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身保護幹部

在迅猛發展起來的紅衛兵運動中，受林彪、江青等人的唆使，紅衛兵對各民主黨派機關發出了“最後通牒”，“勒令”其自行解散。大批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愛國人士、工商業者上層代表人物，以及少數民族、宗教、華僑的頭麵人物，非黨高級知識分子，陸續被抄家、被揪鬥。

1966年8月29日夜間，全國人大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章士釗的家裏來了一夥氣勢洶洶的紅衛兵，他們來自北京大學，手持“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向84歲高齡的章士釗和他的全家宣讀“革命道理”，旋即開始了一場所謂的“革命行動”。

紅衛兵走後，章士釗氣得發抖，他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反映紅衛兵來抄家時的粗暴情景，並懇求毛澤東在“可能範圍內稍稍轉圜一下，當有解鈴之望”。

毛澤東當天就收到了章士釗的信，他也非常生氣，當即在信上批示：

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

信和批示送到周恩來手中後，周恩來立即進行了處理：嚴厲地批評北京大學的紅衛兵，並命令他們立即送回從章士釗家抄走的東西。

隨後，周恩來交代有關人員，強調對章士釗要采取三條保護措施：一、督促他們盡快把抄走的東西全部送還章士釗；二、派兩名警衛部隊的解放軍戰士到章士釗家，負責保衛工作，防止紅衛兵再來抄家；三、將章士釗秘密送到解放軍301醫院，以保人身安全。

麵對民主人士受到的衝擊和黨的統戰工作受到的嚴重破壞，周恩來想得很多。長期下去，黨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政策將受到致命的破壞，我國的民主政治也將**然無存。

周恩來還想到，與章士釗處境相同的，還有一大批黨內外幹部和統一戰線的朋友，必須采取一係列行之有效的保護措施。

30日這天，周恩來在處理完章士釗的事後，提筆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名單列出了受重點保護幹部的範圍，直接點出名字的有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蔣光鼐、蔡廷鍇、沙千裏、張奚若、李宗仁。這13位高級民主人士，都是在國內和國際上有重大影響的人物。

當時按照這一名單具體實施保護民主人士工作的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金城後來深有體會地說，“**”中對民主人士“因人而宜的保護方式”，是周恩來參與創建的。

按照周恩來擬定的名單和中央統戰部根據批示的原則提出的全部人員的詳細名單，一張由周恩來親自布置的保護幹部網在“**”中迅速鋪開。這張網，雖然不可能囊括所有的領導幹部和民主人士，而且也屢遭林彪、“四人幫”的破壞，但是在“**”的混亂局勢下，對黨和國家的棟梁之材終究起到了“大樹陰深蔭弱苗”的作用。

在周恩來親擬的保護名單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宋慶齡。

“**”的狂潮一來，宋慶齡就受到了衝擊。許多幼稚無知的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把作古多年的孫中山作為“破”的對象之一，他們在南京試圖砸毀孫中山的銅像；宋慶齡父母在上海的墓地也被人砸毀；宋慶齡在北京的家，還受到紅衛兵的騷擾。

得知消息的周恩來極為關注。他立即指示有關部門，要盡快修複宋家墓地，重立墓碑。

他利用毛澤東對章士釗問題的批示，把宋慶齡列為第一號被保護的對象。

在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寫好後的第三天（9月1日），周恩來在接見首都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時，鄭重地講到了尊重和保護宋慶齡的問題，他說：

宋慶齡是孫中山的夫人。孫中山的功績，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後寫的一篇重要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績也記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南京的同學一定要毀掉孫中山的銅像，我們決不讚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門對麵放孫中山的像是毛主席決定的。孫中山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他有功績，也有缺點。他的夫人自從與我們合作以後，從來沒有向蔣介石低過頭。大革命失敗後她到了外國，營救過我黨地下工作的同誌，抗日戰爭時期與我們合作，解放戰爭時期也同情我們，她和共產黨的長期合作是始終如一的。我們應當尊重她。她年紀很大了，今年還要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她出麵寫文章，在國際上影響很大。到她家裏貼大字報極不合適。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個革命的，不能因為她妹妹是蔣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國家撥給她住的。有人說：“我敢說敢闖，就要去。”這是不對的，我們無論如何要勸阻。

由於中共中央的表態和周恩來的保護，宋慶齡在北京和上海的住所均未受到大的衝擊，她本人也沒有受到迫害。

……

在周恩來親筆開列的名單中，排在最後並特意用括號標出來的，是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

由於周恩來及時地把李宗仁列入被保護的名單中，並向他家派去了兩名解放軍衛兵，所以李宗仁在抄家之風剛剛開始時還比較安全。但為了防止萬一，周恩來還是派人安排李宗仁住進了301醫院（解放軍總醫院），以便得到更好的保護。

李宗仁入301醫院後，與章士釗、張治中、程潛、何香凝、傅作義等高級民主人士一樣，與外界的混亂局麵幾乎隔絕，樓區有軍人站崗保衛，任何無關人員不得入內。為保證萬無一失，按要求他們每個人還更改了姓名。在這裏，這些民主人士度過了一段平靜的日子，躲過了“**”初期強大的抄家之風。

對最容易受到衝擊的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周恩來盡量采取了一些非常細致而有效的保護措施。

……

在“**”的嚴重混亂中，麵對林彪、“四人幫”的壓力，為減少黨在統一戰線上的損失，周恩來付出了艱難的不懈的努力。人們理解周恩來，因為在他心中，裝著的是黨、國家和人民，裝著的是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他的心中，還裝著那些熱愛國家、對祖國做出過貢獻的各方麵人物，他心裏清楚，對這些人物的保護，實際上就是保護我們的國家和民族。

充分理解了周恩來困難處境的宋慶齡，在談到周恩來在“**”中的作用時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沒有總理，‘**’不知要搞成什麽樣子！”

在“史無前例”的“**”中，周恩來對黨內幹部的保護，更為驚心動魄。

一些對“**”表示過不滿的黨內高級幹部，受到不公正對待；一大批妨礙林彪、江青等陰謀家篡黨奪權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被作為“黨內一小撮”揪了出來。

這些受到不公正對待和被揪出來的人，大多是與周恩來長期並肩作戰的戰友，是黨和國家的棟梁之材。

在特殊的環境中盡量保護他們，成了周恩來義不容辭的責任。

怎麽保？在“**”風起雲湧的時期，林彪、江青以及“中央文革”一夥人正紅得發紫、得勢猖狂，喪心病狂地迫害大批黨政軍機關的領導幹部。如果公開為大批的受迫害者開“綠燈”，顯然不是時機，也根本行不通；正麵與林彪、江青一夥衝突，也未必是好的辦法。曆史的扭曲給周恩來造成了十分艱難的處境，這使得他必須對老幹部采取巧妙的保護辦法。周恩來發揮了他過人的智慧和高超的鬥爭藝術，也為此費盡了心血。

周恩來最初對老同誌的擔心，是他們的一些不滿情緒和言語。“**”開始以後，隨著紅衛兵、造反派打、砸、搶和到處奪權之風盛行，許多老同誌開始既不理解又產生反感。周恩來手下的一些部長們意見越來越大，有的甚至到總理辦公室發牢騷，講一些對“**”不滿的話。他們知道，心中憋悶隻有到總理這裏講一講，總理是了解他們的。他們哪裏知道，周恩來與他們一樣，也對“**”不甚了解，一開始也不理解。更痛苦的是，在一些事情上，在“總理”這樣的位置上，理解了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

得知部長們的這些牢騷話，周恩來很焦急，生怕這些久經戰場考驗、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同誌會在政治鬥爭中惹火燒身，引來麻煩，以至於無法挽回。為提醒他們，周恩來多次對他們說：“你們說話時一定要小心，如果你們再這樣講，發牢騷，我也沒法保護你們了。”

他讓軍事秘書周家鼎傳了三句話給這些老部下：心中無它，積極革命；實事求是地檢查；特別是不要承認是“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1967年2月中旬，圍繞著“**”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把老幹部統統打倒等幾個問題，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陳毅、李先念、餘秋裏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的錯誤做法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南海懷仁堂中央碰頭會上，他們拍案而起，怒斥林彪、江青、陳伯達、張春橋一夥野心家。

在“二月抗爭”中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帥”──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人，不久就受到林彪、江青一夥的迫害。

先是江青秘密向毛主席進讒言，告了“三老四帥”的狀，江青一夥把老同誌們的“二月抗爭”誣為“二月逆流”，並把周恩來也置於被告人的席位。

周恩來在毛澤東麵前巧妙地替老同誌們說話：在懷仁堂會議上，幾位老同誌對“**”不理解，發了脾氣。這主要責任在我，會後，他們也認識到這樣做不對，找我作了檢查，他們也感到講了些對不起主席的話，想找個機會，當麵向主席檢查。

然而，“中央文革”一夥並沒有放過對“二月逆流”的批判，為此，周恩來又利用一切場合和機會，不僅對老同誌們的生活和處境極為關心，而且艱難地為給他們恢複名譽、出來工作掃除障礙。他多次叮囑負責保衛工作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傅崇碧：“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護好老帥們。”為保證老帥們的安全，周恩來想了很多細致的辦法。

與此同時，周恩來把一大批受到衝擊的中央各部門負責人接進國務院宿舍樓（“工字樓”）裏居住，在這裏“避過難”的有餘秋裏、穀牧、錢之光、錢正英、康世恩、王諍、黃樹則、蕭望東、王震、呂東、呂正操、姚依林、陳正人，還有廖承誌、方毅、劉寧一、周榮鑫、段君毅、劉瀾波、邱創成、江一真、王磊、孫正、錢信忠、周子健、林乎加、蕭鵬、劉建章、王子綱、徐今強、李人俊、江學斌、饒興、劉秉彥……

根據個人的不同情況，這些部委級幹部們在“工字樓”裏少則住幾天，一般住兩三個星期，還有的住一兩年或更長時間。在他們白天不得不出去挨鬥時，周恩來怕他們出危險，有時自己親往陪鬥，更多時候則派秘書或聯絡員跟隨。

還有的領導幹部如薄一波、烏蘭夫等人，他們是林彪、江青一夥重點打倒的對象，在北京是很難躲避厄運的，周恩來又想盡辦法，把他們送到外地去“避難”。

與此同時，在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領導機關受到嚴重衝擊時，周恩來還把那些處境十分困難的負責人接到北京來“避難”，他們被較為安全地安置在京西賓館、中直招待所等地方。周恩來指派專人負責他們的安全和生活。先後被周恩來安排的負責人有李井泉、宋任窮、張體學、張平化、葉飛、江華、譚啟龍、江渭清、楊尚奎、劉俊秀、歐陽欽、黃火青、黃歐東、曾希聖、廖誌高、霍士廉、王鶴壽、楊超、高克林等。

周恩來多次說過，在“**”的極度混亂中，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他不怕被打倒。為在與林彪、江青一夥的鬥爭中發揮自己特殊的作用，他還說過這樣的話：“不倒、不走、不死。”

1967年8月，在“中央文革”的急先鋒王力等人煽動造反派批鬥陳毅，奪了外交部的大權後，周恩來利用他高超的鬥爭藝術，取得毛澤東同意，決定把王力、關鋒、戚本禹抓起來。就在決策抓“王、關、戚”的時候，周恩來在與林彪、江青一夥的鬥爭中也心力交瘁。

8月27日晨5時，已是十幾個小時沒有合眼的周恩來仍然受著外事口造反派的圍攻。造反派在批鬥陳毅的問題上無休止地與周恩來糾纏，致使周恩來心髒病複發。周恩來又一次憤怒地說：你們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壓力，是在整我了！從昨天中午到現在，整整18個鍾頭，我沒有休息一分鍾，我的身體不能再忍受了。

在場的保健醫生知道，周恩來不到身體極度受損是不會說這樣的話的。最後，保健醫生隻好攙扶著周恩來離開會場。就在這個時候，狂妄的造反派仍不甘休，他們對著周恩來聲稱，“我們就是要攔陳毅的汽車”，“還要再衝會場”。

走到門口的周恩來轉身怒斥道：“你們誰要攔截陳毅同誌的汽車，我馬上挺身而出！你們誰要衝擊會場，我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讓你們從我的身上踏過去！”

在場的紅衛兵驚呆了：總理舍命保陳毅，這可非同兒戲！

在“**”中，為保護一大批黨和國家的棟梁之材，周恩來早已把個人的生命、榮辱置之度外。然而，周恩來所能轉圜的餘地和所能發揮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對許多沒有保住的人，他內心極為痛苦。

1975年6月9日，在中央舉行的“賀龍骨灰安放儀式”上，周恩來向沒有保住的這位逝世已經6周年的老戰友“當麵”表達自己的悲痛心情。那天，周恩來抱病參加“賀龍骨灰安放儀式”，他控製不住自己的感情，聲音顫抖地對賀龍夫人薛明說：“薛明，我沒有保住他啊！都六年了，老總的骨灰沒能移到八寶山公墓，我很難過啊！”

帶著簌簌地流下來的眼淚，周恩來站在賀龍的骨灰盒前，深深地、連續地向賀龍鞠了七個躬……

中國的“**”，是一場以所謂“革命”的名義進行的全局性的內亂運動，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且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的內亂。在這樣的內亂中，周恩來利用他的特殊威望和地位，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對維護黨和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運轉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他也保護了一大批黨和國家的棟梁之材。

就他的作用所及，有的人他保護住了，而有些人（包括黨和國家的一些重要領導人）他卻無力保護住……特殊的政治、曆史環境，造成了周恩來特殊的人格。他也不是完人，在“**”中，他也要說一些違心的話，辦一些違心的事。

對周恩來“**”中的處境、心態和作用，鄧小平曾經在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時說過：

“**”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