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張考卷

當人們仍處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而歡欣鼓舞的暢快中時，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尤其是政府總理麵前的，卻是一個舊中國留下來的滿目瘡痍的爛攤子。

就在人民解放軍進城後不久，一些資本家和投機商曾公開宣稱：共產黨搞軍事是100分，搞政治可得80分，而搞經濟則隻能打一個0分。

對這種論調，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早有思想準備。早在1949年3月他們進入北平之前，毛澤東就曾把籌建新中國比作“進京趕考”，希望“考個好成績”。周恩來也曾信心十足地表示：“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

考什麽？在大規模的戰爭基本結束，中國共產黨已經取得全國政權以後，最重要和最直接的考驗，便來自經濟方麵。應該說，進城以後，社會發展交給中國共產黨人的第一張考卷，就是解決恢複國民經濟、進行經濟建設的難題。

進城以後，周恩來所擔負的總理角色，使他更多地、不斷地思索這一難題……

然而，經濟領域的爭奪戰，並不比軍事領域輕鬆。

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當月，全國的物價繼1月、4月、7月三次大幅度上漲之後，又一次猛烈上漲，平均達到44.9%。這次上漲，是以紗布價格的上漲為龍頭的。上漲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資本家瘋狂地進行投機倒把活動，企圖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擠垮。

在上海，一些資本家和投機商，為了向世人證明“共產黨搞經濟隻能打一個零分”，他們囤積居奇，大肆進行金融投機活動。上海的投機倒把活動向全國延伸，導致了全國性的金元風潮和物價風波。經濟領域的鬥爭，可謂驚心動魄。

新中國成立初期，周恩來讓陳雲著重解決平穩物價問題。根據周恩來的指示，1949年11月1日，陳雲主持召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研究如何解決物價問題。會議決定：由財政部撥一部分糧食給貿易公司，用糧食收購棉花，減少貨幣的投放，迅速運輸棉花供給上海，以平抑紗布的價格。

接著，中財委又在充分研究的基礎上采取了一係列緊急措施。到12月，平抑物價的行動基本結束，囤積居奇和投機倒把者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全國物價已經趨向平穩。

盡管恢複國民經濟的工作是極為艱難的，但是對於開國總理周恩來來說，身上擔負的是人民給予的重擔，他必須加倍努力，主持百廢待興的共和國經濟工作。

從1949年10月開始，在周恩來的主持下，新生共和國的經濟形勢逐漸恢複，一年一個新局麵，到1952年，我國經濟的恢複工作已經勝利完成，國家財政經濟情況已根本好轉。在這個時候，新中國國民經濟若要進入一個大規模的計劃建設時期，已經具備了很好的基礎和有利的條件。

應該說，在新中國成立後，麵對各方麵最嚴峻的考驗，周恩來領導的一班人已經交出了一份初試的滿意答卷。正如周恩來給政協委員們所說的：

帝國主義再三地認定年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被這些看來是無法解決的難題所壓倒，而不得不向他們求救。但是一年來的經驗證明：帝國主義的預言家是破產了，中國人民在經濟戰線上如同在軍事和政治的戰線上一樣是勝利了。

在國民經濟迅速恢複的基礎上，1951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做出了“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重大決策。按照這一決策，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開始編製中國社會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幅建設藍圖。

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到1952年8月11日，《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草案)》完稿。基本內容有五項：

一、中國經濟概況，二、五年建設方針，三、五年建設的主要指標和主要項目，四、長期建設的準備工作，五、請蘇聯援助事項。

這份草案是這樣說的：

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秩序已經安定，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已經加強，人民民主專政已經鞏固，在長期戰爭中被破壞的經濟情況已經恢複。人民經濟的恢複工作已勝利完成。如果朝鮮戰爭像現在這樣繼續下去，我們仍然需要並可能開始五年建設。今後五年是中國長期建設的第一個階段，其基本任務是：為國家工業化打下基礎，以鞏固國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並保證中國經濟向社會主義前進。

還說：

五年建設的中心環節是重工業，以改造中國經濟麵貌和國防麵貌，並為農業集體化打下物質基礎。在不妨礙重工業發展的範圍內，按人力、物力的可能來發展其他的經濟部門。我們要擴大人民經濟中的社會主義經濟比重，保證長期建設在計劃經濟軌道上前進，進一步鞏固國營經濟的領導。全黨的領導和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方麵，特別是工業建設方麵。

也是在這一天，周恩來還親自寫成了《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及今後五年建設方針的報告提綱》。

8月15日，周恩來率領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雲和副主任李富春等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起程赴蘇聯。此行的目的是就中國“一五”計劃的草案征詢蘇聯老大哥的意見，並尋求蘇聯援助。正如周恩來抵達莫斯科機場時所說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這次來莫斯科，是為了繼續加強兩國之間的友好合作，並商談各種有關問題。中蘇兩大國的友好合作的繼續發展，必然對於中蘇兩國人民的和平建設事業，都將有更重大的貢獻。

斯大林對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此次來訪高度重視，在一個月時間裏先後三次同周恩來、陳雲、李富春、張聞天、粟裕會談。

周恩來向斯大林詳細介紹了中共中央對朝鮮戰局和國際形勢的看法以及中國代表團將同蘇方商談的有關問題，並將《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及今後五年建設方針的報告提綱》《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主要任務》《中國國防軍五年建設計劃概要》等文件的俄譯本送交蘇聯政府代表團和斯大林。

對周恩來的全麵介紹，斯大林表示滿意。他笑著說：中國三年恢複時期的工作，給我們這裏印象很好。

對合作問題，斯大林表態：

願盡力之所及在工業資源勘探、設計、工業設備、技術資料以及派中國留學生到蘇聯學習或實習等方麵給中國以幫助。

蘇聯政府願意幫助中國製定“一五”計劃，願意為中國實現五年計劃提供所需要的技術、設備、貸款等援助，並派專家到中國幫助建設。

斯大林的上述態度，為中國代表團在蘇聯開展工作開了綠燈。他還指定莫洛托夫、布爾加寧、米高揚、維辛斯基、庫米金組成蘇聯政府代表團同中國政府代表團商談各項具體問題。

為提高效率，也使他和陳雲、李富春超脫一些，有更多的時間來考慮並研究解決一些急需處理的重大問題，周恩來把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按業務性質、工作關係分為若幹相應的組，讓各組分頭同蘇方各有關部門直接商洽，進一步深入地研究蘇聯援助中國的具體項目。

經過雙方多輪會談和各小組的緊張工作，所談項目終於有了一些眉目。

9月15日，周恩來和斯大林率雙方人員出席了《中蘇關於橡膠技術合作協定》等文件的簽字儀式。在《中蘇關於橡膠技術合作協定》中，蘇聯政府允諾向中國政府貸款70萬盧布。

蘇聯援助中國的其他項目，由於還需進一步詳細研究、核算，在時間上至少需要兩個月，而中國國內千頭萬緒的工作不允許周恩來在國外停留過久。

“橡膠協定”簽完以後，周恩來又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對中國代表團在莫斯科下一步的工作作出了詳細安排。按預定計劃，他將同陳雲、粟裕等人回國，留下李富春代理代表團團長職務，全權領導各組繼續與蘇方談判。

9月22日，周恩來一行在莫斯科登上了返國的專機。

雖然離開了莫斯科，但周恩來仍然繼續密切關注和直接過問中蘇雙方在莫斯科的會談進程。李富春在談判中遇到重大問題時，直接打電報向周恩來和毛澤東請示。每次周恩來都及時審閱這些電報，並在與其他中央領導人研究商定後，以最快的速度給予明確指示和答複。

經過艱難的工作，到1953年4月，蘇聯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項目的協定基本談妥，剩下的工作就是簽字了。為趁熱打鐵，李富春接連從莫斯科致電和致信中共中央，請求指示。

4月30日，周恩來代中共中央起草致電李富春，同意李富春所提關於簽訂《關於蘇聯政府援助中國政府發展國民經濟的協定》等文件的各項意見。並明確指示：“委托李富春同誌為全權代表簽訂這些文件。”

取得中共中央的授權以後，5月15日，李富春以中國政府全權代表的身份同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分別代表兩國政府在《關於蘇聯政府援助中國政府發展國民經濟的協定》等文件上簽字。這一“協定”規定：蘇聯政府將援助中國建設與改建91個工業企業項目，加上1950年簽約援助中國的50個，總共141個項目。

中蘇經濟合作談判曆時八個多月，總算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周恩來內心是欣慰的。但他深知，作為兩個社會主義大國來說，中蘇之間的經濟技術以及全方位的合作，仍然任重而道遠。

周恩來心裏很清楚，新生的人民共和國要想穩固地發展，必須進一步得到蘇聯老大哥的援助。盡管這種援助不是無償的，但卻是至關重要的。談判還要繼續……

根據中國政府的請求，至1954年10月，蘇聯政府再次追加了15個援助項目。至此，廣為中蘇兩國人民熟知的蘇聯政府援助中國“一五”期間建設的156個重點項目，最後敲定。

156個重點建設項目的確定，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重要的基礎。盡管中蘇關係後來出現曲折，但是，對新中國的國民經濟建設，蘇聯老大哥功不可沒。

得到蘇聯政府的熱心幫助後，周恩來進一步指導陳雲、李富春等人精心編製第一個五年計劃。作為複雜的係統工程，完整的國民經濟建設答卷，是在1955年6—7月由周恩來向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提交的。

7月3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

為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幅建設藍圖的全部內容切實付諸實施，1955年11月9日，周恩來簽發國務院命令，敦促“一五”計劃涉及的各省、自治區、直轄市：

遵照執行，並領導群眾努力增加生產，厲行節約，克服困難，為勝利完成和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而奮鬥。

到1957年年底，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主要指標大都超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