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研究與實事求是
“大躍進”以後，由於指導思想上的錯誤和天災的侵擾，中國國民經濟進入嚴重的困難時期。當1961年來臨的時候，人們明顯地感覺到，中國的經濟建設已經到了不得不動大手術的時候了。這一年，也正是扭轉國民經濟嚴重困難形勢的一個開端，無論是黨內還是黨外，從事實際工作的人還有一個共同的感覺：肩上的擔子變得更加沉重。這是共和國經濟艱難的一年。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周恩來出席了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會議正式通過了由周恩來等人提出的對我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強調1961年全國必須適當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降低重工業發展速度，集中力量加強農業戰線，貫徹執行國民經濟以農業為基礎，全黨全民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方針。
會前，毛澤東鄭重地向全黨提出：“今年搞個實事求是的一年。”就在這次全體中央委員的會議上，毛澤東又擲地有聲地向全黨發出了一個響亮的號召：希望1961年成為一個調查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
中央全會結束後的第二天，周恩來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強調指出：“在困難麵前，希望我們大家能夠同呼吸，共命運，同心協力，把工作搞好。我們不能怨天，也不能尤人，主要應求之於自己。”
針對調查研究問題，他提出：“我們在座的各位同誌，都應該下決心摸清情況，摸幾個典型。隻有情況明，才能決心大，才能把工作搞好。還要謙虛謹慎，把情況弄明後再下決心，不能瞎搞。”
會後，由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率領的調查組陸續前往各地基層（主要是農村）進行調查研究活動。毛澤東親自帶領三個調查組，到浙江、湖南、廣東農村進行調查研究，起了表率作用；劉少奇到湖南長沙、寧鄉農村調查；朱德也對四川、陝西等地農村的情況作了調查……
而周恩來則決定，率領一個調查組深入河北省邯鄲地區的農村進行調查研究。
下邯鄲之前，周恩來於3月14日到廣州，出席15日至2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就在周恩來到達廣州的前一天，毛澤東就認真調查公社內部的兩個平均主義的問題，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等人寫信，信中要求大家認真研究他早在1930年寫的《調查工作》一文（即後來收入《毛澤東著作選讀》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
會議期間，在工作內容上，周恩來最關心的還是糧食、經濟作物和對外貿易等問題；但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他強調得最多的仍是如何真正做到實事求是、搞好調查研究的問題。
3月19日，周恩來在中南、華北小組會上講話，著重談了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和民主集中製等問題，他毫不掩飾地指出：“進城以後，特別是這幾年來，我們調查研究較少，實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風’刮起來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糾正。”
對新發現的毛澤東1930年論述調查研究的文章《調查工作》，周恩來談了自己讀後的感受：“講的是世界觀，也是方法論。我們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讀它。這篇文章現在讀起來，還是對症下藥。”“一切要從客觀實際出發，不能從主觀願望出發。”
他還強調：“進行調查研究，必須實事求是。我們下去調查，必須對事物進行分析、綜合和比較。事物總存在內在的矛盾，要分清主次；總有幾側麵，要進行解剖。”“下去調查，要敢於正視困難、解決困難。一個困難問題解決了，新的困難問題又來了。共產黨人就是為不斷克服困難，繼續前進而存在的。畏難苟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
應該說，這番講話，是周恩來對調查研究和實事求是問題的基本觀點和態度，也是他對下去搞調研所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和方法。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和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會議結束的當天，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同時印發了毛澤東的《調查工作》一文。信中提出：中央要求縣級以上黨委領導，首先是第一書記，要認真學習毛澤東注重調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層，蹲下來親自進行係統的典型調查，當作領導工作的首要任務。
為帶頭落實這一任務，周恩來回京後便召集自己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商談如何做好調查研究工作的問題。4月初，他派辦公室副主任許明帶領一個工作組，先到河北邯鄲地區農村做本次調研的前期工作。
此後，周恩來主持起草了一係列對國民經濟“動大手術”的文件。其中包括：《關於基本建設問題的報告》提綱、中共中央對國家計委黨組《關於安排1961年基本建設計劃的報告》的批轉意見、《關於調整農村勞動力和精簡下放職工問題的報告》……
許明等人離京赴邯鄲不久，周恩來利用去廣西與越南領導人會談和去雲南會見緬甸總理吳努的機會，沿途對武漢、南寧、成都、昆明、西雙版納等地的農村工作進行調查。在這些地方，他了解到，各地在試行農村整社和“農業六十條”中，存在著分配製度上的問題。回到北京，周恩來就所掌握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周恩來在京期間，毛澤東於4月25日致信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鄧小平，商議在北京召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以解決廣州中央工作會議沒有解決的問題。他在給鄧小平的信中明確規定：
此次會議的任務是繼續廣州會議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農民和幹部的意見，修改工作條例六十條和繼續整“五風”。（注：“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
離正式開會還有20來天時間，毛澤東信中要求到會各同誌：“應利用目前這一段時間，對農村中的若幹關鍵問題進行重點調查，下10天至15天苦功夫，向群眾尋求真理，以便5月會議能比較徹底地完成上述任務。”
毛澤東在信中列舉了“食堂問題”“糧食問題”“供給製問題”等11個亟待進行重點調查的“關鍵問題”。
帶著這些題目，4月28日午夜，周恩來安排好各項事務後，前往火車站，正式赴邯鄲進行調查研究工作。這次調研，從4月28日午夜第一次赴邯鄲，到5月14日上午最後一次離開，前後共半個月。中途為解決中國代表團出席擴大的日內瓦會議等重大問題，周恩來曾兩次回京，每次返回邯鄲的時間都是午夜，他幾乎沒有合眼。這期間，日理萬機的周恩來更是忙上加忙。
周恩來到達邯鄲時，已是4月29日清晨。當天，他找來中共邯鄲地委書記龐均等人，聽他們匯報邯鄲地區的有關情況。以後幾日，他每天聽以總理辦公室副主任許明為首的先遣工作組匯報情況，並同時召集河北省省長劉子厚等人開會。
到邯鄲後，為進一步了解農村情況，周恩來除了繼續聽取地委書記和許明等人匯報外，還親自選擇了一個最基層的調查點。3日，他帶人前往武安縣伯延公社進行定點調查。
在伯延的日子裏，周恩來一方麵與公社、大隊和小隊幹部座談，了解人民公社的基本情況和社員對黨的農村政策的反映，另一方麵還走訪了幾十戶貧下中農家庭，了解群眾的生產、生活和身體情況；視察生產隊的集體食堂，查看社員的夥食，並與群眾同吃玉米麵糊；參觀公社百貨商店和農機站，了解商品價格、銷售和農業機械等情況。在伯延公社，周恩來待了四天。
這期間，由於內政外交諸事纏身，他把一些工作也帶到了伯延，利用調研之餘的時間插空處理。
5月6日夜，很難停下工作的周恩來又是深夜未眠。淩晨3點，他就幾天來的調查情況，向在上海的毛澤東電話匯報了四大問題：
（一）食堂問題。絕大多數甚至於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願意回家做飯。我正在一個食堂搞試點，解決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員回家吃飯的問題。
（二）社員不讚成供給製，隻讚成把“五保戶”包下來和照顧困難戶的辦法。現在社員正在展開討論。
（三）社員群眾迫切要求恢複到高級社時評工記分的辦法，但是已有發展。辦法是：包產到生產隊，以產定分，包活到組。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多勞多得的原則。因此，這個辦法勢在必行。隻有這樣，才能提高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四）邯鄲地區旱災嚴重，看來麥子產量很低，甚至有的顆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還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恢複社員的體力和恢複畜力問題。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意見非常重視，對周恩來的匯報記錄，鄭重地批示：“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參考。”
當天中午，周恩來赴邯鄲地區的涉縣繼續作調查研究。直到5月14日，周恩來才返回北京，結束這次長達半個月的農村調查活動。
至5月20日，赴各地調研的中央領導和各地前來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代表雲集北京。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曆時23天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
周恩來在會上作關於糧食問題及壓縮城市人口的報告，提出了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報告指出：解決糧食問題的根本辦法，是從城市壓縮人口下鄉。人如何壓？最重要的方針，就是人從哪裏來，回到哪裏去。我們的職工人數還可以壓低，壓低並不影響我們的建設，反而可以節約勞動力，提高勞動生產率。“三個人的飯三個人吃，不要五個人吃”。
會議在中央和各地負責人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討論和修改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製定了《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決定本年鋼產量由原定的1800萬噸降為1100萬噸……
與會的人都明顯地感覺到，這次會議通過的文件和決定，比較符合實際，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精神。一個“實事求是”年，的確帶來了新的氣象。
為做好糧食工作，解決糧食困難，周恩來要求糧食部門按時報送糧食購銷調存表。根據周恩來要求製作的這些購銷調存表，由於列出了詳細的項目和數字，所以表不得不做得很長，有些甚至是由很多表格拚接而成，極似藏族人民用來表示祝福的哈達，故被人戲稱為“哈達表”。周恩來在審閱、研究這些報表的過程中，精心計算糧食的安排，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
在整個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為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無論對農業、工業還是各方麵工作，周恩來都付出了艱辛的努力。為扭轉國民經濟的困難局麵，他嘔心瀝血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