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萬隆履險，求同存異
由於中國代表團和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上的成功亮相，“北京的聲音”引起世界各國的重視。新中國的外交局麵開始打開，尤其是亞洲和非洲的事務，國際上普遍感覺到，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參與，是很難解決的。
正在這時，亞非各國人民呼籲聯合起來共同反帝反殖、維護世界和平與民族獨立的意願越來越強烈，亞非一些國家領導人也希望坐下來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一次曆史性的盛會——亞非會議——已經在醞釀之中。
由印度尼西亞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倡議的亞非國家首腦會議，在1954年12月得到緬甸、錫蘭（今斯裏蘭卡）、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的一致同意，五國總理在印尼茂物舉行的會議上正式提出召開亞非國家首腦會議，並一致同意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參加。
1955年1月15日，沙斯特羅阿米佐約代表五個發起國，正式邀請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參加將於4月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
4月13日，毛澤東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正式任命周恩來為中國出席亞非會議代表團首席代表。周恩來麾下的代表團成員有：代表陳毅、葉季壯、章漢夫、黃鎮，顧問廖承誌、楊奇清、喬冠華、陳家康、黃華、達浦生，秘書長王倬如。…
對周恩來而言，這是他代表新中國第二次出席重大的國際會議。這次任務同樣極為艱巨。一方麵，由於亞非會議的宗旨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擴張侵略政策是根本對立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將想方設法阻止亞非會議的召開。另一方麵，包括中國在內的29個亞非國家之間也不是鐵板一塊，它們既有共同利益即共同點，又有許多矛盾即不同點。要想協商一致，肯定是很艱難的。
但是，中國可以利用出席這次會議參與國際重大問題的解決，打開新中國外交局麵、增進國際交往和廣交各國朋友。
事先，周恩來為中國代表團確定的總方針是：和平共處，求同存異。
行前，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草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完全讚同周恩來的意見，並授權周恩來視會議情況采取靈活的應變策略和辦法。
方針有了以後，並不是萬事大吉了。中國代表團和周恩來本人所要遇到的困難，要比預想的嚴重得多。
正在周恩來主持起草出席會議方案的時候，他於3月12日至28日因患急性闌尾炎住院接受手術治療。
4月3日，剛出院的周恩來接見緬甸大使吳拉茂，同意吳努總理提出的先去仰光參加中國、緬甸、印度、埃及和阿富汗等國總理小型非正式會晤的建議。但他提出：4月15日前兩三天到達仰光恐怕有困難，因為根據醫生的囑咐，要在動手術後四星期才能乘坐汽車旅行，而從昆明到中緬邊境需時五天，因此最快也要到4月14日才能進入緬甸境內。進入緬甸境內以後，希望緬甸政府給予協助，以便當天飛往仰光。
國際社會對周恩來將出席萬隆會議並從香港走一事早有關注，但周恩來將先到緬甸參加小型會晤一事，並未讓外界知曉。
與此同時，一個由台灣國民黨特務製訂的謀殺周恩來的方案也已出台，他們盯住了中國代表團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斷定周恩來必走香港無疑。
4月7日，周恩來帶著尚未完全恢複健康的身體，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一部分人離開北京經重慶前往昆明，並將由昆明赴緬甸。
當周恩來到達昆明後的第三天，即4月11日，中國代表團的另一部分人員按原定計劃乘坐預先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客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從香港啟德機場起飛。
當晚，周恩來接到確切消息，“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機上人員全部遇難。事後證明，這是台灣國民黨特務機關企圖暗殺周恩來、破壞亞非會議的“一號”行動計劃的一部分。
事先改變計劃的周恩來幸免於難。悲憤中，他對勸說他不要再去萬隆的代表團其他成員和雲南省黨、政、軍領導人說：“我們是為促進世界和平、增強亞非人民對新中國的了解和友誼而去的，即使發生了什麽意外也是值得的，沒有什麽了不起！”
鄧穎超也從北京致信叮囑他小心行事，第二天他複信說：
有這一次教訓，我當更加謹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無危險，也不能打無準備的仗，一切當從多方考慮，經過集體商決而後行。
這就是屢次遇險不驚的周恩來！為世界和平，為國家和民族利益，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
在昆明期間，中緬試航成功。4月14日，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乘另外租用的一架印度航空公司專機“空中霸王”號飛抵仰光。
4月16日下午6時，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由仰光飛往雅加達瑪腰蘭機場。當周恩來出現在機艙門口的時候，前來迎接的印尼總統蘇加諾和各界人士爆發出了雷鳴般的歡呼聲，對周恩來的勇氣表示極大的敬佩。
4月17日，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其他成員出現在萬隆機場，各國記者從他在機場發表的講話中聽到了中國人為促進國際合作不畏危險的堅定信心：
中國代表團是抱著對於和平和友好的熱烈願望，前來參加即將在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的。
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歡我們這個會議的，他們正在力圖破壞我們的會議。
亞非會議一定能夠克服各種破壞和阻撓，並對於促進亞非國家之間的友好和合作，對於維護亞非地區和世界的和平做出有價值的貢獻。
國民黨特務在印度尼西亞也安排了一係列的暗殺計劃，然而，並沒有阻攔住周恩來如期出席萬隆會議的行動。
4月18日上午，周恩來儀態自若地走進“花城”萬隆的獨立大廈，出席亞非會議的開幕式。
從18日到19日，亞洲各國在會議的發言中就出現了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和衝突。一些國家代表或因偏見，或受到挑唆，或因不明真相，在發言中矛頭指向了共產主義製度。他們攻擊“共產主義統治是一黨專政和獨裁”，聲稱共產主義是一種“顛覆性的宗教”。有的直言：中國在邊境省份設置自治區意味著共產主義對鄰國的“滲入和顛覆活動”，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也是對所在國的威脅。會場一度出現緊張氣氛。
如何回答？各國代表注視著周恩來。
亞洲各國的分歧和不同點顯然是存在的，對此周恩來頭腦非常清醒：求同存異。
根據中央所給的“視會議情況采取靈活的應變策略和辦法”的授權，周恩來當機立斷，決定將原來的發言改為書麵報告散發。他利用休會的短暫時間另行起草一個補充發言稿。不一會兒，一篇內容極其精彩的即席講話稿就準備好了。
4月19日下午4點左右，根據大會主席的安排，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周恩來發言，會場的目光一齊投向了從容地走上講台的周恩來。
周恩來言簡意賅，開門見山：“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
會場一下子安靜下來，人們屏息傾聽周恩來的發言：
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製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製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
周恩來沒有避開有人攻擊共產主義的鋒芒，這點讓大家非常欽佩。他們想聽中國總理怎樣解決亞非各國的不同看法。周恩來繼續往下說：
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在我們中間有無共同的基礎呢？有的。那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並且現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這是我們大家都承認的。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
在共同的基礎上，會議的目的是什麽呢？周恩來以他獨特的視角提出了中國政府“求同而存異”的解決方法。他還一一解決了人們對中國的誤解。
無論與會的國家是主動接受還是被動接受，或是不願意接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經深深地印在了所有人的腦海中，正如周恩來在4月23日的政治委員會議上再次強調的：“現在，讚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國家一天天多起來。”
周恩來提倡的求同存異的精神，消除了會議的重要障礙，為會議達成一致通過的最終協議鋪平了道路。各國代表經過反複磋商，終於製定了包括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全部內容的關於國與國之間和平相處、友好合作的十項原則。
4月24日晚，亞非會議勝利閉幕，在一致通過的《亞非會議最後公報》中，寫入了十項原則。
對萬隆會議上的周恩來，有人這樣評價：
周恩來那準確選擇時機的外交才能幾乎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他在會議幾乎已經陷入僵局的時刻脫穎而出，成為會議明星，成為排難解紛、平息爭端、帶來和平的人物。
亞非會議期間，周恩來結識了包括柬埔寨代表團團長西哈努克親王、日本代表團團長高碕達之助、菲律賓代表團團長羅慕洛在內的幾乎所有國家的代表團團長；會上，周恩來還與印尼總統蘇加諾、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阿聯總統納賽爾等人成為關係密切的合作者。
一些原先與周恩來並不相識的人，盡管遵從著不同的社會製度，但卻從此與周恩來成為朋友。
萬隆會議過去10周年、20周年、30周年時，人們仍念念不忘周恩來。
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後，新中國的形象開始逐漸深入世界人民心中，周恩來頻頻開展了對世界許多國家的外事訪問：1954年6月訪問印度、緬甸，7月訪問民主德國、波蘭、蘇聯、蒙古，1955年4月訪問印度尼西亞，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訪問亞歐11國，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訪問亞非歐14國（其中首次訪問非洲10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於打開了外交局麵。在國際政治、外交活動中，人們開始逐漸認識周恩來，並通過周恩來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