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國圖興，投身“五四”

日本國內階級壓迫的嚴酷現實，使周恩來對日本社會越來越感到失望，加之十月革命開辟的新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和馬克思主義學說對他的影響，使他繼續留日的打算漸漸有了改變。

1919年3月，周恩來得知母校南開學校要創辦大學部的消息，毅然決定放棄繼續留日的打算，回國求學。這一求學道路的改變，成為周恩來人生的又一個轉折點。

周恩來起程回國前，已經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好友張鴻誥和南開學校的一些同學設宴為他餞行。在互相勉勵中，周恩來欣然提筆，將他第一次東渡時所寫《大江歌罷掉頭東》一詩抄送給張鴻誥，並在詩後附言：

返國圖他興，整裝待發，行別諸友，輪扉兄以舊遊邀來共酌並伴以子魚，慕天，醉罷此書，留為再別紀念。

1919年4月初，周恩來回國途中在京都停留了一段時間，住在就讀於第三高等學校的南開同學吳瀚濤處。他去看望了在京都讀書的南開同學，並遊覽了京都著名的嵐山和圓山公園，寫下了《雨中嵐山——日本京都》…(4月5日)、…《雨後嵐山》…(4月5日)…、……《遊日本京都圓山公園》……(4月5日)、……《四次遊圓山公園》(4 月 9 日 )…四首詩。

他在《雨中嵐山》一詩中寫道：

瀟瀟雨，霧蒙濃；

一線陽光穿雲出，愈見姣妍。

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

真愈覺姣妍。

借景抒情，以詩言誌。周恩來這首詩中蘊含著複雜的思想感情，大致地反映了他一年半旅日生活的心態，尤其可以看出他在探索拯救中華道路中的痛苦、彷徨和重新燃起希望的心路曆程。

4月間，周恩來由神戶乘輪船返回中國。在他隨身的行李中，還帶有河上肇編寫的宣傳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刊。

輪船停靠大連港，周恩來先去奉天看望了伯父，後又到哈爾濱東華學校做客。校長鄧潔民很喜愛他，欲留他任教員，周恩來另有打算，婉言謝絕了。

回到他的第二故鄉天津，已是4月底。正在周恩來準備升入南開學校大學部繼續求學之時，一場偉大的愛國運動爆發，再次改變了他的生活道路。

這就是由北京發端而後擴展到全國的五四運動。

為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5月7日，天津各校學生舉行示威遊行。14日，天津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周恩來的同學諶誌篤、馬駿當選為正副會長。

這期間，還未入學的周恩來以校友的身份，天天到南開去，積極地投入到這場愛國學生運動中。他還以南開學校“敬業樂群會”發起人的身份參加了該會舉行的茶話會。

在諶誌篤、馬駿、周恩來、劉清揚、李毅韜、郭隆真、張若茗、鄧文淑…(穎超)…等人的領導下，天津又相繼成立了女界愛國同誌會、各界聯合會等群眾組織，天津的愛國運動在全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全國運動的深入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最終使得中國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為把運動引向深入，6月下旬，天津學聯決定建立自己的宣傳輿論陣地──創辦《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由誰來擔綱？諶誌篤和馬駿認為周恩來是最佳人選，因他原在南開學校曾先後主辦過《敬業》和《校風》，他的才能為許多人所熟知。

在諶誌篤、馬駿的熱情邀請下，周恩來認為自己“負些責任是義不容辭的”，便爽快地答應出來主辦這份報紙。隨後，他搬進南開學校和學生運動中許多骨幹分子一起居住，還勸說已在南京金陵大學讀書、回天津度假的南開學校老同學潘世綸…(述庵)…留下來，幫他一起辦報。

在“會報”發刊前，為擴大宣傳，周恩來親自撰寫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發刊旨趣》一文，發表在7月12日的《南開日刊》上。文中鮮明地表達了辦報的宗旨：將“本民主主義的精神發表一切主張”，“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為主旨”。

7月21日，《天津學生聯合會報》正式創刊，創刊號上發表了周恩來撰寫的以《革心！革新！》為題的發刊詞。馬駿看後，興奮地說，這篇社論真帶勁！這比我們站在幾千人麵前大喊一陣，可有用得多！周恩來在“會報”上發表了大量的文章、報道，隨時把握運動的脈搏，把天津的愛國運動大大地推進了一步。

8月26日，京津學生2000多人推薦天津學生代表馬駿為總指揮，在北京包圍總統府、國會和國務院。鬥爭堅持了三天。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調動數千名全副武裝的軍、警、保安隊，再加派騎兵，把請願群眾驅趕到天安門前，用木棍和槍托打傷學生100多人，強行逮捕馬駿等代表。

為了救援被捕代表，周恩來與天津學生五六百人趕往北京。他們同北京各界代表一起，連日在總統府門外露宿請願，要求釋放被捕代表。全國各地也紛紛聲援。30日，兩次被捕的代表終於都得到釋放。

9月2日，周恩來和馬駿、諶誌篤、郭隆真、張若茗、諶小岑等一起坐火車從北京回天津。在火車上，他們熱烈地交流和總結這幾個月來愛國運動的經驗。最後，大家一致決定以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天津女界愛國同誌會為基礎組成一個更加嚴密的團體。經周恩來提議，這一團體取名為“覺悟社”。

經過周恩來等人的積極籌備，9月16日，天津覺悟社正式成立。最早的會員共20人。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會員各10人。覺悟社不再以天津女界愛國同誌會和天津學生聯合會的名義和範圍來約束，而成為一個獨立的團體。

在成立會上，根據周恩來的提議，決定出版一種不定期的小冊子，取名《覺悟》。大家一致推舉周恩來起草《〈覺悟〉的宣言》。會後，根據大家討論的共同看法和誌向，結合“覺悟”這一主題詞，周恩來加緊起草“宣言”。

不久，周恩來拿出他起草的《〈覺悟〉的宣言》。“宣言”宣布：覺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覺’和‘自決’”。“宣言”提出采取四種方法實現這一宗旨：“一、取共同研究的態度，發表一切主張；二、對社會一切應用生活，取評論的態度；三、介紹社外人的言論──著作同講演；四、灌輸世界新思潮。”

《〈覺悟〉的宣言》得到了社員的一致通過。之後，覺悟社的活動便在這一“宣言”的指導下卓有成效地開展起來。

覺悟社成立後，由於它在領導天津愛國運動方麵的突出表現，在北京及全國各地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被稱為“天津的小明星”。

正在天津學生愛國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的時候，南開學校大學部開學了。南開學校大學部設文、理、商三科，學製四年，一開始學生共96人，教師17人。

9月8日，周恩來注冊入學，學號是62號，屬文科學生。

9月25日，周恩來又參加了學校的開學典禮。幾天後，大學部決定改名為南開大學，並在11月25日召開南開大學成立大會。周恩來成為南開大學的第一期學生。

此後，周恩來一邊上學，一邊繼續參與領導天津學生愛國運動。在整個運動中，覺悟社社員發揮了中堅骨幹作用。

隨著運動的發展，外號“楊梆子”的直隸省警察廳廳長楊以德對學生愛國運動的鎮壓更為殘酷。進入1920年後，局勢更加險惡，鬥爭更為艱難。

1月23日，天津學生聯合會調查員在魁發成洋貨莊檢查日貨時，竟遭到闖入店鋪的三個日本浪人的毒打，各界代表向省公署請願，當局非但不懲辦店主和日本浪人，反而毆打學生，逮捕代表馬駿、馬千裏、時子周等20人。1月26日至28日，周恩來在法租界維斯理堂地下室主持召開覺悟社秘密會議，研究對策。會議決定舉行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向省公署請願，要求釋放被捕代表，啟封天津學聯和各界聯合會。在險惡的局勢麵前，周恩來挺身而出擔任遊行請願總指揮。

1月29日，3000多名勇敢的男女學生，由周恩來、郭隆真領導，從東馬路出發，直奔省長公署。群眾推舉周恩來、郭隆真、於方舟、張若茗為代表，要求麵見省長曹銳。

在省公署大門口，麵對他們的是大批荷槍實彈的軍警。周恩來和郭隆真、於方舟、張若茗等人不顧軍警阻撓，強行進入省公署。他們遭到一陣毒打，隨即被捕。

在此後半年的時間裏，周恩來“品嚐”了反動當局的牢獄生活。

他們先被關押在天津警察廳的營務處，後又被移送到地方檢察廳。在特殊的條件下，他們堅持鬥爭，堅持學習。被捕代表共同議定：每天早晨做體操，每晚舉行全體會議，並推舉周恩來、馬千裏、於蘭緒（於方舟）三人主辦讀書團，帶領大家研究社會問題。又議決每星期一、三、五開演講會，介紹各種新思潮。

由於在日本期間周恩來比較多地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他的思想中也有許多馬克思主義的成分，因而在5月28日、31日，6月2日、4日、7日，他分五次給難友們介紹了馬克思的學說。據周恩來當時編寫的《檢廳日錄》記載，他講的內容有：曆史上經濟組織的變遷，馬克思傳記，唯物史觀的總論和階級競爭史，經濟論中的餘工餘值說(注：即剩餘價值學說)、《資本論》和資產集中說。

在當時的中國，能做這樣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係統講演的人是不多的。周恩來之所以能在被監禁的條件下做到這一點，自然同他在日本時已研究過馬克思的學說有關。

經過監獄內外的鬥爭，7月6日，檢察官對周恩來等提起公訴，7月17日下午，開庭審理。經大律師劉崇佑出庭為代表辯護，一一推翻了反動當局強加在代表身上的種種誣蔑之詞，被拘禁的代表被無罪釋放。

重新獲得自由的周恩來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升華，他更加認清了當時社會製度的黑暗，認清了嚴酷的社會現實。後來他在談到自己共產主義信念的形成時曾說過：“思想是顫動於獄中。”一種革命意識的萌芽，“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出獄後的周恩來把“改造舊中國，挽救中國的危亡”作為自己的堅定信念。

這時，國內正掀起赴法勤工儉學的熱潮。周恩來、劉清揚、郭隆真、張若茗都決定：到法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