997年春天，庫巴諾夫昏迷不醒地躺在重症監護病房的一間單獨的房間裏，通過氣管上一個直徑1厘米的洞呼吸。這個洞每天都被塗上翡翠色的消毒劑，訪客們驚恐地望著它。當吸入足夠多的空氣後，庫巴諾夫就用紗布蓋住這個令人不安的洞。如果呼吸變得特別困難，醫生就直接將呼吸管插入洞內。
庫巴諾夫試圖說話，但他的喉部鼓不出足夠的空氣來發出清晰的聲音。寶琳娜特意俯下身，把耳朵直接貼在他的氣管孔上，她的嘴吸入了兒子呼出的氣體。她和工作人員每天都要這樣做很多次，沒有人戴麵具，因為防護裝備供應不足，隻能在侵入性操作和外科手術中使用。
“醫生們非常熱情，但他們沒有足夠的錢和藥物。”寶琳娜說。
“這是真的，”一位醫生補充道，“他能活下來全靠他的親戚們。”
自從1996年3月庫巴諾夫被診斷出肺結核以來，馬哈切拉家族已經在買藥上花費了8000萬盧布（約合1.4萬美元），在檢查上花費了5500萬盧布（約合4000美元）。寶琳娜不記得自己在莫斯科住院和住房上花了多少錢—也許還有4000美元。即使是一個美國家庭，也很難籌集到2萬美元的現金，對於達吉斯坦來說，這幾乎是不可想象的。這個典型的達吉斯坦家庭有受雇的農戶，每年的收入約為2400美元。庫巴諾夫的結核病不僅破壞了他一半的肺，也使馬哈切拉一家破產，而且使整個家族背負著債務回到了達吉斯坦。
采用如此強效的治療措施—以及患者龐大的費用支出—對該地區的大多數結核病患者來說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布裏亞特的杜加洛娃說，大多數人“失業、無家可歸、貧窮”。正是由於患者和結核病治療係統的貧困，杜加洛娃站在普裏馬克一邊反對直接督導下的短程化療，而不是霍緬科一邊。
“好吧，它更便宜、更劃算。也許其他地區一直都有水果和蔬菜，但這裏沒有。如果有這些藥那還好，但他們沒有呀。我們連維生素都沒有好吧！”
杜加洛娃是如何治療結核病的？袋裝注射用異煙肼粉末，但他們以膠囊形式口服。施蒂布洛分析後說，蘇聯製造的舊供應品“就像沙子一樣”。她還有另外兩種基本的抗生素，偶爾還有第三種。藥物供應總在變，所以病人很少能完成一個穩定一致的療程。專家說，用藥一致性是避免產生耐藥菌株的關鍵。
杜加洛娃承認：“我們不會中斷治療，但我們可能隻會使用一種藥物。”
在布裏亞特療養院，三個木屋裏擠滿了病人，盡管房間在冬天非常寒冷，杜加洛娃宣稱：“至少還有自來水。”在兒童病房和成人病房之間，晾衣繩拉得很長；孩子們手洗過的床單在凜冽的山風中飄動。
在成人病房裏，病床緊密地擺放在一起，胖胖的杜加洛娃無法在病床之間穿行。醫院不提供睡衣和床單，成年病人必須自己帶來。餐廳裏有三個熱盤子和幾張桌子。“我想回家。”63歲的病人葉卡特琳娜·切爾尼克在看到杜加洛娃時喊道。
在重症監護室裏—這樣命名並不是由於有更高級的技術，而是因為病人都病得很重—4個男人躺在**一動不動，他們餐桌邊的飯菜也沒有動過。其中3人為晚期肺結核患者，1名患者為結核性腦膜炎。
“他們都會死的，”杜加洛娃低聲說，“這些類型的結核病我從來沒有見過，甚至在50年代也沒見過。當然，我們不可能治好他們。我們想給他們使用4種藥物聯合用藥和一些蛋白質補充營養，但我們沒有錢，他們也沒有錢。他們因此被判了死刑。”
一名主管護士一直在偷聽杜加洛娃的談話。聽到主治醫生嚴肅的宣告，她默默地低下頭，在嘴和鼻子上纏了一團紗布，踮著腳尖走到一個21歲男人的床邊。杜加洛娃麵無表情地看著護士輕輕地撫摸著被紅色毯子勾勒出的瘦骨嶙峋的身體。
在萬裏之外的愛沙尼亞塔爾圖，愛沙尼亞呼吸醫學學會主席海因特·西奧斯圖譴責了這種“過時的、僵化的和人員過剩的做法。在蘇聯的結核病體係中，黨在所有地方都占主導地位”。
西奧斯圖熱情地歡迎訪客來到他舒適的家中，他提供茶飲，並通過家庭幻燈片展示數據。退休後，西奧斯圖花了幾十年的時間來改變蘇聯對結核病的看法。當他1953年開始工作時，愛沙尼亞每10萬人中就有417人患有結核病。通過對蘇聯通用的治療方法和他自己獨特的有本地特色的直接督導下的短程化療方法進行綜合，1992年，西奧斯圖成功地將當地的結核病發病率降至21/10萬人的最低水平。但是也是從那時起，肺結核的發病率又開始回升了，達到了44.5/10萬人的原發性病例。
“在俄羅斯，他們沒有提供真實的數據，”西奧斯圖說，“但我這些數據是真實的。”這表明，盡管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在愛沙尼亞共產主義垮台後有所停滯，但沒有發生俄羅斯那樣崩潰級的悲劇。
盡管如此，西奧斯圖繼續說，幾乎20%的愛沙尼亞結核病病例是耐藥的，結核病患者的平均年齡已經下降，從1981年的55至60歲，降到了1996年的30歲。“這個年齡段都是生產勞動力啊！”他指出。令人遺憾的是，西奧斯圖在與愛沙尼亞政客的合作中沒有取得多大進展，因為官員們總是會指著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的結核病數據說：“看，我們的情況沒那麽糟。”
“但我對他們說，‘不要拿我們自己和俄羅斯相比—我們已經脫離了俄羅斯！’”西奧斯圖說，並指出芬蘭的肺結核發病率隻有愛沙尼亞的1/5。115
“我們的政客們就是不明白，”西奧斯圖一邊搖頭一邊說，“我們必須有錢建造設施來進行直接督導下的短程化療。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們將無法控製結核病。”
該地區的很多事情都取決於俄羅斯。如果這個龐大的國家不改變其結核病公共衛生政策，其他蘇聯國家的政治家可能就不會支持直接督導下的短程化療和世界衛生組織的政策。
意識到這一點後，維克多·阿帕納西耶夫在1997年準備向莫斯科開戰。這位聖彼得堡的醫生正在玩一場高風險的遊戲，但他說，很多的生命危在旦夕。
阿帕納西耶夫是列寧格勒州（今彼得格勒）結核病服務部門的負責人，他已經厭倦了遵守衛生部的規定，厭倦了看著結核病死亡人數不斷往上漲。他不顧國家結核病局局長阿列克謝·普裏馬克的命令，而是支持世界衛生組織和西歐國家的建議，他決定用直接督導下的短程化療來治療他的病人。
“毫無疑問，在我們州長的支持下，我們將開展直接督導下的短程化療，”40多歲的健壯的阿帕納西耶夫宣稱，“盡一切努力！”
自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列寧格勒的結核病發病率翻了一番，微生物產生了抗生素耐藥性，死亡率飆升，用於結核病治療的錢也用完了。員工們已經很久沒有拿到全額工資了，以至於大部分病人的護理工作都是由靠微薄的養老金生活的退休醫務人員來承擔的。
1996年，阿帕納西耶夫下令對聖彼得堡1160名患者的痰樣本進行耐藥性檢測—幾乎每一個樣本中都含有對該市現有的一種或多種藥物完全耐藥的微生物。116
“耐藥性是我們最大的恐懼。如果你在美國麵臨這個問題或許還好一點，那麽，在這裏呢？”阿帕納西耶夫呼籲，“這是我們要進行直接督導下短程化療的又一個理由。”
阿帕納西耶夫和他的助手塔蒂亞娜·杜盧巴瓦博士成功地從列寧格勒州新當選的州長那裏獲得了財政和政治上的支持，並希望從附近憂心忡忡的瑞典得到更多的資金援助。
有了充裕的資金，阿帕納西耶夫希望購買足夠的抗生素，使所有結核病患者都能接受門診治療，每天服用5種藥物，由一名負責觀察的護士或結核病官員進行確認。這對充滿活力的搭檔，杜盧巴瓦和阿帕納西耶夫二人組，想要擺脫老式的蘇聯治療方法—大量X射線檢查，強製甚至監禁結核病患者，每天注射2到3種藥物進行長時間的治療。
“我不滿意現狀—我們現在使用3種藥物，仍然有活動性結核病，”阿帕納西耶夫說，“是的，我們看到死亡率下降了，但我們的發病率卻上升了……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來看，這很可怕，因為它增加了結核病傳播的機會。”
但是，放棄強勢的普裏馬克所青睞的蘇聯治療模式會帶來巨大的風險，可能會使聖彼得堡本已不存在的防控經費預算進一步受到限製。
“我們的處境非常艱難，”杜盧巴瓦解釋說，“但我們必須有勇氣……正如哲學家們所說，你不可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我們不能像20世紀30年代那樣繼續工作，情況已經發生改變。”
1996年秋天，美國億萬富翁、金融家喬治·索羅斯向曼哈頓的公共衛生研究所捐資1230萬美元設立一項基金，旨在為遏製俄羅斯的結核病危機提供技術援助和指導。公共衛生研究所與無國界醫生組織和梅林集團合作，在西伯利亞的托木斯克監獄開展了一項直接督導下的短程化療試點項目，結果證明，采用適當的抗生素治療比傳統的蘇聯療法治愈率可提高1倍多，一年為該監獄節約200萬美元的醫療成本。
公共衛生研究所還在俄羅斯各地舉辦培訓班，向微生物學家演示如何對結核病樣本進行耐藥性檢測。
但是托木斯克監獄的成功仍然不足以說服普裏馬克和俄羅斯結核病機構，亞曆克斯·戈德法布在1998年說，“這是一個惡性循環。這不僅是對直接督導下的短程化療的抵製，也是被嚴重的經濟危機影響的結果。所有人最關心的是保住工作。但我們可以說托木斯克試點把成本降低了大約50%，可以用這些錢支付拖欠的工資。”
但托木斯克的醫生們仍然反對，因為他們認為，“重新構建結核病服務體係意味著不發工資了”。
然而，當其他結核病控製官員開始效仿霍緬科和阿帕納西耶夫的做法，公然反對普裏馬克的政策時，俄羅斯反直接督導下短程化療法的決心開始出現裂痕。隨著1998年8月經濟危機的出現，舊體製出現了更多的裂痕，西方直接對葉利欽總統施加壓力，使裂痕進一步擴大。117
1998年年底，這些組織發起了一項耗資1億美元的運動，以應對俄羅斯的耐藥結核病。1998年10月28日，白宮召開了一次會議，資本主義世界一些最有權勢的領導人參加了這次會議，重點討論了俄羅斯的結核病問題。118
會議最關心的是俄羅斯采取直接督導下的短程化療戰略，建立耐藥實驗室，並解決監獄裏的結核病問題。盡管有這樣的國際壓力、資金支持和專業知識的支撐，俄羅斯的疫情仍在繼續擴大。1999年年初，國際紅十字會發布了一份公告：“在白俄羅斯、摩爾多瓦、俄羅斯和烏克蘭，每25分鍾就有1人死於嚴重的結核病病發。”
隨著21世紀的到來，結核病在蘇聯國家肆虐，失去了控製，耐藥超級菌株在整個地區廣泛出現。即使在伊凡諾沃—世界衛生組織在那裏執行了其直接督導下的短程化療試驗項目—耐藥結核病發病率自1996年以來也增加了2倍多，超過所有確診結核病病例的10%。119在克麥羅沃，歐洲人在西伯利亞監獄嚐試直接督導下的短程化療療法，1999年的耐藥率超過20%。
結核病一度被認為是全球公共衛生的勝利，但這時卻成了世界的一大恥辱，所有的控製係統都崩潰了。哈佛大學結核病專家保羅·法默博士指出，全球化的經濟“緩解了公共衛生現實政治中軟弱無力的相對主義，給我們留下了雙重標準的治療方法”。對受感染的富人立即進行多種藥物聯合治療，對窮人進行不充分的治療。後者導致耐藥微生物的出現，進而危及整個世界，無論貧窮還是富有。
七
哦，不。
他們走了，把我的家命名為
聖彼得堡。
這是怎麽了？
我曾經的朋友都去了哪裏？
這一切都錯了，我感覺迷失了
就像我不屬於這裏。
給我回來，
還我列寧格勒。
—列寧格勒，《牛仔》120
我喜歡埃德加·愛倫·坡，他的詩是關於死亡的。活得快，死得早。
—阿魯茲蘭·庫爾琴科，27歲，在敖德薩注射海洛因後
肺結核、白喉、傷寒、霍亂、酗酒、營養不良—所有這些疾病都在1991年後惡化，但其實在這之前就已經出現了。蘇聯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對每一種疾病都有相應的規章製度，但這些設施能否有效地控製這些疾病則是另一回事。不過，無論如何，這些疾病都很常見，預防和治療方法也很常見。
但後蘇聯時代的新公共衛生災難卻並非如此。
第一個新災難出現在戈爾巴喬夫時代，但直到葉利欽時代才達到災難性的程度。
他的幻燈片是手工製作的，業餘而生疏。他的聲音顫抖著。他用顫抖的雙手緊握文件，手裏拿著的筆記在會議擴音器裏發出顫動的噪音。1986年，在巴黎舉行的第二屆國際艾滋病大會上，維克多·赫達諾夫博士並沒有被正式邀請發言，但他顯然是最令人震驚的演講者。
這位年邁的俄羅斯科學家穿著他那件老土的西裝、破舊的鞋子，甚至在講話之前就在時尚的巴黎人群中“脫穎而出”。發表簡短的演講後，約有5000名艾滋病專家的大廳沸騰了，因為赫達諾夫公開反對蘇聯當局，他透露，莫斯科聲稱沒有任何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例的報道是不真實的，並且病毒的小規模暴發正在其廣袤國土的各個地方出現。
盡管當時的觀眾明白赫達諾夫的行為是勇敢的，但幾乎沒有人知道這位科學家到底是誰，更少有人知道這位德高望重的老學者回到莫斯科後發生了什麽。
1986年，有一個消息來源說，72歲的維克多·米哈伊洛維奇·赫達諾夫從巴黎回國後，蘇聯秘密警察部隊克格勃“無情地追捕著他”。作為蘇聯最傑出的病毒學家之一，他的地位並不能保護他。赫達諾夫是位於莫斯科的伊萬諾夫斯基病毒實驗室負責人，盡管身為著名的蘇聯科學院成員，他曾因第一個研發出麻疹活疫苗而被蘇聯授予4項榮譽獎勵，但所有這些成就都沒能保護他，赫達諾夫被以“破壞”罪名追捕。
“他被指責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間諜，”伊萬諾夫斯基實驗室的愛德華·卡拉莫夫博士痛苦地回憶道，“他在離開巴黎不到一年後就去世了，盡管他年事已高，我毫不懷疑是巫師作法讓他中風的。”
在巴黎會議後不久，克格勃和蘇聯科學界的高層領導人發起了一場運動，這是一個教科書式的例子，闡述在舊政權下，知識分子的聲音是如何被壓製的。這場運動始於蘇聯科學期刊上一係列未署名的文章，質疑赫達諾夫作為一名科學家的可信度，以及他作為一名蘇聯公民的忠誠。卡拉莫夫說，其中很多文章的作者曾被赫達諾夫認為是他最好的朋友們。
赫達諾夫最危險的敵人將被證明是和藹可親的蘇聯醫學科學院的領導人，以及1991年後俄羅斯醫學科學院的負責人瓦倫汀·波克羅夫斯基博士。波克羅夫斯基看起來很樂觀，喜歡喝伏特加酒，樂於擁抱來訪者。一些消息來源堅稱，他與克格勃關係非常密切。
波克羅夫斯基在學院內部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調查對赫達諾夫的指控，這些指控大多以未署名信件的形式提交。委員會召見了赫達諾夫，讓他在周二上午出麵為自己辯護—這一命令讓這位資深科學家感到震驚，於是他向朋友波克羅夫斯基尋求解釋，波克羅夫斯基催促他盡快離開。
周一晚上，赫達諾夫中風了，卡拉莫夫堅持說，在委員會之前，“有5個電話催促他離開”。盡管他中風了，赫達諾夫還是出現在委員會麵前，“他們把他撕成了碎片。”卡拉莫夫說。
幾天後，73歲的赫達諾夫去世。
幾周後，瓦倫汀·波克羅夫斯基的兒子瓦迪姆被任命為莫斯科一個新的艾滋病病毒實驗室和臨床中心的負責人。20世紀90年代，該機構被稱為俄羅斯艾滋病中心，仍然由瓦迪姆·波克羅夫斯基領導。
在俄羅斯醫學科學院的一次招待會上，瓦倫汀喝了幾杯伏特加之後，譴責了似乎正在引發俄羅斯艾滋病流行的社會變化，稱其為“狂野脫韁的民主之舞”。
他的兒子瓦迪姆對來訪者說，除非社會主義統治體係複活，否則什麽也阻止不了艾滋病的大災難。
列寧格勒共和國傳染病醫院位於俄羅斯450萬人口的聖彼得堡附近的鄉下，在這裏，人們可以在救世軍祈禱會上再次看到蘇聯時期艾滋病在俄羅斯暴發的悲慘曆史。
一個10歲的女孩在祈禱時，端莊地低下頭，頭發上戴著一個粉紅色的大蝴蝶結。坐在她旁邊的是一個9歲的小女孩，她的頭發上插滿了精心纏繞在一起的人造花，她不耐煩地在座位上動來動去。在他們對麵，兩個20多歲的彪形大漢正在啃著免費的飯，心不在焉地聽別人念聖經。
總共有近30人圍坐在一張大午餐桌旁。他們的年齡從6歲到50歲不等，代表了俄羅斯社會的各個階層，他們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看見那邊的小米沙了嗎？那個12歲的男孩。”32歲的救世軍誌願者斯維特麗娜耳語道，她也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他說，‘沒關係，我長大後會結婚，艾滋病病毒也會消失。’”
房間裏的一些成年人，比如斯維特麗娜，通過異性性行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他人可能大部分都是通過與吸毒者共用受汙染的針頭而感染的。還有一個叫尼古拉的是通過同性性行為感染病毒的。
但這些兒童，都是在俄羅斯的醫院裏，在一係列在醫療係統內被稱為“埃利斯塔事件”被感染的。
埃利斯塔的悲劇對許多人來說意味著基本衛生保健體係的重大破壞。幾個月來在俄羅斯、格魯吉亞和烏克蘭進行的訪談中，許多人都言辭激烈地說要避免做小手術和看牙醫，因為害怕通過重複使用或受汙染的器械感染艾滋病。他們也害怕在蘇聯時期對艾滋病患者實施的鎮壓措施，包括軍事隔離。121醫生們講述了他們在護理高風險病人時所麵臨的危險。
這一係列被稱為“埃利斯塔事件”的悲劇事件始於1982年，當時一名在非洲工作的水手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把病毒傳給了他的妻子，而妻子接著又傳染給了腹中的胎兒。
1988年5月，這個孩子因為各種各樣的頑固性感染而住進了埃利斯塔的兒科醫院，所有的感染都沒有明顯的原因。孩子不久就死了，仍然沒有得到診斷。與此同時，孩子23歲的母親，開始出現同一類型的異常感染。
這位母親去了莫斯科接受治療，在那裏她遇到了一名有類似症狀的婦女，她也在埃利斯塔失去了一個孩子。當兩個母親比較病曆後發現，她們的孩子同時在新生兒病房出現了相同類型的感染。在母親們的堅持下，醫生最終根據這些巧合所提示的信息，給兩位母親都做了艾滋病病毒檢測，最終確定該國的第一次艾滋病暴發已經開始。122後來，俄羅斯和聯合國的一項聯合調查發現，到1994年最後一名母親和她的孩子被感染時，大約有250個病例是通過醫院用回收的注射器和導管進行注射而被感染的，而這些母親是通過母乳喂養嬰兒而感染的。
在蘇聯的醫療體係中，健康的嬰兒，或者那些小病小恙的嬰兒，每年都要接受多達300次的維生素和抗生素注射，給他們注射用的針是在一整天裏被一個又一個病人反複使用過的。病得很重的嬰兒通常會植入回收利用的、消毒不好的導管。
“一開始隻有一個病例。”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薩拉丁·奧斯曼諾夫說，“但可怕的醫療行為足以引起疫情暴發。”
疫情並沒有在埃利斯塔結束。在診斷結果明確之前，一些艾滋病病毒陽性的嬰兒被送往俄羅斯城市頓河畔的羅斯托夫、伏爾加格勒和斯塔夫羅波爾的其他醫院治療。這些機構的醫生重複同樣的醫療手段，也在他們的兒科病房內傳播病毒。123
在埃利斯塔事件之後，蘇聯當局驚慌失措，采取強製性的艾滋病病毒檢測，其檢測範圍達到了在其他地方聞所未聞的水平，並允許醫生在未經病人同意的情況下進行篩查。
當然，他們可以利用這種檢測來隔離個體感染。但是，由於感染率仍然很低，蘇聯沒有感到壓力，沒有采取措施控製感染，以確保提供足夠的無菌注射器和防護設備，更不用說對護理人員進行廣泛的再培訓了。
相反，蘇聯領導人建立了隔離和研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中心，這些人就像那些聚集在聖彼得堡祈禱的人一樣，麵臨著監禁一樣的生活和無聊的未來。追蹤蘇聯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的工作落在了防疫站的肩上，該機構以典型的蘇聯方式執行了這項任務。沒有人有權拒絕艾滋病病毒檢測，也沒有哪個國家像蘇聯那樣進行了如此多的非自願篩查。從莫斯科發現首例艾滋病病例的那一刻起，隨著1989年“埃利斯塔事件”的發生，艾滋病病毒檢測以驚人的速度進行。1987年至1995年間，僅俄羅斯就有165470049人接受了國家規定的測試。尚不清楚接受檢測的非俄羅斯籍蘇聯人的數量，但肯定會大幅高於1.65億人因該病而產生的死亡人數。124俄羅斯的檢測在1992年達到峰值，當時有2440萬人，即每6.8名公民中就有1人接受了國家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