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期

當中國曆史剛剛跨入1966年的時候，總理周恩來的心情，既欣慰又沉重。

經過五年的艱苦努力，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上勝利完成──周恩來是欣慰的。然而，1966年卻是伴隨著突出政治、冷淡業務的風潮來臨的，“三五”計劃有落空的危險──周恩來憂心忡忡。

帶著這種複雜的心理，1966年一開年，周恩來便把工作的重點放在抓北方受到旱災影響的一些省的糧食和棉花生產上。這符合他一貫主張把農業放在第一位的思想。

為確保北方八省的抗旱和農業工作的開展，周恩來除了安排李先念負責河南，譚震林負責山西，餘秋裏負責陝西，林乎加負責山東，李富春、薄一波負責遼寧外，他自己則親自負責北京和河北的工作。

3月7日晚上，周恩來支撐著疲憊的身體一直工作到8日淩晨，正在這時，一場沒有預料到的地震災害突然襲來。周恩來迅速指揮各有關部門采取了一係列緊急措施，之後，他於3月9日下午不顧餘震的危險飛赴災區，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出現在人民最需要他的地方，鼓勵人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發展生產，重建家園”。

正當周恩來忙於華北抗旱、部署邢台地區抗震救災和接待外賓等工作時，中共中央於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由於通過這一天是5月16日，因而這個通知被簡稱為“五一六通知”。一場比自然災害更為嚴重的源於政治領域的民族災難，以更為猛烈的態勢正在向人們襲來……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周恩來對此卻始料不及！

“五一六通知”是毛澤東在會前讓陳伯達等人起草的，經毛澤東多次修改後定的稿。《通知》認為：從中央到地方，從黨、政、軍到文化領域各界，都已混進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些人一俟時機成熟，就要奪取政權。

毛澤東在修改這個通知時，指向更為明顯：

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點。

還沒等政治局會議結束，中共中央於通過的當天便發出了《“五一六通知”》，第二天便赫然登在《人民日報》的頭版上。

以《“五一六通知”》為標誌，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正式拉開了序幕。“**”，自從它一登上中國的曆史舞台，就像一股肆虐大地的洪水，也像一匹脫了韁的野馬，把偌大個中國大陸攪得天翻地覆、動**不安。

而林彪、江青一夥人利用了毛澤東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想法，利用了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關於“清洗”黨、政、軍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一尚方寶劍，通過對紅衛兵運動狂潮的推波助瀾並暗中操縱，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把中國逐漸引向了災難的深淵。

如此意義上的“**”，周恩來不可理解，一開始他就顯得很被動。後來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心態：“我做夢也沒有想到。”

然而，麵對凶猛而來的運動，周恩來所要做的，是盡最大的努力把“**”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使中國的國民經濟不至於崩潰。

就在通過《“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閉幕的頭一天，即5月25日，在康生及其妻子曹軼歐的授意、策劃下，北京大學哲學係聶元梓等七人貼出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中究竟幹些什麽》的大字報，矛頭指向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公開攻擊他們搞修正主義。

6月1日，毛澤東指示康生和陳伯達：“此文可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

就在北京大學的大字報貼出去後沒幾天，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便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符合《“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奪權、造反之風，也從這裏蔓延開來。

8月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式。全會期間，毛澤東於8月5日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他指責自6月上旬派工作組以來的“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

8月7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了毛澤東寫的大字報。全會通過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製定的《關於無產階級**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決定”以尖銳的語言說，這次運動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這種指導思想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政治局常委會由原來的7人擴大為11人，增加了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改組後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劉少奇由原來排列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會議沒有重新選舉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在全會以後，卻以極不正常的方式公布林彪為副主席，原來的幾位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不再以副主席冠之。

會後，毛澤東為了表示對紅衛兵運動的更大支持，於8月18日親自在天安門廣場出席了首都百萬群眾“慶祝無產階級**群眾大會”，並首次接見了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群眾代表。

由於毛澤東對紅衛兵運動的支持，紅衛兵組織很快便如雨後春筍般衍生開來。到了8月下旬，紅衛兵運動開始進一步衝擊社會。這對政府總理而言，是萬分焦慮的事。社會不能亂，這是常識。要想通過所謂的“天下大亂”來達到“天下大治”，幾乎是不可能的。

周恩來的心態，正如7月29日他在出席北京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萬人大會所說的：“我們做領導的對形勢的估計有錯誤，有時對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還估計不足”，“就是‘怕亂’”。

為避免紅衛兵運動的洪流泛濫成災，周恩來指示改組後的北京新市委，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成立北京市大中學校紅衛兵聯絡總站。

從8月下旬紅衛兵總站成立到12月中旬的三個多月時間裏，周恩來為教育引導紅衛兵按照黨的政策辦事，親自參加了紅衛兵組織召集的大型匯報會、座談會等40次以上，而他對紅衛兵代表的小型座談和個別約見、談話，次數就更多。

在這些座談和談話中，周恩來不厭其煩、苦口婆心地向紅衛兵宣傳、解釋黨的政策，做他們的工作。

周恩來本來以為“**”主要在文化教育領域和一些黨政機關進行，他最擔心的是這場運動影響生產。然而，現實告訴他，“**”現在已經無情地向工礦企業和廣大農村蔓延。

周恩來與陶鑄、李先念、譚震林、餘秋裏、穀牧等人商量，認為，要盡快製定關於工廠、農村進行“**”的有關規定，為保證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工廠、農村原則上不宜開展“**”。

9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這是陶鑄根據周恩來的意見主持起草的。社論提出：“革命和生產兩不誤。”社論要求，各生產單位和業務部門要加強領導，適當分工，搞兩個班子，一個班子主要抓“**”，一個班子主要抓生產。社論強調，在搞好“**”的同時，要保證生產的正常進行。

為保證生產的正常進行，阻遏“**”破壞性的洪水，周恩來主持製定了一係列文件，但卻招來了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一夥的不滿。他們也在尋找機會，要與周恩來等“抓生產”派較量。

同時，自10月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這次**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攻擊劉少奇、鄧小平執行的是“一條壓製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以後，紅衛兵揪劉、揪鄧之風，揪一大批老幹部之風，越演越盛；“中央文革”把“**”的災害之火越燒越旺。

麵對這種形勢，周恩來隻能巧妙地頂風，策略地撲火。

在一次接見紅衛兵代表的大會上，正當周恩來講話時，會場的一個角落忽然響起一聲：“打倒劉少奇！”接著又有幾個人與之呼應。會場裏人頭攢動起來。周恩來臉色驟然嚴峻起來，為表明他對這種口號的不滿，他毅然轉過身去，背向會場。周恩來以這樣的舉動，使險些混亂起來的會場平靜了下來。

12月26日，周恩來就吳德請示北京市委以何種態度對待將於次日召開的首都大專院校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大會的問題批示：可不去。

兩天以後，他又囑秘書打電話告訴曾經主管農業的副總理鄧子恢：今天農業口的批判大會可以稱病不去參加。

12月30日，周恩來就國家經委“造反派”將前往廣州揪薄一波到北京一事批示：電告廣東注意。應由軍區派隊伍按護送彭德懷的三條，乘火車護送來京。隨後，又就廣州軍區護送薄來京一事囑告總參作戰部：路上要注意，防止發生意外事故。

12月31日，周恩來同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等談話。針對有人提出劉少奇是屬於敵我矛盾一事，他表明了態度：我不這樣看，不能把你們的看法強加於我。你們不要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貼到天安門去。

……

鬥爭越來越尖銳，一些野心家利用毛澤東發動的“**”，企圖打倒一大批黨和國家的棟梁之材，達到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周恩來在極為痛心的同時，高度地警惕著林彪、江青等人的黑手。

為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周恩來嘔心瀝血；為對付林彪、江青一夥，周恩來絞盡腦汁；為說服無法無天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周恩來苦口婆心，口幹舌燥。

在“**”中，周恩來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艱難而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