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探索
自1953年開始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大規模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使新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到1955年，人們在麵對正常而健康發展的國民經濟形勢，開始產生對社會發展產生過高的期望值。這種期望值，由人民群眾中延伸到中共領導層。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七屆六中全會。會議根據毛澤東7月31日所作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通過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以下稱“決議”）。會議討論的主題雖然是農業合作化問題，但它所折射的矛盾，卻不僅僅是農業問題。
“決議”嚴厲地批評了在農業合作化發展問題上“采取特別遲緩的速度”的做法，批判了以“堅決收縮”觀點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在對待群眾積極性方麵的悲觀主義。
把黨內在合作化速度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當作“右傾機會主義”來批判的做法，無疑助長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的急躁冒進情緒。
在大好形勢麵前，毛澤東和黨的某些領導人頭腦開始熱了起來。12月27日，毛澤東在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一書作序時，更是充分地表達了加快建設速度的想法。他認為，現在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麵前的問題，已經不是批判在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速度方麵的右傾保守思想的問題，而是要不斷地批判在農業的生產，工業(包括國營、公私合營和合作社營)和手工業的生產，工業和交通運輸的基本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商業同其他經濟部門的配合，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工作同各種經濟事業的配合等方麵的右傾保守思想，使之適應整個情況的發展。
為促進建設速度，毛澤東認為，批評“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有“完全的必要”。
不久，人們在一片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聲浪中進入1956年。從這年1月開始，中國人民迅速建成社會主義的熱情進一步高漲。
1956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審定的社論《為全麵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鬥》，充分反映了一部分人急於建成社會主義的心情。
就在這個月，在全國農業合作化的**蓬勃發展的形勢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簡稱“農業40條”）。“農業40條”要求到1967年糧食、棉花產量分別由1955年的預計數3652億斤（約為1.862億噸）、3007萬擔（約為150.35萬噸）增加到1萬億斤（約為5億噸）、1萬萬擔（約為500萬噸），即等於要求每年分別以8.8%、10.5%的速度遞增。
應該說，在當時的情況下，12年內是無法實現這些高指標的。
農業遠景計劃中的高指標，迅速波及工業、交通、文教等部門。這股風一吹，中央各部委經1955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批準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控製數字一下子被突破了，正在編製的各項指標被不斷加碼。
這時，主持政府經濟工作的周恩來、陳雲等人開始感覺到局勢發展的嚴峻性。為慎重起見，他們進一步冷靜思考、周密計算，結果卻是嚴重地不如人意。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中的各項指標都過高，這將給經濟工作帶來極大的威脅。
周恩來和陳雲是黨內較早察覺到急躁冒進傾向的領導人，他們預感到，一個盲目冒進的局麵正在形成。
在黨和國家的命運前途麵前，一種現實的危機感和高度的責任心促使周恩來等人站出來，提醒黨內尤其是領導層保持清醒的頭腦，力圖避免犯急躁冒進的錯誤。
在這種情形下，防止冒進，成為周恩來工作的當務之急。
1956年1月14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盡管周恩來在14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報告中強調了國家“突飛猛進”的發展形勢和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的“巨大的動人的成就”，但是，在20日作會議總結時，對即將實施的計劃，周恩來還是誠懇地提醒全黨：
在經濟建設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實際的事情，要使我們的計劃成為切實可行的、實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進的計劃。
右傾保守，固然是周恩來所反對的，但盲目冒進，是這一時期周恩來更加擔心的問題。周恩來的風格，是既反右傾保守，又反盲目冒進。這種風格在國務院工作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2月8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第24次全體會議，討論《關於目前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若幹事項的決定（草案）》，他給與會者一個強烈的感覺──經濟工作必須實事求是。
會上，周恩來告誡大家：
不要光看到熱火朝天的一麵。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要多和快，還要好和省，要有利於提高勞動效率。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
條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緊，因為政權在我們手中，這是很大的保證。我們要使條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冷靜地算一算，確實不能提。工業建設可以加快，但不能說工業化提早完成。晚一點宣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有什麽不好，這還能鞭策我們更好地努力。
各部門訂計劃，不管是12年遠景計劃，還是今明兩年的年度計劃，都要實事求是。對群眾的積極性不能潑冷水，但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
周恩來這種用冷水給頭腦發熱的領導人洗頭的做法，是與毛澤東反右傾的想法相左的。從2月份起，周恩來開始動手壓縮一些經濟指標。
2月10日，在周恩來主持下，國務院常務會議同意李富春提出的關於在工業**中產生的一些問題的解決意見，會議決定對1956年度計劃指標進行壓縮，其中：中央各部基本建設投資額削減6%，全國基本建設投資由170多億元削減到147億元；雙輪雙鏵犁產量由500萬部削減到350萬部。
會後，國家計委根據會議的決定開始修訂《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
把高指標壓下來是艱難的事情，但周恩來對於壓縮指標態度是堅決的。他後來稱這次會議為“2月促‘退’會議”。
另一邊，毛澤東仍在促“進”。3月5日，毛澤東聽取國務院有關部門匯報手工業工作的情況，並做了一係列指示，第一條便說：
個體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我覺得慢了一點。今年1月省市委書記會議的時候，我就說過有點慢。1955年底以前隻組織了200萬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這很好，手工業的總產值，你們設想在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平均每年增長10.9%，似乎低了一點。第一個五年計劃定低了，吃了點虧，現在可以不更改，你們要在工作中掌握。
毛澤東的求快心理，立即造成了實際工作中急、冒的慣性。
由於急於求成思想的慣性作用，國家計委當時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15年遠景計劃綱要…(草案)》第三稿中的各項指標仍居高不下。3月25日，國務院雖然下達了壓縮後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但仍未能真正把一些主要指標壓下來，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物資的供需矛盾。到4月上旬，經濟建設出現嚴重的緊張局麵：財政緊張，鋼材、水泥、木材等各種建築材料嚴重不足，因過多地動用國家物資儲備，造成國民經濟緊張。
鑒於4月上旬以來國民經濟緊張的局麵，周恩來明顯地感覺到壓縮後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仍然是一個冒進的計劃，據此規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個五年計劃建設速度的遠景計劃，自然也是冒進的。周恩來為此憂心忡忡。
1956年4月份，周恩來多次召開國務院以及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研究經濟建設指標問題。為了解生產第一線的實情，他還親自到鞍山、撫順、天津等地視察鋼鐵工業的情況。他認為，盲目追加建設投資，必然帶來經濟秩序的混亂。
4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闡述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十種關係（即後來發表的《論十大關係》），對全黨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研究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都有指導作用。但是，毛澤東卻又在政治局會議上要求再追加一筆大數額的基本建設投資。這一點引起周恩來的不安。與會者除個別人外都表示不同意這樣做，周恩來不得不直言相勸。他說：
我召開國務院會議研究過，如果還要追加建設投資，經濟秩序就要搞亂了，將會繼續加重物資供應的緊張程度，增加城市人口，還會帶來其他的一些困難。
但毛澤東仍堅持自己的意見。
會後，周恩來繼續利用機會向毛澤東耐心說明不能追加基本建設投資的理由，遺憾的是，毛澤東沒有怎麽聽進去。當時列席會議的胡喬木是這樣回憶的：
4月下旬，毛主席在頤年堂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預算20個億，受到與會同誌的反對……會上，尤以周恩來同誌發言最多，認為追加基建預算將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係列困難等等。毛主席最後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宣布散會。會後周恩來同誌又親自去找毛主席，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毛主席非常生氣，不久，毛主席就離開了北京。
在建設速度和思路上出現這樣大的分歧，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幾乎是沒有過的。毛澤東離京以後，周恩來開始按照自己的思路，從實際出發反冒進。
5月11日，周恩來主持有各省市負責人參加的國務院第28次全體會議。在會上，周恩來表明了自己對反右傾一事的態度：
事情開始做不要急。反保守、右傾從去年8月開始，已經八九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周恩來以對人民負責的精神，多次同李富春、李先念就解決訂得高的1956年國家預算問題交換了意見。國務院反對急躁冒進的態度，越來越明朗和堅決。
國務院的意見，得到了劉少奇的支持。6月4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會議。根據周恩來的意見，會議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會議決定：製止冒進，壓縮高指標，基本建設該下馬的要立即下馬。
這次會議的結果，周恩來是滿意的，他的心情輕鬆了許多。
第二天，周恩來趁熱打鐵，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如何壓縮仍不切實際的1956年國家預算。他在發言中堅定地說：“右傾保守應該反對，急躁冒進現在也有了反映。這次人大會上要有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保守，也反對冒進。”
把冒進作為兩條戰線鬥爭的一方，把反冒進提到如此重要的高度，這反映了當時的周恩來高出常人的膽識。
6月12日，周恩來和陳雲聯合主持國務院第30次全體會議，在討論通過《1955年國家決算（草案）和1956年國家預算（草案）》時，進一步統一國務院係統的思想。周恩來指出，我們提請一屆人大三次會議審議批準這一報告的目的在於，“我們可以以此檢查和推動政府的工作”。周恩來的發言，在如何處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問題上有很強的針對性。他說：
從去年反保守到現在，注意了發掘群眾的積極性，所以各方麵都出現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推動了各項工作，迎來了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
……但也帶來了一些不實際的主觀主義的要求，帶來了急躁冒進……
……去年十二月以後冒進就冒頭了，因此，現在的情況和去年不同了，已經不是預防而是需要反對冒進了！如果冒進繼續下去，又會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脫離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眾潑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數積極分子的要求當成群眾的要求……
……今年的收入不能打得太冒，要打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
為支持國務院的工作，劉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了《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一文，以《人民日報》社論形式於6月20日發表。社論直言批評黨內許多同誌在去年開展反保守主義之後，特別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和發布《全國農業發展綱要 (草案)》之後，在其頭腦中產生的片麵性和盲目冒進的思想。批評這些人“一切工作，不分緩急輕重，也不問客觀條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廢俱興，齊頭並進，企圖在一個早晨就把一切事情辦好”。
社論還有所指地說：
急躁情緒所以成為嚴重的問題，是因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麵的幹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麵各係統的領導幹部中，下麵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麵逼出來的。
這種坦誠地承擔責任和反冒進的態度，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觀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周恩來、陳雲等人的正確主張。但是，反冒進的矛頭，直指“上麵”，直指“領導幹部”，直接對著毛澤東有關加快建設步伐、反對保守主義的要求，這是毛澤東不能同意的。這一點毛澤東早就看出來了。社論初稿送給他看時，他隻批了三個字：“不看了。”這三字中所隱含的不悅，當時並沒有人注意到。後來他曾專門讓人向中央工作會議印發這份社論的摘要，並在摘要上批示：
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庸俗的辯證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實際上並沒有反右，而是專門反“左”，而且是尖銳地針對我的。
在反冒進的經濟工作方針指導下，從1956年下半年起，我國經濟工作開始逐步走向健康發展的道路，為下一步的工作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借助反冒進的成果，1956年7月以後，周恩來等國務院主要領導人開始著手修訂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各項指標。“二五”計劃自1955年8月開始編製以來，幾經波折，由比較接近客觀實際，到超過客觀需求居高不下。為向9月份召開的中共八大提交《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周恩來和陳雲排除重重困難，不斷找各部委負責人做工作，以期把原先方案中過高的指標降下來，形成新的“二五”計劃方案。
7月下旬，國家計委拿出了“二五”計劃的第三方案。經過反複磋商、修改，《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的建議（草案）》和《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設的報告（修正稿）》已具備雛形。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在修改建設草案時，注意到了“多、快、好、省”這個口號的消極作用，他針對人們在冒進情緒下隻看重和追求“多”與“快”，忽視和忘記“好”和“省”的實際情況，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出現“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語時，將其刪除。
幾乎與編製“二五”計劃同時，為了做好“一五”計劃和“二五”計劃的銜接工作，1957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也在周恩來的主持下抓緊編製。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周恩來在北京出席了具有重要曆史意義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來於16日向大會作了《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在報告中，周恩來從在執行“一五”計劃中的經驗教訓又一次談到了盲目冒進所帶來的危害，強調領導經濟工作“應該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證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
八大以後，周恩來進一步抓緊領導製定1957年年度計劃。
為準備在八屆二中全會上通過一個比較切合實際的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從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來先後10次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檢查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和磋商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控製數字。
周恩來多次強調，年度計劃冒了，遠景計劃也冒了，因此，現在我們主要應該批“左”。他認為，主要的經驗教訓應該是頭腦發熱，前進速度過快。
八屆二中全會開幕的前一天，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以自己的理論膽識，特意告誡國務院的領導成員們：
明年度的計劃必須采取退的方針，指標可能要回到北戴河會議的方案上，目的是要保持平衡。這不發生“左”傾、右傾的問題。不像政治方麵，“左”了就是盲動，右了就是投降。
11月10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在北京開幕。當天，周恩來作了《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報告”圍繞積累和消費之間的比例關係，闡釋了“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思想，總結了“一五”計劃的經驗教訓，繼續批評了1956年的急躁冒進傾向。
這個報告是一個從實際出發的“促退”報告，為八屆二中全會開成一次繼續反冒進的會定了主調。
同一天，劉少奇在《目前時局問題的報告》中，也明確表示讚同周恩來和陳雲等人關於“寧願慢一點”的意見。
在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人的努力下，八屆二中全會開成了一次全麵地貫徹八大經濟建設方針的會議，從理論和實踐上成功地實現了反冒進的目的。它保證了會後積極穩妥地貫徹執行1957年的國民經濟計劃，紮紮實實地開展建設工作。在八屆二中全會精神的促動下，1957年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建設取得最大成效的一個年頭，穩穩當當地為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收了一個好尾。
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周恩來和與他觀點相近的反冒進的人們沒太在意的是，毛澤東對反冒進一事的反感情緒在不斷地升級。毛澤東同意他們在某些計劃數字上進行壓縮，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在方針上反冒進。
在八屆二中全會的一次小組長會議上，毛澤東發言強調：“1956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業有所增加，人民是高興的。”
言下之意，總體上來說人民高興的事，不要去潑冷水。毛澤東對反冒進、對“促退委員會”，顯然是不滿的。
1957年秋天以後，毛澤東頭腦中急於迅速改變中國“一窮二白”落後麵貌的主觀意識強烈地重現開來。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後，毛澤東開始批評“反冒進”。人們陷入了沉思，而周恩來則陷入了苦悶——一種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深深苦悶之中。
進入1958年，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像一艘迷航的巨輪，乘風破浪，“大躍進”運動迅速蔓延，勢不可擋。
直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在發覺“大躍進”運動造成的重大失誤後，開始糾“左”。
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並作了一個《十年總結》的講話。毛澤東肯定地指出了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大辦鋼鐵中出現的“亂子”。毛澤東誠懇地說：“1956年周恩來同誌主持製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餘地，多麽好啊！”
毛澤東還說：“哪裏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聖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