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6
她還說，美國捐贈的抗生素在治療A型鏈球菌感染方麵比當地可獲得的藥物有效得多，由此她初步得出結論，利沃夫菌株對一線的、負擔得起的藥物具有耐藥性，但她還並不確定。
“在蘇聯隻有一個在聖彼得堡的實驗室可以識別A型鏈球菌。這就是為什麽烏克蘭各地沒有實驗室可以識別這種鏈球菌，並向我們提供有關其毒性的數據……要建立這樣一個實驗室，我們需要供應品、試劑，不幸的是，目前的經濟狀況阻止了我們。”
因此，風濕熱繼續在利沃夫郊區蔓延。
此時，世界衛生組織日內瓦總部的瑪麗亞·內拉博士正為東部地區更為基本的公共衛生危機—水源—而苦惱。內拉在她的監測網絡中發現，在蘇聯，霍亂、傷寒、細菌性痢疾等疾病的暴發都是完全可以通過適當的水源和汙水處理設施來預防的。內拉認為，現代世界本不必流行任何這些疾病，因為治療既便宜又高效。
因此，東部無法控製這種疾病的暴發讓內拉感到震驚。從1992年開始，她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其他技術專家經常東行，希望能查明疾病暴發和治療失敗的原因。
“（1995年）我們在烏克蘭基輔舉辦了一次研討會，很難說服（公共衛生）老領導層，”內拉回憶說，“他們想要召集軍隊，包圍霍亂暴發的整個地區，走到邊境，把人們包圍起來，迫使他們住進醫院。然後他們想讓病人在醫院裏待到他們連續三次大便呈霍亂弧菌陰性（一般在住院15到18天之後）。”
這是蘇聯的舊模式—衛生防疫站模式：軍隊和警察介入，強迫群眾服從，強製執行一種治療方案，這種方案不僅對國家來說極其昂貴，而且對受影響的民眾個人來說是一種冒犯。
與此同時，更簡單、更便宜的解決方案被忽略了。例如，1994年，當一場霍亂在羅馬尼亞暴發，持續了2年，導致成千上萬的羅馬尼亞人嚴重腹瀉時，內拉和她的辦公室同僚被該國的公共衛生應對措施驚呆了：
“在羅馬尼亞，他們注射了各種大劑量的抗生素來治療霍亂。他們不明白霍亂弧菌對抗生素沒有反應。”內拉說，她的臉上流露出坦率的驚訝。他們想要電泳和澱粉樣蛋白分析設備，這些設備昂貴且完全沒有必要。當內拉的團隊仔細解釋說，世界範圍內的霍亂最簡單的治療方法是口服補液療法—服用一種由幹淨的水和鹽組成的混合物，可以阻止霍亂引起的致命脫水—羅馬尼亞公共衛生官員對世界衛生組織專家進行了嚴厲批評：“不要帶著你的非洲窮人指南來這裏—霍亂指南是為非洲人製定的。我們是歐洲人！”
但世界衛生組織的結論是，一些蘇聯占主導地位的國家，特別是烏克蘭，“衛生狀況比非洲還糟。”內拉說。
世界衛生組織的水務工程師發現，蘇聯的城市規劃者在該地區的所有地方，都把飲用水和汙水管道捆綁在一起，一個壓在另一個上麵，埋在該地區人口密集的城市下麵。這些管道通常是用鋼鐵製成的，在經曆了數十年的寒冬之後，它們被包裹在冰裏，然後在夏季解凍，鐵鏽侵蝕了管道。多年來，人們幾乎沒有注意到汙水管道的維護，到20世紀90年代，汙水管道通常直接泄漏到飲用水運輸管道。
結果，聖彼得堡、第比利斯、布加勒斯特、杜尚別、基輔和莫斯科等地的居民實際上是飲用了他們自己的垃圾並用之來盥洗。由於氯的生產和分配存在問題，導致其嚴重短缺，明顯加劇了這一災難，也進一步造成這些地區的鐵和碘等微量元素的缺乏。
一連串的腹瀉傳染病接踵而來，由於汙水的泄漏，由蚊子傳播的瘧疾和腦炎等疾病也登門造訪。103
1995年年底，俄羅斯環境部得出結論，該國一半的飲用水供應是不安全的，原因要麽是嚴重的工業汙染，要麽是生物汙染。由於沒有資金來改善這種狀況，到20世紀末，俄羅斯大部分地區的水質隻比世紀初略有好轉。104
“如果一個國家的空氣和水受到汙染，這個國家怎麽能感到安全呢？一半的人喝的水不符合基本標準？”俄羅斯醫學科學院的格拉西緬科在1997年這樣問道。105
傷寒流行是飲用水危機一個特別重要的例子。通過受汙染的水源傳播，傷寒沙門氏菌很容易汙染水源，在水安全性降低的條件下乘虛而入，製造災難。1996年1月，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診斷出幾例傷寒病例。到1997年中期，首都的醫院每天診斷出200個新病例，該市60萬居民中有10%的人是活動性病例，甚至沒有人能計算出城外的傷寒發病率—部分原因是這個國家正在進行的內戰。
除了被侵蝕的水和下水道係統，大規模的、構思拙劣的蘇聯水利工程也增加了人類水傳播疾病的發病率。
在一間小辦公室裏，蘇聯瘟疫實驗室的生態係統專家伊萬·魯西耶夫帶著一位來訪者站在一堵布滿地圖的牆前，指著第聶伯河說：“蘇聯原本計劃把淡水從這裏的北方河流轉移到南方，將多瑙河的水注入第聶伯河。總體規劃的第一階段是這裏—薩斯萊克湖。”
魯西耶夫解釋說，整個烏克蘭南部都是沼澤狀的三角洲河口，一直延伸到黑海。蘇聯人想把河水引入三角洲地區進行灌溉。淡水被倒入了含鹽的薩斯萊克湖，這實際上是一個黑海河口。
這個計劃是一場災難。誤入歧途的蘇聯工程師最終錯誤地計算了薩斯萊克湖鹹水和淡水的比例，使三角洲地區泛濫了過量的鹹水，導致6萬公頃土地被毀，莊稼無法生長。他們把薩斯萊克湖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藍藻（綠藻）池塘，各種蚊子和致病微生物在這裏繁衍生息。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的二十年裏，蘇聯的規劃者們忽視了不斷上升的疾病發病率，拒絕承認他們對環境的徹底破壞。最終在1985年，他們在德涅斯特河上修建了一座大壩，希望能改善現狀。但這完全切斷了三角洲的淡水供應，使該地區變成了鹽漬月球景觀。
與此同時，薩斯萊克湖和烏克蘭其他類似被迫改變的湖泊滋生了霍亂弧菌，這些弧菌在新的藻類群落中大量繁殖。大壩嚴重減緩了水流速度，也讓湖水變成了細菌燉鍋，尤其是在夏天，當水溫達到16℃時，湖裏會散發出典型的有機惡臭。湖水還培育了攜帶瘧疾、西尼羅河病毒和辛德比斯病毒的蚊子。減緩的河流也不再能衝掉由上遊城市傾倒的成噸未經處理的人類垃圾。
當所有這些水到達敖德薩和克裏米亞海港時，水裏的微生物汙染已經非常嚴重，以至於當地的水，如果不經煮沸飲用，肯定會導致痢疾。
“當局盡了最大努力，但所有事情都在財務上磕磕絆絆，”魯西耶夫聳聳肩說。但隨後他補充了自己的聲明：“但我告訴他們，我們不僅在財務上有問題，我們的大腦也有問題。當問題出現時，你需要想想這條河。它是1000萬人的水源！”
還有什麽比水更基本的公共衛生要素呢？免疫？還是安全充足的食物供應？還是消滅耐抗生素的微生物？
然而，在每一個這樣的要素中，蘇聯領導人都失敗了，他們在一個又一個設計和執行得很糟糕的計劃中跌跌撞撞地前進。1991年之後，在這些領域發生的一切，隻是共產主義紙牌屋的倒塌，而不是曾經牢固的公共衛生體係的毀滅。
六
當一場長期的、頑固的、激烈的鬥爭進行時，往往過一段時間，就會出現爭論的中心點和根本點，從而決定運動的最終結果，與之相比，鬥爭的一切小插曲都逐漸退居幕後。
—列寧，《進一步，退兩步》，1904年
康斯坦丁，一個骨瘦如柴、臥床不起的39歲蘇聯士兵，躺在莫斯科結核病研究中心奄奄一息。耐藥性結核病已經侵襲了他的肺、肝、腎和心髒。
不過，他還是得意地笑著說，他很欣賞這種情況的諷刺意味。“這就像一個笑話，”他那虛弱的嗓音不時被一陣咳嗽打斷，“一個特別的俄羅斯笑話。”
在康斯坦丁的處境中很難看出幽默。一天24小時，靜脈點滴將“抗生素雞尾酒”注入他的體內。盡管沐浴在溫暖的陽光下，康斯坦丁還是戴著一頂羊毛針織帽，穿了兩件毛衣，躺在層層毛毯下，還在發抖。他蒼白的臉和深陷的眼睛透露出身處的危險，一個醫生低聲說，這個人幾乎沒有希望了，因為身體的每個重要器官都充滿了肺結核細菌。
然而，康斯坦丁在他的困境中看到了諷刺，在幾次咳嗽之間，他的肺似乎要從保護他的胸腔中震出。他繼續說道，對於一個俄羅斯人來說，諷刺就是一個笑話，俄羅斯的一個笑話。
“我都參加了，”康斯坦丁說，“共青團，共產黨，阿富汗戰爭……”
康斯坦丁曾在阿富汗戰爭中擔任情報官員，後來因創傷後應激障礙回到莫斯科。1991年，就在蘇聯解體前夕，他被解職。1993年，莫斯科廣播電台宣布，共產主義者和其他反葉利欽力量的“大雜燴”占領了俄羅斯白宮，康斯坦丁抓起了他帶回家的阿富汗步槍，盡職盡責地加固了路障。
“1993年，我積極參與了政治動亂，支持政變。”康斯坦丁回憶道。
但叛亂失敗了，一年後康斯坦丁因叛國罪被捕。他沒有經過審判或正式判決就被送到布蒂爾卡監獄，他回憶說：“1995年我得了肺結核。”
在那之後的幾個月裏，隨著他從一個監獄轉移到另一個監獄，健康狀況不斷惡化，他的藥物治療不斷中斷和改變。最後，在1997年1月，一名法官第一次審查了他的案件，裁定由於政變發生時他沒有參軍，不可能犯叛國罪。3年之後，康斯坦丁第一次獲得了自由。
但是這種免罪並不能帶來什麽安慰。“原則上，”康斯坦丁以俄國人的堅忍精神說，“我被判了死刑。矛盾之處在於，大多數人都像我一樣在等待法院的判決，甚至還沒有被判刑。我記得有幾個在監獄裏的人死於肺結核，從來沒有上過法庭。”
米裏安漫步在莫斯科結核病療養院的大廳裏，感到無聊但又疲憊不堪。這個骨瘦如柴、麵色蒼白的格魯吉亞人在1993年的監獄裏也感染了肺結核，當時他被關在臭名昭著的馬特洛什卡亞·蒂希納監獄裏。4年後的今天，他仍然在與現在已經蔓延到肺部的耐多藥微生物做鬥爭。米裏安因搶劫被捕，在一間30平方米的牢房裏服刑3年，裏麵住著100多名囚犯，他輕聲說道。當時，每個囚犯都隻有不到0.5平方米的空間，也就相當於一塊0.3米見方的私人草皮。為了坐下或睡覺，這些人輪流著，米裏安說，他們輪流像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起站8小時，而其他人則躺下睡覺。
俄羅斯監獄的人滿為患是1991年後的危機造成的，因為這個新生國家需要建立一個司法體係。在過去，僅僅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密談，沒有證據的支持，就足以使一個人被判終身監禁；而現在，法官被要求公正地監督審判，在審判中，檢察官和辯護律師就現有證據的價值進行辯論。但俄羅斯很少有這樣的法官和律師，因為在麵臨起訴時，法律辯護的概念早就被模糊了。當這個國家在努力創造一套法律體係的時候，許多人已被先行關進了監獄，其中大多數人從未被正式起訴過。1991年之後，俄羅斯的犯罪率不斷上升，未被起訴的囚犯人數也不斷增加，1996年達到了50萬人。106而且俄羅斯並不是唯一如此的國家：整個地區都在努力建立司法係統，而未經審判的囚犯人數卻在增加。
1996年10月被釋放後，米裏安被轉移到莫斯科療養院。
將近一年後，他被結核杆菌困在那裏。
當被問及為什麽他的結核病被證明無法治愈時，25歲的米裏安聳了聳肩：“我記得在布蒂爾卡監獄，我們每天會收到不同的藥片。不同的人，一直在變。”
根據結核病專家的說法，在俄羅斯監獄係統待上三年—1997年在俄羅斯每148名居民中就有1人住在這裏—就相當於被結核病判了死刑。世界衛生專家認為，除非俄羅斯阻止結核病在監獄係統的猖獗蔓延，否則在整個社會控製結核病是不可能的。
“控製俄羅斯結核病流行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關注囚犯，”無國界醫生組織的蒂娜醫生說，“治愈他們。停止結核病的反複發作。”
多達100萬人擠在監獄裏，人滿為患。根據獨立的監獄改革中心提供的照片文件，在莫斯科的馬特洛什卡亞·蒂希納審前拘留中心，每35個牢房有140名囚犯，每個囚犯的“空間”為0.1平方米。到1995年夏天，人們實際上已經“死”於缺氧，因為每個牢房裏裝的人實在是太多了。107
“我們現在知道，估計有50%的（俄羅斯）囚犯患有結核病，”費什巴赫說，“我們現在還了解到，大約有85萬到100萬人在監獄裏。”
因此，推斷有多達50萬俄羅斯囚犯患有結核病似乎是合乎邏輯的，這一比例是普通人口患病率的40倍。事實上，世界衛生組織一份未發表的部門備忘錄驗證了這種說法：備忘錄指出，僅在西伯利亞監獄，每年每10萬名囚犯中有超過6500新病例，為20世紀下半葉世界上任何風險人群感染率的最高紀錄。
蘇聯時期，位於蘇聯南部高加索山脈地區的格魯吉亞，在20世紀90年代末，曾試圖用一種西方認可的戰略來應對結核病的流行，製止結核病流行的關鍵是在格魯吉亞監獄中消滅這種疾病。
格魯吉亞國家結核病服務中心主任喬治·納西耶維利博士正在對這一問題發起雙管齊下的攻擊，重點是格魯吉亞的城市中心。根據世界衛生組織DOTS（直接觀察治療係統）的方法，納西耶維利試圖重建格魯吉亞已被摧毀的結核病門診診所網絡，並從這些診所向確定的結核病病例和攜帶者分發適當的抗生素。但他知道，除非首先從國家的監獄中消滅結核病，否則就不可能阻止結核病在普通人群中的傳播。
據格魯吉亞全國監禁委員會主席吉維·克瓦雷拉什維利說，盡管與鄰國俄羅斯相比，格魯吉亞每年死於結核病的囚犯人數微不足道，但結核病是導致囚犯死亡的主要原因，超過了暴力和心髒病。
為了解決監獄中的結核病問題，克瓦雷拉什維利的醫務人員定期對監獄人群進行檢查，尋找明顯患病的男性，然後給他們進行胸部X光檢查。確診的結核病患者被分開：急性結核病患者被送往一個特殊的收容區，慢性結核病患者被送往另一個收容區。所有患者每天接受DOTS抗生素治療，包括4種藥物。此外，結核病囚犯被給予特殊的、高營養的飲食和羊毛毯。
克瓦雷拉什維利說，由於這個項目的實施，結核病死亡率在2年內下降了50%。
正常情況下，這是值得高興的，但是因為不可靠的蘇聯時代的記錄和1991年後的混亂和內戰期間不存在的記錄，克瓦雷拉什維利對解釋結核病趨勢持謹慎態度，無論是在監獄裏還是在監獄外。盡管如此，他仍然相信格魯吉亞的結核病狀況已經開始好轉。
瑪雅·沙拉吉茲博士則不太確定。她私人資助的格魯吉亞基金會在該國偏遠的薩加雷霍地區調查和治療結核病。醫療小組在每個村莊都發現了隱藏的病例—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這些人從未因導致他們虛弱和咳嗽的結核病而尋求醫療幫助。
“格魯吉亞人對得結核病感到羞恥。”沙拉吉茲在第比利斯的家中吃下午茶點時解釋說。他們確實在試圖保守秘密。
例如，在南奧塞梯，4名肺結核患者擠在一所被炸毀的醫院裏，試圖從混凝土地板上燜燒的原木中吸收熱量。他們是前茨欣瓦利市醫院僅有的病人，該市人口為4.2萬。來自無國界醫生組織的誌願者在現場建了一個廁所，並將玻璃裝到結核病病房的窗戶上。但是病人們在以前的手術室裏劈木頭和家具，為微弱的火光添薪。他們實際上是在戰爭留下的瓦礫堆裏紮營。
無國界醫生組織的護士讓-呂克·塞吉說，南奧塞梯的人們對結核病的態度是“堅決否認”，他們在黑市上買抗生素就吃，直到錢花光為止。從不尋求醫療救助。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培育”出了耐藥結核菌菌株。而且即使家庭成員死於結核病，親屬也拒絕接受檢測。
混亂已經成為烏克蘭衛生係統的常態，兒童結核病的患病率創了新高，這是該國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使用基於抗生素的公共衛生方法以來沒有過的。
“形勢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維多利亞·科斯特羅米拉，基輔肺科研究所兒科服務主任說，“患結核病的兒童不僅比我們過去看到的要多得多，而且還患上了我們以前從未見過的結核病。”
科斯特羅米拉說，在1990年到1996年間，烏克蘭15歲以下兒童中被診斷出的結核病病例數量翻了一番，由於診斷能力下降到幾乎為零，已不可能估計出該病的真實發病率。
更多的烏克蘭兒童肺結核病例被證明是易死亡的。例如，在1992年以前，烏克蘭沒有與結核相關的腦膜炎病例。而到1996年，30個這樣的病例中就24名兒童死亡。
她說，科斯特羅米拉的研究所隻有四種一線抗生素，它們的效用每天都在下降。因為在這個擁有5200萬人口的蘇聯國家，一線的結核病藥房已經沒有錢了。
在蘇聯完好的時候，莫斯科為特定的產品建立了單一的生產中心，並將產品運往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氯、疫苗、碘。過去，抗生素的原材料在一個地區生產，然後在另一個地區包裝成有用的藥物。幾乎是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生產鏈就立即崩潰。結果，在結核病治療方麵，烏克蘭不得不進口所有抗生素；這個國家沒有製造任何東西。這就意味著1997年科斯特羅米拉和她的病人所需要的基本藥物要比1987年貴10到100倍。
一旦這些虛弱的患有結核病的孩子們到了研究所，對他們的照顧—包括吃飯—都是免費的。對於這個大國的焦慮的家庭來說，隻能通過當地的結核病診所得到診斷，並找到前往基輔的資源，才有可能進入研究所。
“我們曾經人滿為患，”科斯特羅米拉談到她的研究所時說，該研究所是在蘇聯政權時期建立的，為全國各地結核病診所的病人提供診斷服務。“現在病人來不起這裏了。”
1996年8月，加琳娜設法把她的孫子簡亞帶到了研究所。加琳娜說，他們住的地方離基輔隻有15千米，所以旅途並不困難。
在一個陰冷的日子裏，她和她的孫子靜靜地躺在醫院的**，房間裏還有另外三個孩子。為了節省醫院的電費，醫院的燈都是關著的，而且也沒有暖氣。在傍晚的昏暗中，加琳娜慢慢地給這個5歲的小男孩念著書。當他咳嗽時，她就停頓一下，而他因為患有支氣管感染，經常咳嗽。
但最讓世界衛生組織和西方公共衛生專家擔心的是俄羅斯失控的結核病流行。20世紀90年代末，耐多藥結核病流行，在擁擠的監獄人群中蔓延，遍及整個國家，其發病率在當時的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前所未見的。
監獄治療的選擇是有限的。盡管俄羅斯內政部在自己的醫療機構向囚犯提供結核病治療，但俄羅斯各地的衛生官員抱怨說，這種治療弊大於利。這是因為每次隻給囚犯一到兩種抗生素仍是常規做法，而不是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四五種。而且這些藥往往是“有啥用啥”，因為衛生部官員沒有給這項工作分配多少資金。此外，囚犯經常在監獄之間轉移，這意味著他們經常經曆促使耐藥性出現的治療變化。一旦刑滿釋放，95%的人就完全脫離了公共衛生係統。
結果當時的衛生部結核病服務部主任阿列克謝·普裏馬克博士說，在俄羅斯，大約80%被感染的前囚犯攜帶有耐藥菌株，其中一半人將在出獄數月後死於與結核病相關的症狀。
一直以來，結核病的治療簡單而直接。在蘇聯，每一個男人和小孩每年都必須接受一次胸部X光檢查。任何可疑的X光片都被送到衛生防疫部門，把疑似結核病攜帶者都帶來，並強製進行痰檢。如果被證實已感染，患者將被送往療養院數月，甚至數年，與朋友或家人隔離，直到多次痰檢結果呈陰性。這是針對嬰兒、年齡較大的兒童和成年人所有年齡段人群的政策。在療養院期間，蘇聯的結核病患者會接受1到2種高劑量的抗生素治療。
但隨著這個共產主義國家的崩潰，沒有人有權力將俄羅斯或格魯吉亞的公民強行隔離起來。結果，所有公共衛生結核病控製措施都崩潰了，因為在蘇聯時期，這些措施都依賴於國家對公民進行篩查和治療的權力。
因此，官員們說，到1997年，俄羅斯的抗生素整體耐藥率為23.4%，2種抗生素耐藥率為21%，3種抗生素的耐藥率為19.4%，4種及以上抗生素的耐藥率為6.4%。
在監獄中，結核病和耐藥結核病的發病率繼續上升。例如，在托木斯克中央監獄，結核病發病率為7000/10萬人，是西伯利亞結核病發病率的10倍。108俄羅斯其他監獄的估計率從2481/10萬人至7000/10萬人不等。
監獄係統每天都在把需要昂貴治療費用的、耐多藥的結核病患者送入困境中的國家公共衛生網絡。1997年，一份泄露給國外訪客的內政部備忘錄中有這樣幾行令人不安的話：
“到2000年，結核病的發病率將比現在增加50倍，死亡率將增加70倍，兒童死亡人數預計將增加90倍。”
費什巴赫對該聲明的解釋如下：“根據這些數字，2000年俄羅斯的結核病死亡人數將達到大約175萬，而我估計心髒病和癌症死亡人數將達到大約150萬。這說明了公共衛生狀況的一些不尋常之處。”109
與此同時，俄羅斯監獄的狀況隻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惡化。110隨著1998年盧布的崩潰，政府服務出現了緊縮，這預示著食物短缺，據報道，一些俄羅斯監獄出現了饑荒。111到1998年年底，葉利欽政府意識到監禁，甚至在沒有起訴的情況下拘役，也等於是判了死刑，他頒布了一波又一波的赦免令，釋放了那些沒有重大暴力罪行的囚犯。數萬名患有結核病的前囚犯被釋放，投入不堪重負的醫療係統的懷抱。
俄羅斯的每一家結核病醫院和療養院都人滿為患：有些已經開出了候診名單。員工拿不到工資，碰上幸運的能拿到的話，工資也很低。公共衛生係統與結核病相關的設備，如腹腔鏡和X光設備，隻有不到一半能夠正常工作。願意在這些設施中不帶防護裝備工作而危害自己健康的醫生和護士越來越少：到1997年，全國近一半的醫生和護士已經辭職。誰又能責怪他們呢：受雇於結核病係統醫護人員的死亡率是普通人群的10倍。112
最令人擔憂的是俄羅斯東西伯利亞地區，結核病發病率一直高於莫斯科和烏拉爾山脈以西地區。
62歲的加琳娜·杜加洛娃博士是俄羅斯南部布裏亞特州結核病控製部門的負責人，她必須徒步走下一段破舊的木樓梯，去外麵的廁所。結核病總藥房，包括這個總人口115萬人的地方所有行政辦公室和實驗室，沒有自來水，沒有汙水處理係統，沒有暖氣，沒有實驗室用品，抗生素稀缺用品，沒有現代的胸部X光設備，沒有為工作人員和醫師提供防護口罩和手套，並且沒有錢支付工作人員的報酬。它位於一棟擁有150年曆史的木製建築內，該建築向一側傾斜得很厲害，屋頂上有許多縫隙，並且正在下沉。
這個半自治的布裏亞特共和國位於西伯利亞，距離蒙古邊境僅240多千米。該國有大量的結核病，沒有足夠的資金來處理。
“這就像種族滅絕，”杜加洛娃宣稱，“（這是）一場大屠殺，我們會死去。”
盡管直到最近她還是蘇聯共產黨的重要成員，杜加洛娃承認，席卷人民的戲劇性的結核病流行開始於蘇聯時期，並自1991年以來不斷惡化。
杜加洛娃是生活在這個多山共和國的26萬布裏亞特人中的一員—高顴骨的佛教徒（或者虔誠的共產主義者，無神論者）自豪地宣布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後人。也許是基因的原因，盡管沒有人確定，布裏亞特人和西伯利亞的其他原住居民特別容易感染結核分枝杆菌。1996年，每10萬布裏亞特人中約有211人患有活動性、有症狀的結核病，是他們的俄羅斯裔鄰居的兩倍。
對於布裏亞特衛生部部長布萊爾·巴爾日羅夫來說，他的蒙古族人民對結核病的特殊易感性是一個巨大悲痛的焦點。他希望將踐行了17個世紀的藏醫經驗和蘇聯式的結核病控製方法結合起來，能夠很快消除結核病危機。但是在他手下的醫療工作者中，幾乎沒有人接受過這兩種傳統醫學的培訓，無法在這個35.4萬平方千米的國土上尋找結核病病例。
這是烏蘭烏德的愛國日，烏蘭市的人口都湧進了普洛沙德·索維托夫，這是一個通過烏利薩·列寧娜大道進入的中心廣場，烏利薩·列寧娜大道是一條寬闊的林蔭大道。盡管天氣依然寒冷，但當慶祝者遊行經過兩層樓高的黑色列寧頭像時，陽光沐浴著他們。身著製服的俄羅斯陸軍士兵和水手們立正站著，哥薩克軍團中的共產黨員揮舞著紅旗、戴著勳章的二戰老兵列隊走過。
因此，當布裏亞特的結核病官員杜加洛娃和她的政治領導人在尋找遏製該地區迅速擴大的結核病災難的方法時，113他們讚成回到舊的蘇聯方法，這並不令人驚訝。在烏蘭烏德，每一個被發現患有結核病的人，都被杜加洛娃帶到當時算是結核病療養院的小木屋裏。其中一個是兒科病房，孩子被留在這裏治療—強行與父母分開—年齡從12個月到14歲不等。15個月大的小米沙已經在病房裏煎熬了3個月，在嬰兒發育的關鍵幾周，他得了肺結核，與慈愛的父母分開了。
漂亮、金發的塔季揚娜，頭發緊緊地編成辮子，玩著她的“娃娃”，一個叫杜爾瑪的嬰兒。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塔季揚娜一直住在這個小木屋裏，和其他孩子一起，和杜加洛娃療養院裏垂死的嬰兒玩耍。
杜加洛娃沒有耐藥實驗室檢測試劑盒，沒有醫學微生物學能力，更糟的是，還沒有藥物選擇。她隻是不停地給病人服用她能找到的抗生素，通常是每天一到兩種，希望嬰兒和成人能應付過去。她承認，效果並不令人滿意。
但是，杜加洛娃堅持認為，當建造了6年的包含200個床位的混凝土療養院竣工時，情況將會更好。結核病局局長帶著她的訪客們來到這座大廈，這座大廈必須每天24小時由武裝人員把守，這些人會向想要行竊的人開槍。這座900平方米的6層建築曾是杜加洛娃的驕傲，盡管所有的窗戶都破了，樓梯欄杆生鏽了，整個建築似乎要坍塌了。
然而，杜加洛娃反複強調，這裏總有一天會成為療養院，將阻止布裏亞特的結核病流行。
雖然布裏亞特共和國的情況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尤其是在布裏亞特民族中—但在蘇聯的一些結核病流行地區，特定風險群體中的發病率甚至更高。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將這種情況描述為“18世紀的縮影”，並正在盡其所能向該地區的政府施壓，要求它們不僅要在這一問題上投入更多資金，而且要改變應對結核病控製的方式。
一些國家政府，特別是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和吉爾吉斯共和國的政府，正在聽取意見，並為了遵守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導方針而從根本上改變它們的結核病控製策略。但烏克蘭、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等大國，以及波羅的海國家和中亞地區的大部分國家，仍然頑固地堅持蘇聯時期的結核病治療方法。
紐約市在1991年結核病暴發的經曆中吸取了教訓，受到不負責任的治療、抗生素使用不當的影響，出現了耐多藥菌株的細菌，和一個獨特脆弱人群—艾滋病住院患者，這些人缺乏免疫抵禦感染的能力。經過幾個月的摸索，該市采用了施蒂布洛模式，建立了一個直接觀察的治療係統—DOTS—每天監測城市確診的結核病患者的藥物依從性，並且成功了。
世界衛生組織由此在全世界大力推廣直接督導下的短程化療方法。官員們說，無論在什麽地方適當實施，結核病發病率都會顯著下降。114
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以及蘇聯大部分地區都嚴格地堅持使用這種方法。20世紀90年代結核病得到了控製，就像50年代赫魯曉夫用鐵腕統治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時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