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整後期與“三五”計劃

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中國的國民經濟經過幾年的調整，到1964年，國家的麵貌出現了重大的改變：1964年10月，中國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劃時代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成功上演……中國的綜合國力日顯強大！國民經濟調整的任務基本完成。

然而，這時的周恩來並沒有因為國民經濟的好轉而鬆一口氣。1964年12月16日，他向來訪的老朋友斯諾講了自己的真心話：“中國人口多，從需要量講，經濟還很落後，要變成現代化的國家，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中國的情況複雜得很，搞了15年經濟建設，老實說，我作為總理還沒有學會呢！我們都在學習。”“經濟發展的規律是極其複雜的，我們認識了一些，還有更多的未被認識的經濟發展規律。”

言下之意，周恩來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們並不滿足於調整工作所取得的那些顯著成效。

實際上，從1964年5月份起，中共中央就開始著手考慮如何把一個生機盎然的中國帶入下一個國民經濟計劃時期──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問題。

新中國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曆來是在政府總理周恩來的主持下製定的。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討論了農業規劃、農村工作、政治工作、反修防修、兩種勞動製度、兩種教育製度等問題。會議還討論了1966年至1970年的中國第三個五年計劃問題。

會前，毛澤東曾指出：農業、國防是拳頭，基礎工業是屁股，要使拳頭有勁，屁股就要坐穩。

會議期間，毛澤東從存在著新的世界戰爭的嚴重危險的估計出發，找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談了他的想法：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後方不行。為此毛澤東提出了中國下一步發展的戰略布局：“三五”計劃要解決全國工業布局不平衡的問題，要搞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加強三線建設。

按毛澤東的認識，危險不僅來自戰爭，而且來自我們自己內部。會上根據毛澤東、劉少奇等關於全國基層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的分析，提出要放手發動群眾徹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幹部在上麵的根子。

經濟已經好轉，社會發展出現少有的生機，而毛澤東則擔心黨中央會出現修正主義的問題。他考慮，必須加強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工作。

會後，農業、國防、基礎工業三項，成為考慮下一步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內容；新的世界戰爭的危險性和一、二、三線布局的戰略性，成為考慮國民經濟計劃的出發點。

根據毛澤東的思路，由周恩來主持，製定新的國民經濟計劃的工作從1964年夏天起便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

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由於特殊的國際國內環境，戰爭的陰影和階級鬥爭的陰影時刻籠罩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頭上。在中共中央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的腦海裏，考慮長遠建設規劃，戰略問題所占的分量越來越重。

圍繞戰爭考慮問題，成為國民經濟調整後期黨和國家領導人考慮問題的主要出發點。以國防為出發點的國民經濟計劃，其考慮問題的思路同原來以工農業為出發點的計劃是大不相同的。

1964年8月20日，毛澤東的秘書兼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陳伯達，就計劃工作的方法問題與國家計委研究室副主任楊波作了一次長談。談話中，陳伯達就計劃工作提出了四條意見，其中提出：第三線的建設，必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趕快抓；在搞好第三線建設的同時，還必須注意搞好第一線和第二線；要改變拖拖遝遝的作風。

這次談話的記錄稿送到毛澤東手中後，毛澤東很讚賞，他早就對國家計委的工作計劃和工作方法不滿。8月27日，正當各大區書記在北京開會的時候，毛澤東在記錄稿上批給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這樣幾句令做計劃工作的人聽起來猶如晴天霹靂的話：

此件可印發到會同誌及各省、市、區委及中等城市市委同誌閱看和研究，並準備在10月工作會議上予以討論。看來伯達同誌的建議是可行的。此外，計劃工作方法，必須在今明兩年內實行改變。如果不變，就隻好取消現有計委，另立機構。

毛澤東之所以要另立機構，目的是要用符合自己思路的人。

1965年，是我國國民經濟調整的最後一年，用周恩來自己的話來說：“我們的經濟正在進行徹底的改組。今年是這種改組的最後一年。”

在戰備問題如此重要的情形下，國家計委的工作再也不能適應毛澤東的要求。為此，毛澤東在1965年年初就交給周恩來一項早已醞釀過的任務：撇開國家計委，重新組建一個“計劃參謀部”（即“小計委”）。主要任務是擺脫計委機關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國務院，專心擬定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方針和任務，研究戰略問題。

毛澤東有言在先：“小計委”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國務院各副總理不要幹預他們的工作。

接到這一任務後，周恩來日夜找人談話，物色“計劃參謀部”的人員。第一個被毛澤東和周恩來看上的人就是石油工業部部長餘秋裏。餘秋裏曾經為我國甩掉貧油國的帽子，為大慶油田的建設，立下過汗馬功勞，他工作有氣魄、有開拓性，做事雷厲風行。

叫來餘秋裏，周恩來讓他立即把工作重點轉到搞計劃上來，盡快起草一份有關計劃工作革命的文件。餘秋裏日夜奮戰，很快拿出了文件的草稿，送到周恩來手中。周恩來立即約賀龍、陳毅、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薄一波、羅瑞卿、餘秋裏等人對文件進行了三次討論，邊討論邊修改。

與此同時，由餘秋裏牽頭的“計劃參謀部”也已組成，其成員有李人俊、林乎加、朱理治、劉有光、張有萱等十幾個人。

此後，周恩來兩次給毛澤東寫信，建議他一定要聽取餘秋裏的口頭匯報，因為“許多設想在這個文件中都沒寫上，要聽他口頭講，就會聽出他是決心實行計劃革命的”。

對以餘秋裏為首的“小計委”人員的組成，周恩來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是這樣介紹的：

要他組織計劃參謀部，我幾次要他提新人，他提了李人俊和其他幾個人，但他仍主張從計委抽出幾個人幫他工作。

周恩來同意了餘秋裏的選人原則。實際上，周恩來也並不希望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完全撇開國家計委另起爐灶。

在計劃工作的節骨眼上，被毛澤東稱為“老計委”──國家計委的人們受到了毛澤東的冷落。不久，李富春由於患神經功能失調症，開始離開計劃工作崗位，進行休息和療養……

根據周恩來建議，196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常委擴大會議，聽取餘秋裏口頭匯報，並對計劃工作革命問題進行了討論。會後，“小計委”的工作仍在周恩來的領導下繼續進行。

無論是製定1965年的年度計劃，還是製定“三五”計劃和長遠規劃，周恩來都多次強調要按次序辦事：分別輕重緩急，按條件排隊；有多少錢辦多少事；要保證重點；處理好“和戰結合、需要與可能、數量與質量、積極性與科學態度、今年建設與長期建設”等等關係。

但是，指導原則落實在計劃中時，到底如何排序，尤其是農業和國防誰放在第一位，這成了做計劃工作時的一大難題，引起人們的爭論。

在毛澤東心目中，國防、備戰，顯然是第一位的。這年5—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們聽取餘秋裏匯報關於長期規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初步設想。

6月16日，周恩來又領著餘秋裏到杭州專門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極力主張：“必須立足於戰爭，從準備打仗出發，把加強國防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線建設，改變工業布局，發展農業，大體解決吃、穿、用，加強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把屁股坐穩，發揮一、二線生產潛力，有目標有重點地積極發展新技術。”

在討論中，有人提出這樣做是不是違反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和農輕重的次序。

毛澤東果斷地回答：要違反一下，不違反一下怎麽行呢？是倒過來了。搞農業要靠大寨，農業投資不要那麽多。

毛澤東還提出：編製計劃要考慮三個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

不久，毛澤東的提法變成：“注意戰爭，注意災荒，注意一切為人民。”注意戰爭，變成第一位的重點。

周恩來在討論長期規劃問題時，把毛澤東提出的“注意戰爭，注意災荒，注意一切為人民”三句話概括為“備戰、備荒、為人民”。

這年7月，周恩來出訪路過新疆時，談到了“三五”計劃期間新疆建設的重點。他在新疆自治區黨、政、軍負責幹部會議上講話，不僅要求大家加強國防建設，同時還提醒大家要努力搞好農業生產。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對新疆幹部講“要抓重點建設”時，是這樣講的：“不能夠百廢俱興，各方麵不能夠都要國家投資。首先還是農業，第二是國防工業、小三線建設。”

顯然，周恩來在新疆的講話中是把農業擺在了第一重點的位置。這種擺法，不是偶然的。他心裏似乎也清楚，按毛澤東的思路，農業第一位、國防第二位的順序，未必能夠體現在計劃工作中。

7月22日至26日，周恩來連續五個上午聽取餘秋裏等“小計委”成員匯報第三個五年計劃和1966年計劃的初步設想方案。鑒於一些人在製定計劃時頭腦又有些發熱，他一再強調：“如果能夠多留些餘地更好。”

方案仍然存在許多不足和難以解決的矛盾。周恩來要求餘秋裏、穀牧到西南、西北摸一下究竟大三線上有哪些項目，於8月20日拿出修改方案，討論10天後再報中央。為慎重起見，細心的周恩來讓人給正在病休的李富春送去一份餘秋裏的匯報提綱。

8月13日至15日，周恩來應餘秋裏等“小計委”成員的請求，前往上海，協助李人俊與華東各省、市委書記研究1965年基建項目的調整問題，並與華東局的領導人討論計劃工作。

8月底至9月初，周恩來在北京連續七次聽取穀牧和“小計委”成員就第三個五年計劃和1966年計劃赴各地調查研究情況的匯報，重新討論了計劃的修改方案。

9月2日，“小計委”根據毛澤東杭州談話的精神和各大區的意見，拿出了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匯報提綱。內中提出，“第三個五年計劃必須積極備戰，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加快內地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發展農業生產，相應地發展輕工業，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顯然，國防第一位，農業第二位。

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主要討論1966年國民經濟計劃和長遠規劃。對1966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會議同意了“省、地、縣、社四級黨委要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的提法。而對於“三五”計劃的方針，會議則通過了“以國防建設第一，加速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的提法。

“三五”計劃，實質上是一個以國防建設為中心的備戰計劃，立足於戰爭，把國防放在第一位，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的。

在準備應付戰爭的背景下，毛澤東最擔心的是中央出修正主義。會議期間，他在同各大區第一書記談話時，又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的問題。並說，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線，就可以造反嘛。

對戰爭形勢的嚴峻性和國防工作的重要性，周恩來是有充分認識的。這一點，他在多年主管外事工作和國防工作中，應該說比誰都看得清。然而，在國家計劃中，農業和戰爭究竟誰該擺在第一位，它將直接影響國家建設的布局和資金的投向。

中央確定，在“三五”計劃中把國防放在第一位，周恩來不是沒有擔心的。

11月13日，周恩來在國務院組織召開的計劃、基建、財政等專業會議上作報告，闡述了計劃問題。他首先肯定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方針和1966年度計劃，那是根據去年和今年主席和中央屢次的指示和會議的一些決定起草的。所以這個計劃，比較來說，搞得更落實一些，更實際一點。”

但是，在講到根據這一計劃進行建設要有重點時，周恩來提出了五大重點：

第一是農業，第二是國防，第三是援外，第四是大小三線，第五是基礎工業。

這一提法，顯然是與中央工作會議通過的提法不同的。

同日晚，周恩來在聽取餘秋裏匯報全國計劃會議討論的情況時，解釋了自己為什麽要這樣提，表明了他的擔憂：

我原來的提綱是國防第一，一看省市的同誌都來了，就倒過來講，我的意思是，請大家千萬不要忽視了農業。農業擺在前麵主要是提醒大家注意。現在國防、備戰和大小三線的建設項目定了，我擔心忽視農業。國防、三線從七億人口來說，還是少數人來做的。農業就是備戰，備戰、農業、備荒分不開。

言下之意，對國防和農業究竟誰放在第一位的問題，搞計劃工作的人和做實際工作的人都要認真思考。

中央在計劃工作觀點上的分歧，並不是單純的、偶然的。這種分歧，與領導人在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上的不同思路密切相關。

早在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提醒大家：階級鬥爭問題我們從現在就講起，年年講，月月講，開一次黨的大會就講，開一次中央全會就講，使得我們有一條清醒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

正當“三五”計劃緊鑼密鼓地製定，黨和國家準備迎接新的國民經濟建設時期的時候，毛澤東關於“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思路逐漸擴展。戰爭的觀點、階級的觀點、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的觀點……這些，在黨的主要領導人腦海裏不斷深化，並且逐漸被一股篡黨奪權的特殊勢力所利用。

醞釀於特殊環境和現實矛盾中的中國第三個五年計劃，並沒有正式確定，更不可能付諸實施。為迎來一個生機盎然的國民經濟計劃時期，周恩來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然而，這個時期並沒有按預期的那樣到來。中國即將迎來的，卻是一個冠以“**”之名的全麵內亂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