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歐求學，認定主義
1920年11月7日，一艘兩萬噸級的法國巨型郵船“波爾多斯”號汽笛長鳴，駛出上海港，它的目的地是法國馬賽港。郵船上有一批特殊的旅客，他們便是由華法教育會組織的第15批赴法勤工儉學學生，其中有周恩來、李福景、郭隆真、張若茗，共197人。
郵船上下共分十層，周恩來等勤工儉學學生隻買得起最底層統艙的船票。
“波爾多斯”號的航程長達36天，經西貢、新加坡，穿過馬六甲海峽，橫渡印度洋，再經紅海和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
12月中旬，“波爾多斯”號終於抵達法國南部的馬賽港。第二天一早，周恩來等人又乘火車來到法國首都巴黎。
周恩來原本打算隻在法國作短暫停留，然後轉赴英國倫敦求學，並考察英國社會生活。一場小病，使周恩來在巴黎多住了半個來月。
1921年1月5日，周恩來乘船渡過英吉利海峽到了英國首都倫敦。遺憾的是，英國的生活費用太高，通過一個多月的考察和學習，周恩來於2月中旬又返回了法國。
3月至6月間，周恩來為天津《益世報》撰寫了大量的旅歐通訊，為國內讀者了解歐洲的情況提供了極為寶貴的材料和獨到的見解。在發回國內的通訊中，周恩來以自己獨立的視角指出，“資本家無往而不為利”，而英國政府則“與資本家一鼻孔出氣”，“勞資戰爭，舍根本解決外其道無由，觀此益信”。
在勞資矛盾比較尖銳和工人運動比較深入的歐洲，周恩來對主義、信念的探求也不斷加深。
剛到英國時，周恩來的思想狀態正如他在給表兄陳式周的信中所說：
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來歐洲獵取學術，初入異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論列。……
至若一定主義，固非今日以弟之淺學所敢認定者也。
從英國重返法國後，周恩來住在巴黎拉丁區，入巴黎郊區的阿利昂法語學校補習法文。他一方麵學習，一方麵進行社會調查。然而，這一時期“研究主義”的問題始終縈繞在他的腦海中。
通過一段時間對歐洲社會的實地考察和對當時歐洲流行的各種思潮進行研究，周恩來的思想認識有了進一步的提高。他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
他認定，無政府主義的“自由作用太無限製”，處在舊勢力盤踞的社會裏，而要解除一切強迫和束縛，容易流為“空談”；法國的工團主義發源於無政府主義，在現今的歐美“不免等於夢囈”；英國的基爾特主義“近已見衰”，並且“在英國始終也沒大興盛過”；而隻有科學社會主義才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經過考察、比較、研究，周恩來更加推崇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
正在這時，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最早的成員之一張申府和夫人劉清揚一起到達法國。張申府同周恩來在北京陶然亭聚會時見過麵，他原是北京大學的講師，研究哲學，在五四運動中十分活躍。劉清揚是覺悟社社員，擔任過天津女界愛國同誌會會長，同周恩來很熟悉。劉、張赴法之前，陳獨秀和李大釗委托張申府建立海外組織──巴黎共產黨早期組織。到法後，張申府首先介紹劉清揚加入小組，並一同發展黨組織。
周恩來在巴黎與劉、張相遇，心裏十分高興，時常與他們往來，一起探討問題。當周恩來了解到國內籌建共產黨和張申府受托建立巴黎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情況後，立即表示了加入組織的要求。
1921年春，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周恩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八個發起組之一的巴黎共產黨早期組織，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成員、黨的創建人之一。
周恩來的這一人生重大選擇，並不是輕易做出的。他前後經曆了三年多時間的探求。他在日本留學時對馬克思主義開始有所接觸，以後經過五四運動和獄中的沉思，又到歐洲實際考察並對各種社會思潮進行比較推求，才最後做出這一最重要的抉擇。
然而，由組織上入黨到思想上入黨，周恩來又經過了一個審慎求真的過程。半年後，周恩來才最終完全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
他的思想變化和確定共產主義信仰的經過，在1922年3月致國內覺悟社社員的兩封信中，是這樣**的：
他在致諶小岑、李毅韜的信中說：
主義問題，我們差不多已歸一致。現在再鄭重聲明一句，便是：“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製宜！”其餘的也不必談了，我們大都可以心會，古人所謂“莫逆我心，相視而笑”，我們現在當對信一笑了。
我從前所謂“談主義，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歐洲後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時的心理，而現在我已得有堅決的信心了。我認清C.ism確實比你們晚，一來因為天性富於調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極盛，所以直遲到去年秋後才定妥了我的目標……
在致李錫錦、鄭季清的信中，他再次表示：
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
他還附了一首白話詩，稱“壯烈的死，苟且的生。貪生怕死，何如重死輕生！……沒有耕耘，哪來收獲？沒播革命的種子，卻盼共產花開！夢想赤色的旗兒飛揚，卻不用血來染他，天下哪有這類便宜事？”
他呼籲：“坐著談，何如起來行！”
從這一時期開始，周恩來變“坐著談”為“起來行”，變空談主義為實踐主義。
主義確定下來後，周恩來於1922年3月與張申府、劉清揚遷居英法德三國中生活費用最為低廉的德國柏林，住在柏林郊區瓦爾姆村皇家林蔭路54號。旅德期間，周恩來和張申府、劉清揚又與原在柏林的中共黨員張伯簡組成旅德中共黨組織，積極開展黨的活動，經常往來於柏林、巴黎之間，聯絡勤工儉學學生和進步華工，舉行報告會，作演講，宣傳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推動旅歐共產主義組織的籌建工作。
這時的周恩來，已成為一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在歐洲大地上堅定地在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宣傳奔走”著。
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的布倫森林，旅歐共產主義組織召開了第一次代表會議。周恩來與趙世炎、李維漢、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蕭子璋、劉伯堅、傅鍾等來自法國、德國、比利時等國的代表共18人出席了這次會議。
會議共開了三天，通過了組織章程，確定組織名稱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三人，即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趙為書記，周負責宣傳，李負責組織。會議還決定出版機關刊物《少年》，由周恩來負責籌辦。《少年》月刊創刊於1922年8月1日，編輯部設在巴黎戈德弗魯瓦街17號的小旅館內，那裏同時也是旅歐少共中央執委會的辦公處。這個刊物最初為16開本，每期30頁左右。從第七號起改為24開本，每期42頁。第十號起，又改為不定期刊。《少年》作為旅歐少共的機關刊物，其任務是“為第三國際和國內共產黨解釋戰略並傳播共產主義學理”，以發表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譯文、探討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文章以及共產國際、少共國際文件和消息為主要內容。從1922年8月創刊，到1923年底終刊，《少年》雜誌共出13期…(以後改出《赤光》半月刊)。
周恩來是《少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先後在該刊發表了《共產主義與中國》《宗教精神與共產主義》《告工友》《十月革命》《論工會運動》《俄國革命失敗了麽？》等文章。這些文章，不僅對加強旅歐黨團員的思想教育和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起了重要作用，也反映出他本人對馬克思主義、對共產黨已有了明確而深刻的認識，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和觀點。由於身處國外，周恩來的主要注意力還著重放在共產主義學理和建黨基本原則的探討上，沒有來得及對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作更具體的研究。這既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創建期的曆史特點，也與他們身處海外的客觀環境有關。
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立後，黨部就設在趙世炎的住處——巴黎戈德弗魯瓦街17號。經常在黨部工作的有周恩來、趙世炎、李維漢、陳延年。周恩來會後返回柏林，向旅德黨組織匯報了代表會議的情況，然後就著手開展在德發展組織的工作。
就在這年的10月下旬，周恩來在柏林的住所裏接待了為尋求真理和共產黨組織而來的朱德。朱德陳述了自己的身世和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願望，周恩來表示同意他的申請。11月，周恩來、張申府介紹朱德、孫炳文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不久，從國內傳來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已於1922年5月在廣州召開的消息。這次大會通過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章程和綱領，選舉產生了中央執行委員會。
10月間，周恩來赴巴黎參加旅歐少年共產黨召開的會議。會上舉行了總投票，決議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改選了中央執行委員會，趙世炎、王若飛、周恩來、尹寬、陳延年五人當選為委員。
11月20日，周恩來和趙世炎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名義寫信給國內的青年團中央，要求“附屬於國內青年團為其旅歐支部”。
1923年1月，正在莫斯科參加會議的中共代表團負責人陳獨秀複信給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建議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更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為執行委員會，還對青年團組織在歐洲的行動方略作出了指示。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巴黎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正式決定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其“旅歐支部”，在歐名稱定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會議通過了由周恩來起草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章程》，其中規定：凡旅歐中國青年願加入本團為團員者，必須對於共產主義已有信仰。章程還明確說明，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本團上級機關。
這時，中共中央已決定調趙世炎、王若飛、陳延年等12人到蘇聯東方勞動大學學習。因此大會改選了領導機構，由周恩來、任卓宣、尹寬、汪澤楷、蕭樸生五人組成執行委員會，周恩來任執委會書記。
1923年夏天，周恩來從柏林遷回巴黎，開始專門從事黨團工作。他住在趙世炎原來的住處——戈德弗魯瓦街17號小旅館三樓第16號房間。這裏也是執行委員會的辦公處和《少年》雜誌編輯部。
1924年1月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孫中山的主持和共產黨人的幫助下，通過了大會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會議消息很快傳到法國。
周恩來以旅歐共青團和共產黨組織負責人的身份，積極地推動和領導著旅歐國共組織合作的工作。
為適應國內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和旅歐共青團工作遇到的新情況，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少年》於2月改組為《赤光》。“改理論的《少年》為實際的《赤光》”，目的在於將辦刊的重點從對馬克思主義學理的介紹和研究轉向對中國革命基本規律和具體方針的探討。《赤光》由周恩來負責主編，鄧小平等人參加編輯和刻印等工作。
《赤光》創刊後，周恩來作為主編和主要撰稿人，在《赤光》上發表了30餘篇文章，其中較重要的有：《軍閥統治下的中國》《列強共管中國的步驟》《革命救國論》《國際帝國主義趁火打劫的機會又到了》《救國運動與愛國主義》《北洋軍閥與外交關係》《華府會議的又一教訓》《這才是一個確實的“進兵”中國》《再論中國共產主義者之加入國民黨問題》等。
隨著國共合作形勢的發展，國內革命運動以廣東為根據地蓬勃開展起來，急需大批幹部。旅歐黨團組織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決定選送一批幹部回國，周恩來也在其中。
1924年7月下旬，周恩來與劉伯莊、周子君、羅振聲等人從法國乘船，踏上了歸國的旅途。周恩來的行李中，有一份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給國內團中央的報告。裏麵有這樣幾句話：
周恩來──浙江，年二十六，誠懇溫和，活動能力富足，說話動聽、作文敏捷，對主義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無產階級化。英文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書看報。本區成立的發啟（起）人，他是其中的一個。曾任本區三屆執行委員，熱心耐苦，成績卓著。
國內更加艱巨繁重的革命重擔，正在等待著已是職業革命家的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