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6年
開國總理，首次“組閣”
1949年10月1日，周恩來與全國人民一樣，迎來了中華民族新的曆史紀元。
在新紀元開始的第一天下午2點，新當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會集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出席第一次全體會議。會上，毛澤東主席和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副主席以及全體委員宣布就職。
就在這一時刻，作為委員之一的周恩來，被任命為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一任總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部長。
“總理”一職，自然且無可爭議地落到了51歲的周恩來肩上。對於周恩來來說，這早已是黨內外所公認的，曆史的選擇。
就在周恩來被正式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總理一個多小時後，他與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宋慶齡等人登上雄偉的天安門城樓，參加於下午3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慶典。
慶典上，毛澤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麵對世界上最大的廣場和全場30萬軍民以及來賓，著重地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第一號公告，內稱：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於本日在首都就職，一致決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本政府的施政方針，互選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
毛澤東的聲音，很快通過電波傳向中國廣袤的大地和世界各國。
毛澤東同時還向各國政府宣布：
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
當天，周恩來以外交部部長名義將這份公告通知各國政府。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決議和毛澤東的公告中，給新任的政府總理兼外長周恩來提出了兩大艱難而緊迫的任務：
內政──建設一個欣欣向榮的新中國；
外交──把站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帶向國際舞台。
為完成這兩大任務，從開國第一天起，周恩來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要求，從速組建政務院各機構。首屆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閣”的組建工作，成為周恩來的當務之急。
早就扮演著“內閣總理”角色的周恩來，對新“內閣”的框架結構已心中有數，他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上曾透露過：“政務院下麵設4個委員會：政治法律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政法委員會下轄5個部門，財經委員會下轄16個部門，文化教育委員會下轄6個部門，另外還有外交部、華僑事務委員會和情報總署，是直屬政務院的，一共是30年單位。重點在於財政經濟，次之是文化教育。”
機構的有了眉目後，接下來就是確定人選。
周恩來經過與毛澤東等人反複商量，最後確定了一個基本原則：政務院的人員基礎，以華北人民政府的人馬為主，然後陸續從其他幾個大行政區抽調一部分人來補充。
政務院各部門的領導人選，則是慎之又慎。政務院以及下屬委、部、會、院、署、行的主要負責人，有許多是由周恩來直接提名的。
作為執政黨，中共的一些傑出領導人毫無疑問是政務院領導的主要人員。周恩來陸續把各大行政區負責人李富春、高崗、鄧小平、彭德懷、鄧子恢、賀龍、陳毅、烏蘭夫、李先念、習仲勳等調來工作。
經過緊張而有序的工作，天安門廣場慶典結束後的第18天，即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的組成人員基本配備齊全。這天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對有關人員作了正式任命：
董必武、陳雲、郭沫若、黃炎培──副總理
李維漢──政務院秘書長兼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
董必武──兼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
陳 雲──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和重工業部部長
郭沫若──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和中國科學院院長
譚平山──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
……
另外，朱學範、章伯鈞、李書城、梁希、傅作義、李立三、沈雁冰、馬敘倫、李德全、史良、陳紹禹、何香凝、胡愈之等人與在政府各部門中擔任了主要職務。
這份名單，是在各民主黨派、各群眾團體負責人中多次征詢意見、民主協商的基礎上最後敲定的。
在這份任命名單中，各黨派民主人士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占了較大的比重：4位副總理中，有兩位是民主人士…(郭沫若和黃炎培)；21位政務院領導成員中，有11位是民主人士；政務院下屬的34個機構的103個正副職位中，民主人士占49位，其中15位是正職…(郭沫若擔任了兩個正職)。
對民主人士的安排，周恩來煞費苦心。
民主黨派在爭取中國人民解放的鬥爭中做出過巨大的貢獻，在新政府中對各民主黨派的主要人物的安排極為重要又極為複雜。憑著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經驗和對各黨派民主人士情況的了解，周恩來提出一個民主人士的任職名單，得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基本認可，但要妥善地安排他們在政府中任職，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傅作義將軍，對和平解放曆史名城北京有著特殊貢獻，毛澤東和周恩來決定給他安排一個部長職位。考慮到傅作義在綏遠時曾興修河套水利工程，有過水利工作的經驗，因此周恩來提名傅作義擔任水利部部長，並把當時的北京市委副書記李葆華調到水利部給傅作義當副部長、黨組書記。
在政務院任職的民主人士中，有一些是曾經拒絕在國民黨政府中做官的，但在周恩來等人的勸說下，終於同意“出山”。他們中有人這樣解釋道：“以往堅拒做官是不願入汙泥。今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著名學者梁希曾拒絕過國民黨政府的高官厚祿，經周恩來動員，他也欣然受命擔任林墾部部長。
更引人注目的是，周恩來兩次登門，請德高望重的中國民主建國會領導人黃炎培“出山做官”。
請別的人出任“內閣”成員，似乎好說一些，唯獨黃炎培，請他“出山”“做官”恐怕不那麽容易。
眾所周知，早在北洋政府時期，當局就曾兩次請黃炎培擔任教育總長，都被他拒絕了。黃炎培的理由是：“我的信念是不看清真理所在，是決不盲目服從的。”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一手包辦的舊政協組織聯合政府時，又內定黃炎培等七人以民盟代表的身份擔任國府的委員和部長。黃炎培再次推辭道：“我已68歲，年紀老了，做不動官了！”
68歲，其實並非“老了，做不動”，究其原因，還是他內心的真實心態──有“信念”和“真理”的理由在左右著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黃炎培心中頓時覺得一片亮堂。他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在10月9日這天召開的政協一屆一次會議上，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李濟深、蔣光鼐、張瀾、沈鈞儒、章伯鈞等人一道，被選為常務委員。
組建新的政府，周恩來和毛澤東一致認為，非請黃炎培這樣的人物出山不可。為做黃炎培的工作，周恩來決定登門拜訪。
1949年10月11日晚，周恩來來到黃炎培的寓所。周恩來誠心誠意，勸說黃炎培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
黃炎培麵有難色，因為他自幾次拒絕做官後，曾抱定了“不為仕，不做官”的念頭。麵對誠懇的周恩來，他一開始就有些猶豫。周恩來細心地解釋說：
在新政府任職，不同於在舊社會做官，現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為人民服務。在人民政協會議上，由全國各黨派一起千斟萬酌製定的“共同綱領”，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劇本”。我們編了“劇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
兩人促膝長談。最後黃炎培答應考慮考慮。與對待其他民主黨派一樣，周恩來還與黃炎培協商了民建其他領導人在政府中的任職問題。臨走時，周恩來請黃炎培一並考慮。
共產黨的道路，給黃炎培很多的啟發，而周恩來的坦誠，又給黃炎培極大的鼓舞。他基本上被周恩來說服了。
第二天，周恩來再次登門詢問黃炎培的思考結果。政府總理兩次登門，黃炎培感激不盡，他欣然同意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和輕工業部部長兩職。
與請黃炎培一樣，請每一位民主人士出來擔任政府的領導職務，周恩來都誠懇地做了耐心細致的工作。
當時有人疑惑：為什麽大家熟知的鄧穎超卻不在政府裏任職？新中國成立伊始，黨內外各方麵對鄧穎超已是非常了解，她在中國共產黨各個曆史時期的傑出表現，尤其是在婦女、統戰等方麵的工作業績，廣為人頌。
有的黨外人士直接找到周恩來問：“為什麽不讓鄧大姐在政府裏擔任一項職務呢？”
任憑大家如何勸說，周恩來態度堅決：“我不能這樣做！”
他還有一番高論：
我是政府總理，如果鄧穎超是政府的一個部長，那麽我這個總理和她那個部長就分不清了；人家會把她那個部長說的話，把她做的事當成是我支持的……
最終他斬釘截鐵地回絕了人們的提請：“隻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到政府裏任職。”
而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黨派的主要負責人、社會賢達和知名人士幾乎都安排到政務院及其下屬機構擔任了重要的職務。一個合作、民主、高效的政府，在周恩來等人的悉心構建下，開始運轉起來。
周恩來的心血沒有白費，許多民主人士充分地感受到了新政府與舊政府的區別，一股極為清新的空氣撲麵而來。
新中國人民政府所體現的民主，是與西方式的民主不同的，它是根據中國自己的實際情況探索出來的人民民主，正如10月12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招待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領導人的茶話會上所說的：在新民主主義政權建設過程中，不應該也不可能采取歐美舊式的民主，一黨在野，一黨在朝。
對新中國民主政府的運作形式和任務，10月20日發表的《人民日報》社論──《人民民主專政的機構》——指出：“中央人民政府的全部組織機構完全建立起來了。這是中國曆史上空前的人民自己的最統一、最完備、最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這是我們人民民主專政的機構。”全國人民堅信它“一定是中國曆史上最有效能、最廉潔的政府”。在它的領導下，“必將迅速實現中國人民的大憲章，肅清殘匪，解放全中國，建成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
對第一屆“內閣”的組成和周恩來總理這種考慮問題周到、安排職位近乎完美的作風，人們心悅誠服，交口稱讚。
民主人士感歎：“周恩來總理不愧為‘周’總理啊！”
這個時候，展示在世人麵前的，是一個人才濟濟的政務院。
在20世紀50年代的政務院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周恩來在恢複經濟和國內建設方麵的兩個得力助手──副總理陳雲和鄧小平。
陳雲在領導財經工作方麵的能力早為周恩來所知。剛一建國，周恩來便把陳雲從東北調到北京，讓他主持中央的財政工作。
鄧小平來京比陳雲稍晚兩年。隨著內政外交工作的開展，周恩來急需一位在自己出訪期間能代為行使總理職權的副總理。
1952年7月10日，周恩來給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人寫信，建議把鄧小平從西南局第一書記的任上調到北京來擔任政務院副總理。8月13日，周恩來在臨去莫斯科前，專門找剛剛到京上任的鄧小平交代工作。接著，他又在第148次政務會議上正式宣布：“在我奉毛澤東主席之命赴蘇聯訪問期間，由鄧小平代理總理職務。”
在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日子裏，周恩來與陳雲、鄧小平等人朝夕相處，共商黨和政府的重大事宜。陳雲和鄧小平成為周恩來主持政府工作的得力助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的“日理萬機”，也就從這一時期開始了。
……
1954年9月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改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周恩來繼續擔任總理……
“總理”，在中國人心目中，曾經一度成為周恩來的代稱。