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5
當這些國家都是蘇聯集團的一部分時，諸如碘和鐵補充劑之類的東西是供應充足的，它們可以被這個廣闊地區的一個地方運到另一個地方。然而，1991年以後，貧困的格魯吉亞很難找到現金儲備來購買碘鹽，烏克蘭人民不得不棄用氟化物。
俄羅斯分析人士裏維奇最後說，很明顯，現代俄羅斯和蘇聯其他國家的孩子確實不如十年前的同齡人健康。但是，造成他們身體虛弱的原因肯定比公眾認為的要複雜得多。汙染和輻射也發揮了作用，但壓力、經濟和飲食也是相關的原因。
“任何使用免疫係統測量的流行病學研究都可以看到俄羅斯兒童健康狀況的變化。”裏維奇總結道。
“但就分析的質量和數量以及發生的原因而言，我們必須說所有這些都是不清楚的。”
我們可能永遠不可能以事後經驗的方式說明區域範圍的營養不良對20世紀90年代的人口和公共衛生災難造成了多大的影響，這當然沒有幫助。在蘇聯時期，人們有錢，但雜貨店的貨架上卻空空如也。
但在蘇聯解體後，情況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突然之間，水果、蔬菜和肉類市場在西伯利亞最偏遠的地區也出現了，在那裏可以看到尼加拉瓜的香蕉、荷蘭的西紅柿和佛羅裏達的橙子。但這時大多數人能做的就是觀望。食品市場變得有點像博物館，人們在裏麵閑逛，他們的口袋裏沒有錢。
在走訪該地區的市場時你會發現，甚至連最基本的食物都被剝奪了。
1992年，在烏克蘭首都基輔的日特尼市場，鑲著金牙的農民加琳娜平均每天能賣出200千克土豆。加琳娜說，她仍然有能力每周給她5歲的兒子迪瑪買一次雞肉，因為她自己不吃。
上了年紀的巴布什卡人多年來一直在自己的村子裏製作奶酪，然後在日特尼市場出售。
“沒有顧客，在這裏待了一整天！然後把所有的奶酪都帶回家，因為賣不出去。”沒有牙齒的老人卡蒂婭哭著說。
哥裏是約瑟夫·斯大林的出生地，一座擁有16萬居民的山區城市，三層樓高的威嚴的“父親”（人們這樣稱呼斯大林）雕像俯瞰著整個城市，還有一座供奉著斯大林的大理石小屋，據說斯大林就是在那裏麵出生的。
距離斯大林“神社”約1.6千米的地方，有一處破敗的建築群，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內戰後這裏布滿了彈孔，是該地區的主要醫院。
兒科醫生塔姆裏科·伊盧裏茲邊說邊強忍著眼淚，“跟10到15年前相比，我們看到兒童的健康狀況在惡化。我們無法做神經學檢查，但孩子們不由自主地顫抖，頭部耷拉著，顯然這些兒童的神經係統狀況不好。”
在她照顧的10個新生兒後麵，還躺著兩個嬰兒，他們被緊緊地裹在羊毛裏，抵禦著冰冷的室溫。
伊盧裏茲的老板諾裏·喬哈茲博士說，這裏的嬰兒出生時缺氧、中樞神經係統對外界條件準備不足……他們的母親說沒有問題，但實際上他們並不好，因為食物對他們來說不夠好。90%的女人說她們在吃，但是她們吃的是什麽呢？脂肪和麵包。
在中央醫院沒有暖氣的走廊裏，昏暗的陽光照射下，院長絕望地扭著雙手，說：“上帝保佑我們遠離這樣的環境！我們正在目睹這個國家的生態滅絕。”
五
進步一詞永遠是我青年時代政治演講中的關鍵詞之一：看看我們在一個貧窮的農民國家取得了什麽進步；我們建了多少條柏油馬路、多少工廠！看看你的生活如何改善！你再也不會挨餓了，你的孩子上學並穿上了合適的鞋子，每個人都用上了電。不再有結核病或其他可怕疾病的流行！那不是進步嗎？共產主義為您帶來了這一切。
—斯拉文卡·德拉庫利，1997年87
從1990年開始，當白喉這一古老的禍害橫掃蘇聯時，它的發展速度讓國際衛生官員感到震驚和恐懼。畢竟，白喉是一種完全可以通過疫苗預防的疾病。20世紀90年代，北美、西歐和日本的白喉發病率僅為每年1至2例。
當白喉棒狀杆菌感染人類時，病程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細菌定植的位置和駐留在較大的細菌內的噬菌體是哪一種基因亞型。前者決定了一個人在不管有沒有治療的情況下免疫係統迅速控製疾病的可能性；後者是白喉毒力的關鍵，因為潛伏在白喉細菌內部的棒狀噬菌體會釋放出致命的毒力。如果最毒的噬菌體存在於流行的細菌中，抗生素將無法有效治療，急性白喉病例將需要抗毒素治療。
在大多數病例中，白喉棒狀杆菌感染了鼻、口和喉嚨的黏膜，在患者的咽喉後部形成典型的白色膜團，導致患者嘔吐、吞咽困難和呼吸困難。在更嚴重的病例中，這些細菌進入患者的心髒、大腦或神經係統，會殺死10%的感染者。
1994年，蘇聯地區的白喉發病率從每10萬人1例發展到在塔吉克斯坦每10萬人31.8例—這是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世界上最高的水平。俄羅斯是第二高，每10萬人中有26.6人感染白喉，一年就有4萬多例，幾乎是美國白喉發病率的30倍。每一個蘇聯和東歐集團國家，以及芬蘭和德國都報告了病例。
“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麵臨的最大公共衛生威脅，”世界衛生組織公共衛生司司長喬·阿斯瓦爾博士說。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理查德·裏德補充說：“這一疾病給世界上許多地區的人們帶來了危險，但他們可能認為自己不會得白喉這樣的病。”88
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人員與莫斯科的同事一起追溯了這種流行病的曆史，得出的結論是，它來源於蘇聯與阿富汗的長期戰爭。在20世紀80年代，阿富汗經曆了白喉流行，涉及近1.4萬例白喉病例。從1988年開始，大約10萬名蘇聯士兵離開阿富汗，返回各自的家園或軍隊基地。未經證實的逸聞認為俄羅斯第一例成人白喉病例來自1990年年初位於莫斯科的一個軍營內。
他們發現，大多數病例涉及之前接種過疫苗的成年人，這讓人們擔心，在蘇聯感染了20萬人、導致5000人死亡的流行病，可能會感染全球已接種疫苗的成年人。蘇聯上一次經曆如此嚴重的白喉流行是在1955年，當時發生了10.4萬例白喉病例，那是在蘇聯開始實施大規模免疫規劃的3年前。而現在，世界麵臨的是一種新的具有耐藥性的疾病，還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89
事實上，專家們發現，確實還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美國疾病預控中心1995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幾乎所有這些病例都發生在少數幾種人身上，要麽是沒有接種過疫苗就自然暴露的，要麽是接種了20世紀50年代蘇聯製造的白喉類毒素不足的疫苗。報告接著說，即使這個群體沒有得到適當的保護，可能也不足以感染白喉病，除非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未接種疫苗的兒童疾病水平高到足以構成流行的威脅。
盡管蘇聯在20世紀50年代犯了錯誤，但是，將這些成年人置於危險之中的，卻是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預防接種體係的崩潰。
這種崩潰是由兩個關鍵因素造成的：第一，在以意識形態為主導的蘇聯時代，即使接受過訓練的免疫學家也令人驚訝地缺乏專業知識，當時西方醫學雜誌—實際上是任何以西方為基礎的科學—都被禁止；其次，在該地區興起了一種神秘的免疫學理論，列舉了數百個不接種疫苗的“好”理由。
這一理論與西方所有的科學經驗背道而馳，它認為疫苗引發的反應可能會對“虛弱”的兒童造成危險。因此，因任何原因生病的孩子（包括單純的感冒），白細胞計數比正常值低5%，或有家族病史的孩子，都將受到傷害，而不是得到保護。
20世紀80年代，疫苗覆蓋率非常低。例如，在1983年的莫斯科，隻有40%的兒童完全免疫。俄羅斯衛生部主要健康智庫的亞曆克斯·薩維尼赫說，到1992年，莫斯科的疫苗接種率降到了糟糕的34%。位於日內瓦的世界衛生組織新興疾病司的尤金·蒂科米羅夫說：“強調俄羅斯（或蘇聯地區）兒童免疫功能受到抑製、不能耐受疫苗是毫無意義的，但事實就是如此。”
到1997年，至少在美國和歐洲衛生機構的幫助下，白喉疫情似乎在俄羅斯已基本得到控製，但引發白喉疫情的態度和條件依然存在，並引發了其他可怕的疾病。
疫苗專家羅伯特·施泰因格拉斯曾是美國國際開發署資助的控製白喉流行病運動的技術官員，他警告說，百日咳席卷該地區“隻是時間問題”，這是因為，蘇聯人沒有像西方國家那樣，將百日咳疫苗和白喉疫苗結合到破傷風疫苗中。
相反，接種百日咳是單獨開展的，而且免疫接種率在整個地區差異很大。
當施泰因格拉斯和他的美國同事在1992年第一次評估疫苗接種情況時，他們震驚了。他們發現，在一些地區，兒童的免疫接種率在20世紀80年代下降到低於撒哈拉以南非洲許多國家的水平，而疫苗提供的基本要求，如冷鏈運輸和儲藏經常被忽視。
“他們不知道如何管理疫苗的庫存，不知道如何管理冷鏈，而現在每個非洲國家都明白這一點。”
情況並非一直如此。在蘇聯衛生防疫站的鼎盛時期，一個月就有2.8億人排隊接種疫苗。
“這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施泰因格拉斯解釋道，“人們被告知‘你要在這一天來防疫站接種’，這是定期的。”
“和藹的俄羅斯兒科醫生甚至試圖讓蘇聯兒童免於接種疫苗。”俄羅斯衛生部首席兒科醫生塔托琴科諷刺地說，在1978年和1979年，蘇聯官員提出了一長串的“禁忌”，告訴醫生避免為患有任何使白細胞計數略有下降的疾病的兒童接種疫苗—不管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盡管西歐和美國的兒科醫生認為沒有必要采取這樣極端的預防措施。
塔托琴科和其他人說，部分原因是西方醫學期刊在蘇聯被禁了50多年，因此缺乏對照研究或大量數據，蘇聯的免疫學“科學研究”以及兒科實踐仍在故步自封。
塔托琴科說，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各地的兒科醫生都被訓練得相信“俄羅斯的孩子很脆弱”。這並不意味著（這個孩子）是病態的，但這也不是他本應該成為的樣子。這種信念最終導致了免疫學的“弱孩子”理論，在21世紀的黎明，它仍然是死亡率和疾病率的主要貢獻者，接近第三世界的水平。
此外，不夠健全的科學理論和實踐基礎疫苗接種的概念，在20世紀80年代為政治狂人和偽科學家打開了一扇門，比如82歲的鮑裏斯·尼基丁，一個留著胡子、戴眼鏡的工程師，自稱兒童養育專家，被稱為俄羅斯的“本傑明·斯波克博士”。然而，這兩位高閱讀量和有影響力的作者之間有一個關鍵的區別：尼基丁缺乏醫學訓練，並且以反對科學為榮。
在莫斯科郊外的布爾什沃地區，尼基丁與妻子、7個成年子女和15個孫輩住在在莫斯科郊區的一棟三層樓高的藍色木屋裏。所有人都光著腳，即使是在俄羅斯難受的冬天，孫輩們在陰冷的日子裏也隻穿著內衣到處跑。
這都是尼基丁學說的一部分，該學說認為大多數的衣服、食物、水的處理和醫療幹預都削弱了兒童的體力。
“大自然，”他在一個春天的下午對訪客說，“形成了自然免疫力，因此在兒童發育中設計了一個特定階段。這種自然機製被稱為兒童感染。
“所以社會的免疫接種是一個巨大的醫學錯誤。”
在黃昏的寒冷中，尼基丁和他**的孫女在戶外玩耍，他解釋說：“動物都是光著腳的，它們沒有流感或其他呼吸道疾病。”
事實上，動物確實患有流感或其他呼吸道疾病。但事實似乎並不妨礙尼基丁的“哲學”：“你的免疫力會下降。我不知道是怎麽回事，但我看到了這種關係。我們必須鍛煉我們的肌肉……連醫生都看到了！但是他們不知道你也可以訓練你的免疫係統。”
按照尼基丁的學說，訓練是指生病或接觸病原體。事實上，尼基丁說他很高興衛生防疫站自1991年以來已經失去了強製免疫的合法權力，這讓他從“疫苗學家的魔爪”下“拯救”了他的兩個孫子。
但在被反複問及白喉疫情時，他拒絕置評，並轉換了話題。
記者鮑裏斯·烏姆諾夫—這一悲慘學說曆史上的另一個關鍵人物—也拒絕討論白喉的流行。1988年90，烏姆諾夫在《共青團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被廣泛引用的文章，宣稱堅決反對接種疫苗。當時在莫斯科特列塞耶娃國家醫療製劑研究所工作的病毒學家加琳娜·彼得羅夫納·切爾文斯卡婭博士也如是說，俄羅斯生產的白喉和百日咳疫苗中含有危險的毒性。
由於烏姆諾夫發表的論著91被蘇聯各地的年輕人廣泛閱讀，其影響非常深遠：父母開始盡可能避免給孩子接種疫苗，兒科醫生也在猶豫切爾文斯卡婭可能是對的，沒有積極地向煩躁的父母推廣疫苗。
切爾文斯卡婭聲稱，在疫苗中發現的硫化物（雖然不是殺蟲劑，但她稱之為硫化物）和汞鹽是有毒的。盡管世界衛生組織的一項研究對此提出了質疑，她和有影響力的烏姆諾夫到90年代中期繼續在俄羅斯大多數主流報紙和雜誌上發起運動，建議停止使用疫苗。
在其他蘇聯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聲音。
以哈薩克斯坦為例。1996年，雷莎·薩迪科夫娜因其在醫療方麵的貢獻獲得了全國最高榮譽獎。在頒獎典禮上，她認為疫苗接種計劃正在殺死患有“艾滋病、腫瘤或血癌”的兒童。整個兒童腫瘤科已經人滿為患，這就是接種疫苗的後果。
1996年，76歲的雷莎·薩迪科夫娜在接受“和平與文化”榮譽稱號時表示，疫苗是導致人類基因庫解體的原因。
“作為一名科學家，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哪個目標更困難？是為了保護兒童不受傳染病的侵害，但同時也為他們帶來了罹患疾病和20世紀瘟疫（艾滋病和癌症）的風險？因此，孩子出生時就不健康，這是代代相傳的。但是，現在是時候考慮一下，也許自然選擇比破壞我們人類的基因組並導致突變要好，而突變的後果是不可預測的。”92
像尼基丁、切爾文斯卡婭和薩迪科夫娜這樣的聲音，在蘇聯解體後的媒體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而像塔托琴科這樣的疫苗接種支持者卻幾乎沒有得到任何支持的聲音。塔托琴科堅持說，他經常與俄羅斯記者爭論，但他意識到他們是在尋找聳人聽聞的角度。施泰因格拉斯和塔托琴科聯手向該地區的兒科醫生和醫學院傳播逆向信息運動。93但是做起來很難，舊觀念很難改變。
例如，在愛沙尼亞，圖馬特雷博士解釋說：“兒童免疫接種率低的原因很簡單：全國95%的醫生都在塔爾圖大學接受過培訓。負責小兒科的（蘇聯）教授教導說，疫苗是危險的。他說嬰兒需要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下生長。”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到1991年，隻有60%的俄羅斯5歲以下兒童接種了三劑白喉、百日咳和破傷風疫苗，這是確保免疫所必需的—盡管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認為預防傳染病需要95%的疫苗覆蓋率。反對接種疫苗的情緒甚至蔓延到了柏林牆兩邊的德國，在那裏，1997年有近1/4的成年人沒有接種完整劑量的，或者根本沒有接種白喉疫苗。94
統計數據顯示，這隻是故事的一部分。1991年俄羅斯麻疹疫苗覆蓋率隻有78%，脊髓灰質炎疫苗覆蓋率隻有71%，而且幾乎沒有女孩接種過風疹疫苗。95
白喉流行最早於1987年在蘇聯出現，當時確診病例數達到2000例。然後在1990年，從阿富汗歸來的士兵們顯然帶回來了這種會傳播的細菌。1991年，當莫斯科向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尋求幫助時，白喉患者的人數已經超過了1.2萬人。布什政府同意提供援助，在1992年和1993年向俄羅斯、烏克蘭、格魯吉亞和其他蘇聯國家派遣了科學小組。96
西方研究人員的發現令人震驚。首先，他們自己的疫苗庫存（實際上是全球供應量）極低。
西方人了解到，在蘇聯國家，數以百萬計的兒童接受了不適當的成人劑量注射，這些兒童的白喉發病率是適當劑量注射的兒童的5倍。他們發現，正如施泰因格拉斯所指出的，蘇聯同行對疫苗學最基本的原則一無所知，即在運輸和儲存過程中保持疫苗冷藏的必要性。97
更令人震驚的是當地的死亡率。到1994年，白喉已經進入了蘇聯集團的每個國家，雖然俄羅斯的死亡率僅略高於正常水平，占所有活躍病例的2.8%，但是在立陶宛和土庫曼斯坦，所有白喉病例中有令人震驚的23%被證明是致命的。98
在兩年的努力和分發了3000多萬劑疫苗之後，國際小組在1996年中期為70%的烏克蘭人接種了疫苗，使白喉發病率下降了30%。但由於該國近1/3的兒童和成年人仍未接種疫苗，情況仍然危急。
基輔格羅馬舍夫斯基流行病學和傳染病研究所的阿拉·謝爾比斯卡博士說，在1970年代，蘇聯兒科醫生的所有反疫苗情緒出現之前，烏克蘭的5200萬人平均每年有7個白喉病例。她說，到1990年，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200人，到1992年，每10萬烏克蘭人（或近5萬人）就有1人患白喉病—這是自沙皇時代以來從未見過的水平。
“粉碎”反疫苗運動的驅動力可能不是白喉，而是脊髓灰質炎，它也在該地區死灰複燃。脊髓灰質炎病毒對兒童的麻痹作用和這種微生物的高傳染性使這種疾病特別令人擔憂。此外，世界衛生組織在蘇聯的大力支持下，很久以前就製定了到2000年在全球徹底根除脊髓灰質炎的目標。因此，脊髓灰質炎在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任何形式的回歸，都是對衛生防疫部門的一記真正的耳光。
在1959年至1991年，東部集團和蘇聯使用的所有脊髓灰質炎疫苗的供應都由位於莫斯科的脊髓灰質炎和病毒性腦炎研究所生產。就像預防甲狀腺腫大的碘、淨水用的氯和牙科護理用的氟化物一樣，隨著蘇聯的解體，脊髓灰質炎疫苗的供應突然消失了。到1992年中期，除俄羅斯聯邦外的每一個蘇聯加盟共和國都用盡了最後的脊髓灰質炎疫苗庫存。
1991年年底，在塔吉克斯坦出現了一種毒性最強的I型脊髓灰質炎病毒。這種情況持續了4年，直到1995年年底，塔吉克斯坦公共衛生領導人都沒有能力開展有效的全國脊髓灰質炎疫苗運動。99
1992年，塔吉克斯坦脊髓灰質炎病毒蔓延到烏克蘭，又感染了數千人，造成了少數癱瘓病例。
第二年，另一種毒性較弱的III型脊髓灰質炎病毒在烏茲別克斯坦出現，那裏的疫苗供應早已枯竭，成千上萬的青少年沒有接種疫苗。在1993年至1994年間，估計有14.6萬名兒童受到感染，相當於疫區4歲以下兒童的1/3以上。100
這些脊髓灰質炎的暴發，就像更大規模的白喉流行病一樣，是通過歐洲和北美政府資助的大規模疫苗接種運動才得到控製的。
然而，在飽受戰爭**的車臣，兒童免疫接種的所有努力在1992年完全停止。1995年，III型脊髓灰質炎病毒進入車臣，造成流行。到目前為止，在疫區的所有5歲以下兒童中，絕大多數感染了這種病毒，其中154人因此而癱瘓。
由於擔心車臣的小兒麻痹症疫情可能會迅速蔓延到俄羅斯各地，衛生部傳染病司司長根納季·奧尼申科攜帶疫苗飛往車臣首都格羅茲尼。他身材高大、魅力十足，有著一雙銳利的藍眼睛。然而，在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他發現了一件令人不快的事—連醫學專家都不知道免疫有多重要。在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與俄羅斯醫生爭論，以提高白喉的免疫率和阻止細菌的流行之後，奧尼申科已經沒有心情討論小兒麻痹症了。盡管正在經曆一場血腥的內戰，他還是計劃直接進入格羅茲尼，開始為他見到的每一個小孩接種疫苗。
但是車臣領導人有其他的想法。爭奪車臣控製權的幾個團夥之一綁架了奧尼申科，並將他作為人質和寶貴的脊髓灰質炎疫苗扣押了幾個月。最終被釋放後，奧尼申科身心俱疲，而他帶來的脊髓灰質炎疫苗也早已變成無用的廢液。
戰爭結束後，車臣恢複了疫苗接種，在1996年的最後幾周結束了脊髓灰質炎的暴發。
我們就此學到了公共衛生的經驗教訓：首先，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免疫率不應低於95%的水平，否則就會造成一些地方易受攻擊，潛伏的微生物很快就會出現在這些地方。不能把疫苗供應短缺、局部戰爭和現金流問題當作借口，因為微生物增長的速度是非常驚人的，而且最終應對要比持續的免疫運動昂貴得多。令人欣慰的是，白喉和脊髓灰質炎事件也表明，大規模免疫接種起了作用，阻止了疫情的暴發，並迅速將流行控製住。簡而言之，疫苗仍然是公共衛生工具箱中非常有效的元素。
遺憾的是，抗生素卻不是如此。
每一個見到伊拉克裏·謝羅茲勒的人都會感到非常震驚，因為他已經15歲了，但他看起來又小又虛弱，像個10或11歲的小學生。
伊拉克裏和他的母親羅維納是內戰難民，他們住在一間沒有電燈的單間公寓裏，因為他們買不起燈泡。這個小公寓在一個巨大的酒店裏，酒店被格魯吉亞政府改造成了內戰難民緊急避難所。冰冷的大廳裏沒有燈泡，樓梯間裏回**著政治辯論的聲音，這是一個陰冷的環境。那天的雨冷得刺骨，母親和兒子擠在地板上一個橘紅色的鋼製電子線圈旁（這是他們唯一的熱源），在黑暗中輕聲交談。
生病後身體虛弱的伊拉克裏說起話來很吃力。他的母親是個失業的寡婦，說話很快。伊拉克裏正在慢慢死於鏈球菌，一種讓美國人像聽到“青黴素”一樣，可能會停下來思考的微生物。
“他沒有父親，”羅維納告訴一個訪客，“也許美國可以幫助他。”
類似的求助呼聲在整個蘇聯地區都得到了響應，那裏濫用抗生素的現象猖獗，醫院衛生設施陳舊，導致了越來越多致命、耐藥的細菌菌株出現。
盡管導致抗生素災難的因素早在1991年蘇聯解體之前就已經存在，但隨之而來的經濟混亂使情況急劇惡化。隨著該地區細菌變異和傳播速度的加快，西歐鄰國和美國、加拿大等移民目的地開始擔心超級細菌的傳播。
在格魯吉亞，伊拉克裏卷起他的褲腿，艱難地站起來，羅維納用力地幫他支撐著。男孩兩條腿前麵都有一個大的傷口，露出惡臭的被感染的肌肉組織和脛骨。伊拉克裏隻能站立短暫的時間，讓訪客快速一瞥他的骨髓炎—鏈球菌侵蝕肌肉和骨頭的情況。從1月份開始，伊拉克裏先後出現了發高燒、心跳加速、嚴重虛弱的症狀，鏈球菌逐漸侵入了他的心髒、血液、肌肉和骨骼。
1月，母親和孩子都去了共和醫院，這是位於第比利斯市中心的一個巨大的、日益衰頹的醫療機構，在那裏，伊拉克裏因為當時的一種常規感染而住院：他被注射了青黴素。然而，經過幾天的治療，男孩的情況卻突然急轉直下。
因為格魯吉亞的每一種微生物現在都對青黴素產生了抗藥性，小兒外科醫師戈戈裏什維利說，他沒有治療這名年輕患者的好辦法。“人們用青黴素來治療一切—甚至壞心情。現在對於敗血症、腦膜炎等，青黴素都不起作用了，所以我們開始嚐試頭孢菌素。”
頭孢菌素是一種新型抗生素，價格昂貴，使用複雜。2月，醫生告訴羅維納，她必須給小伊拉克裏買頭孢菌素，而在格魯吉亞，頭孢菌素的價格是青黴素的10倍。為了買藥—即使是在黑市上討價還價—羅維納賣掉一切，隻留了兩套衣服，一套冬天穿，一套夏天穿；她賣掉了作為難民收到的緊急救濟食品，以及除了她死去丈夫的遺像以外的所有紀念品；她甚至賣掉了在丈夫下葬前從他手指上取下的結婚戒指。
然而，一周之後，伊拉克裏的體溫再次升高。醫生說伊拉克裏感染的鏈球菌可能對這種治療也有抗藥性—盡管他們不確定，因為醫院沒有辦法檢測這種細菌。
在整個蘇聯地區，實驗室的基本能力已然喪失，這既有財政原因，也因為蘇聯政權的醫生從未接受過與微生物學同行一起工作的培訓。醫院中存在的實驗室與其說是為了幫助診斷和治療，不如說是為了監督衛生防疫部分的日常工作，而這些做法最終對患者的健康沒有多大幫助。
由於沒有進行任何實驗室檢驗，沒有人知道最初使伊拉克裏患上輕度疾病的細菌，是否與住院治療三周後威脅他生命的細菌是否是同一種。但是考慮到蘇聯時期醫院的條件，伊拉克裏很有可能是在他尋求避難的地方感染上了這種致命鏈球菌：共和醫院。
在格魯吉亞的醫院裏，戈戈裏什維利說：“你可以忘記環丙沙星了。人們把它當作早茶來喝。多西環素—人們在黑市上買它用來治療性病，所以現在也沒用了。”他說，阿莫西林也一樣，但四環素仍然有效。
治療伊拉克裏的醫生告訴羅維納去籌更多的錢，買第三代頭孢菌素。當羅維納發現一周的藥，再加上注射針和幫助他身體恢複的維生素，要花費300多美元時，她嚇壞了。
許多人站出來幫忙。“難民委員會的負責人為孩子的抗生素籌集了資金。”羅維納說；為伊拉克裏包紮感染傷口的外科醫生免除了人工費用；住院三周不收取任何住院費用；朋友們把捐贈的飯菜送到床邊。
但這還不夠。盡管男孩在最初的治療後病情有了短暫的好轉，並於3月返回家中，但羅維納無法無限期地堅持讓他治療。到了4月，母子倆擠在冰冷的房間裏，別無選擇，隻能眼睜睜地看著鏈球菌重新出現。101
在阿富汗-蘇聯戰爭期間，成百上千的格魯吉亞逃兵聚集在逃兵集市上，戈加向羅維納這樣的客戶出售抗生素。作為一名沒有接受過醫學培訓的經濟學學生，戈加教客戶如何使用這些藥物，以及針對他們的疾病應該服用哪些藥物—如果有人問他，他也很樂意診斷。戈加的攤位上有各種各樣的商品，從烏克蘭的輸液包、土耳其的注射器和靜脈鹽水，到印度生產的**，從保加利亞生產的卡那黴素，再到帶有西方人道主義組織標誌的過期抗結核病藥物。
“官方藥店必須納稅、支付租金，等等。”戈加解釋說，“所以他們的價格要高出2倍。我這裏的藥品供應量要大得多，任何藥品都不會在桌子上待兩天以上。我們的營業額很大。”
“逃兵集市”，以及遍布蘇聯各地的數百個類似的集市裏，到處都是這種臨時的、非法的藥店。在烏克蘭首都基輔的一個類似的攤位上，一名前學校教師診斷出一名老年婦女患有關節炎，並向她出售了大量類固醇藥物，這名不知所措的婦女被建議自殺一死了之。在西伯利亞城市伊爾庫茨克，一名家庭主婦在公共市場上被診斷出了疾病，並免費開了抗生素。
當庸醫和商人對疫苗接種發出警告並助長了對抗生素的廣泛濫用時，傳染病造成的死亡人數在急劇上升。102
風濕熱在烏克蘭西部肆虐，比如在利沃夫鄉村地區。這是由A型鏈球菌感染引起的一種感染性心髒病，通常會導致生長發育遲緩和嚴重的終身心髒病。
“問題非常嚴重，”利沃夫研究所的首席統計學家米拉斯拉瓦·斯特勞克用一種堅毅而沙啞的聲音解釋道，“大約19%的病人變成了殘疾人。”
1994年，斯特勞克開始意識到醫生們給青少年的心髒病診斷太多了。當她把這些數字加起來的時候發現，似乎15到17歲的青少年中幾乎每100個人裏就有1個人患有嚴重的心髒病，這在表麵上是解釋不通的。然後，在1995年，她收到了710個青少年“心髒缺陷”的報告—這個數字太高了，不可能是正常的。
斯特勞克在細致入微的研究中發現，烏克蘭西部地區的鏈球菌正在廣泛傳播，但尚未被發現，這引發了驚人的風濕熱發病率。她發現，1996年，青少年的風濕熱發病率為7.1‰，成年人為9.3‰。
1995年，美國的風濕熱發病率約為每260萬美國人就有1例，全國共有112例。
斯特勞克說：“到1996年年底，我們在利沃夫發現了2萬多起病例。有1500名兒童、800名青少年和1.8萬名成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