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渡日本，感悟馬列

四年的南開學習生活結束後，每個南開學子都在為自己的去向作打算。年輕的周恩來也希望能繼續求學，將來實現自己的遠大抱負。但他的家境卻仍那麽貧寒，難以給他多少支持。一些友人得知他的打算後，同意借給一筆路費，幫助他去日本求學。

1917年8月30日，周恩來在赴日留學前給同學寫下了這樣的臨別贈言：“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

9月，他在天津登上了東去的輪船。臨行前夕，他還寫下了那首抒發青年時期救國抱負的著名詩篇：

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

麵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

周恩來到日本後，見到了許多南開學校留日的學生，其中有一些還是他的好友，如原來的同班同學王樸山，南開校董嚴修的兒子嚴智開…(季衝 )…，還有童啟顏…(冠賢 )…、陳鋼…(鐵卿 )…、張鴻誥、張瑞峰、高仁山、吳瀚濤、劉東美、楊伯安，等等。他們在東京組織了南開同學會，童啟顏任總幹事。校友情深，周恩來剛到日本就得到不少照顧和幫助。不久，他還被選為南開同學會評議員。

日本的住宿條件非常緊張，周恩來剛到東京時由朋友介紹住到神田區一家家具店的二樓，同一個姓陳的中國留學生合租一個小房間。以後為了尋找房租更為便宜的地方，他又多次搬家。

初到日本，他和南開同學張鴻誥相約報考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和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如果考取其中的一所，便可以得到官費學習的待遇。為準備考試，10月間他進入神田區仲猿樂街7號東亞高等預備學校補習日文和大學考試其他課目。

日文是日本大專學校入學考試的重要科目，周恩來必須從頭學起。雖然日文與中文在書寫上有許多相近之處，但日文的條條框框太多，周恩來是最不喜歡死記硬背的東西的，所以對日文，他非常陌生，學起來很吃力。

在日本期間，周恩來與家鄉不斷有通信往來，這時他的家境，更是一天不如一天。如果不能考上官費生，他的生活將很難有著落。

日本學校的考期越來越近，周恩來憂心如焚。苦讀之餘，他寫下了許多日記，記錄下了他的學習、生活和內心的真實感受。

1918年1月8日，周恩來接到堂弟來信，得知家中久病的八伯父周貽奎去世了，家中能算得上壯勞力的也就隻有周恩來稱為幹爹的父親周劭綱和四伯父周貽賡了，但這兩位也長年在外謀事。周恩來在當天的日記裏寫道：“我身在海外，猛然接著這個惡消息，那時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沒了知覺的一樣。”緊接著三天，他在日記中都寫下了自己這種悲痛苦悶的心情。1月9日，他寫道：

想起家中一個要緊的男子也沒有，後事如何了法？這幾年來八伯同八媽的苦處已算受盡了，債務天天逼著，錢是沒有，一家幾口子飯是要吃的，當也當淨了，賣也賣絕了，借是沒處借，賒是沒處賒，不要說臉麵是沒了，就是不要臉向人家去要飯吃，恐怕也沒有地方去要。八伯這個病，雖說老病，然而病到現在何曾用一個錢去醫治的呢？簡直說是窮死了。

1月10日，他又寫道：

連著這三天，夜裏總沒有睡著，越想越難受。家裏頭不知是什麽樣子，四伯急得更不用說了，隻恨我身在海外，不能夠立時回去幫著四伯、幹爹做一點事兒。如今處著這個地位，是進不得也退不得。

盡管學習進展艱難，但周恩來仍暗下決心，繼續用功讀書。

初到異國他鄉，家庭負擔的困擾、求學道路的艱難和內心苦悶的積存，諸種原因，一度造成周恩來信仰上的危機，他甚至推崇起日本流行的佛教“無生主義”。這種想法，大致在他的腦海中保持了近三個月時間。

1918年2月以後，周恩來度過了心裏和信仰上的困苦期。這時，他求學的方式已經改變，“無生主義”的念頭也已打消。擺脫了內心的苦悶，周恩來身心輕鬆了許多。在準備考試的同時，周恩來開始走出書屋，利用一切機會觀察和了解日本社會，從周圍的實際生活中去學習。

經過一段時間的細心觀察，周恩來對日本社會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他推翻了原先對日本強權政治的向往，看清了日本“軍國”式道路和“賢人政治”的弊端。

2月20日，周恩來在日記中寫道：“我從前所想的‘軍國’‘賢人政治’這兩種主義可以救中國的，現在想想實在是大錯了。”修正了認識上的“大錯”以後，周恩來開始重新立誌。

1918年2月11日，是中國農曆戊午年的春節。周恩來在這天的日記裏寫道：“我平生最煩惡的是平常人立了誌向不去行。”為此，他立下了自己在新的一年裏的行為準則：

第一，想要想比現在還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現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學要學離現在最近的學問。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實在，學問要真切。

這期間，幫助他所想、所做、所學，且促進他思想自由、做事實在、學問真切的一個最大的動力源，是國內出版的以提倡民主和科學、反對專製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為主要內容的《新青年》雜誌。

當周恩來在南開學校讀書的時候，《新青年》早已出版，他雖在書鋪裏買來看過，但不過是隨便瀏覽了一下，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正如他1918年2月15日在旅日日記中所記述的：“從前我在國內的時候，因為學校裏的事情忙，對於前年出版的《新青年》雜誌沒有什麽特別的去注意。有時候從書鋪裏買來看時，亦不過過眼雲煙，隨看隨忘的。”在周恩來從天津動身赴日本求學的前夕，一位朋友送給他一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號。他將這本雜誌帶在身邊，赴日途中開始閱讀，漸漸對它喜歡起來。到東京後，他又從嚴智開那裏見到《新青年》第三卷的全份，借回去看後，受到了更大的啟發，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把我那從前的一切謬見打退了好多。”

重讀《新青年》第三卷，其中宣傳的新思想強烈地吸引了周恩來，他的眼前豁然開朗起來。

由於對《新青年》的特別鍾愛，周恩來在一段時間裏“晨起讀《新青年》，晚歸複讀之”。他在讀後寫的日記中將自己“另辟‘新思想’，求‘新學問’，做‘新事情’”的感悟，用兩句詩來概括：“風雪殘留猶未盡，一輪紅日已東升！”

盡管這個“新”在周恩來的頭腦中仍是較為模糊的，但畢竟一片新的希望在他麵前升起了。他將重新考慮自己今後的生活道路。

在這種心境下，周恩來迎來了東京高等師範的入學考試。遺憾的是，考試結果公布後，周恩來落榜了。但這時的周恩來，並沒有因此而精神沮喪，他反而安慰同學：不能隻顧一時的得失，動搖多年的誌願。

投考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失敗後，周恩來轉而全力以赴地投入下一次考試的準備──投考東京第一高等學校。

正在他再一次“起首用功”的時候，有消息說，日本政府準備同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秘密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共同出兵西伯利亞以鎮壓俄國革命。這個消息令周恩來非常震驚，也給中國留日學生很大的震動。周恩來在日記上記道：“閱英文報，知日政府又提出二十條要求於中國矣。”“早起因思昨日日本要求事，我政府尚憒憒，奈何！”

政府的腐敗昏聵，使周恩來非常痛心。他時時關注著事態的發展。5月2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觀報多時，國事益壞矣。”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就讀的中國留學生首先發動起來，主張全體留學生離日歸國以示抗議。留學生代表四處遊說，並發布傳單征求各省同鄉會、各校同窗會的意見。愛國學生紛紛集會響應，有的甚至破指寫下血書。

強烈的愛國意識使周恩來再也無心靜下來念書。這場愛國運動改變了周恩來在日本的全部生活，他的追求也隨之改變。

由於積極投入愛國運動，複習受到很大影響，7月2日至3日，周恩來投考東京第一高等學校，但仍未被錄取。他心情有點懊喪，考完以後在日記中寫道：“昨前兩日試驗失敗，心中難堪異常。”“這叫作自暴自棄，還救什麽國呢？愛什麽家呢？不考官立學校，此羞終不可洗。”

一方麵要愛國，另一方麵要考學，它們都深深地激勵著周恩來。

在暑期中，周恩來於7月28日離東京回國探親，在國內度過了一個多月，9月4日重新回到東京。周恩來歸國期間，日本發生了席卷全國的“米**”。周恩來越來越意識到：日本社會的模式，並不是中國學習的榜樣。

正在這個時期，社會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日本傳播開來。周恩來初到日本的時候，正好是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夕。他剛剛安頓下來，十月革命就爆發了。

1918年9月重返日本後，更為深刻地認識日本社會矛盾的周恩來，已經傾向於俄國的社會主義了。他開始更加關注俄國發生的事情。

10月20日，在十月革命一周年即將到來之際，周恩來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一句話表明他的人生已經開始發生轉折的話：“二十年華識真理，於今雖晚尚非遲。”

周恩來在日本期間，日本的思想界十分活躍，介紹各種社會學說的書籍較多，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也被介紹進來。周恩來得宜於自己既能夠閱讀一些英文報紙，又能看懂日文書籍，他讀到了不少宣傳介紹俄國革命以及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他先後閱讀過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約翰·裏德的《震動環球的十月》、河上肇的《貧乏物語》以及《新社會》《解放》《改造》等雜誌。

自1919年1月日本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河上肇主編的《社會問題研究》創刊以來，周恩來就成為這個刊物的熱心讀者，他從上麵讀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係》等介紹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文章。周恩來經過認真地思考，並將其與其他各種學說進行比較，結果，他的思想上越來越傾向於馬克思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